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已至,人們或許會在這個周末登高賞秋,或是效仿古人喝菊花酒、吃菊花糕。在過去,陶然亭是京城登高的好去處,尤其受到文人墨客的喜愛,常至此雅集高會。「陶然」之名取自白居易詩作,也言及重陽登高飲酒的陶然樂事。那麼,陶然亭之名有何深意?哪些文人曾在此談學論道?古人雅集高會之時,又會做些什麼呢?
京城文化勝地甚多,許多人或許不知城南尚有「陶然亭」這一處別致景觀,更不知其背後的文化淵源。陶然亭今位於陶然亭公園中心島西北面最高處,實際上並非真正的涼亭,而是南北向稍長的敞軒。如今軒下圍欄緊鎖,大門深閉,不得近觀,更不能登高遠眺。繞道至北面,可見郭沫若所題「陶然亭」三字,兩邊是乾隆朝碩儒翁方綱所撰的楹聯「煙籠古寺無人到,樹倚深堂有月來」。
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侍郎江藻在此督造陶器磚瓦時,巧妙地借用了白居易「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句,題匾「陶然」,遂成今名,人又稱「江亭」。其《陶然吟引》仍載於今陶然亭石刻上:
「京城南隅有慈悲庵,居南廠之中。康熙乙亥歲,餘以工部郎官監督廠事,公餘清暇,登臨覽觀,得至其地,庵不數楹,中供大士像,面西有陂池,多水草,極望清幽,無一點塵埃氣,恍置身於山溪沼沚間,坐而樂之,時時往遊焉,因構小軒於庵之西偏。偶憶白樂天有『一醉一陶然』之句。餘雖不飲酒,然從九衢塵土中來此,亦復有心醉者,遂顏曰陶然。系之以詩。」
白居易詩中所謂「菊黃家醞熟」,恰是指重陽節飲菊花酒。白居易創作此詩時,已年近古稀,仍與劉禹錫瀟灑飲酒,可謂快哉自得。詩云:「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共把十千沽一鬥,相看七十欠三年。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此時二位老人已陶然大醉一番了,竟和「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的孟夫子一樣返璞歸真。置身高閣,側身西眺,夏有遠山滴翠,楊柳堆煙,亭下「西湖」綠蟻浮漚,待到重九佳秋,那亭下水涘蒹葭已是娟娟白露了。晚風拂來,無須一樽菊花酒,便足以拂拭三生塵埃,「一醉一陶然」了。
細揣「陶然」二字,大有北宋蘇門風味。「陶然亭」的命名方式與山東諸城的「超然臺」、「快哉亭」極為相近,都是審美性人生態度的三稜鏡。「一點浩然氣,千裡快哉風」是蘇軾謫居黃州時胸襟的豁然,「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則是他移守山東密州時苦中作樂的曠達,「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則是白居易、汪藻「偶開天眼覷紅塵」時擺脫俗務枷鎖的猛然覺醒。蘇軾歷來推崇白居易,「陶然」之名源自白詩,又冥冥之中暗合蘇門風味,可謂兼得。
江亭似為雅集而生,從康熙朝至近現代,這裡不僅成為了無數文人墨客「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的理想園地,還見證了京師三百多年的文運興替。
雍正年間(1723年-1735年),陶然亭已是江浙士人會試後舉辦「老鄉會」之所,也因地勢高敞,成為了都中文士重陽登高、踏秋雅集的上選之地。繼江藻之後,乾隆朝汪啟淑也曾因工部之職而與江亭結緣。據其《水曹清暇錄》記載,「黑窯廠與陶然亭接壤,都人登高多往遊焉」。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陽佳節,大學士紀昀(紀曉嵐)便曾登上陶然亭,與好友飲酒食蟹賞秋,三十年後還賦詩回憶此景曰:「左持綠酒右持螯,對此真堪賦老饕。記得紅萸黃菊節,陶然亭上共登高。」(《紀文達公遺集》卷十二)那時的江亭九日雅集,文士們大多 「縱酒成狂客,銷愁仗友生(按,指兄弟)」,登高賞秋,思親懷遠。
江亭雅集黃金時期的來臨,契機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十一日這裡舉行的一場學術「聯誼」活動。是時,擔任京師學政(學政,全稱「提督學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行政官。)的朱筠執京中學界牛耳,群集了一批淹通經史百家的漢學家編修四庫,一時間學風熾然。時任通政司副使的王昶與他有同年之誼,也受到了邀請。此次雅集,朱、王二人均有詩傳世。朱筠強作了五古一百句,然不及王昶頗具思致的小作《邀同竹君編修陶然亭小集》來得灑脫,詩前半段雲「趁暇呼朋熟,尋幽得地高。亭虛遙對堞,水涸細通濠。路隘才容騎,車低略似舠。回塘穿虇薍,枯樹聽虭蟧。紺宇凌千尺,蒼嵐映四遭。披襟涼更爽,摻袂喜斯陶。洵美南都彥,均推北地豪(謂朱筠)。」此詩雖短,然精彩地記錄了此次「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盛會。王昶的兒子王肇嘉還曾用隸書將此詩刻勒入石,現復嵌於陶然亭北面的石壁上。後來,石刻被毀成兩截,半段殘碑保留於公園管理處後院,另半段竟不知所終。
於這群高知而言,此次學術盛宴最有意義的是切磋經術。他們月旦詩賦、品鑑書畫,高談許慎、鄭玄,辯論六經群說;他們也追慕前賢,致以敬意,並將道藝的希望寄託於踐席的六位後學。後來,這群「譚藝道古」的人亦多大有建樹,錢大昕的侄子錢坫成為了著名的經學家、書法家,胡量精通醫術,擅長詩畫,而「毗陵七子」之一徐書受也成為了畫菊的一代大師。
道光年間(1821-1850),清朝廣渠通逵,交通更為便利,陶然亭也再次見證了京師名流幾場重要的雅集,甚至形成了人員相對穩固、長達十年(1828-1838)的「江亭雅集圈」。這個圈子以翰林院編修徐寶善和經世大臣黃爵滋為中心,圍繞著他們的有梅曾亮、管同、潘德輿、龔自珍、魏源、湯鵬、馬沅等開眼看世界的文人。此時,他們相聚不再以學問為高,雅集重心已從臺閣走向塞漠,從學術移至遊藝,誠可謂「亡國之音哀以思」。
道光十三年(1832年)重陽,黃爵滋、徐寶善依舊例在江亭主持了一次雅集。清廷積弊,內憂外患至此朝空前嚴重,值此多事之秋,這群封疆大吏的憂患情緒瀰漫著此次整個宴會。這次雅集,黃爵滋有詩云「亂雲易障西山日,尊酒難消北海愁」(《癸巳重九日招諸君飲江亭作》),徐寶善則是更激烈地批判道「商王撻伐豈不武,花門種類猶羊豺。沙陲尺寸祖宗地,誰敢剏議捐珠厓」(《秋日樹齋招集秋日放歌》)。面對如東南煙水的江亭秋色,名臣文人們的家國情懷卻更為激烈了。
更多時候,他們的雅集在春夏舉行,謂之「春禊」或「消夏」。道光十四年(1834)五月初一,仍是徐、黃二人主持了江亭雅集。黃香鐵的詩題記載(見《讀白華草堂詩二集》卷十),此次赴宴共十三人,有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劉師陸、桐城文派領袖梅曾亮,孝廉艾暢等達官。據梅曾亮《江亭消夏記》記載,此次宴會眾人酒興漸高,便射覆行起酒令來:「當令者取尊爼間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為鵠,而出其上下字為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綿褫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使尋逐以為快」。這大概是射覆中最普通的「正格」,隱藏了中間一字,該字須取經典中記載過的席間物什,作為謎底。謎面則是經典中與該字相聯的上下一字,也可以是多個字,而且這些字要求與謎底的關係越遠越好。比如,上家出令為「女」與「瑟」,若下家未能以「琴」字相射(用《詩經》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便須罰酒一杯。
可見,若非熟諳經籍,此遊戲定難以為繼,而此時的文壇名流們已窮於應付這種高難度的遊戲了,他們「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罰飲者十數人」。或許,他們雅集的樂趣並不在於遊戲中拔得頭籌,而是在家國患難之時求得一醉陶然的解脫。宴後,高起鵬《江亭消夏圖》正繪就了他們「怡然自得」的神態,眾人「皆面山左」,倚在倒攝西山的亭軒之下相顧笑語。
而修禊之事尤則道光十六年(1836)為全盛,六主各延七賓,凡四十八人,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黃爵滋還曾專門寫了一封《江亭展禊啟》遍寄名公,故此次江亭展禊之事亦得廣泛傳揚。此後,江亭雅集之事極盛而衰,道光十八年(1838年)徐寶善的過世更直接解散了這個圈子。後人對此荒亭亂葦,也只不過清談舊事,徒增嘆然。至民國,空亭荒煙,舊事如風消散得毫無蹤影,難怪鬱達夫會說,每到秋來,就會想起陶然亭的蘆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