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20日 07:1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韓偉
字號所屬學科：藝術學關鍵詞：道德;藝術;樂器;音樂思想;呂氏;雅正;表現;樂論;嵇康;觀念
內容摘要：大師作為周代的重要樂官，負責向瞽蒙傳授六種詩歌表現方式或六種演詩技能，其中最早出現了風、雅的內容，而且它們以道德為根本，以音律為外在形式。藝術層面的「風雅」精神在音樂思潮、音樂美學的演進過程中體現最為明顯。堅持雅正思想肯定鄭衛之音魏晉的音樂思想表現出一定的複雜性，一方面是對雅正思想的堅持，另一方面則表現出對鄭衛之音的肯定。以阮籍、嵇康音樂思想為代表的魏晉樂論，是後世音樂美學發展方向的縮影，也奠定了後世樂論的基本模式：一種是僵化地推崇雅樂，堅定地秉承以《樂記》為代表的經典體系，這主要體現在主流音樂系統中。可以說，魏晉以後儘管各時代音樂實踐和音樂觀念潮起潮落，但基本上不能脫離以剛健、雅正為內涵的風雅體系，這構成了中國古代樂論的原型意識。
關鍵詞：道德;藝術;樂器;音樂思想;呂氏;雅正;表現;樂論;嵇康;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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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春官·大師》中記載大師的職責是「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大師作為周代的重要樂官，負責向瞽蒙傳授六種詩歌表現方式或六種演詩技能，其中最早出現了風、雅的內容，而且它們以道德為根本，以音律為外在形式。在《詩經》中，風與雅變成了文體概念，這與我們今天的認識已經十分接近了。
「風雅」精神中對「輔德」「彰德」的體現
在春秋時代，「觀風」「觀雅」開始具備了道德之外的政治意味。《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有一段我們十分熟悉的材料，吳國公子季札奉命訪問魯國，知道魯國保留的周代樂舞較為完備，當他欣賞《周南》《召南》《邶風》《衛風》《王風》《豳風》等作品時，不免產生如下感嘆：「勤而不怨」「憂而不困」「思而不懼」「樂而不淫」「險而易行」。聽到《小雅》《大雅》的時候，則稱「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等等。季札觀樂這一文化事件發生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其時孔子尚幼，所以可以知道這段對風、雅的評價，是早於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觀點的。同時，在這段記載中，可以明顯看到文體意義上的風與雅，已經逐漸演化為一種風格意義上的風、雅。而且在風格意義上，風、雅的內涵又是相互貫通的，其顯性層面追求剛與正，隱性層面則以「輔德」「彰德」為旨歸，正因如此，整體意義上的「風雅」概念開始初具規模。概而言之，廣義的風雅，可以指一種人格修養，也可指稱完善的藝術風格。就人格修養而言，它泛指昂揚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君子人格是其基本內涵，自強不息是其外在表現，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是風雅人格的應有之義。就藝術風格而言，它傾向於指稱剛健、雅正的總體藝術追求。風與雅從分到合的過程，亦是它們從技能概念到文體概念，再到文化概念的拓展過程。
藝術層面的「風雅」精神在音樂思潮、音樂美學的演進過程中體現最為明顯。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古代社會樂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存在形態，從社會功能角度，它與禮的作用是相同的，對人的行為具有規約性。與此同時，它又屬於藝術領域，是表達情感、呈現人性的手段。因此，樂在古代藝術中是社會性與藝術性結合得最為充分的存在形態，它既是一種社會治理手段，也是一種感性形態的藝術形式。相較於包括文學在內的其他藝術樣態，樂在古代社會生活中普及程度是最高的，日常宴飲、祭祀祖先、諸侯會盟、軍隊出徵等場合都可以見到樂的影子。由於其與禮存在「相須以為用」的密切關係，所以可以說樂是古代藝術中意識形態與審美相互結合的最典型範例。
在禮樂及風雅傳統的統御之下，春秋以後的文藝觀念體現出了某種趨同性，這集中表現為對道德因素的肯定。《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了上古到周代音樂的製造過程，黃帝時期伶倫取竹於嶰溪之谷，加工成竹筒，吹之而作律。顓頊帝令飛龍「效八風之音」而作《承雲》之歌，堯帝時亦「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大章》之曲等。《呂氏春秋》在討論音樂的起源時往往從自然之風的角度切入，這符合原始先民觀物取象、以類相從的整體宇宙觀，但是隨著等級社會的出現，音樂就被賦予了神秘性和道德性。同樣是在《呂氏春秋·古樂》中，在討論帝嚳、堯、舜之後的音樂時，大多都會從功能角度對古樂進行介紹。《呂氏春秋》是秦代集體創作的產物，它的很多觀點代表了秦代的某些共識性認知。但真正理想化的音樂一定是八音配合、瞽叟齊奏、象天法地、褒揚功德等諸多因素和諧統一的結果。事實上，《呂氏春秋》中所推崇的所謂古樂，就是「雅樂」的典範，價值觀之「正」與情感表達之「剛」構成了古代雅樂的基本內涵，其中自然蘊蓄著「風雅」的潛能。
《禮記·樂記》不僅將「聲」「音」「樂」進行了等級性劃分，而且以「德音之謂樂」的觀點對（雅）樂的內涵進行了明確。即便在思想傳統駁雜的秦代，這種基本的認知仍然被普遍接受，《呂氏春秋》就是這種思想狀態的投射。到了漢代，儘管出現了「以悲為美」的審美潛流，但主流音樂觀念仍沒有脫離風雅的範疇，可以將《史記·樂書》看作是時代主流音樂思想的反映，該文與《樂記》雷同的文字多達90%。選擇本身意味著傾向，從中不難推測出司馬遷的基本音樂觀念，在《樂書》的最後他以「太史公曰」的方式進一步明確了音樂「養行義而防淫佚」的外在功能。以史為鑑是司馬遷修史的基本原則，在他看來雅樂是古代聖人的作品，其具有巨大的道德規約性，可以成為後世君子的基本道德養成媒介。漢代是以天人之學為主要思想背景的時期，在其統御之下，緯書往往以神秘的方式追求對人們思想和社會生活的幹預，比肩六經進而幫助構建龐大的儒教神學體系是其基本動機。雖然緯書的思想意義並未被普遍接受，但客觀上緯書恰恰構成了漢代尤其是東漢思想領域不可忽視的風景，讖緯的流行不僅將傳統經學的倫理觀和審美觀推向了神秘維度，而且也為魏晉以後文學想像、文學技法的自覺奠定了基礎。就音樂思想而言，《樂緯》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它一方面將陰陽五行觀念引入到了音樂領域，另一方面則在此基礎上將風雅精神進行了新的詮釋。《樂緯·動聲儀》言「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此處之「風」當為廣義之風，可以解釋為風骨、氣度，所謂「風成於頌」是指通過對祖先的追思、頌揚繼承其精神力量，進而形成時代風習，或者說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源於對忠孝傳統的延續。同樣，「雅」也並非文體意義上的概念，它也是一種藝術精神或思想道德，以雅正精神對人實施教化，是提純人性、規範人倫的重要手段。正是因為雅樂具備這種功效，所以才有可能成為「防隆滿、節喜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