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金融界網站
進入2018年，對中國14億人口大國，連續40年GDP年均增長9.5％這一被稱為「中國奇蹟」進行總結的文獻日益增多。但是迄今對形成「中國奇蹟」的理論秘訣是什麼？認識並不統一。為什麼？本文從一個經濟學人的角度，談談對我國當前理論創新觀察後的一些思考。釐清這些問題，也許有助於學界面對中國40年來恢宏、複雜的歷史素材作出進一步的理論抽象與創新。
一、總結什麼？是理論還是經驗？
對「中國奇蹟」總結什麼？這是當前對中國經濟奇蹟40年總結中首先碰到的問題。迄今，各種書籍及相關文獻已數以千計，多數都在說從理論上進行總結，其實粗粗分類，卻可分為兩類不同性質的文獻。一類是純理論性文章，另一類是經驗性總結文章。而且，大多為後者。誠然，這兩類文章相比，不存在是與否、偏與正的問題，只是人們對經濟世界的兩種不同理解。但是，理論與經驗，從認識論而言，畢竟具有不同的含義與意義。本文的重點是探討理論這一知識形成中的一些問題。
（一）科學理論應該是理論一般，經驗是可參照的
理論，是人們基於從日常經驗認知中不斷進行歸納與解析，抽象出一定的概念，按照自洽的邏輯形成的概念體系，是概念的邏輯集合，是反映事物本質的聯繫。理論往往有一定的範式要求，具有一般性。例如，經濟學中的分工、供求、市場交換等知識概念，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出於不同的分析要求，可能會賦予有差異的解釋，但是作為千百萬人無數次觀察的結果，作為一種存在狀態，以概念抽象表述的事實本身，是相同的，是無須證明的，因此，可以說具有一般性。
經驗，是人們基於成功達到某一具體目標要求所總結的知識、技能、途徑、重要策略或者說經濟領域中應採取的政策與制度。經驗也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認知。其意義表現為具體兩種事實的前後關係，自然有供他人參照的意義。但是經驗受時空條件的限制較多，有一定的歷史階段性或局限性。如在經濟學中，窮國在發展「起飛」階段，針對普遍的儲蓄不足和外匯短缺這一「兩缺口」情況，利用外資可推動實現「起飛」，這是一條極為重要的經驗。然而，針對不同國家、起飛初始階段不同的經濟結構等情況，在利用外資策略和政府初期的幹預政策方面，如外債的規模、期限、種類、幣種、利率結構和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工業園扶植的具體扶植政策上，仍會有差異。因此，儘管上述經驗是一國甚至是數國經濟增長中極為珍貴的認知內容，能成為他國發展的參照物，但是從哲學認識論角度看，仍未歸屬或完成經人們合理抽象而形成的系統的知識概念體系，不盡符合一定的邏輯自洽的「範式」要求，只是對事物現象或局部因果的認知。
當今，人們之所以對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理論是否具有可重複檢驗特性表示懷疑，主要有三種理由：
首先，現代經濟學本身存在明顯的不成熟性。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產生遠遠遲於物理學、生物等學科，迄今是一門相對不成熟的學科。與其說偏重於經驗科學不如說更偏重於歷史科學的經濟學本身還在不斷發展，有個自身「不爭氣」的因素。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後，被西方認為主流的現代經濟學被引向了數學演繹建模的優雅的形式主義極端，反而對世界上重大的現實經濟問題往往沒能做出令人滿意、普遍認同的解釋和預測。這不僅招致了各學說流派乃至社會各界的批評，也招致了被經濟學界公認的當代一些主流著名經濟學家的批評。世界著名經濟思想史專家布勞格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經濟學患病了」；一些諾貝爾獲獎者則是嘆息，現代經濟學「武斷的假設引向……毫不相干的理論結論」；科斯也曾說「現代經濟學是漂浮於空中的一種理論體系，與現實世界中發生的事沒有多少關係」。另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如斯蒂格利茨、羅默等人的尖銳批評，人們更是耳熟能詳。
其次，現代經濟學派中的一些人，出於傲慢或意識形態的偏見，唯視數學演繹建模方法為科學，視馬克思經濟學、歷史學派、演化經濟學、後凱恩斯經濟學以及奧地利學派等等為「異端」「非科學」。這樣一來，相對於自然科學中物理學、生物學等學科本來就發展滯後的經濟學，在各種重大經濟命題上，整個經濟學界內部又分歧重重，甚至產生「10個經濟學家往往有11種觀點」這一被人取笑的現象。自然，在非經濟學人的眼中，前述發展中的「不爭氣」加上「窩裡鬥」的外溢效應，讓外界不得不發出這樣的疑問：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嗎？具有「理論一般」的性質嗎？
再次，經濟理論研究和經濟政策研究不同。前者是對現象進行概念抽象後的事物本質規律的研究；後者是基於一定的理論框架運用予實踐時的政策、制度的研究，是把在理論抽象活動時曾剝離、曾捨去的因素又回歸、恢復到具體的政策制度研究中，擴展經濟實踐中具體的過程、細節的研究。然而，在現實中，本擅長於純理論的不少理論家、教授，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往往也熱衷於研究現實複雜經濟現象。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又限於材料掌握的局限以及對不同於理論研究的政策情況掌握不多，實踐經驗又欠缺，將理論直接簡單套用於現實，混淆了政策研究與理論研究的差異。因此，提出的政策觀點不能正確解釋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嚴重影響了經濟學家群體的聲譽。這進一步使人們對經濟學是否一門科學產生了重大的懷疑。
儘管如此，筆者依然認為，古典經濟學產生以來，全球經濟出現了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快速增長。這種由人的行為所主導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與二三百年來經濟學家對經濟科學知識的探索與積累不是毫無關係的。客觀上進生產力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經濟制度、秩序、政策、法律的形成，是與前僕後繼的一大批經濟學家對經濟社會長期的研究、爭論以及最後的理論選擇密切相關的。這說明，人們儘管可以對迄今的經濟學是不是一門科學仍存有疑問，但從總體上絲毫否定不了無數經濟學先輩（包括主流的和各種非主流的學者）共同艱苦探索所積累的不斷逼近真理的這一知識碩果所具有的理論科學意義。實際上，經濟學先輩們在構築一般性的理論科學大廈過程中，已經堆砌積存了大量的知識「磚瓦」，儘管此「大廈」還未最後「封頂」。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不同，是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研究的對象始終處於人的行為與客觀經濟社會共同作用下的動態過程。自然，反映這一過程的理論，其科學的成分本身必然是處於不斷被補充、被豐富的動態過程中。而且，經驗與理論之間也不是決然割裂的，在一定條件下兩者是相互聯繫與轉化的。因為，「沒有一個理論是靜止不變的。正如人們使用理論來處理和改變他們周圍世界一樣，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也在改變著人們和他們的理論。當新的經驗出現後，人們就會擴展他們的理論以解釋這些新經驗，為它們賦予某種含義或異議。……建構出一種新的聯繫。理論就是以這種方式增長和變化的。」這樣一種變化不僅在經濟科學等各門社會科學中，即使在物理學等各門自然科學中，又何嘗不是？正是人們對以上真理相對性和經驗與理論之間相關性的認識不足，增添了人們對經濟學是否一門科學、是否存在理論一般的疑問。
（二）眾多文獻在總結什麼？基於哪些視角？
基於以上對理論與經驗的認識，觀察目前海內外對「中國奇蹟」的總結文獻，左圖右史，不計其數。稍細分析，首先，可分為理論和經驗兩大類；其次，即使是理論文獻，同樣還可從經濟學說史上不同學派角度進行細分。
1.在經驗性總結方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麥可·斯賓塞教授（Michael Spence）等人曾領銜撰寫的近百萬字巨著《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和轉型》，是一部代表性著作。儘管此類由著名主流經濟學家研究中國經驗的書籍很多很多，可以說這本著作是海外學者對中國問題研究中一本極有分量的經驗性巨著。因為它是受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國家發改委的委託，就中國經濟中長期戰略和「十二五」規划進行的研究。該書匯集了來自全球20多位不同國際著名機構、擁有不同經驗背景的頂級經濟學家。研究初稿徵求了國內眾多部門負責人與著名經濟學家，最後送達中國政府「十二五」規劃（建議）起草組成員徵求意見。起草組是一個以總理和副總理為首的極為重要的宏大團隊，有70多位部長和專家學者……。這本書儘管有理論的實證，重點仍是從經驗、從政策角度進行總結。對「中國奇蹟」的總結重點落腳在「中國經驗」的總結，歸結為5條：充分利用了世界經濟；維護了宏觀經濟穩定；保持了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擁有負責、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
書中明確指出，「中國奇蹟」的經驗，與二戰後25年或更長時間內維持GDP年均增長7％以及甚至超過7％持續增長的、分布在亞、非、拉各洲的其他幾個國家或地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可以看出，該書作者是想竭力說明這五條集中了中國幾十年成功的經驗，是可供他國參照的寶貴經驗。而且，其中第五條「擁有負責、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的內容，明顯是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極不贊同的，也是在現代主流經濟學關於增長和發展理論建模中不可能出現的要素。國內關於經驗總結文獻更多。如劉鶴曾總結了「中國奇蹟」的六條經驗：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訓基礎上形成的發展共識；堅定不移地對外開放，加入金融產業分工和市場體系；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保持政治的穩定性，發揮制度優勢；充分利用了國家具備的各種比較優勢；文化底蘊發揮著逐步加大的支撐作用。
而作為黨的重大決議的總結，一個重要線索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重大節點上，黨中央都發布了經集體討論、反覆推敲的重大經驗性的總結文獻。2018年12月間，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又將我們「40年積累的寶貴經驗」以及「黨和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概括為九個堅持：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揮和增強我國制度優勢；必須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必須堅持擴大開放，不斷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
對「中國奇蹟」經驗的認識肯定遠不限於以上所述，但從斯賓塞等和劉鶴的總結中已可明顯看出，總結「中國奇蹟」的重點，首先是經驗而不是理論。他們的總結不是創新新的知識概念和思想體系（抑或馬克思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或其他學術流派），而是基於前人的理論分析框架，在實證、闡述中國創造奇蹟的具體原因。其次，在經驗分析中主要在講經濟，然而已不僅僅局限於經濟或經濟學領域。斯賓塞的第五條強調了政府的作用。劉鶴的六條中除第二、三條講經濟外，其他的是從政治、社會、政府、文化等方面闡述了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兩文的經驗總結既不限於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也不完全限於經濟學領域的分析，倒是可以說有意無意地落入了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關於「兩個基本關係」的經濟學說，或落入了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中「經濟是嵌入社會」「經濟過程是一個社會過程」的分析框架中（波蘭尼，2001）。這正恰如熊彼特所說：「典型的經濟學家和典型的社會學家對於對方在做些什麼都知道得很少」，「他們走不多遠就會互相踩著腳跟」就進入了經濟學、社會學等跨學科的研究了。
近期，在中國社科院「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系列智庫論壇」上，張卓元（2018）回顧了40年來改革主線是企業改革主線？價格改革主線？還是企業與價格改革、所有制改革與經濟運行機制兩條主線共同推動？依其內容可觀察到，這類文獻重在改革邏輯的總結，闡述改革階段的演變、改革重點和策略的選擇。當然不排除在偏重於經驗總結時在改革政策與策略取捨背後有零星思想的闡述。因此，這篇文獻總體上可歸類為改革政策史的總結。
2.在理論學術總結方面。在這方面，有被海內外文獻高頻引用、榮獲第一屆中國經濟學獎，創新M-U型組織理論的錢穎一、許成鋼，他們以中國偉大實踐為案例，去求證、發展主流的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當然，基於西方主流分析框架的總結文獻遠不限於此，還有張軍、王永欽、宋錚等等很多學者的大量文獻。這一類文獻是當前最「大眾」的，即基本上都是基於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或去求證現代經濟學、或在改變某些假設條件後去豐富發展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內容。
在被西方現代經濟學視為非主流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國內的理論總結文獻是相當活躍且相當多。有的偏重求證、發展馬克思經濟學（如程恩富、張宇、馬豔等），有的偏重於德國歷史學派、國家經濟學（如何新、高德步等），有的偏重於奧地利學派（如張維迎、馮興元等），有的偏重於轉軌、過渡經濟學（如樊綱、張宇燕等），有的偏重於新制度經濟學（如張五常、盛洪等），有的偏重於演化動態經濟學或演化經濟學綜合（如賈根良、楊虎濤等），有的偏重於創新複雜科學經濟學（如陳平、沈華嵩等），有的偏重於創新結構經濟學當然從思想流派淵源看，新結構經濟學主要仍可歸屬於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如林毅夫等），還有以更寬的歷史視角，偏重於經濟、社會、精神跨學科綜合的「新政治經濟學」研究（如汪丁丁等）。
其中，在馬克思經濟學創新方面，還有一批學者認為，當前西方主流的現代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40年的偉大實踐，同時也看到「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因為滯後於市場取向的改革實踐，長期不能滿足國家宏觀經濟治理的需要，而被認為游離於現實，只能務虛，甚至只具有思想灌輸的性質」「直到今天，政治經濟學仍然沒有完全走出舊範式的陰影」。姚洋、史正富、孟捷等認為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想、觀點並不能滿足於解釋、服務於中國當代社會主義經濟的豐富實踐和現實運行，要發展、豐富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探索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這裡的「新政治經濟學」和汪丁丁所提的「新政治經濟學」概念內涵是不同的）。
在此，還必須突出介紹，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曾有一大批經濟學家，他們不是僅僅單純從事理論創新，而是「問題導向」的。他們立足於中國、根植於偉大的改革開放實踐，重點投身於研究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重大的政策、制度問題，並孜孜不倦地進行理論的創新。從1979年開展「什麼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大討論開始，到於祖堯在國內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蘇星首次提出「社會主義股份制」理論等，這些標誌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到今天，人們開始了既包括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又包括現代西方各種經濟學流派的探索（程恩富，2005）。出現了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等多種提法。在這些學者那裡，始終如一地立足中國改革開放實踐，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設。理論上從馬克思經濟學出發，同時積極探索當代馬克思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這一點與上述姚洋、史正富、孟捷等學者探索馬克思主義新政治經濟學有相似之處，都是從馬克思的經濟思想脈絡出發，不過這批學者的明顯特徵更是「問題導向」。緊貼中國現實問題，緊扣阻礙中國民富國強中重大的、根本性的問題。其研究往往多是既指出了應該幹什麼（目標）、怎麼幹（選擇什麼戰略與政策），又指出了為什麼這麼幹的理由（思想）。他們儘管沒能像馬克思、亞當·斯密、凱恩斯等大家那樣提出具有宏大的「範式革命」性質的理論體系，但他們將馬克思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發展和豐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貢獻了智慧，同時對推動40年「中國奇蹟」的形成以及重大政策制度的制定做出了傑出的貢獻。40年來，這方面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孫冶方、薛暮橋、于光遠等，近期的代表有馬洪、劉國光、厲以寧、吳敬璉等。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文獻，嚴格說既不屬於純理論總結，也不屬於純經驗總結，將其歸於經濟史、經濟政策史、轉軌政策史較妥。之所以說「較妥」，是因為相關文獻中的重點是通過比較中外經濟史、轉軌政策史的宏大歷史敘述，探索「中國奇蹟」的秘訣。有的力圖體現歷史與邏輯的一致，從「中國奇蹟」逐步形成、演化的邏輯出發，在批判現代經濟學及其衍生物——華盛頓共識與新制度經濟學過程中，回歸、修正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並進行理論創新。典型的，如文一（2016）的市場經濟發展的「胚胎發育」理論。其敘述的方法是經濟史與理論創新的「結合」。純就「胚胎發育」中的「思想性」而言，是偏重於學術理論，但是敘述的重點、大量的篇幅，突出在中國改革開放、轉軌階段的經濟政策演變上。從敘述的政策內容分析其背後的學術範式及其淵源「影子」，該書並沒有探索從「胚胎發育」到胚胎發育「結束後」是否有另外什麼獨立的「範式」框架和理論內容的意志。就該書大量的引文與思想看，似仍為從古典經濟學出發，力圖豐富亞當·斯密的市場理論和創新發展政治經濟學。然而，若就片段的轉型經濟學（羅蘭，2000）內容看，又不失為經濟學的一門獨立分支，可否被包含在熱若爾·羅蘭（Gerard Roland）的轉軌經濟學理論中？
另外，還需補充的是，相對於理論經濟學對「中國奇蹟」的總結，學界在應用經濟學的眾多領域的理論性總結文獻，則是更多更多。只是因篇幅關係，本文未能一一概括介紹。
二、總結中分歧為何那麼大？
為什麼對「中國奇蹟」總結的學術視角如此多維，結論分歧如此之大？同時，在海外對於中國奇蹟理論創新的期許，卻又是出現如此相反的意見。諾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曾鼓勵說：「能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榮獲諾貝爾獎。」相反，另一諾獎得主克魯格曼對中國增長能否創新理論卻不屑一顧，不認為有什麼理論可探索。為什麼？要解答此問題，或許需從經濟理論範式本身、研究對象、範圍與內容的角度說起。
（一）未能真正區別理論總結與經驗總結的差異
這是形成目前總結文獻分歧、爭論較大的首要原因。不同的研究出發點和目的，本應遵守不同的認知思維及其敘述方法。首先，目前一些總結文獻在理論總結還是經驗總結的前置定位上含混不清。其中，有些作者似乎是認識到這一點，但文中邏輯並未貫穿始終。具體表現在：有的似是理論總結實為經驗總結；有的說是經驗總結反而卻又夾雜過多不必要的「硬搭」的理論闡述；有的是經驗總結，卻缺乏事物表象因果關係的闡述，而是改革策略、改革階段、改革邏輯演化的平推式描述，以至可歸為改革政策史的總結。其次，說是理論總結，但對其學術分析框架、思想學說流派脈絡和邏輯演繹交代不清，缺少學術流派的「痕跡」。或者說不清在哪位巨人的肩上向前邁出了什麼樣的一步，創造了什麼。僅僅是用了中國材料、作出某些假設條件改變後，對某前人的理論結論，至多進行了實證而已。再次，理論總結固然可以不承襲前人某一學說流派而進行獨立「範式」革命性的理論創新，但實際上在敘述中卻是思想乾癟，或偶有新穎概念卻沒有整體的知識範疇；或有局部的道理、卻無全局的道理，形不成概念體系，缺乏理論邏輯力的支撐。最後，有些文章雖然也冠以「理論」之帽，敘述內容卻多為用中國40年史料、政策進行實證的解釋，僅是夾插一些乾癟的口號或理論字眼，寫作手法又是經驗之談。凡此種種，造成「總結分歧」如此之多的結果，進一步從認識論角度分析，也可以說是造成「凡此種種」總結現象背後的認識原因。
（二）未認識到科學理論是發展的，主流理論並非是普適的
作為一種理論，不管是哪個領域的理論，如果稱得上是科學的理論，其理論本身一定是曾經經歷和正在經歷不停發展，不斷豐富的過程。最先藉助於物理學這一自然科學思維進行經濟學思維創新的歷史，也是一部經濟學不斷否定自身又不斷豐富自身的歷史。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默所說，相對於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經濟學可以說更是「處在青春期的早期。記住，當愛因斯坦發展物理學中的一般相對論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還在用模糊的詞彙和粗糙的圖表來互相交談」。具體說，從重商主義到古典經濟學，到產生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和新古典經濟學，再到凱恩斯又對新古典的「革命」，緊接著貨幣主義又對凱恩斯的「反革命」，以及伴隨著新古典、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發展的同時，歷史學派、制度學派、奧地利學派以及後來的後凱恩斯主義、演化經濟學等各種被主流稱為的「異端」，無時無刻地對其發起批判，其理論與政策的合理成分也在不斷地被主流經濟學所吸收。可以說「經濟思想的歷史是變革的歷史。一個時期的非主流能夠在另一個時期的主流中找到位置。」。即正是通過非主流經濟學不斷指出主流經濟學的不足與缺陷，「給主流觀點傳授『花粉』，使其保持正直誠實。」這一切已是經濟學說史上公認的事實。如德國的新歷史學派及其在這一學派思想推動下，俾斯麥政府建立的全世界第一個社會福利系統，恰恰為後來籠罩美國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及其政府所接受，成為其重要的思想與政策來源（施穆勒，1949）。
即使在當今被西方經濟學界公認為是主流經濟學的宏微觀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從過去到現在一直也是在不停的爭論中發展。從IS—LM模型到盧卡斯的「理論預期革命」，到「真實周期理論」；作為「理性人假設」這塊微觀經濟學的基石假設，也並非生來完美無缺，而是在不斷地被否定、被修補。在此方面最充分、最具諷刺的實證是，資訊理論、博弈論、行為經濟學的傑出研究者，一個接一個地在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意味著在幫助原來經濟學原理中乾癟的、高度抽象的、現實中幾乎不存在的「理性人」概念，逐步地豐滿起來、具體起來、靈動起來。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某種理論、學說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絕對真理。作為理論，理論一般是其本質要求。但是理論一般同樣也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其內容是變化的、發展的。這還說明，參照、發軔於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經濟學，是一門較晚生成、相對不成熟的科學。當下被人認為主流理論的內容，未必都是普適的內容。理論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而且，這一檢驗不是一個國家、個別國家的檢驗，是大多數國家的歷史檢驗。典型的案例是，被贊為增長經濟學研究前沿的、最近獲得諾獎的羅默的內生增長理論和阿西莫格魯的「包容性制度」「制度漂移」等思想，能完全解釋中國增長奇蹟和世界上其他「窮國富國」的增長問題？又具諷刺的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在2003年剛剛自豪地宣稱：宏觀經濟學「對抗蕭條的核心問題已經被解決了」，2007年卻發生了美國次貸危機，主流宏觀經濟學對此又如何解釋？同理，如何解釋和刻畫當今世界的危機現象？是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凱恩斯的危機理論、還是費雪的債務通縮理論或者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理論？這是一個仁者智者在無休止爭議的問題。可見，在當今正處於學術爭論遠遠大於學術穩定、紛紛呼籲經濟學要反思、要範式革命的歷史時期，對主流經濟理論的全部內容是否普適的問題，要持特別謹慎的態度。因此，肯定經濟科學，並不意味對前人先輩的全部思想在不顧今天經濟發展條件發生重大變化情況下，去不打折扣地頂禮膜拜。同樣，既然承認經濟學是一門發展不成熟的科學，主流經濟理論中的內容又未必全是普適的，那麼就更不能簡單地用主流經濟理論作為唯一的標尺，去衡量旁人理論文獻的正確與否，局限自己對他人理論是否具有創新的判斷。特別是在當今，在海內外主流學術刊物欣賞優美數學建模形式文獻並主導話語的時期，更需警惕對點滴的創新思想萌芽、觀點乃至不成熟理論的嫌棄、疏忽甚至於採取排斥態度。應該看到，這恰恰是當今「中國奇蹟」理論總結中不易達成共識所處的險要的學術環境。
（三）未認識到用不同標尺分析，存在反映不同經濟世界的理論
無數事實證明，只有從分解到綜合集成的研究，才能較正確地把握被研究對象。因為，往往被研究的對象在被分解為一個一個「子系統」時發現的規律可視為真理，但在「眾多」子系統相加為集合系統時，原有的真理未必就是真理了。如「生物圈是一組織層層嵌套的複雜系統體系，每個層次的生物系統都有其特殊的進化規律」。同樣，牛頓定律之後的愛因斯坦新發現，並不意味否定了牛頓定律在一定條件下適用的真理性。同樣道理，將「中國奇蹟」形成的動力、演化機制置於現代經濟學核心地位的資源配置理論、研究一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學理，包括最新前沿的羅默的內生增長理論，能完美解釋中國過去40年的高速增長嗎？固然，中國40年奇蹟可以部分歸結為不斷追求市場化的改革開放和羅默的「增長因子」，是中國奇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肯定不是全部。那麼又是什麼？
筆者認為，觀察經濟世界若同觀察物理世界，無非是兩個視角或問題：一是狀態，二是過程。比如，新古典或現代經濟學突出研究的是均衡，描述的是暫時的「狀態」；奧地利學派重點研究的是時間，描述的是「過程」。總結中國40年的進程，最重要的特徵是什麼？是轉軌，是制度不停地演化；是非均衡，是一個不斷從非均衡走向均衡，又從均衡走向非均衡的過程。據此，似乎奧地利學派的學理更能貼近解釋中國奇蹟問題。然而在此方面，奧地利學派的學者迄今又未出現為各派學者所信服的文獻。因此，目前對「中國奇蹟」的理論總結，學者中多數仍然偏重於從增長和發展經濟學，或從轉軌和過渡經濟學，或從新制度經濟學，或從演化經濟學、自組織理論中去紛紛找答案。
這些研究現象說明什麼呢？一是，客觀經濟世界是一個系統。系統是呈現結構狀的，「結構」是複雜的，是多維的。選擇不同的標尺去看經濟世界，反映經濟世界本質的理論肯定是不同的。形象地說，客觀上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秩序是可以分層的，經濟理論也一定是可以分層次的（在非理論經濟學的應用經濟學名下，眾多的領域分類可以明顯為例）。因此，反映結構經濟世界中某一視角分析的某種經濟理論是有一般性的，但未必是能反映全部經濟世界內容或者以其他標尺所能看到的內容。二是，以均衡為主要分析框架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反映了市場機制較成熟國家的運行「狀態」，肯定難以完美解釋一個處於轉軌過程中的不成熟國家的市場機制，特別是處於高速追趕時的「動態」的「過程」。三是，以西方主流的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總結中國奇蹟背後的理論，哪怕是「最現代」的、「最前沿」的，仍是囿於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衍生的增長和發展經濟學這一層級理論在尋找答案。然而，過去20多年內，在保羅·羅默和羅伯特·盧卡斯帶動下，非常熱門的經濟增長領域給全球學術界形成的客觀印象是那麼多經濟學家都在「試圖找到一個法寶能讓窮國變富。許多次，我們都認為已經找到了靈丹妙藥……不幸的是，一切都沒有收到預期的結果。」由此看來，作為主流經濟學的增長理論，更沒有理由去傲慢地排斥「非主流」對中國奇蹟現象的理論思索。筆者相信，以不同的標尺或視角看經濟世界，會形成不同的理論。由此，對於一切試圖對中國40年奇蹟進行理論創新的經濟學人來說，倒是應敢於去大膽懷疑，不必在乎看主流理論的態度。
在筆者看來，不管中國歷經40年輝煌之後會出現何種變化，不管是被稱為過去的經驗還是未來可能會顯露的教訓，40年本身就是一口挖不盡的「理論深井」，能給理論創新的中國經濟學人提供理論抽象的深厚基礎。儘管一國經濟的崛起未必一定能夠產生影響人類經濟思想史的「大家」，但是應該有信心看到，我們有獨特的便利，有親臨推動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顯著變化的一個大國崛起的歷史事實與經歷，起碼客觀上給我們的創新思維提供了熟悉的土壤，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今天，對「中國奇蹟」秘訣未能形成較公認的解釋原因，恰恰可能是人們囿於頭腦中長期形成的思維導圖，未發現新的「標尺」「視角」所致。也許是主流與非主流經濟思想中的諸矛盾、諸亮點的融合，也許是理論創新中被人譏諷為理論「非自洽」、不成熟之處。這些是否恰恰是解釋窮國變富、一國經濟崛起秘密的理論種子和重要線索？客觀上，一個人口小國、非中心國家與一個人口大國、能衝擊中心國家的窮國變富的過程相比，對世界經濟運行與秩序的影響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反過來，這一影響對正在由窮國變富國的經濟運行秩序同樣在產生博弈性衝擊。經濟思想史上也曾出現過「大國發展模式」「大國模型」的討論關於。此背景下，尋求增長秘訣或理論建模中的考量因子，現有現代經濟學中的增長理論模型並不能覆蓋。這一系列也許正是我國當前對「中國奇蹟」理論總結中認識不易統一、分歧多多的一個未曾深入探究的重要原因。
（四）不同的研究對象、概念體系和語境，決定了「中國奇蹟」會衍生出不同的經濟理論
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提法，在馬克思、亞當·斯密、馬歇爾那裡，甚至在薩繆爾森教科書中，兩者基本上被看作同義詞（吳易風，1997）。但從學術脈絡的承續發展看，後來的經濟學研究對象之路是越走越泛了。
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其研究的目的，重點是揭示資本主義這一種生產方式產生、發展、消亡的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經濟學產生於19世紀中期。當今中國，提出並堅持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出現了許多與馬克思當時分析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及其經濟運行所不同的現象。對此，理論上如何解釋、發展？這是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挑戰。學術界公認源自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的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國富論》研究的內容正如書名所詮釋的，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國富論》對資本主義總體經濟運行進行了完整刻畫，實事求是地說，「在他自己那個時代裡，這是最全面的分析」。至此，以上兩位巨匠的經濟學研究儘管出發點、落腳點不一樣，但研究的對象範圍是總體，是總體經濟的運行與國民財富的增長。
到了新古典的馬歇爾那裡，經濟學研究對象發展成了「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突出了研究總體的基礎——微觀、個體。到了1932年，萊昂內爾·羅賓斯發表了在當時學界影響很大的《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在定義了經濟學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學之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開始進入了「演變的一個階段。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之後，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範圍是越來越泛，發展到研究歧視、犯罪、自殺、離婚等行為，出現了被冠以「經濟學帝國主義」稱號的現象。加上後來經濟學教育中出現的輕思想、輕理論、重數學工具傾向，最終導致2000年法國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提出要反思經濟學、經濟學要革命的口號。甚至在物理學界盛傳這樣一句奇葩的話：「若想拿諾貝爾獎，就去研究經濟學」，極端諷刺了經濟學到20世紀後越來越徹底數理化的傾向，認為只要數學好，就能拿諾貝爾獎，懂不懂經濟學原理已不重要了（黃春興，2015）。
奧地利學派、制度經濟學等其他學術流派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範圍有另外表述。僅以馬克思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相比，不同的研究對象、研究範圍決定了他們運用的概念體系、闡述的原理及其語境也不同。具體說，同一價值、資本等概念，在馬克思、馬歇爾及西方現代經濟學中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在總結中國40年奇蹟理論時，由於作者有意無意往往受著自己頭腦深處先入為主的某一理論、思想的支配或影響，運用的是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學理方法，其結果是對「中國奇蹟」這一同一的研究對象，產生了不同的理論闡述。因此，在不同的範式、概念和語境之下，常常出現「雞同鴨講」，甚至互不服氣的現象。可以說，這是當前我國經濟學界產生過多爭議的一個突出原因。因此，在當前，勢必需要強調，研究資本主義產生、發展、消亡規律的馬克思經濟學，要突出研究如何迎接當代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經濟新發展的挑戰。擅長研究「資源配置理論」的現代經濟學，要突出研究如何迎接由政府干預經濟向市場機制過渡（轉軌）中經濟運行的「現狀」與「演化」、非均衡與均衡間的更替等方面挑戰。
三、如何進行總結？
（一）對中國經濟學、中國學派等提法的理解
林毅夫在1995年曾預測：「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近幾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壯大，關於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等提法，頻繁出現在各種理論文獻中。從學術視角看，這一系列提法具體指什麼內容？有什麼差異？這既是抽象中國經驗背後的理論首先應搞清的問題，同時也是開展學術討論的前提。
根據筆者的觀察與理解，下面的討論首先假定，迄今關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方案、甚至中國故事等這些提法，在沒有特別的說明下，這若干概念定義一般都是從經驗角度而不是從理論角度在進行總結，故不列入下文的討論範圍。至於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提法，雖然都冠以「中國」兩字，但在不同的作者筆下，其概念定義與理論含義還是不完全一樣的。究其內容，可歸納以下三類：
一類是要「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其理論範式、學術脈絡和概念是很清楚的，是基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一類是基於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要創新「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自然，分析時運用的概念、語境等歸屬於現代經濟學。這類文獻有時也不排除以中國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概念出現，但主要是源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如一批「發展經濟學教程」書中所涉對中國高速增長分析或「中國奇蹟」解釋的理論內容，基本上都可以歸屬此類。
還有一類是既非從馬克思經濟學範式、也非從現代經濟學範式，而是試圖創新新的理論範式。例如，何新的《新國家主義經濟學》、賈根良的《中國經濟學革命論》《演化經濟學：第三種經濟學體系的綜合與創新》、陳平的《中華文明復興和經濟範式的創新》、沈華嵩的《經濟學分析原理》，甘潤遠的《螺網理論——經濟與社會的動力結構及演化圖景》，等等。此外，由程霖領銜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近代以來中國經濟學構建的探索與實踐研究」，試圖從經濟思想史角度，探索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其知識體系範式及學術脈絡）。
以上是就經濟學範式、知識體系差異的角度分析統稱為中國經濟學、中國學派等的研究動態。如果從研究內容角度分析，同樣都在講「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等，其實含義也不完全一樣，內容有寬有窄。
王紹光（2018）曾將「中國學派」概念分為五個層次進行理解。筆者借其分類進一步簡言概括為三類：一是指未必形成一套自己的概念體系、理論邏輯，僅為一些自己的看法、思想、觀點，稱為「中國學派」，其實還稱不上狹義的、嚴格的學術流派意義上的「中國學派」，只是「個人看法不同」或是有「自己獨特的想法」而已。二是形成了「系統的獨特的看法」，也形成了不同於他人的分析概念與工具方法，可稱為「中國學派」。三是不僅形成獨特的看法，而且此看法邏輯嚴密，形成一套貫徹經濟領域多方面的統一的理論體系，並被從學派意義上所承認的「中國學派」（當然承認未必是認同其學術觀點）。
以上即使按經濟學範式和經濟學研究內容寬窄的不同，可進行分別的分析，但其之間卻又是有重疊的。譬如，某類分析研究是源於馬克思經濟學，但重點是解釋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突出中國特色，較窄的）；有的雖以中國為案例，重點卻是基於馬克思經濟學，試圖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一般」（較寬的）。又如，被人們日常所稱「中國學派」下的林毅夫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是基於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重點卻想創新有別於現有西方主流的增長理論來解釋落後國家增長的原因，形成中國學者的創新理論。
不管如何分類，分類只是想說明，我們對現在頻頻出現的「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等字眼，不能僅觀其名稱，要了解其實質內容。他們是基於什麼樣的學術脈絡在討論，又是在較窄的還是較寬的理論視角上討論。雖然都是圍繞中國問題在談經濟學，但要區分，是僅僅在談能解釋中國問題的中國人自己的看法、觀點（哪怕是較系統的看法、觀點），還是從中國問題出發，覆蓋的範圍卻是包括世界其他國家的理論一般的問題。而且，從中抽象的是基於思想史上的某一學派淵源，還是另起爐灶，有別於其他經濟學流派的另一套邏輯體系。這是完全不同的理論含義。例如，在討論「中國奇蹟」的經濟學解釋時，理論視角可以是多維的，核心命題可以說就是「窮國變富」的理論。較窄的出發點，是去發現和解釋在中國特定條件下的理論。較寬的概念，是從中國問題出發，去發現和解釋世界上不僅包括中國也包括他國在內的「窮國變富」的一般理論。這是兩種不同的學術追求。在學術脈絡上，可以是在馬克思經濟學的語境下，但必須要發展和豐富馬克思經濟學。因為，馬克思的思想體系重點是圍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亡規律而展開，對於窮國變富這一相對變化問題，直接涉及的比較少。也可以基於現代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遺憾的是，二戰後「迄今的歷史，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是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可借鑑的經驗不多。當然，還不排除可以進行經濟學上的範式革命，另創一種理論體系，或者基於某一非主流理論體系，或者融合若干非主流思想形成一種新的體系，在重新解釋全球經濟運行的同時，解決「中國奇蹟」或「窮國變富」這一重大理論命題。
（二）在中國，理論創新需注意什麼？
1.必須要有良好的百家爭鳴的學術討論環境。根據以上分析與介紹，要創建廣泛意義上的中國經濟學、中國學派，特別是在當前，針對中國國內目前對40年中國奇蹟事實上的學術多脈絡、多學派、多維度的紛爭，要取得較出色的公認的理論成果，恐怕不歷經痛苦而充分的學術爭論是不可能的。回顧斯密、馬克思、馬歇爾以及凱恩斯等人的經濟理論的產生，無一不是在吸取前輩及同時代經濟學家的思想，甚至是從反對者的思想爭論中產生。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是有「三個理論來源」。因此，「繁榮與發展經濟學，需要創立不同的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也應形成不同的學派，學派的形成是學術繁榮的重要標誌之一。」「不明智的學術和意識形態的引管和評價，是管死馬克思主義多學派的發展，放活非馬克思主義多元化的擴張。」筆者認為，這樣的態度才是從事馬克思經濟學研究者的真正的理論自信。
要創造充分的學術討論環境，則應鼓勵開設不同學術流派的對話窗口、平臺。討論中不許「戴帽子」「打棍子」，以及無限制的「上綱上線」。切忌學術討論中的意識形態變化、政治化；切忌以口號、空洞教條式的語言、概念來替代邏輯自洽的學術討論。
2.理論創新者要善於從不同思想流派交互中抓住靈感，汲取養分。面對出乎意料的2008年美國「百年一遇」大危機，和中國14億人口大國持續40年高速增長這一人類經濟史上的恢宏史實，經濟學理論如何解釋？學界已普遍認識到，現有的經濟學迫切需要的是深刻反思。強調經濟學上的「均衡」，忽視轉軌、忽視制度演化、忽視政府作用，容易使主流的「宏觀經濟學陷入困境」；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關註解釋資本主義社會消亡的規律，自然對社會主義階段經濟的具體運行前景描述不夠詳盡。新奧地利學派是想將經濟學解釋的重點從均衡狀態轉移到他們自己建樹的經濟過程上來。強調「時間、無知、主觀性及過程」。但是最後的出清，是把奧地利學派嵌入現代經濟學範式，「提供一種理論補充的角色」，還是乾脆「放棄均衡模式的概念，並提出一種全新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範式」，這在奧地利學派內部，又正處於意見不一的討論階段。
因此，面對當代經濟世界，現有的各經濟學流派都需要創新。循舊堅守原有流派的思想，不反思，不總結，以至不願汲取對方的思想亮點，往往容易走入思想的死胡同。筆者認為，對於強調「資源配置理論」這一研究對象的現代經濟學來說，我更贊同諾獎得主布坎南的一句話：「我的基本觀點是：應當將『市場理論』置於核心地位而不是將資源配置理論置於核心地位」。那麼，什麼又是市場理論？這恐怕是當今世界範圍內經濟學家需要重新審視並予以充分關注的重大理論命題。因為，若是講市場理論，不能僅僅講分工競爭機能，恐怕還要回答市場是如何形成的、市場是否是公共品以及公共品的發展與演化、公共品與政府關係等等內容。因為，存在於現實世界中的各經濟體的市場經濟，都不是經濟學教科書上所述的純而又純的市場經濟。各經濟體的市場經濟不同程度上都是如薩繆爾森所說的「混合經濟」。而這一命題是斯密當時不曾關注，卻恰恰又是當代經濟學人每天面對且難以取得共識的重大的現實命題。受此啟發，在理論創新上，筆者非常欣賞經濟思想史上的兩位「大家」——羅賓遜夫人和熊彼特的思想膽略和智慧。當他倆發現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詬病後，兩人敢於從「新古典主義的華貴鎖鏈中解放出來」。前者試圖「將馬克思解釋成凱恩斯」，後者試圖「成為另一個馬克思」，即都想通過融合新古典思想和馬克思經濟學來改造主流的現代經濟學。筆者認為，理論創新不僅需要勇氣，需要理論功底，更需要智慧，需要靈感。有時恰恰在汲取、融合爭議對方的某一思想亮點時（可能是一個觀點、視角、方法），腦洞頓時打開。因此，主流經濟學派要積極面對而不是拒絕、躲避「非主流」「異端」的挑戰。對於傳統政治經濟學而言，「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地位發生了動搖，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那麼政治經濟學如何發展和創新？我認為，以馬克思經濟學為基點同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進行整合或綜合，這是一個頭等高端的問題」。這是一個經濟學研究者的開明態度。
由此可見，中國學者若要想在較寬意義上的一般性理論方面真正創造「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絕不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要形成獨特的、系統的思想體系，符合一定的範式要求，需要學習馬克思、馬歇爾、熊彼特等學術大家，善於從前人積累的知識寶庫中汲取養分。退一步言，在此方面，大可不必先冠以「中國」字眼、自設框框，束縛自己的思維，而是應借鑑思想史上的歷史學派、老制度學派、奧地利學派，大膽創新思維、尋求邏輯自洽、自成理論體系。儘管這些學派思想可以不被現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承認，但這些學派的經濟思想都可稱之為人類思想史上的瑰寶。
3.把握好理論創新中的層次性問題。局部理論的創新與理論體系的範式革命都屬於理論的創新，但兩者並不是一回事。基於中國40年高速增長經驗進行理論抽象，可以充分運用中國和其他經濟體「持續高速增長」「窮國變富」的歷史材料，重點側重在增長和發展理論的創新上。但是也不排除由此啟發，由局部到整體，以此擴展，通過批評和融合人類經濟思想史上以往的多流派思想，進行顛覆性的範式革命，重建一個解釋經濟世界的理論體系。
如果是較為集中地基於「高速增長」「窮國變富」的大量事實進行理論創新，事實上又存在從不同學術流派視角出發的創新。可以是基於馬克思經濟學說、方法，創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可以是基於現代經濟學增長理論或新制度經濟學，豐富發展原有的分析框架；也可以是基於奧地利學派或經濟演化理論等思想，從其他視角尋找增長理論秘訣。在不同學派創新競爭中，形成對「窮國變富」的新的理論解釋。但是凡此種種，如果是成功的創新、並最後能被歷史驗證且為學界所承認的學說，筆者認為，恐怕這種理論本質是一種在全球化條件下，「窮國變富」、國民財富明顯增長的「趕超理論」。冒昧地說，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非均衡理論」而不是「均衡理論」，與解釋市場機製成熟國家運行的現代經濟學增長理論肯定是不完全一致的。因為，觀察自18世紀以來的全球經濟史，不能忽視的是，有三個維度是始終貫穿前後又不被主流經濟學所關注：一是近代全球經濟史可以說是一部圍繞大國興衰更替的歷史（是窮國變富、富國變窮，中心國家與非中心國家更替的長周期環境）；二是一部貨幣信用與金融危機史；三是一部主權國家內市場機能這一公共品內容不斷豐富發展的政府與市場關係史。這三者的糾纏、交錯與發展，構成了世界經濟複雜運行的恢宏歷史畫卷。現在，要在21世紀這一時點的經濟全球化下尋找中國「窮國變富」的理論秘訣，恐怕同樣既要了解歷史上資本主義初期的英國保護主義，後來德國的歷史學派，美國漢密爾頓時期的「美國學派」，為什麼、又是如何成為該國當時國內政策主導理論的非偶然性，還要了解全球經濟史中「三個維度」的延續、交錯影響及其演化的當代特徵。
由此可見，探究「中國奇蹟」秘訣的理論創新，難就難在一開始如何認識、界定創新理論的層次問題。即，是明確研究解釋中國問題的理論？還是研究解釋世界性問題的「理論一般」？是研究局部的增長與發展理論？還是研究經濟學「範式」中的增長與發展問題？然而，分析一國經濟增長，歷史上客觀存在三種不同類型的事實：一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增長；二是小國由窮國變富的增長；三是大國由窮變富及其引起世界中心國更替的增長。如果想在更長的歷史視野下解釋影響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一國或諸國由窮變富的歷史，其實就是同時在研究富國變窮、中心國實力相對減弱這一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歷史。若是從此理論邏輯出發，恐怕解釋中國奇蹟的理論，也許就不是一些人所說的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學理論了。這也許是對中國學者理論創新或者說創建中國經濟學真正榮光而艱巨的挑戰。
4.創新理論分析應與工具分析相併重。「經濟學不是數學……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方法的工具。經濟學的主要領域是靠經濟學知識而不是數學取勝」sss。在此方面，歷史上有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出版時燒毀數學手稿的精彩故事。但藉助於數學語言和計量經濟模型等工具，畢竟可以使理論邏輯推理更加嚴謹，實證分析更具普遍性、可靠性，這也是經濟理論科學發展的必然。因為，不管你是否認識到，客觀經濟世界是由一定的經濟要素（或元素）組成，呈現結構的特徵，據此才能作出判斷性描述。然而，各種要素又是具體的、可量化的，是變量。即，經濟世界既可以定性，又可以定量。因此，經濟理論要能正確解釋、預測複雜的經濟世界，能既定性分析又能予以定量分析的理論，肯定是上乘的理論（這裡排除既有定性，也有定量的分析，也許是錯誤的分析）。其實，當代馬克思經濟學研究也並不是一味解釋排斥數理分析的工具。目前，國內一些學者根據馬克思經濟學說原理在實證分析當代中國及世界經濟時，往往已在大量運用數理分析的工具。因此，當今中國學者的理論創新，不管是源於哪個學派，側重於哪個理論層次、視角，都應堅持定性與定量分析並重的原則。
5.理論創新要聚焦於理論思維。理論創新既不同於經驗總結（包括經驗的實證分析），也不同於改革開放政策史的總結。理論創新思維關注的是概念及邏輯演繹的改善與嚴謹。理論研究者與政策研究者是兩種不同的職業，儘管有時同一人可同時從事以上兩種事業。但在當今中國社會心態較為浮躁的環境下，則更應呼籲鼓勵理論工作者應有定力，不去羨慕被當下各種媒體和民眾追捧的對「熱點」問題不時發聲的政策研究者。學者要學會孤寂，孤寂有利於思考。集中精力反覆咀嚼同一問題，一個人將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經濟學創新直覺。
聚焦於理論思維，同樣不應忽視經濟政策史與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基於17世紀科學革命後的英國經濟思想發展，突出的是模仿自然秩序，強調演繹。德國傳統的辯證哲學思想，則重視歷史，強調從歷史中歸納。中國要從40年經濟奇蹟的歷史寶庫中歸納總結經驗、抽象演繹成理論，首先離不開對中國經濟政策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與了解。在中國由窮變富的改革政策演化的40年中，曾不間斷地出現了大量的、有時是零星而不成體系的經濟思想、觀點，能給中國奇蹟的經驗與理論抽象以重要啟發。因此，梳理40年中國改革政策史、經濟思想史，同樣是加快中國經濟學界理論創新的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
6.中國的經濟學創新要格外重視中青年經濟學家隊伍。從一般性理論意義上講，創新中國的經濟學，恐怕需要二代人、三代人甚至更多代經濟學人的努力。為此，培育青年學子的理論思維能力，是當前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的當務之急（目前高校的不良現狀是重數學工具超過重理論思維）。應呼籲高校的經濟院系在學科安排上，除設置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現代經濟學兩大課程外，普遍增設中外經濟學說史和中國改革政策史等課程。通過課程調整與教育，開拓中青年經濟學人視野，使他們學會博採眾家技巧，培育理論思維的能力和問題意識，這是真正夯實中國經濟學創新的後繼者基礎。
四、結束語
當今世界，正處於大國興衰更替的歷史長周期。大國更替往往相伴相生經濟思想之繁榮。隨著中國的崛起，解釋中國經濟現象，已成為解釋世界經濟現象最主要的任務之一。無疑，中國的崛起，既為21世紀理論經濟學的升華提供了土壤，也為中國經濟學人的理論創新創造了千載良機。這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當代中國經濟學人的歷史使命（夏斌，2015）。當然也應看到，伴隨中國崛起，中國經濟學人是否一定能夠擔當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兩者之間並不能劃上必然的等號。如曾伴隨日本的崛起，日本並未產生影響世界的、在經濟學說史上可稱得上的巨作。中國經濟學人要實現為繁榮人類經濟科學多做貢獻，恐怕約束自身、埋頭思索、砥礪前行，是唯一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