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公眾號致力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理論與當代中國學術研究動態跟蹤與傳播，設有著名學者觀點、馬列經典解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政治教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等欄目。
文章來源：《聊城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05期；
作者簡介：郭欣根，陝西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兼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常務理事。
內容提要：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內 部原因。這些原因似應包括：一是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僵化，二是封建主義的深刻影響 ，三是文化專制主義的惡果，四是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五是社會主義信仰的喪失，六 是民族矛盾的全面激化。
關鍵詞：蘇聯解體；封建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1991年，擁有93年歷史的蘇聯共產黨宣布解散，具有74年歷史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 頃刻瓦解，令全世界震驚，成為20世紀社會主義史上難解的「歷史之謎」。十多年來，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少學者從多方面探討蘇聯解體的原因，形成十種以上觀點。( 註：《新華文摘》2002年第4期曾歸納為12種觀點。「社會主義研究」2003年第2期也曾 發表《蘇聯解體原因的幾種觀點述評》。)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 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顯然，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內部。因此，本 文僅就蘇聯解體的內部原因進行再探索。
一、中央集權政治經濟體制的僵化
實踐證明，一個政黨奪取政權後，其執政體制的選擇是受該國經濟、政治、歷史、文 化傳統所制約的，帶有某種不可選擇的歷史必然性。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能否自由 選擇某一社會形態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 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有一定 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一定的政治國家。」[1](P320)恩格 斯也說：「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 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 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2](P477)因此，十月革命勝利後，俄共選擇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既是當時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背景下的理性行為，也是由俄國自彼得一世開始長達200年來中 央集權政治體制的慣性使然。這種政治體制是與俄國當時的自然經濟狀況相適應的，這 不是能由那一個人的能力能夠左右或改變得了的事實。
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具有以下特點：其一，實行幹部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其二， 實行極為嚴格的統一領導和鐵的紀律；其三，保持思想、理論、行動的高度統一；其四 ，開展秘密的政治活動，熱衷於搞地下鬥爭，這一點在十月革命前和後來的肅反鬥爭中 均有表現；其五，黨的理論權威、精神領袖和現實領導集中於一人一身；其六，採用行 政命令方式管理社會和經濟。黨、政、軍、工、農、商，以黨為中心，不重視權力的劃 分，實際上形成黨的「一元化領導」。
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比較適應於戰爭和非常狀態，能夠及時 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起來，服務於中心工作或軍事工作。這就是為什麼十月 革命後，蘇聯能夠成功地進行三年國內戰爭，打敗白匪的進攻的原因；在外國資本主義 包圍中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和集體農莊化，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在反法西斯 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甚至在戰後重建的1945～1955年，這種體制也發揮了積極 作用。但是，這種體制的弊端從60年代以後就逐漸暴露。例如，1961～1965年，前蘇聯 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6.5%，以後除1966～1970年在柯西金實行「經濟改革」期 間，略有上升外逐年降低，從1984年開始，蘇美競爭的速度優勢轉向了美國，蘇聯的處 境日益艱難。這個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的政治經濟體制由於沒有及時調整而走向了被淘 汰的地步。
由此可見，是僵化的中央集權政治經濟體制把蘇聯送進了墳墓。俄共主席久加諾夫對 此有一個言簡意賅的評論：「蘇聯和蘇共跨臺的基本原因是對財產、權力和真理的壟斷 。它斷送了國家，導致國家上層的腐化和變質，直致出賣民族利益。」[3]這是歷史給 予的嚴厲懲罰。
二、封建主義的危害
考察蘇聯的國情和史達林體制的全過程不難發現，封建主義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 這個幽靈影響之大，到處顯露其身影。《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對封建主義的解釋是：「feudalism，一種以土地佔有權和人身依附關係為基礎的關於權利和義務的社會制度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封建主義一詞指『封建社會』，這是特別盛行於閉鎖的農業經濟 中的文明形式。世界幾大文明的歷史都經過一個封建時期。」[4](P132)到20世紀，完 整意義的封建主義已經極少見了。但是，現實中它的殘餘，如專制制度、集權制度、家 長制、人治行為、特權等級觀念、官本位等，仍在影響社會。這個問題在一切沒有經歷 過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尤其嚴重。
史達林模式中的個人崇拜、個人專權、政治高壓，無不打上封建主義的印記。例如：1 920年4月，召開俄共(布)九大期間，正逢列寧50歲誕辰。當時，許多地方黨委領導人要 為他祝壽。列寧斥之為「胡鬧」，並拒絕參加專門為他準備的祝壽活動，毅然起身走出 會場。1920年《共產國際》12期雜誌發表高爾基撰寫的《弗拉基米爾·伊裡奇》一文作 為該雜誌的社論，盛讚列寧蓋世奇功。這可以說是送給列寧的一份重禮，但列寧在這篇 文章旁批註：「這段話離題了，或者帶有市儈反革命的味道」，是「極錯誤的話」，要 求沒收這期雜誌。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講，高爾基的文章「是極不妥當的，不但沒有任何 共產主義的東西，相反有許多反共產主義的東西。」[5](P402)但史達林卻完全不同，1 929年12月21日是他50歲壽辰，當天《真理報》用整整8個版面發表吹捧他的文章，為他 歌功頌德，這一活動持續有1周之久。史達林在《真理報》公開向為他祝壽的一切組織 和同志「表示深切的布爾什維克的謝意!」從列寧與史達林兩人對為他祝壽的不同態度 ，我們不難明白個人崇拜何以在蘇聯盛行的原因。
如果說個人崇拜僅僅是導致個人迷信，那麼個人專制更是觸目驚心。20世紀30年代， 在史達林的個人專制下，以言代法，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實行家長統治，廢棄 法制，破壞黨內民主。1937～1938年在「大清洗」運動中，就有200萬人遭到鎮壓。在 史達林時代，對國家政策和領袖提出不同意見的人，不管是史達林身邊的戰友還是普通 工作人員，都借「捍衛社會主義」原則將其撤職、開除、流放，甚至殺掉。從1926年到 1953年，史達林先後搞掉了託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貝利亞、馬林 科夫等5個所謂「反黨集團」。這同封建社會的「宮廷戰爭」有何區別?
在蘇聯，領導職務終身制更是典型。史達林從1928年到1953年逝世，前後25年間一直 擔任黨的總書記，1941年兼任聯盟部長會議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1945年後是國家武 裝部隊總司令，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實行終身制，這同封建社會的皇帝有何區 別?從1928～1982年的50多年間，蘇聯共產黨只更換了三個總書記，史達林、赫魯雪夫 、勃列日涅夫。他們三人分別執政25年、11年、18年。他們之中每一個人幾乎都被他們 的繼任者所否定，更有甚者，從史達林到安德羅波夫，有四任黨的總書記都以病逝「光 榮」在任上，真正實踐了「革命到底」，這真是一種絕妙的諷刺。
最致命的在於官僚特權現象。它導致蘇共黨內「形成了一個具有特殊利益的不受黨內 外群眾制約和監督的特權階層。這是後來日益積累起來的導致蘇聯解體的社會力量。」 [6](P8)最早發現官僚特權現象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他到莫斯科拜訪他敬 仰的高爾基，目睹這位作家養尊處優的生活，為他服務的人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就為 蘇聯社會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而感到痛心和擔憂。[7](P117)但是，「特 需供應」從1918年作為一項制度一直實行到1985年，長達67年之久。正是這一制度，培養了蘇聯社會一個特權階層，使蘇共改變了性質，也是這個特權階層，最終成為埋葬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
總結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使我們不能不感到封建主義幽靈的可怕。也說明，對封建 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殘餘不加批判將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
三、文化專制主義的惡果
文化專制主義可以說是中央集權體制與封建主義殘餘在文化領域中的具體表現。為了 維護領袖的絕對權威，必然追求文化的純而又純，高度一統。文化專制主義的表現是：第一，領袖絕對真理化。從20年代末開始，史達林借維護列寧之名，行抬高自己之實， 搞個人崇拜。目的是讓所有的人都意識到「史達林就是今天的列寧」，把史達林神化成 真理的化身。「文藝界運用階級方面的概念，甚至『蘇維埃的』，『反蘇維埃的』、『 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確的。』」[8](P51)這幾個簡單的詞語， 因為受到史達林的首肯，而「身價倍增」，成為絕對真理通行全國。1927～1929年，政 治經濟學領域兩大學派就學科研究對象的爭論也要由史達林的「金口玉言」來作仲裁。1930年2月9日，他說爭論雙方都「陷入了學究式的抽象議論」，「當然是合乎敵人的心 意並對他們有利的」而全盤否定，使學術討論最終變成一起冤案。第二，排斥文化的群 眾性。20年代中、前期，蘇聯的文化領域還是比較活躍的。但好景不長，1928年至1931 年，開展的一系列「文化大批判」，破獲了大量所謂「孟什維克聯盟局案」、「拯救烏 克蘭聯盟案」、「沙赫特案件」、「工業黨案」等，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方式清洗一大 批著名學者、教授和專家。1932年，前蘇聯通過《關於組織文藝團體的決議》，到30年 代末，95.5%的人文社會科學團體，92%的文藝創作團體，69%的普通文化教育團體，48% 的自然科學和技術學會都停止了活動。[9]成為一場真正的「革文化命」運動。第三， 對民族傳統文化良莠不分。民族文化中既有大量的寶藏，也有不少糟粕。對前者應當繼 承和發揚，對後者應當批判和拋棄。但耐人尋味的是，蘇聯是反其道而行之，該拋棄的 都被繼承，該繼承的反而被拋棄，兩者相錯位。例如，俄羅斯民族文化中的沙皇主義、 專制主義、皇權主義非但未被拋棄反而繼承下來。這說明，蘇聯對本國文化遺產的取捨 不是看其本身是否科學和優秀，而是取決於它是否有利於專制統治，以「文藝為政治服 務」為標準的。這種對民族傳統文化良莠不分的態度，必然導致無法建構適應社會主義 的先進文化，也破壞了文化的民族性。第四，排斥文化的開放性。一國文化的發展應該 有海納百川的氣魄，文化的開放是一種進步，自我封閉只會導致落後和衰敗。史達林為 了統治的需要，對外國文化實行關門主義。一概加以排斥，把外國文化形容為「妖魔鬼 怪」。如蘇主管意識形態的日丹諾夫竟武斷地說當時是「資產階級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時 代。」[10](P70)1948年，在生物學界兩大學派論戰中，全面肯定蘇聯的米丘林學派， 而把摩爾根學派定性為「唯心主義的反動科學」。「這種自我封閉的結果就是無法借鑑 吸取外國的優秀文化成果，堵塞了社會主義不斷發展進步的道路，從而使社會的發展， 在某些領域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大道」。[11]
總之，蘇聯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它僅僅把文化作為隸屬於專制政 治的工具，使黨無法成為先進文化的代表。而我們知道：先進文化與政黨的關係是極為 密切的：先進文化是先進政黨的指導思想，是政黨號召、動員、組織群眾的精神武器。先進文化為政黨制定理想和奮鬥目標。蘇聯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割斷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的成長道路，斬斷了先進文化與黨的聯繫，這樣的政黨必然要跨臺，是無法避免的。
四、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
同蘇聯文化專制主義相聯繫的，是蘇共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回顧蘇聯的歷史，不難 看出，蘇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存在重大失誤。由於蘇聯社會的特殊情況，1938年以前是農 民佔絕大多數的國家。1945～1965年，工人、農民數量佔社會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人 數少，不被重視，反而受歧視、受迫害、受打擊，成為歷次政治運動和大清洗的對象。史達林時代的「政治犯」有120萬人，60年代，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多被驅逐出 境，包括著名的科學家薩哈羅夫。一個例子最能說明問題，這就是列寧與史達林兩個領 導群體的不同人員構成：列寧身邊聚集了託洛茨基、布洛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 一批精通外語、有留學經歷、演說天才、著述頗豐的人才。列寧稱布哈林為「黨內最受 歡迎的理論家」。李可夫、託姆斯基都懂經濟，會處理工業問題受到列寧的器重。加米 涅夫有特殊的文學天才，在1924年前的著作已出版十幾卷了。託洛茨基時年25歲，一人 領導1905年俄國革命，聲震國內外。列寧說：「沒有1905年的革命，就沒有1917年的十 月革命」[12](P138)1917～1927年，其著作已出版21卷。季諾維也夫1901年入黨，僑居 國外多年，1924年國家計劃出版他的22卷著作。他曾公開嘲笑史達林文筆平淡、枯燥、 缺乏文採。正是這批優秀人才改變了俄國的歷史。但是，史達林本人不僅沒有文憑，不 懂外語，沒有在國外生活過。他的著作到1946年才出版13卷。而且，他周圍的幹部的文 化素質也普遍較低。如莫洛託夫只上了兩年大學，並未畢業；卡岡諾維奇是個鞋匠；奧 爾忠尼啟只上過醫士班，伏羅希洛夫只念完小學二年級，馬林科夫只是個掃盲生。這樣 的領導群體，產生對史達林的忠誠是不足為奇的，對知識分子的歧視也是不足為奇的。甚至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知識分子數量大量增加，但其政治和經濟待遇依然很低。蘇共對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不僅壓抑了知識分子創造力的發揮，而且，隨著知識分子 數量的增加，等於擴大了對蘇共執政不利的因素。20世紀80年代，在戈巴契夫「公開 性」、「民主化」的口號下，長期壓抑的不滿情緒得以總釋放。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空 前高漲，伸冤和維權意識交織在一起，導致知識分子人群對蘇共態度的根本轉變。因為 ，20世紀80年代後，蘇聯的識字率人口達98%，知識分子的數量已經成為蘇聯社會的主 體人群。所以，知識分子態度的轉變成為蘇共解散乃至政權垮臺的重要原因之一。
蘇聯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失誤，一是沒有隨知識分子數量的變化及時調整其政策。二 是沒有處理好知識分子和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如在入黨問題上，長期重工人、農民 ，輕視知識分子。三是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定位不準，長期把知識分子當作批判、打 擊、防範的對象，動輒就扣上「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四是沒有區別複雜勞動與簡單 勞動，造成對知識分子待遇過低。所有這些勢必造成知識分子對蘇共態度的根本轉變。可見，在現代文明社會條件下，正確對待知識分子不能不是關係到社會穩定、人心向背 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
五、社會主義信仰的喪失
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並重新選擇民主社會主義，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蘇聯人民對 社會主義信仰的完全喪失。回顧蘇聯的歷史，至少有過三次對社會主義信仰的衝擊：第 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否定和批判，使人們形成了幾十年搞的 社會主義與法西斯專政幾乎沒有區別的認識，可以說首次動搖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 ；第二次是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利用華約組織，於1968年8月出兵捷克 ，武裝鎮壓了「布拉格之春」運動。1979年，又悍然發動對阿富汗的侵略戰爭，充分暴 露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嘴臉，大大醜化了社會主義形象。第三次是80年代，戈巴契夫上 臺大翻歷史舊案，為「卡廷事件」平反，更加暴露蘇共的某些做法連法西斯都不如，徹 底摧垮了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的一絲依戀感情。致使支撐蘇聯人民幾十年奮鬥的精神支 柱徹底被推倒，這才是最危險的。這就是為什麼1991年10月，8·19事件後，戈爾巴喬 夫以總書記名義宣布共產黨解散時，全世界為之震驚，然而蘇聯國內從群眾到黨員，卻 反應平淡，甚至連中央委員也沒有一人提出應該召開中央全會決定此事的根本原因。
信仰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是維繫一個政黨、國家、民族的精神紐帶。許多共產黨員就是 樹立了共產主義信仰才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成為「特殊材料製造的人」。在極為困 難的條件下，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是戰勝困難的重要法寶和指路明燈。然而，在和平條 件下，喪失了社會主義的信仰和追求，必然導致蘇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重新選擇資本 主義。這個沉痛的教訓說明，一個民族放棄了社會主義信仰將導致何等嚴重的後果。
六、國內民族矛盾的激化
導致蘇聯解體，分裂為15個國家的直接原因之一是蘇聯社會長期積累的民族矛盾的激 化。由於蘇聯由124個民族構成，它從彼得一世開始擴張的200年間，不斷採用武力徵服 歐亞地區的民族國家；使民族矛盾、民族隔閡積怨很深，歷來十分尖銳。在史達林時代 ，推行大俄羅斯主義，實行中央集權制度，限制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大 大挫傷了民族感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蘇聯在「保衛蘇聯」、「鞏固邊疆」的口 號下，強力推行民族遷移政策，如把韃靼人從溫暖富饒的克裡米亞地區趕到寒冷荒涼的 中亞和西伯利亞，把高加索的印古什人和車臣人驅趕到中亞等，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種子 。20世紀50年代以後，蘇聯長期固守「民族問題就是階級問題」的錯誤政策，對少數民 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風俗習慣、文化教育、幹部培養等採取歧視政策，甚至企圖搞「民 族同化」的做法，嚴重傷害了少數民族感情，增大了少數民族的離心力。
因此，當戈巴契夫提出「公開性、民主化」口號後，長期積累的民族矛盾得以總爆 發。1987～1989年期間，天下大亂，先是「納卡」地區發生不同民族間的械鬥；後是波 羅的海三國要求獨立，脫離蘇聯；再是獨立國協12個國家要求脫離蘇聯的控制，原來一個 好端端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立刻分裂為15個大小不等的國家，導致這個超級大國迅 速解體。歷史已經證明，並將反覆證明「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 ，這是我們的事業取得勝利的必要保證。」[13](P1)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 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然而，蘇共不 僅阻止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形成，其階級性質發生根本變化，又喪失了鞏固政權的基 本保證——民族團結。這樣，蘇共的解散、蘇維埃政權的解體問題成為必然產生的後果 ，這還值得懷疑嗎?血的教訓告誡後人，民族問題無小事，作為執政的共產黨人，一定 要把妥善處理民族關係，及時化解民族矛盾作為鞏固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來抓。
綜上所述，導致蘇聯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內部的，既有客觀的 ，也是主觀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按照歷史發展是多種因素的合力共同作用的 理論，把蘇聯解體歸結為某種單一因素是錯誤的。但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內部 ，既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性，又有蘇共領導層決策失誤的主觀因素，是上述6種因素 共同起作用的結果。認真總結其歷史遺產，搞清楚它失敗的真正原因，能為我們今天研 究共產黨執政規律提供不少有益的啟示和借鑑。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蘇聯解體已 成為歷史，但是對歷史事件的研究卻不會結束，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能夠不斷取 得新的進展。這也許是我們分析蘇聯解體原因的真正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