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全球化出現問題和面臨挑戰,說明二戰後形成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經不適應,世界需要新的全球化。我國應堅定支持聯合國、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全球化中發揮作用,加強與G20等主要經濟體合作,積極推動謀劃疫情過後恢復世界經濟的方案。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WTO改革,助力構建適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的全球化。高質量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和各種形式的區域經濟合作,帶動周邊國家一起發展。加快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積極推進中歐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以制度型開放推動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開放合作和創新發展。
近期,關於疫情引發全球化終結和供應鏈「去中國化」的聲音不絕於耳。其中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尤引關注:樂觀派認為,全球化不會終結,而且中國抗疫最早取得成效,復工復產加快,將成為全球資本的避風港,世界產業鏈的中心將向中國轉移,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中心;憂慮者擔心,疫情暴露了供應鏈過於集中的脆弱性,部分企業出於風險考慮會遷出中國,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是大勢所趨。為此,本文就全球化的走勢和跨國企業產業鏈重構這兩大問題進行了探討。
全球化不會終結但世界需要新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以英國工業革命為界,之前,世界經濟和物質財富增長非常緩慢;之後突飛猛進、快速增長。其中,有兩個重要的推動因素,一是科技革命;二是全球化,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而全球化則是把創新成果擴散到世界各地,從而推動全球經濟社會進步。可以說,經濟全球化對各國都有益。只要人類社會繼續追求發展和美好生活,全球化就不可能止步。
(一)西方發達國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他們今天所積累起來的財富都得益於全球化。美國作為全球最大金融中心和第一科技強國,只有通過全球投資和貿易,才能把美國的科技變成金錢,把美元這個一本萬利的國際貨幣輸出到全世界,從而源源不斷的從世界各國攫取收益,維持美國高福利的生活。放棄全球化不符合美國利益,正如基辛格向川普政府提出的建議「堅守全球化,不能讓閉關鎖國的城牆復興」。可見,作為美元輸出國和第一大消費國,美國必須大力推行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拋棄全球化就相當於毀掉了美國的根基。歐洲、日本的情況更不用說,它們長期以來都是奉行貿易立國政策。
(二)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部分發達國家出現「逆全球化」潮流,這一趨勢可以用三個「不協調」解釋。一是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協同化不協調。經濟全球化深度發展的結果,必然要求政治協同化,但是在每個國家各自為政的民族國家時代,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不必說全世界,即便在較小的區域範圍,也很難做到。以歐盟為例,自1992年建立以來,經濟一體化進展比較順利,甚至發展到用共同市場、同一貨幣(歐元)。但由於做不到政治一體化,經濟一體化受阻甚至出現倒退,英國脫歐就是例證。二是生產要素開放不協調。經濟全球化的核心是商品和要素跨國界自由流動,即商流、物流、人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的邊境開放。目前,商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涉及國家安全技術除外)、信息流(敏感信息除外)在大多數國家之間流動還是比較順暢的。但是,在人流方面,除非是技術移民,一個國家的公民遷徙到另一國家就業定居乃至入籍是相當困難的,從而形成了商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高度開放與人流有限開放的不協調。在西方強大的工會組織和高企的工人工資背景下,逐利的資本和成熟的技術就會從發達國家流向勞動力便宜的發展中國家,由此導致本國「去工業化」和製造業空心化,使本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得到快速發展,獲得巨額利潤,但卻帶來勞動密集型產業移出,造成產業失衡、技術工人和普通勞動者失業增加,並引起貧富分化和誘發民粹主義興起,形成反全球化浪潮。三是邊境政策和邊境內(國內)政策不協調。在全球產能普遍過剩、產業內分工高度複雜化和產品逐步趨同化的今天,國際貿易和國內政策的關聯度越來越緊密。比如補貼政策,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獲得補貼的產品肯定比沒有補貼的產品更具競爭力。在各國邊境政策開放後,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各國國內政策更加協調。這些年來,由於全球治理和WTO改革滯後,未能推動成員國及時調整國內政策,形成與經濟全球化相匹配的國內經濟治理體制和政策,導致經濟全球化受阻。
(三)經濟全球化出問題,是因為它走得太快,以至於摔了跟頭,需要靜下來思考,重新整裝再出發。全球化是工業化以來,資本在全球追逐利潤和技術在全球擴散的必然結果,是市場機制在全球普遍實行後的必然結果,也可以說是各國追求發展、全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結果。但是,全球化雖然解決全球經濟效率問題,卻不能解決公平問題,特別是各國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以及一國內部不同產業、不同階層、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公平問題。雖然短期內「逆全球化」有可能會佔上風,但只要資本逐利的邏輯不變、技術擴散的邏輯不變,全球化趨勢就不可逆轉。縱觀歷史上的幾次全球化輪迴,都是以「退一步進兩步」的方式前進,如同人類社會螺旋式向前發展軌跡一樣。工業革命後的第一次全球化,是英國等西方列強以殖民主義擴張的方式獲取資源和打開市場。二戰後的第二次全球化,建立在由美國主導構建、有利於西方國家的規則制度。那麼,今後世界需要什麼樣的全球化呢?我們認為,第三次全球化或者稱為全球化3.0,應該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根本目標,建立在共建共商共享基礎之上,具有互利、普惠、包容特質的全球化,是一種能夠平衡各國之間利益、緩和各國內部階層矛盾、確保所有國家都能受益的全球化。
三大趨勢重構全球供應鏈新格局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全球供應鏈彈性、韌性和安全性的一次「壓力測試」,結果表明,全球供應鏈缺乏彈性和韌性。疫情帶來的全球供應鏈危機,引起了國內外決策者、專家學者深刻反思。對企業家而言,更多的是糾結,調整供應鏈明擺著將犧牲效率和利潤換取安全,不調整則意味著今後還會面臨同樣的風險,獲得的收益也會被侵蝕掉。無論如何,疫情後全球供應鏈調整勢在必行,有幾個趨勢需要高度關注。
(一)本土化。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積極推動製造業回流,但效果不理想,因為企業不跟進。這次疫情,連發達國家都出現了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醫療物資短缺,使其深憂物資生產高度依賴他國的風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認為:「當下的局勢告訴我們,各國必須竭力在利用全球化與必要的自力更生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發達國家首腦也紛紛表達推動掌控「經濟主權」的決心。法國總統馬克龍3月31日參觀一家口罩工廠時表示:「這場危機教會了我們,對某些產品和物資來說,它們的戰略屬性要求我們具有歐洲主權。」3月30日,川普在每日疫情發布會上宣傳:「這場疫情凸顯了強大的國界和繁榮的製造業的重要性。現在,兩黨必須團結起來,把美國建設成為一個全面獨立的、繁榮的國家:能源獨立,製造業獨立,經濟獨立,國界主權獨立。」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庫羅德甚至提出,要為美國企業遷回發生的搬遷費100%買單。發達國家大力出資鼓勵本國企業回流,對醫療、健康、安全等部分領域供應鏈本土化將產生影響。當然,最終能否成功,還得取決於企業的意願。
(二)多元化。疫情使跨國企業加深了「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意識,再度感受到分散供應鏈風險的迫切性。已有部分國家和外資企業重新評估供應鏈安全,提出產地多樣化、減少供應鏈過度集中的想法,一些國家和公司甚至已經付諸行動。日本政府宣布從108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7萬億元)的抗疫經濟救助計劃中,撥出2435億日元貸款(約合人民幣158億元)用於「供應鏈改革」項目,幫助本國企業將零部件生產線特別是高附加值產品的製造轉移回本土;另外拿出23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5億元)用於幫助企業將在中國的一部分工廠轉移亞洲、非洲等多個地區,以實現供應鏈多元化。雖然這會提高經濟成本,但各國並不只是算經濟帳。對於企業來說,如果把風險因素考慮進去,加上政府的支持,企業的生產成本函數曲線將會改變,多元化就成為一種次優選擇。對於保守型的企業來說,即使沒有政策驅動,它也會考慮犧牲部分效率來換取更加安全。
(三)區域化。近年來,WTO作用弱化,但區域內經貿合作加強。據麥肯錫公司測算,自2013年以來區域內貿易佔全球貿易的比例提高了2.7個百分點,目前歐盟28國和亞太地區超過半數的商品貿易在區域內進行。在各種區域經貿協定推動下,全球供應鏈將呈現「三足鼎立」格局,即由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組成的北美供應鏈網絡,由德國、法國等國家主導的歐盟供應鏈網絡,和以日本、韓國、中國和中國臺灣等東亞為核心的亞洲供應鏈網絡,三大體系形成相對閉環,與外部也會發生關聯。如美國主導重新籤署了美國—墨西哥—加拿大貿易協定,提出5年過渡期內一輛汽車零部件的北美原產地佔比必須從目前的62.5%逐步提高到75%,並且要求汽車製造商至少70%的鋼鐵和鋁原料必須來自美墨加。日本推動構建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把過去基於多元化的鼓勵加入轉為根據主導國家需要的有條件準入。
全球供應鏈難以「去中國化」但不能掉以輕心
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超過28%,貨物進出口佔全球份額11.8%,其中中間產品進出口佔比達到21.7%,是120多個國家最大貿易夥伴,全球近200個經濟體從中國進口商品。全球供應鏈重構勢必影響中國產業,這是有人擔憂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原因。從各方面綜合條件看,儘管「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我國仍是外企投資興業的理想地,供應鏈「去中國化」不會成為主流,雖然有部分產能會轉出去,但也有一部分會留下;全球供應鏈調整早在幾年前就已露出端倪,疫情只是進一步強化這種趨勢;全球供應鏈短期難以離開中國,但中長期需要警惕。這些判斷主要基於以下幾點認識。
(一)資本既有逐利性但也追求安全性。逐利是資本的本性。目前看,中國因政治社會穩定、產業鏈鏈條完整、產業配套齊全、工人素質較高、基礎設施完善、市場規模龐大等因素,仍然是跨國公司布局產業鏈的首選之地,也是它們新增利潤的主要來源。蘋果、高通、英特爾、通用、豐田、奔馳、大眾等公司,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利潤都來自中國,這個「香餑餑」他們是不會放棄的。但是,資本也講安全性。如果投資沒有安全保障,當風險降臨時,再多的收益都會被侵蝕掉。從中美貿易戰到疫情阻擊戰,相信更多的企業會在成本和風險之間找平衡點。
(二)供應鏈既有脆弱性也有複雜性。現代產業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分工深化;二是集群化。在分工深化方面,隨著高端產品製造越來越複雜,一個國內難以承擔所有的分工環節,產業鏈按照比較優勢跨國布局是必然之舉。集群化的邏輯是規模經濟效應,即集聚產生集聚、規模促進規模。兩者疊加導致全球供應鏈跨國集中布局,這就帶來了供應鏈的脆弱性。供應鏈的形成比較複雜,建立在多種因素的基礎之上,需要上下遊縱向配套和左右側橫向配套,沒有十年八年以上建不起來,而供應鏈一旦建立起來,就具有一定黏性,要遷走也不易,供應鏈調整耗時長、難度大、成本高,不像「來一趟說走就走的旅行」那麼簡單。
(三)短期穩定性難擋長期趨勢性。如期前述所言,全球供應鏈短期難以離開中國,但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高枕無憂。從趨勢看,全球進入第四次產業轉移的時間關口期,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越南等東協國家轉移是市場選擇,符合歷史規律。有人指出,目前從中國轉移出去的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加工組裝環節,越南國土面積和經濟體量小難以承接大規模轉移,加上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等因素制約,不會對我國造成影響,不必擔心。這種看法過於樂觀。其一,雖然目前轉移出去的都是加工組裝環節,但這些環節是產業鏈供應鏈的龍頭,吸附帶動能力很強,它遷走後,假以時日,上遊企業陸續也會跟著遷走。其二,雖然越南比中國小得多,但是如果把東協國家考慮在內,那就是4個或5個越南,如果再加上印度,承載空間絕對沒有問題。其三,雖然目前越南、印度等國家基礎設施、人力資本還比較差,但這些都會隨著時間推移逐步得到改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基礎設施、配套條件不也是很落後嗎?因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必須持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努力邁向價值鏈中高端水平,唯有如此才能保住我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
打好應對全球化和供應鏈變局的組合拳
疫情衝擊下,全球化走勢更加迷惘,跨國企業供應鏈布局更加糾結,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4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指出,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提出的「六保」中,有一條是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面對疫情帶來的全球化調整和供應鏈重構,要認真貫徹中央要求,按照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原則,內外聯動、長短結合,積極做好應對預案,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提高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性和競爭力。
(一)攜手各國聯合抗擊全球疫情。全球疫情大流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抗疫是當前全球最大的公共品。在各國抗疫「各掃自家門前雪」的當下,哪個國家能夠站出來提供這一公共品,它就會得到其他國家的讚揚和擁護。中國疫情報告最早、防控已取得成效,既有疫情防控的經驗,也有生產醫療物資的能力。我們應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最大限度為更多國家提供捐贈和平價醫療物資,聯合國際社會開展疫苗、藥物研發,攜手合作抗疫。
(二)積極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以更加開放的胸懷,為保持全球供應鏈穩定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對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具有舉足輕重作用。應全力推動國內企業復工復產,打通國內產業鏈循環,特別是重點關注汽車、電子信息、機械和裝備製造、生物醫藥等產業鏈長、國際化程度高的行業,千方百計穩定外貿外資產業鏈。同時,應保持與國際組織和主要貿易國的溝通,協調解決全球供應鏈斷裂的堵點和斷點,特別是保障藥品食品、醫療物資等人道主義救援物資供應鏈的暢通,彰顯為全球利益做貢獻、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三)推動構建新時期平等互利型全球化。全球化出現問題和面臨挑戰,說明二戰後形成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經不適應,世界需要新的全球化。我國應堅定支持聯合國、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全球化中發揮作用,加強與G20等主要經濟體合作,積極推動謀劃疫情過後恢復世界經濟的方案。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WTO改革,助力構建適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的全球化。高質量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和各種形式的區域經濟合作,帶動周邊國家一起發展。加快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積極推進中歐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以制度型開放推動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開放合作和創新發展。
(四)順勢而為優化我國產業鏈布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遷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符合產業轉移規律,擋是擋不住的。應順勢而為,引導外遷企業在轉出加工組裝等低端環節的同時,及時升級本地產業鏈,留下研發設計、總部運營中心等高端環節,並向高附加值產品生產延伸,構建中國與周邊國家更加緊密的供應鏈分工合作網絡。同時,統籌處理好產業外遷和對內轉移的關係,著力提高中西部地區精準承接產業轉移能力,在中西部地區選擇一批基礎條件好的中等城市,打造高水平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引領支撐中西部地區工業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五)研究制定國家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戰略。此次疫情暴發彰顯出供應鏈全球化與國家經濟安全之間的矛盾。歐洲、美國等發達國家都有相關的供應鏈安全國家戰略,其做法值得借鑑。我國應儘快從國家層面制定實施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戰略,建立關鍵產業的供應鏈產業鏈安全評估制度、風險預警與應對機制,加強與主要貿易國構建友好合作、長期穩定的供應鏈戰略夥伴關係;同時要堅持市場導向,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關係,保障供需結構相匹配,形成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供應鏈格局,增強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彈性、韌性和安全性。
(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感謝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石康研究員、馬曉河研究員對本文提出建設性修改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