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赫魯雪夫樓」的興建結束了蘇聯公眾沒有私人廚房的歷史。儘管條件簡陋，人們獲得了暢所欲言的空間，叛逆的火花從此在鍋臺和飯桌旁閃亮。
俄羅斯作曲家朱麗葉斯·金曾譜寫一曲《莫斯科廚房》，講述持不同政見者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故事。他歌曲中的廚房「是茶館、甜品屋、煎餅店、書房、賭坊、客廳、舞廳和醉鬼聚集的地方；吟遊詩人們在那裡度過整晚……10平米的小屋招待著100位賓客。」
這首歌還提到：「這是顛覆思想成長擴大的地方，蘇聯的廚房，自由討論的故鄉。」近日，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播發系列節目，幫助人們重溫蘇聯「廚房政治」的興起。
史達林時代，廚房裡氣氛緊張
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蘇聯經歷了疾風暴雨式的工業化，大量勞動力從鄉下湧入莫斯科。彼時，蘇聯政府的頭號課題就是為這些人找到住所。於是，新生的工人們住進富人和資本家曾經的豪宅，七八個家庭擠在一套房子裡，共用廚房和衛生間。
「共產主義公寓就像是蘇聯社會的縮影。」《蘇聯烹飪藝術》一書的作者安雅·馮·布雷澤寫道，「各行各業的人住在一起，有些甚至是階級敵人。官方的說法是『緻密化』，標準配置的生活空間為每人9平方米。」
擁擠的公寓內，可供烹飪和儲存食物的空間十分有限。從當時的老照片看，廚房中到處都是晾衣繩，溼衣服上滴下的水可以直接流進爐灶上的煎蛋鍋。
目前在美國史丹福大學任教的俄羅斯文學教授格雷戈裡·弗萊丁，就是在「共產主義公寓」中長大的。上世紀40年代，他與另外10戶家庭住在距克裡姆林宮只有5個街區的房子裡。他告訴NPR：「我家的鄰居是在太平間清洗屍體的人，有兩間屋子的主人是克格勃；還有一個女人，她的丈夫因為從供職的麵包廠偷麵包，在牢裡服刑。」
公共廚房裡，每個家庭都有一張擺放鍋碗瓢盆的小桌，4個鍋位的電氣灶通常有兩部。人們飛快地做飯，交替使用廚房。「他們在廚房做飯，但從不在那裡吃飯，他們會端著鍋穿過走廊，回自己的房間開飯。」瑪莎·卡普說。她在莫斯科出生，後為英國廣播公司（BBC）工作。
俄羅斯作家和記者亞歷山大·吉尼斯認為，當年，廚房是最危險的地方，「共產主義廚房就是戰區」。那時的廚房氣氛緊張、衝突頻發。「水壺和鍋上都作了標記，」詩人愛德華·申德羅維奇回憶稱，「鄰裡關係特別緊張的時候，連柜子都要上鎖。」他還以嚴肅的語氣補充說，「共產主義廚房可不是款待朋友的地方。我想，這正是發明這種廚房的原因。每個共產主義公寓中都有很多雙眼睛在監督你。人們互相舉報，你永遠不知道誰會出賣你。」
NPR稱，早期的蘇聯政府將私人廚房視作假想敵，擔心人們會在那兒談論政治。吉尼斯則認為，「沒有廚房」才是最早的「廚房政治」：「廚房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一個家庭如果擁有了廚房，就在某種程度上有了私人生活和私人資產。」
「廚房辯論」後，民生受到重視
退休的布朗大學教授謝爾蓋·赫魯雪夫是尼基塔·赫魯雪夫之子，後者在1953~1964年間掌控著蘇聯的命運。謝爾蓋解釋：「史達林時代，對理想生活的描摹是人人平等，把女人從廚房的苦役中解放出來，讓她們發展獨立人格，彈鋼琴、寫詩、作畫，而非做飯洗衣。」
隨著史達林逝世和冷戰加劇，蘇聯的目標變為趕超美國。1959年，美蘇進行了第一次文化交流：在對方國家進行展覽。蘇聯在紐約展出了人造衛星、核動力破冰船和高大的工人塑像；美國在莫斯科的展覽則主打生活方式，展品包括爵士樂、籃球、一排排高跟鞋、抽象藝術，以及加長的美國汽車。這場展覽讓蘇聯人見識了許多聞所未聞的高檔消費品。
對很多有幸觀展的蘇聯公民來說，最搶風頭的是百事可樂。「人們爭先恐後地擁擠在百事可樂的展示區前——那兒正在派發裝在紙杯中的可樂。」弗萊丁當時只有13歲，卻對此記憶猶新。當時，距百事成為第一家正式進入蘇聯市場的美國企業，還有整整10個年頭。
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檔案顯示，這次交流活動的高潮發生在「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庭」展區旁。其中的「典型美式廚房」，包含了閃閃發亮的冰箱、洗碗機和所有最先進的電器。
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出席博覽會的開幕式，就在「樣板廚房」旁與赫魯雪夫展開了一番唇槍舌劍。「他們來到這個廚房，」謝爾蓋回憶，「尼克森談論著美國的成就，我父親談論蘇聯的成就。他們爭論著哪種制度更好。」
1959年的《紐約時報》記錄了當時的談話。「在政治問題上，」赫魯雪夫說，「我們不會認同你們。打個比方，米高揚喜歡加了胡椒的湯，我不喜歡，但這不妨礙我們和平相處。」
「你們可以學習我們，我們也可以向你們學習，」尼克森答，「讓人民選擇住哪種房子，喝哪種湯，追隨哪種理念。」
在廚房旁的方寸空間，兩人的話題從核戰爭、經濟計劃一直延伸到外交事務。而在吉尼斯看來，他們談論的焦點，歸根結底是「人們過怎樣的生活，該怎樣餬口」。
以這次辯論為裡程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了東西方冷戰的新戰場。
「赫魯雪夫樓」孕育出新思想
事實上，赫魯雪夫當上蘇聯的一把手後，首先注意到的問題就包括住房和食品的短缺。「人們想要住在自己的公寓裡，」謝爾蓋說，「這在史達林時代根本不可能。父親執政後，保證說要大規模興建住宅樓，而且每套公寓只住一家人。」
這些被稱為「赫魯雪夫樓」的住宅外觀一致，是用預製混凝土板建成的5層小樓。「那種房子很糟糕，你能聽到鄰居的動靜，」申德羅維奇說，至今，他仍然記得低矮的天花板、窄小的衛生間和廚房。
然而，「不管多小，它終歸是你自己的。」卡普說，「廚房終於成為人們可以聚在一起說話，而不必害怕鄰居偷聽的場所。」
這些私人住宅成為赫魯雪夫時代的蘇聯人嶄新生活的標誌。相應地，赫魯雪夫執政的日子被稱為「解凍時期」。「就像在冬天，雖然大雪茫茫，但已經能夠窺探到新綠，而新草正在長出來。」 俄羅斯作家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說，「赫魯雪夫時代比之前自由了很多。」
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最多只有3~5平方米麵積的私人廚房成為文化藝術的聚集地。人們在那裡聽音樂、朗讀詩歌，盜版翻錄的磁帶在那裡交換，就連被禁的文學和藝術作品也在那裡傳播。人們甚至會進行政治辯論，一些「地下」民間社團開始形成。
「廚房中的人是你最親密的朋友圈，」吉尼斯說，「進入廚房，你會拿出伏特加，從陽臺上拿些吃的」，接下來，談話就在醃捲心菜、煮土豆、沙丁魚間進行。
談話的主題經常涉及政治。儘管這麼做有風險，很多積極分子還是爭相表達對當局和官方意識形態的不同觀點。他們討論外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通過烏託邦式的暢想規劃國家的未來。也有些人將辯論變為行動，結果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背井離鄉。
「俄羅斯之聲」網站稱，即便是與知識分子和異見人士無關的普通人，也通過創作和傳播政治笑話，嘲笑蘇聯領導人和許多荒謬的規定。一個廣為流傳的段子是：一個流浪兒告訴另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昨天我在街上遇到列寧了。」「你說了什麼？」「我說，『列寧爺爺，給我一個麵包吧』。」「他怎麼說？」「他只是看著我並豎起中指，但他的眼神是那麼慈祥……」
當然，說起這些笑話的時候，人們總是習慣性地將門窗緊閉，即使是在私密的廚房中，普通人仍對克格勃心有餘悸。人們擔心監聽器和隱藏的麥克風，不是拔掉電話線，就是用枕頭捂住電話，或者打開自來水管掩蓋交談聲。
「我們中有人被跟蹤，」弗雷丁說，「有時，看到克格勃在公寓外或樓梯口『站崗』，我們就知道晚間會有人被捕。」
是反抗的標誌，也是清談的象徵
「蘇聯人發展出特殊的廚房文化，原因在於人們沒有可以見面的地方。」 申德羅維奇指出，「你不能在公開場合或者工作單位討論政治，也不能到咖啡館去，它們都是國有的。於是，廚房就成為政權觸及不到的地方，俄羅斯文化在那裡存活下去。」
在廚房聚會上，除了政治話題，人們還會朗讀和傳閱被當局禁止的文學作品。通過筆耕或打字，製作「手抄本」，以便傳閱。1973年，卡普的一個朋友拿到了《日瓦戈醫生》的民間列印版本，開始了手不釋卷的徹夜閱讀。她捨不得將這本書借給別人，便向卡普發出邀請，「你可以到我家的廚房來讀這本書」。卡普欣然前往，用4個下午「消化」了這部名著。
讓吉尼斯印象最深的，則是和家人共同閱讀3卷本的《古拉格群島》。全家人圍坐在廚房的餐桌周圍，輪流朗讀。「我們害怕鄰居聽見，所以等她睡著後才開始。爸爸、媽媽、哥哥、我，還有沒受過教育的奶奶，坐在桌邊徹夜讀書，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個夜晚。」
與地下出版物一樣受歡迎的還有音樂。「我的歌曲就是我對現實事件和新聞的反應，」朱麗葉斯·金表示，「我會根據人們在廚房中討論的內容寫歌，並在討論中演唱它。如果有人隨身帶了錄音機，就會錄下來，在別的聚會上播放。音樂像有趣的故事一樣迅速傳播。」
多數家庭添置了收音機後，全家人不時會聚在廚房收聽BBC、美國之音等境外廣播電臺的節目。「這是我們廚房生活的一部分，」沃伊諾維奇說，「這是一個自由的窗口。」
廚房中還會舉行藝術展覽，甚至小型音樂會。文化和精神層面的碰撞，成為許多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靈感的源泉。
時光飛逝，蘇聯早已成為歷史，蘇聯時代形成的習慣卻沒有隨之消失。「廚房談話」的內容或許隨著時代在改變，但它對人們的意義始終未變。如今的俄羅斯人，仍然習慣於圍坐在廚房的桌邊，談論電視和報紙上諱莫如深的話題。「俄羅斯之聲」稱，正因為如此，「廚房談話」既被視為反抗官方權威和意識形態的標誌，也是「光說不做，只為清談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