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以海德格爾的一句『一切實踐傳統都已經瓦解完了』為嚆矢。濫觴於家庭與社會傳統的期望正失去它們的借鑑意義。但面對看似無垠的未來天空，我想循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的生活好過過早地振翮。我們懷揣熱忱的靈魂天然被賦予對超越性的追求，不屑於古舊坐標的約束，鍾情於在別處的芬芳。但當這種期望流於對過去觀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虛無與達達主義時，便值得警惕了。與秩序的落差、錯位向來不能為越矩的行為張本。而縱然我們已有翔實的藍圖，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巔立下了自己的沉錨。」——《生活在樹上》，浙江某考生
8月2日，浙江外國語學院主管、主辦的教育類報刊《教學月刊》雜誌社，通過其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一篇題為《生活在樹上》的作文。文中表示，上述作文是今年浙江高考的滿分作文，且是一篇第一位閱卷老師只給了39分，後兩位閱卷老師給出55分高分，最終被作文審查組判為滿分的作文。
2020年浙江卷高考作文題目截圖。
這篇滿分作文發布後，引來了諸多爭議。反對者最多，比如認為該文用詞晦澀難懂，堆砌概念，有故作賣弄、炫技之嫌，乃至斥責該文佶屈聱牙、不說人話。為此還不怕麻煩地羅列了其中的生僻詞語，少見的用法，陌生人名和極少出現在大眾視野的術語，嚆（hāo）矢、肯綮（qìng）、玉墀（chí）……濫觴、祓魅、賦魅、婞直……海德格爾、卡爾維諾、麥金太爾、柯希莫、韋伯、維根斯坦……達達主義、符號客體、知性的傲慢、實踐場域的分野等，認為這些「不明覺厲」的字詞，將這篇文章「粉飾成進階版的八股文」，以行文的「高級感」博得了閱卷老師的激賞。
支持的聲音也不少，認為其旁徵博引，邏輯嚴謹，說理到位，展現了極為深厚的閱讀功底。而作為浙江省高考作文閱卷大組組長的陳建新，在對該滿分作文點評稱，該文「老到和晦澀同在，思維的深刻與穩當俱備。」陳建新說：「它的每一句話都圍繞著個人的人生理想和家庭社會的期待之間的落差和錯位論說，文章從頭到尾邏輯嚴謹，說理到位，沒有多餘的廢話，所有的引證也並非為了充門面或填充字數。」
截至目前，《教學月刊》已將該篇文章刪除。據其他媒體報導，《教學月刊》雜誌社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刪除前述微信文章，是因為浙江省高考招生工作仍在進行中，現在發布可能不是很合適。」但爭議並未隨著文章的刪除而消失，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勢。爭論的焦點，也從該篇文章是否擔得起高考滿分示範作文之名，變成了對高考作文評分標準是否存在偏差，中學作文教育指揮棒應偏向何方，以及對考試作文與作文教育，學生寫作習慣與思維方式的全民探討。
網友評論截圖。
當寫作文的目的是為了升學考試之時，我們應該如何寫出一篇好作文？對此，文學家王鼎鈞寫下了「作文四書」，而其中的《講理》從作文課開始，通過教師和學生的互動，層層推進，給出議論文寫作的關鍵步驟：建立是非論斷的骨架——為論斷找到有力的證據——配合啟發思想的小故事、權威的話、詩句，必要的時候使用描寫、比喻，偶爾用反問和感嘆的語氣等。他的著述使議論文寫作有章可循，為研習者提供路標。
《講理》，王鼎鈞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0月版。
王鼎鈞說，為什麼同學們見了論說題作不出文章來呢？也許因為家庭和學校都不喜歡孩子們提出意見，只鼓勵他們接受大人的意見，也許論斷的能力要隨著年齡增長，而他們還小。那麼，該怎麼辦呢？王鼎鈞提出了中肯的意見：「我站出來告訴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你們的生活中有感動，所以可以寫抒情文；你們的生活中有經歷，所以可以寫記敘文；你們的生活中也產生意見，一定可以寫論說文。」
為創作《講理》一書，王鼎鈞專門做了一年中學教員。他說，「教人寫作一向主張自然流露，有些故事說作家是在半自動狀態下手不停揮，我想那是指感性的文章。」議論文應該怎麼辦呢？王鼎鈞說，「論說文（即議論文，下同），並沒有那樣神秘：它像蓋房子一樣，可以事先設計；它像數學一樣，可以步步推演。你可以先有一個核，讓它變成水果。」
「作文這堂課固然可以培養文學興趣，它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幫助學生通過考試，順利升學，這兩個目標並不一致，當年考試領導教學，在課堂上，老師可能太注重升學的需要，把學生的文學興趣犧牲了。」考試作文與作文教育無法在異中求同嗎？在另一本《作文七巧》中，王鼎鈞說：「作文課的兩個目標固然是同中有異，但是也異中有同，文學興趣是什麼？它是中國的文字可愛，中國的語言可愛，用中國語文表現思想感情，它的成品也很可愛，這種可愛的能力可以使作文寫得更好，更好的作文能增加考場的勝算。」
《作文七巧》，王鼎鈞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0月版。
以下內容節選自王鼎鈞所著的「作文四書」系列之《講理》《作文十九問》，由出版社授權刊發。正文中的「楊老師」是作者王鼎鈞筆下的主人公，語文老師楊書質。作者通過描寫「楊老師」與「吳強」等幾位學生的交流來講作文。
原文作者丨王鼎鈞
摘編丨何安安
有標準，才可以言之成理
楊先生不免自問，我教他們寫論說文，他們除了在升學考試時多一些勝算，還有什麼收穫？在這學期即將結束，離情別緒升起的時候，楊先生想到一句話：「人生就是不斷地離別。」離別的前面必然有相逢，有交往，否則哪裡來的離別？這句話可以稍稍修改，「人生就是不斷地聚散」，或者「人生就是不斷地握手與揮手」。有人對離別的感受特別深刻，情緒壓倒了、淹沒了一切，這才說人生就是不斷地離別，這句話是抒情文，不是論說文。
楊先生自己檢討，這一年，他很注重論說的方法，他也想到，論說文的內容需要有是非標準。平時寒暄的時候，人和人之間似乎沒有歧見，可是，一旦面對比較突出的問題，那就無可避免地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間，也不見得能意見一致。
人是複雜的動物，對同一件「事實」，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對同一事實的價值，有彼此不同的評判。這是因為，各人有各人的是非標準。「標準」是深藏在他心裡的一把尺、一塊試金石。他拿外面發生的事實，向這塊試金石上磨一磨，用這把無形的尺量一量，然後他說，這件事是對的，是不對的，說它的價值很大或價值很小。評判是非固然要弄清外面發生的事實，尤其要在內心建立一個標準，沒有標準就不能判斷。各人意見不同，是由於各人內心的「標準」不盡相同。
這樣看來，「標準」太重要了，有標準，才可以言之成理；沒有標準，免不了要彷徨困惑。幾個人標準相同，謂之志同道合，否則「道不同不相為謀」。沒有標準就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怎能寫論說文？錯誤的標準，產生錯誤的意見，又怎能寫出一篇站得住的論說文？就文章的形成來說，先有標準；就學習的過程來說，可靠的標準往往到最後才建立。教人寫論說文，應該先助人建立標準。可是，標準的建立，絕不是一門功課、一個教師所能獨力完成的。追究到這一層，真覺得茲事體大。
建築這個「標準」的材料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知識。
如果有人對我們說，今天月球上投票選舉總統，我們立刻可以斷定這是胡說，因為根據我們現有的科學知識，月球上不可能有「大選」。科學知識是我們胸中的標準，憑著它，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香灰不能治病，照相機不會攝去人的魂魄。知識產生判斷是非的能力，知識愈正確，判斷愈可靠。
除了知識，還有理想。
很多人，尤其是社會改革家，往往先懸一個理想，朝這個理想努力，在他的心目中，人與事的是非，要看跟他的理想配合還是衝突。「每一個清寒的學生都該免繳學雜費」是一種理想，現在各學校的收費辦法不符合這理想，抱有這種理想的人，就要批評現行的收費辦法不對。「學校要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這是教育家的理想，所以他們反對投機取巧的「升學主義」。
除了理想，還有約定。例如中國人講信義，信義就是一種約定，你不欺騙我，我也不欺騙你，我做事對得起你，你做事也對得起我。宗教的教規也是一種約定，例如初一十五上香，例如星期天做禮拜。我們俗人可以吃肉，如果和尚吃肉，我們會說他錯了，關係在有沒有約定。
理想可以變成知識。當法國還在國王和貴族手中的時候，《民約論》裡面的那些主張只是對法國前途的理想，到後來，它變成政治常識。知識也可以變成一個人的理想，一個青年，在有了太空方面的知識以後，可能主張努力發展太空科學。
約定可以變成知識，「欠債還錢」本是一種約定，到今天，債權問題是相當複雜的法律知識。知識有時也變成約定，有關公共衛生的許多「約定」，大半是知識普及以後變成的。約定，有時候實在是一種理想。例如各種的誓詞、公約之類，沒有人能完全做到，它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理想，披上了約定的外衣出現。在這種情形下，理想很容易產生「約定」。
知識可能跟約定牴觸。想當年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裡來，再三拜託導師說：「孩子如果不用功，請您儘管打。」導師果然動手打，孩子果然乖乖地用功，可是，「知識」告訴我們，這是不好的。
約定往往與理想牴觸。男女結婚要擺酒席，僱樂隊，鋪紅氈，放鞭炮，這是「約定」。很多人在未結婚前有一個「理想」，希望自己的婚禮能簡化革新，不落俗套，可是事到臨頭，掙不脫社會習俗的約束。
少談「標準」，多談方法
楊先生把知識、約定、個人理想三者的關係排列起來，寫在一張卡片上，不禁想起自己的許多往事。
他想起，人本來是渾渾噩噩的，那時候根本不知道有是非。長大以後，人生多半有一個時期覺得苦悶、迷惑，內心有劇烈的衝突，覺得不容易判定是非。再過若干年，這個人成熟了，定型了，他有了自己的見解，達到「不惑」的境界。這是思想發育的過程。在那些成長發育的日子裡，人不斷地吸收知識，發現約定，編織理想，這三樣東西日夜在心中，相生相剋，加減乘除，最後得到平衡，這時，他也就得到了判斷是非的標準。
電視劇《清平樂》劇照。蘇軾、蘇轍趕考。
人的個性、氣質不一樣，歷史、環境不一樣，所吸收的知識、所接觸的約定不一樣，個人的理想不一樣，知識、約定、理想三者，在每個人內心加減乘除的計算式又不一樣，結果產生了幾千幾萬個是非標準。以打牌而論，有人認為打牌絕對是錯的，有人認為打牌是正當娛樂。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有：
豪賭是錯的，打小牌是對的。通宵戀戰是錯的，只打八圈是對的。與賭徒聚賭是錯的，跟好朋友逢場作戲是對的。只要不瞞著太太，打牌不算壞事。只要能維持好的牌品，打牌不算壞事。只要常贏錢，打牌就不是壞事。只要不動用子女教育費做賭本，打牌不是壞事。
幾乎每個人都想擴大使用自己的標準，希望別人依從他的判斷。同時，幾乎每個人，標準一旦在內心形成，就很不容易改換。所以，人與人很容易發生爭執。論說文，不論寫得多麼含蓄，它無可避免地要伸張自己的標準，削弱另一些人的標準。這就是所謂「論說文的戰鬥性」。
可是「戰鬥性」這樣的字眼太容易使人誤解了。認為自己的標準是唯一的標準，是至善的標準，寫起文章來聲色俱厲，奮不顧身，那會變成一個暴戾的論客……「我想得太遠了。」楊先生從冥想中醒過來。他不能在黑板上抄幾句話，說「這是標準」。他不能印一份講義，說「這是標準」。他也不能介紹一本書，說「這是標準」。他只能儘量把好的東西告訴他們，把有啟發性的事物指給他們看，任他們的心靈自己去組合去分解，去發生秘密的震動。到最後，他還是決定少談「標準」，多談方法。
熟悉方法，遵守方法，最後使自己的作品成為那方法的化身
可是，有人說，寫文章是沒有方法的。真奇怪，這人寫文章，明明這裡用了古人用過的方法，那裡用了今人用過的方法。世上萬事皆有方法。記否？我們小時候學習怎樣用筷子，連那樣簡單的事都有方法。記否？我們學習怎樣用毛筆寫字，這事我們得學一輩子，用筆有筆法，用墨有墨法，有時候還用水，有水法。從來沒有一個音樂家說過，拉提琴沒有方法，你只要拿起琴來拉；從來沒有一個書法家說過，寫字沒有方法，你只要拿起筆來寫。唯獨到了寫文章，怎麼就沒有方法了！
文章，無論如何是人用大腦指揮手做出來的，在製作過程中，一定經過有意的安排，這種安排，應該可以重複使用，互相觀摩。就算「文章天成」吧，「天」也有方法，天下雨是有方法的，人發現了這方法，已經可以造雨；地生鑽是有方法的，人發現了這方法，可以人造鑽。楊先生相信，作家對他所使用的方法不能保守秘密，他必須寫文章，他必須發表他的文章，文章發表出來，他的寫作技巧就暴露在我們眼前，我們花心思研究許多作家的文章，可以找出他們的方法來。
另外有人說，單憑方法不能產生傑出的作品，好，這句話總算承認有方法了，問題在作品的檔次高低。「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這種作品當然傑出，然後，有些作品光芒千丈，有些作品光芒百丈，有些作品鬥室燭光，有些作品，例如我們寫的論說文，好比一隻螢火蟲。如果檔次越低越依賴方法，我們正是需要方法的人，方法正好對我們這些人有用。有些螢火可以變成燭光，有些燭光可以變成星光，有些星光可以變成月光，有些月光會不會變成日光？如果真有不需要方法的作家，那也可能從依賴方法的作家中蛻變躍升。
李白杜甫都是唐朝的詩人，唐人作詩要遵守韻律，規矩很多，李杜的光芒萬丈不像是從沒有方法產生，很可能是由遵守方法開始。《全唐詩》搜集兩千多個詩人的四萬八千多首詩，這些詩人寫詩都用同樣的方法，後人精選七十七人的作品輯成《唐詩三百首》，這七十多個人好像成了唐詩的代表。看樣子並不是沒有方法才會產生傑出的作品，而是詩人熟悉方法，遵守方法，最後使自己的作品成為那方法的化身。可以說方法給作家共同的基礎，作家個人在上面建立獨特的成就。
《全唐詩 : 增訂本》，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華書局2008年2月版。
附：《作文十九問》之第十六 如何增加詞彙
問：增加詞彙似乎不一定增加生字？
答：原則上識字越多詞彙越豐富，但是並非增加多少詞彙就增加多少生字。李白又叫太白，又叫青蓮，這些字你都認識，都是用熟字組合起來的。太白又叫謫仙，也許這個「謫」字你很生疏，這才增加一個生字。
夏丏尊先生說過，一個意念可以有許多符號。今，目下，眼前，現在，當代，現代，斯世，並世，我們的時代，這個年頭，是一個意念；濫觴，淵源，開端，起源，發生，發端，發軔，開頭，開始，開創，開場，揭開序幕，第一步，破題兒，行剪彩禮，是一個意念。
問：這些意念相同的詞，是不是可以隨便換用？
答：這可就一言難盡了。「今」是單詞，「當代」是複詞，一句之中若有好幾個詞，通常不能都用單詞，也不宜都用複詞，多半是奇偶相錯。「開頭」是白話，「濫觴」是文言，該用哪一個，得看文章的風格和句子要達成的效果。此外還得考慮到字音，也就是音節。還得考慮一句之內用字不能重複。我說不周全，說全了你也記不住，記住了也不能照著方子用。
問：那怎麼辦？
答：多讀。讀破萬卷，神而明之，都說這個老辦法不科學，到了這個「非科學」的層面，還得用這個不科學的方法。
多讀好文章，看人家在要緊的地方反覆說一個意思，反覆而不重複。看文章怎樣才會讀著順口，看著順眼。看人家長短疏密安排得多麼妥當。
《作文十九問》，王鼎鈞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0月版。
問：我手上要有多少詞才夠格？
答：這個問題很難答覆，坦白地說，我不知道。不過我想起一個故事。有個皇帝問他的大臣認得多少字，那人回答：「臣識字不多，用字不錯。」
問：從前的進士翰林，熟讀經史，還說自己識字不多，太客氣了。
答：這個答案很出名。回皇上的話，不能不客氣。那個大臣如果誇耀淵博，萬一被皇帝當場考倒了，後果一定嚴重。可是對著皇上，你一味謙虛也不行，你得表示你不是白吃瞎混的人，你有資格在金鑾殿上排班，所以下面緊接一句「用字不錯」。這個答案可以說不亢不卑。
問：識字不多，用字不錯，我也幾乎做得到啊！
答：他們「明訓詁」的人，對識字、用字的要求很嚴。從前有個秀才想越過一條水溝，不知道怎麼做才好，他那副為難的樣子引起一個農夫的注意，農夫對他說：「你可以跳過去啊。」秀才聽了，站在水溝旁邊，兩腳併攏，向前一縱，撲通落到水裡去了。農夫說：「你錯了，看我的！」農夫後退幾步，向前猛衝，右腳先踏上對岸，左腳緊跟過去。秀才糾正他：「你才錯了哪，你這是躍，哪兒是跳？」
問：這恐怕是挖苦書呆子的吧？
答：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看這個故事。打開古色古香的字典看看，「跳」和「躍」確有分別。你如果在「小學」的訓練裡浸潤過，你也可能認為跳躍不分是用錯了字，甚至可以說是不認識這兩個字。當年中國文化界有文言白話論戰，文言一派就有人說寫白話文的人不識字。
問：不識字？不識字？
答：就拿白話文的招牌字「的呢啊嗎」來說，「的」本來是白色，「呢」是說悄悄話，「嗎」就是「罵」。
問：哦，那個大臣說自己「用字不錯」固然是肯定了自己，說「識字不多」也很有斤兩啊。
答：所謂用字不錯還有一層意思。王安石的「春風又到江南岸」改成「春風又綠江南岸」，沒改以前是「庸句」，改了以後是名句，你也可以說「綠」字用對了，「到」字用錯了。
問：人家告訴我，要把白話文寫好，得先把文言文學好。（答：也有人這樣告訴我。）可是又有一種說法完全相反：你看，某某人的文章半生不熟，都是文言害的。（答：這個說法，我也聽過。）我到底該聽誰的？
答：這要看你是為了升學呢，為了實用呢，還是為了當大作家。如果當大作家，不但要學文言文，還要學外國文呢，還可能要去提煉方言呢。升學考試的測驗題，有一半是從文言文裡頭找出來的。升學考試的作文題，像「仁與恕相互為用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也得文言有根底才下得了筆。
問：若是只求實用，又怎麼說？
答：先給「實用」下個定義：不為升學考試，也不為了當大作家，平時喜歡寫寫，表情達意，自得其樂，這樣的人可以不讀文言典籍。在七十年八十年前，這樣的人是寫不好的，因為那時候白話文學還不成熟，得向文言典籍借火取經。現在的情勢不同了，用白話寫成的作品有這麼多，有這麼好，文言文的式樣手法，文言文的哲理玄思，大都藏在裡面、化在裡面，開啟了從白話文學作品學習白話文學寫作的時代。
本文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授權節選自王鼎鈞「作文四書」系列之《講理》《作文十九問》。摘編有刪節，標題由編者所加。作者丨王鼎鈞
摘編丨何安安
編輯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丨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