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樸民:《孫子兵法》成書的歷史契機

司馬遷在《史記》「孫子本傳」中說，孫武他之所以「顯名諸侯」，名於當世，是因為他曾經擔任將軍，立下赫赫戰功，輔佐闔閭「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然而，在今天，孫武之所以在軍事史上享譽中外，名播千秋，則主要是因為他寫了一部膾炙人口、為人們所推崇為「百世兵家之祖」的《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武經本」5900餘字，「十一家注本」6000餘字，篇幅並不大。但卻是一部論述軍事領域內部聯繫和規律的兵學傑作，是一部從戰略高度論述軍事問題的不朽之作。

那麼，為什麼在東方，在中國，在兩幹五百年前能夠產生《孫子兵法》這樣一部偉大的兵學著作？我們認為，社會文明的演進，戰爭方式的變化，社會思潮的激蕩，地域文化的孕育，家庭環境的薰陶以及個人實踐的影響，所有這一切，就是《孫子兵法》誕生的歷史契機。

孫武生活的春秋末期，正是我國歷史上「禮崩樂壞」的社會大變革時代。當時，新興勢力在各個領域以各種方式向舊的貴族統治秩序展開挑戰，晉國「六將軍專守晉國之地」、魯國季孫氏等「三分公室」、齊國田氏崛起、取代姜氏，等等，皆是這方面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其中在政治領域內，戰爭是最重要的鬥爭方式。他們為了贏得戰爭，奪取政權，都高度重視對戰爭經驗的總結，急切需要有本階級的軍事學家為自己提供從事戰爭實踐的理論指導。從這層意義上說，孫武撰著《孫子兵法》，乃是時代的要求。這當為《孫子兵法》一書誕生的宏觀歷史大背景。

儘管諸侯列國都在研究戰爭，培養軍事人才，但是相形之下，哺育孫武成長的故土——齊國，卻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因而它最終成為培育一代兵聖的搖籃。齊國主要位於今山東省境內，也佔有今河北省的一小部分，具有悠久的歷史。姜太公立國伊始，即推行正確的治國方針，奠定了齊國長期強盛的基礎。而齊國開放、發達的社會環境，使得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齊國文化具有注重實用和兼融博取的兩大突出特點。兵學本是實用之學，它不尚空談，源於實踐，又服務於實踐。因此它在齊國得到迅速的發展。姜太公本人就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他不僅輔佐周武王剪滅商朝，在戰爭實踐方面功業卓著，而且在軍事理論方面也頗有建樹。他的《太公兵法》雖早已失傳，但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它的核心是「多兵權與奇計」，因而「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者，皆宗太公為本謀」。作為先秦兵學源頭之一的「古司馬兵法」的發明與總結，也與姜太公和齊國兵家有直接關係。《李衛公問對》卷上載：「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由此可見，他是中國歷史上兵學理論建設的重要奠基者。

姜太公初步確立的齊國兵學傳統，到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時代條件的變革而得以弘揚和光大。由於各種原因，齊國軍隊的戰鬥力在當時的諸侯列國中相對比較弱小。所謂「齊素號為怯」，「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就是例證。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態勢，齊國終先秦之世尤其注重對兵學的研究，提倡運用謀略，以己之長，擊敵之短，借重兵學理論方面的優勢以彌補軍隊戰鬥力不強的缺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著名的軍事家在齊國大地上不斷湧現；精彩的軍事理論著作也紛紛面世。先秦時期最重要兵學著作大部分都誕生於齊魯大地。就齊國而言，收入《武經七書》中的五種先秦兵書，屬於齊地兵家系統的就有三種：《司馬法》、《孫子兵法》和《六韜》。另外，據《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記載，齊國的重要兵學著述，還有《齊孫子》（即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孫臏兵法》）八十九篇，《子晚子》（今佚）三十五篇等等。而在《管子》一書中，兵學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軍事問題的篇目，就有《兵法》、《制分》、《七法》、《地圖》、《參患》、《勢》、《九變》、《霸言》、《小匡》、《小問》、《幼官》、《侈靡》、《重法》、《法法》、《立政》、《大匡》、《八觀》、《五輔》等等。這些情況表明，在先秦及兩漢傳播的兵學著作中，數量最為豐富，內容最為精博，且影響最為深遠者，當首推齊國兵學著作。

兵學是齊國整個學術文化體系中極具特色、富有影響的重要構成部分。《李衛公問對》卷上稱：「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這充分顯示出齊國兵學在中國古典兵學發展史上所佔據的統治地位。換言之，沒有齊國兵學，實際上就不復存在中國古典兵學。這樣的兵法之國的特殊環境，對於孫武創作《孫子兵法》，無疑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儘管孫子與乃祖孫書的關係撲朔迷離，還有許多疑竇有待澄清，但他出身于田氏家族當無問題，這是一個具有深厚淵源的軍事世家。這一優越條件，對於孫子撰著《孫子兵法》的意義也不可低估。因為，家族內部專門學問的累代相傳，乃是當時學問傳授的主要方式，我們通常把這種情況叫做「家學」。比如，趙括熟讀其父趙奢的兵書；據傳蘇代、蘇厲學習其兄蘇秦的縱橫之術；甘羅繼承並光大其祖父甘茂的謀略，都是家學代代相傳的史例。孫武在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孫臏兵法·陳忌問壘》所附殘簡中提到的「孫氏之道」，是「明之吳越，言之於齊」，就說明兩種《孫子》本系一家之學。在這樣的軍事世家中成長起來的孫武，耳濡目染，感化挹注，自然具備了最好的學習條件和創作基礎。軍事世家對於《孫子兵法》的誕生，其意義也許正在這裡。

孫武能夠寫出不朽的兵法著作，和他個人積極投身軍事實踐活動這一經歷有關。俗話說，實踐出真知。孫武在吳國參與了大量的軍政活動，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這就為他將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尤其是他親身參與指揮破楚入郢之戰，從中總結歸納出許多帶有普遍意義的軍事規律，這對於豐富和完善自己的兵學理論意義十分重大。還需要指出的是，孫武遷居吳國之後，曾同出身楚國貴族、深富韜略的伍子胥過從甚密，切磋學術，這無疑使他間接地增加了對以吳楚為代表的南方軍事文化的了解和認識，擴大了自己的視野，從而使《孫子兵法》徹底擺脫「古者《司馬兵法》」的窠臼，成為反映當時社會新要求，更準確地體現軍事鬥爭自身規律特點的劃時代兵學經典，另外，這也使得《孫子兵法》一書呈現出濃厚的吳越文化特色（這一點，我們將在後續的文章中進一步加以具體說明）。

同時，孫武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他個人的天賦，更在於他自己對戰爭規律的探索孜孜不倦，永不停頓。這既表現為他善於借鑑、吸取前代典籍中所反映的戰爭經驗，也表現為他善於根據新的情況，修改、充實自己的兵學理論。在《孫子兵法》中，對吳楚戰爭經驗的總結，就表現為這方面的痕跡。我們知道，孫武向吳王闔閭呈獻十三篇時，柏舉之戰還沒有發生，但《孫子兵法·火攻篇》中卻有這樣一段話：「凡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命曰費留。」這很可能是孫武對於吳軍破楚入郢之後，「不修其功」，導致失敗這一教訓的深刻反省。又同書《作戰篇》中講到：「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這或許也是對夫差放鬆對世仇越國的警惕，舉兵北上，爭當盟主，而導致越國乘隙進攻，亡國破軍歷史悲劇的總結。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孫武為了使自己的兵學理論更深刻、更完善，曾經孜孜以求，慘澹經營。

《孫子兵法》的誕生，也是先秦兵學自身嬗變的客觀結果。我們知道，先秦時期軍事思想的發展，先後呈示了四個依次交替、邏輯嬗遞的階段性特色，《孫子兵法》的成書，是其中第三個階段登場的主要標誌。在它之前，已有兩個階段先後出現。這一是以甲骨卜辭以及《周易》為代表的披著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文化階段。它藉助佔卜筮問的方式，開展原始的軍事預測活動，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人們相對直觀、膚淺甚至臆斷的軍事認識。

二是以「古司馬兵法」（含《軍志》、《軍政》、《令典》等典籍）為主要載體的創始與初步發達階段，也即以「軍法」為主體的階段。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兵學，其載體形式主要表現為「軍法」，還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兵法」。所謂「軍法」與「兵法」的區分，按李零先生《吳孫子發微》一書中的觀點，也即「廣義的軍事藝術」和「狹義的軍事藝術」之別。「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作戰指揮之法」，而『『軍法」則多帶有條例與操典的性質，包括軍賦制度、軍隊編制、軍事裝備、指揮聯絡方式、陣法與壘法、軍中禮儀與獎懲措施等等，它一般屬於官修文書的範疇。由於它是西周禮樂文明在軍事領域內的集中體現，所以又可以稱之為「軍禮」。這一階段兵學的主要特點是在戰爭觀、治軍理論、作戰指導原則上，反映和貫徹「軍禮」的基本精神，就是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中所總結揭示的那樣：「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

春秋戰國之際，隨著整個戰爭環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原先反映西周禮樂文明的「軍法」、「軍禮」傳統漸漸趨於式微，而代表新興勢力兵學訴求的「兵法」則蓬勃興起，成為兵學思想領域中的主導力量。這決定了該階段兵學的基本特徵是擺脫「軍禮」的束縛，對過去那種「鳴鼓而戰」的堂堂之陣戰法予以了堅決的否定，確立了「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的基本原則，更準確地體現了軍事鬥爭的自身規律和特點。對此，東漢班固也曾有過洗鍊而準確的揭示：「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而孫武撰著《孫子兵法》，正是「兵法」形成並佔據主導地位的最顯著標誌。

但是，「軍法」的存在，畢竟為孫武構築其兵學理論體系提供了可資借鑑和汲取的豐厚思想文化資源。換言之，《孫子兵法》之成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古代王者司馬兵法」的具體繼承與揚棄，這不僅僅體現為兵學原則的全面歸納和總結，而且也反映為文字語言的廣泛襲用轉引。《孫子兵法》中所謂「用兵之法」、「法曰」等內容，實際上就是已佚失的上古兵學著作之基本條文，既「述」且「作」乃是孫子思想體系的重要特色之一。對此，筆者曾在《從看成書的淵源》一文中詳加考論，指出孫武在撰著《孫子兵法》過程中，曾大量引用了「古代王者司馬兵法」的內容（載中華書局《學林漫錄》第15輯）。這種引用，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大類，一是明注出處，如《軍爭篇》所云．「《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等等。二是以「法曰」、「用兵之法」方式徵引，如《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軍爭篇》中的「用兵八法」等等。三是不註明出處的原文照錄，如《文選》李善注徵引文字所涉及的「兵者詭道，能而示之不能」、「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火攻有五」、「始如處女」等等。四是大意概括式的徵引，如《軍爭篇》曹操注引《司馬法》：「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這在《孫子兵法》中，遂被概括提煉為「圍師必闕」四字。又如「古司馬兵法」關於將帥機斷指揮權的論述有「閫外之事，將軍裁之」；「進退惟時，無曰寡人」等等，在《孫子·九變篇》中被總結為「君命有所不受」這一重要原則。強調「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雖然彼此文字言辭有所出入，但意義相近。情況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孫子撰著《孫子兵法》有豐富的前人兵學著作可以參考藉助，因藉汲取乃是不爭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孫子兵法》既是孫武本人的天才創造，也是前人兵學智能的濃縮總結。

《孫子兵法》的成書，也與春秋後期的學術文化生態變化息息相關。眾所周知，春秋之前，「學在官府」，各類知識與學術，由王室設專門職官分別執掌和傳授，兵學作為一門專業理論與實踐知識並重的工具性學科，自然也不例外。清代學者汪中在《述學·自序》嘗言：「觀《周禮》太史云云，當時行一事則有書，其後執書以行事，又其後則事廢而書存。」「有官府之典籍，有學士大夫之典籍，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傳之後世，奉以為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汪中的這一看法，已為學術界普遍認同，如呂思勉先生就指出：「古代史料傳於後者，當分官私二種。」 （《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頁）羅根澤先生亦認為戰國前無私家著作，「古者政教不分，書在官府，欲得誦習，頗非易易。……大凡典冊深藏官府，則有承傳，無發展；謹世守，乏研究。」 (《諸子考察》，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7頁)

以此尺度衡量，可知在文獻典籍「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的上古時期，處於「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內篇一·易教上》)的特定文化氛圍之中，兵學典籍亦不可能有個人的創作，而只能由官方統一編纂、專職傳授，這類文獻泛稱為「司馬兵法」。換言之，春秋之前的「古司馬兵法」，實乃上古三代言兵之「成憲」、「典志」，也即軍事領域「官府之典籍」，屬於集體創作。

但是，自春秋後期起，隨著整個社會政治生態的徹底改變，學術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也出現了全新的局面。概括而言，就是「天子失官」導致「學術下移」、「私學勃興」、「諸子蜂起」，個人著書立說遂成為學術文化建樹、思想觀念發展中的新生事物。老子《道德經》的面世，孔門《論語》的形成，就是這方面的代表。在兵學領域，孫子際會風雲，順勢而發，撰就《孫子兵法》，引領兵學風騷，同樣理有固宜，勢所必然。

孫武撰寫《孫子兵法》更為深層的社會歷史背景，還應該到戰爭內在發展趨勢和社會思潮演進軌跡中去尋找。換句話說，孫子兵學的誕生乃是戰爭自身發展的邏輯歸宿，社會思潮嬗變的必然結果。

眾所周知，兵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取決於諸多條件和各種因素，其中最為重要的，毫無疑義便是戰爭實踐本身。這意味著，自上古到春秋末年次數頻繁、程度激烈、空間寬廣、形式多樣的戰爭實踐更是孫武撰寫《孫子兵法》、構築其兵學體系的動力之一。

春秋後期，隨著社會變革的日趨劇烈，戰爭也進入了嶄新的階段。當時的戰爭指導者，已比較徹底地拋棄了舊「軍禮」的束縛，使戰爭藝術呈現出奪目的光彩。這集中表現為戰爭指導觀念的根本性進步。

新型戰爭指導觀念的形成，當然主要取決於戰爭方式的演變。在春秋中葉以前，軍事行動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著名的城濮之戰，晉國方面所動用的兵車僅七百乘而已，楚國方面稍多一些，但亦不超過千輛，於此可見春秋前期戰爭規模之一斑。）範圍較為狹小，戰爭的勝利主要通過戰車兵團的會戰來取得，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一般就一天時間，像城濮之戰，鞌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皆如此)即可決定戰爭的勝負。而進入春秋晚期之後，隨著「作丘甲」、「作丘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的舊制逐漸被打破。在兵種建設上，由於「國」、「野」的畛域漸漸泯滅，軍隊數額的劇增，武器裝備的改進以及與戎狄族步兵作戰的需要，步兵得以重新崛起，步戰再次佔據主導地位。同時，從春秋開始，水軍初步得到發展，水戰在南方地區逐漸流行。而商代萌芽的單騎，到春秋晚期也有了一定的進步。這樣就更加推動了戰爭方式的日趨複雜。

在當時，各諸侯國軍隊的人員成份發生了巨大變化，實際上已開始推選普遍兵役制。與此同時，戰爭地域也明顯擴大，戰場中心漸漸由黃河中下遊流域南移至江淮漢水流域。加上弓弩的改進，武器殺傷力的迅速提高，故使得作戰方式 也發生重大的演進，具體表現為：車步協同作戰增多，激烈的野戰盛行，戰爭帶有較為持久的性質，進攻方式上也比較帶有運動性了。以公元前555年齊晉平陰之戰、公元前506年吳軍破楚入郢之戰為例，其縱深突襲、迂迴包抄等特點，體現了運動殲敵、連續作戰的新戰法，這是以往戰爭的規模和方式所無法比擬的。

這裡，特別需要加以強調的是，弩機的發明與使用，對於當時戰術革新與戰爭指導發展的重大意義。弩機的最大特點，就是既可加大弓力，又能從容瞄準，使弓的威力大大增強，「積弩齊發」，是當時最具有殺傷力的戰法，在矢弩的猛烈攻擊下，《尚書·牧誓》中所倡導的整齊劃一大方陣作戰，即所謂「不愆於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就完全難以為繼了。而與上述變化相適應，春秋晚期起戰爭的殘酷性也達到了新的程度。《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堙其溝池，攘奪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剄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即是形象的描述。

另外，在當時的戰爭中，除了堂堂之陣的正面會戰外，城邑攻守、要塞爭奪、伏擊包圍、迂迴奇襲等戰法也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在戰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詭詐」戰法原則在戰爭領域內開始得到普遍運用，過去那種「鳴鼓而戰」，堂堂之陣的戰法遭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否定。用東漢班固的話說，便是「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又，劉向《戰國策書錄》亦云：「 湣然道德絕矣……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製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可見戰爭發展到孫武所處的春秋晚期，已經完成了從幼稚到比較成熟的歷史運動過程。其總趨勢就是：戰爭的規模日趨擴大，戰爭的樣式日趨複雜，戰爭的程度日趨激烈，戰爭的次數日趨頻繁，戰爭的意義日趨明確，戰爭的結局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日趨深遠。

戰爭歷史的悠久長遠，戰爭經驗教訓的豐富深刻，戰爭方式的複雜多樣，戰爭意義的鮮明突出，一句話，戰爭的豐富實踐，到春秋晚期業已為兵家系統構築軍事理論、指導戰爭實踐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契機。換言之，時代已經伸開了巨臂，準備接受一位傑出的軍事思想家投向它的懷抱了。「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孫武勇敢地響應了時代的呼喚，睿智地承擔了光榮的使命。他立足現實，回溯以往，瞻望未來，源於戰爭，高於戰爭，終於向歷史遞交了一份圓滿的答卷——《孫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