當下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關係用「牽一髮而動全身」來形容毫不誇張。在外部經濟環境的壓力和變數在增大，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在上升的情形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承受了巨大壓力。不過，在以供求關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外匯市場運行平穩，人民幣籃子匯率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表現依然穩健。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加快，人民幣匯率越來越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為各方所重視的一個關鍵指標。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主要目標雖在各階段有所變化，但建立浮動匯率體制和機制的目標始終如一。浮動匯率機制具有自動穩定器的功能，這已為世界範圍內不同類型經濟體的案例所證實。換言之，在世界總需求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即使沒有貨幣政策等相關政策的調節，由市場決定的匯率水平的調整就能有效推動經濟體保持內部和外部的平衡。
只是，對人民幣匯率，當下流行的一種觀點是，貶值「破7」的危害性很大，將此視為一道不能突破的防線。每當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接近「破7」時，這種觀點總會增加市場的某種緊張情緒。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匯率水平處於什麼位置是合適的，經濟學上面根本就沒有一個模型會給出準確的答案。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的宏觀分析框架中，模型參數和假定的改變，就幾乎可以產生想要的「任何水平」的匯率均衡解。但是，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不是學術上的文字遊戲，政策決策者要充分考慮到整個經濟體的內部的聯動性以及政策對其他市場的溢出效應。這些年來，我國堅持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方向，並且人民幣國際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政策的制定與監管可兼顧長期的政策目標和政策的短期靈活性，用較小的政策代價，來取得最佳的政策效果。
依據國際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浮動匯率機制是抵禦外部衝擊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面對紛繁複雜的外部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順應市場供求關係和預期變化，允許浮動匯率制更好地發揮作用應該成為政策應對的合理選項。而以某個數值關口作為貨幣貶值底線是固定匯率理念的產物，會降低和減弱浮動匯率機制的作用和功能。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央行前行長周小川曾在回答提問時就很直率地表示，「 7」不見得要當成匯率的底線，匯率也不必過分關注所謂整數位，中國依然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決定機制。「總體而言，如果把它當成底線，這可能有點反應過度了。」周小川前些天在另一個場合還表示，縱觀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動，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經歷了多個所謂的「整數關」，當時可能略有震動，但實際也無大礙。
在稍早時候清華經管學院的「金融供給側改革與開放」的全球論壇上，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由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肖遠企代為宣讀的主旨演講稿上說，「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在全球貨幣中一直表現穩健，中國政府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性之間求得平衡，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郭樹清表示，人民幣匯率短期波動是正常的，但從長期看，我國經濟基本面決定人民幣不可能持續貶值。隨著經濟發展質量提升，人民幣市場匯率將不斷向購買力平價靠近，投機做空人民幣必然遭受巨大損失。
所有這些，都向市場釋放了不容誤讀的信號：中國政府有意願也有能力維護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不會成為我國應對外部短期衝擊和擾動的政策工具，不會成為我國刺激出口的手段。這也是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責任與擔當。而從2015年迄今，央行在預期管理方面，已取得了相當豐富的實踐經驗，相關機制不斷完善並較為有效。所以，在供求關係變化和市場預期看淡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出現一定幅度貶值，恰是人民幣匯率彈性機制功能的具體表現，是彈性匯率機制應對外部衝擊的合理反應。再說，我國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已經並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人民幣匯率合理均衡水平區間出現一定程度的下移也很正常。
除了外部風險因素持續壓制市場情緒之外，當前人民幣波動的慣性還可能源自年中購匯需求較為旺盛的勢頭。進入6月，在海外上市的中資企業已到分紅季，雖然部分有海外收入的企業可動用自有外匯資金派息，但仍將有相當一部分資金缺口，需提前購匯補充。而臨近暑期，居民出境遊逐漸進入旺季，也會導致用匯需求上升。然而，綜合多方面因素分析，我國貿易順差保持在高位，基本面支撐仍然有力，加上逆周期政策適時發揮託底作用，而美元觸頂跡象已較為顯著，這些都決定了人民幣匯率將保持穩定。隨著我國金融市場深化對外開放，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也會越來越大，越能更為有效地反映各種市場因素的均衡。
（系英國約克大學金融學博士，現任教上海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