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蘇聯的解體，蘇聯的經濟改革也宣布徹底失敗。從因果關係來看，蘇聯經濟改革失敗是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不是其結果。從史達林以後的歷任蘇聯領導人都注意到經濟改革的重要性，也切實的進行了一些改革，但蘇聯的任何經濟改革都沒有觸及阻礙經濟發展的實質性問題，因而改革根本沒有真正地提高經濟效率。從這一角度來看，蘇聯的經濟改革僅僅是「改變」而已。這就註定了它必然要走向失敗。
教條式的理論與僵化的體制
蘇聯的經濟體制是在20世紀30年代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建立起來的。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面臨的任務，決定了經濟發展主要是靠大量投入勞動資源、物質資源和財政資源。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形成了國家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管理經濟的體制。這個體制賴以存在和運轉的基本保證就是一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無所不包的計劃體系。這種經濟體制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以及戰後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曾經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是，應該看到，這種體制存在著嚴重的弊端，這就是集中過多，統得過死，束縛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精神。企業缺乏活力，導致耗費大、質量差、效益低。最為嚴重的是，無所不包的計劃體系嚴重破壞了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它通常的表現是計劃投入超過計劃產出，而計劃制定者在通過調整供求因素使二者趨於平衡時又總是力不從心。
在蘇聯體制中，企業並不真正具備法人資格，只是一個「加工廠」，是按照國家指令性計劃規定的產量、品種等指標加工響應產品的、國家向經濟領域的延伸部分，是行政部門的附屬物。由於其追求的主要目標不是利潤而是產量，這就必然造成價格體系的扭曲。在這種產值體制下，產品的價格基礎只是成本相加，並不是反映市場變化的信號。由於缺乏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在產品調配製下企業又不必關心找不到買主，企業可以不管其投入原材料的價格有多高而將其全部打入全部產品的成本。加之，產值體制下的獎勵制度主要看是否完成和超額完成計劃編制的任務來獎勵的，即按量論獎，因此，企業更願意用價格最高昂的原材料進行生產，因為投入的價值越高，企業的成績就越大。產值體制最大的後果就是造成原材料和資源的極大浪費。
由此不難看出，蘇聯經濟在初期的高速發展，除政策原因（革命勝利後，從根本上改變了革命前的經濟體制，使社會生產力迅速得到發展）外，更多的是依靠生產要素的高投入和極大限度利用自然資源來維持的。
蘇聯的經濟增長之所以更多地依賴於生產資金的增加，固然有生產力水平不發達的原因，部分原因還在於蘇聯教條式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只有勞動力能夠創造價值，資金只能夠轉移價值，因此，使用資金是不應付出代價的，是無償的。於是，資金的無償使用造成了投資需求的極大膨脹，實踐中，資金也就成了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支撐蘇聯經濟高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對自然資源（石油、天然氣、煤炭及各種金屬礦產）的掠奪性開採。蘇聯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其境內的自然資源異常豐富，尤其是石油的儲量居世界首位，加之，在世界採掘工業部門中，石油工業產值最高，約佔礦物總產值的40%，所以，蘇聯幾乎是無所顧忌地開採和大規模的利用石油資源。
然而，這種粗放型、外延式的經濟增長方式畢竟不能維持長久，因為，最初為蘇聯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的資金、勞動力和資源等因素到後來根本不能成為蘇聯經濟增長的優勢因素了。
從資金因素看，資金投資規模的擴大導致生產投資的迅速擴大和投資需求的極大膨脹，由於連鎖效應，投資需求的擴大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資金追加，而這種情況常常是不能長期維持下去的。一旦某一個環節被卡住，整個過程將都受阻，結果影響國家計劃的完成。國家計劃不能完成就無法保證下一個投資—生產循環所需的資金，進而影響下一步計劃。
其次，從勞動力因素看，蘇聯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是不平衡的，由於過度投資造成對勞動力的需求大於供給，而蘇聯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從60年代中期以後就逐年下降，尤其是工業化的西部城市人口增長緩慢。這就意味著蘇聯要把中亞地區和高加索地區的人口吸納到西部去，以滿足工業化的需要，而這樣勞動力的成本（工資）就比過去要高；另一方面，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非斯拉夫人對西部的工業並不感興趣，因此，高的勞動力成本並不能得到高的勞動生產率。
再從資源要素來看，由於「廉價能源時代」的結束，主要礦產開採條件的惡化和整個採掘業基地重心轉移至北部和東部偏遠地區，易於開採的礦產資源日益枯竭，因此，戰後曾經得到迅猛發展的一些基礎工業部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從而使整個經濟發展速度受到影響。這正是過去為了追求高速發展的短期優勢而造成資源極大浪費所承擔的長期代價。
正是由於優勢因素的喪失，再加上體制本身的缺陷，從7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經濟增長已經陷入停滯不前的狀態。由此可見，通過計劃體制的行政手段來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在這種體制下，又通過不斷增加生產要素的外延式方式想維持經濟長期的高速增長，是難能實現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體制本身。
不是改革的改革
蘇聯自赫魯雪夫開始就對經濟體制的弊病有所認識，並提出了經濟改革的設想和某些方案，到戈巴契夫時期，蘇聯更加意識到經濟改革已迫在眉睫，所以，年輕的戈巴契夫一上臺就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客觀地講，蘇聯自赫魯雪夫以來的改革還是有不少成就的，尤其是赫魯雪夫在農業方面的改革頗為成功。然而，蘇聯的改革一直沒有突破傳統體制的束縛，只是在原有的體制內進行修修補補，而且改革的進程常常被中斷，導致各種社會矛盾從各個方面反映到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中來，最後因改革不當而徹底葬送蘇聯。因此，美國哈佛大學蘇聯問題著名學者馬歇爾?戈德曼把蘇聯的改革稱為「從來不是改革的改革」。
實際上， 早在50年代，蘇聯領導人就已漸漸地認識到經濟改革的必要性，也提出了經濟改革的設想，並在實踐中進行了一些探索。
赫魯雪夫的改革首先是從農業開始的。他來自烏克蘭的農村，而且他能登上權力的頂峰與他在農業方面的成績有直接的關係。這些因素與他的改革不能說沒有關係。當然，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史達林體制最薄弱的環節正是農業（史達林視農業為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殖民地」）。赫魯雪夫上臺後，更加感到農業問題的嚴重性和克服農業危機的迫切性。
為了扭轉農業的危機狀態和「把全體集體農民的物質福利提高到更高水平」， 赫魯雪夫啟動了兩項改革措施：一項措施是提高農產品徵購和收購價格，降低農產品義務交售定額，全力貫徹「物質利益原則」，以刺激集體農莊莊員生產積極性的有效措施；另一項措施是實行大規模墾荒。從當時的情況看，農業的改革應該說是成功的。不論其措施如何，其成果的確足以使赫魯雪夫沾沾自喜，因為墾荒運動創造了蘇聯農業的「奇蹟」。 大規模墾荒運動雖給赫魯雪夫帶來了很大榮譽，但也成了最終促使他倒臺的原因之一，因為新開墾的新土地的肥力持續不了多久，而國家的化肥又供應不足，大面積的新土地又過多地損耗了農業機械，影響了原來土地的收穫，最終使農業改革陷入困境。
赫魯雪夫下臺後，勃列日涅夫上臺伊始繼續推行經濟改革的方針和政策，表示「必須廣泛地採用經濟刺激」。1965年9月，勃列日涅夫正式推行以改革工業管理體制、完善計劃體制和加強經濟刺激為內容的「新經濟體制」。其主要內容是改進蘇聯工業管理體制、完善計劃體制和加強經濟刺激。
「新經濟體制」從1965年開始推行，斷斷續續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在最初的幾年裡確實對經濟產生了一定的刺激，緩解了原有管理體制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增加了經濟槓桿的調節作用和物質刺激作用，企業自主權有所擴大。
但是，由於企業仍然是被管理的對象，無法獲得自我管理的機會，尤其是企業與行政部門所注意的目標常常是不一致的，企業更多的是關注利潤而不是計劃的完成，而行政部門（工業部）則更多的是關心計劃生產指標是否能完成，因而行政部門就越來越多地幹預企業的日常活動，擴大企業權限實際上成為一句空話。
也就是說，行政部門通常把完成計劃指標作為優先考慮的對象，但這一優先總是不能以價格形式反映出來，也不去理睬市場信息，因此，價格信息及其遵循的價值規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企業獲得部分計劃編制權，但並不意味著企業已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只有當市場信息真正反映經濟的實際狀況時，擴大企業權限才具有真正的意義。
同時，「新經濟體制」仍然沒有改變傳統體制的基本框架，對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與市場、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的關係也沒有正確認識，更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市場機制仍受到排斥，企業自主權雖有所擴大，但仍受到指令性計劃的掣肘。尤其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基礎深厚，給人們思想上心理上留下的傳統習慣勢力也根深蒂固，經濟理論上也受到傳統經濟教條的嚴重束縛，所以經濟改革舉步維艱。
從1973年開始，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時期的改革進入到以建立聯合公司為核心的工業管理體制改革的階段。或許從美國集團企業的成功中獲得了一些啟迪，蘇聯決定通過企業合併，建立生產聯合公司、全蘇和加盟共和國工業聯合公司和科學生產聯合公司。以實行聯合公司為內容的工業管理體制改革，其目的是實現生產結構改組，提高專業化和協作水平，推進技術進步，提高經濟效率。但實際上並未達到取巧的目的。
聯合公司化導致了原材料和部件的供應以及生產方面的「閉關自守」，從而違背了聯合公司的互利原則，也使單個的聯合公司無法從勞動分工中得到技術進步的好處，反而阻礙了技術的進步。聯合公司本來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要求彼此大協作和互利，結果卻成了「自給自足」的聯合後的孤立個體。聯合化之後部門分割的情況便變得更加嚴重。從這一點看，勃列日涅夫時期改革是赫魯雪夫時期的「逆向」改革。
這種「逆向」改革還表現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上臺後，首先是把赫魯雪夫一分為二的黨政機關合併起來，包括合併州、邊疆地區的工業黨組織和農業黨組織以及工業蘇維埃機關和農業蘇維埃機關。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在上層組織個人班底，培植親信，打擊政敵，各級紛紛仿效。
到70年代後期，腐敗現象已經失控，黨內的「權貴」逐漸形成了一個階層，並主宰著蘇聯的政治、經濟。雖然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勃列日涅夫執政的18年的確給蘇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穩定，但這種高控制下的穩定並不是蘇聯的幸事，這種穩定只是政治氣氛沉悶的反映，蘇聯的危機已經潛伏在「穩定」之下了。
這時期，蘇聯的改革實際上已陷入停頓，經濟發展速度也明顯地減緩，經濟陷入停滯。蘇聯已經陷入了一個病夫治國無方、治病夫之國乏術的危機之中，加之，「權貴」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對哪怕是很有節制的改革也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因此，從勃列日涅夫以後至戈巴契夫上臺前，蘇聯的改革不過是一種政治口號而已。
「根本改革」與路標轉向
1985年3月，當54歲的戈巴契夫成為蘇聯共產黨新的最高領導人時，他面臨的是一個全面停滯的蘇聯，他決心改變老人政治時期的萎靡之風，通過「根本改革」、「全面改革」把蘇聯引出停滯的泥潭，踏上新的徵途。
經濟方面的任務就是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在科技進步、經濟結構改造、經濟管理改革和有效的勞動刺激形式的基礎上對經濟進行質的改造，實現生產集體化。經濟改革的措施是：調整全民所有制，在繼續發揮合作社所有制潛力的同時，發揮個體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作用；發展商品貨幣關係，促使計劃經濟同市場機制相結合；提高集中領導經濟的效率；擴大聯合公司的獨立自主權；進一步使部門經濟管理和地區經濟管理合理結合；建立大型生產部門經濟綜合體，使生產組織現代化；實現經濟管理的全面民主化，等等。
但是，改革方案制定後的較長時期，蘇聯的改革的阻力仍然很大。經過兩年多的準備，1987年蘇共六月全會通過了《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的決議和《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草案（6月3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正式批准了《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提出了一套「根本改革」的方案。包括擴大企業（聯合公司）的自主權，使企業轉入新的經營機制；根本改革對經濟的集中領導，提高領導工作的質量水平，使各地由以行政領導方法為主轉向經濟領導方法，轉向以利益和通過利益進行管理，轉向管理廣泛民主化和大力調動人的因素；根本改革計劃工作、價格形成和財政信貸機制，向生產資料的批發貿易過渡；改革企業的組織結構，建立新的組織結構，以保證加深專業化和提高協作聯繫的可靠性，使科學技術直接參與生產，並在此基礎上，向世界質量水平飛躍，等等。
但是，改革仍然困難重重，難以推進。原因何在？戈巴契夫認為，經濟改革中最大的阻力來自政治體制，所以，他試圖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消除經濟改革的障礙。這樣，戈巴契夫的「根本改革」的重心轉向了政治領域。把改革引向政治體制，實際上就是迴避經濟問題；同時，政治體制改革又是以「民主化」、「公開性」為口號，在這種背景下，一系列積重難返的問題導致了黨內外各種反對勢力猛然崛起。尤其是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以後，戈巴契夫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施「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蘇聯的改革已轉向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上主張「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逐漸被拋棄。
蘇共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後，戈巴契夫把加速向市場經濟轉變作為經濟改革的總目標。但是，由於政治上的「多元化」、「民主化」，改革的指導思想也不再是馬克思主義唯一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思潮都在激烈地爭鬥。因此，到1990年，在如何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問題上，各派展開了激烈的論爭，並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在這時，蘇聯內部的各種危機已接踵而至，特別是「8?19」政變雖然很快被平息，但這一事件卻成為戈巴契夫和蘇共大權旁落、喪失政治生命權以及蘇聯解體的轉折點。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在改革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社會主義在蘇聯徹底失敗。
戈巴契夫面臨的「網絡陷阱」
從赫魯雪夫到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只是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內對經濟管理的具體環節作一些修修補補，並沒有觸及經濟經濟體制本身，因而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是產生短暫的效益。這樣的改革非但沒有解決原有經濟體制下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問題，反而把固有的矛盾掩蓋和積累下來，使得經濟體制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越來越大。這就為蘇聯的體制危機埋下了種子。
1985年4月，改革的權力落在年輕的戈巴契夫手中，對蘇聯來說無疑是幸運的，因為從年輕的領導人身上可以看到改革的希望。然而，戈巴契夫一開始就面臨著這樣一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網絡陷阱」：每一個解決辦法都要求經濟的另一個領域的協調行動，而這種行動又因體制中的某一障礙而動彈不得。正如戈巴契夫自己所說，蘇聯社會主義正處於「危機前夜」，蘇聯社會主義已陷入到了無法自拔的「陷阱」之中。
戈巴契夫的改革最終是選擇向市場經濟過渡，這種選擇並沒有錯，錯在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在缺乏正確指導思想的情況下，蘇聯的改革每前進一步，就離正確的目標偏離更遠，社會的動蕩也就更大。當這種動蕩超過蘇聯體制的承受力時，蘇聯社會潛伏的各種社會危機驟然爆發出來，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
要知道，蘇聯是社會主義一種模式的代稱，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構築起蘇聯這座大廈的，戈巴契夫最後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變為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時，原有的思想紐帶不存在了，蘇聯的解體就成為必然。
或許不少人感到疑惑，為什麼中國從經濟體制改革轉到政治體制改革後社會仍然平穩，而戈巴契夫時期在轉變時會引起蘇聯社會如此大的震動呢？除歷史積累的痼疾和上面所說的意識形態的改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經濟原因，這就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中獲得了「補償」， 而戈巴契夫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協調各種利益集團時無法從經濟體制改革中獲得「補償」。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