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存世僅見的奈良時代日本銀錢

2021-02-18 望野博物館

編者按

此文所述「長安常歓」、「和同開珎」銀幣。在《踏波東來——遣唐使的回憶》特展中首次面向公眾展出。

宋捷,古泉文庫主人。中國民俗錢幣學會、朝鮮古泉學會、北宋錢幣研究會副會長;陝西省錢幣學會理事,鑑定委員會委員、專家委員會委員;副主編;曾主編《開元泉刊》、《開元泉友會集拓》、《王貴老九秩壽泉集拓》,整理出版《孫仲匯開元訪談錄》、《中國錢幣大辭典元明卷》。即將出版《拓泉八講》,《壽泉集拓》等著作。從事歷代錢幣與錢幣文獻的收藏研究二十餘年,擅長高古花錢、鄰國古錢與歷代錢幣文獻的收藏鑑定與理論研究。



日本奈良時期「長安常歓」銀錢考

2015年,洛陽附近發現日本奈良時期和同開珎縮字版銀錢和長安常歓銀錢各一枚。

長安常歓銀錢

長安常歓銀錢及拓本

 

和同開珎縮字版銀錢

其中長安常歓文字環讀,與中國先秦圜錢中的共屯赤金、桼垣一斤的讀法接近。和同開珎縮字版銀錢與西安何家村唐朝窖藏出土的五枚和同開珎銀錢中的其中一枚版別近似[1]。和同開珎銀錢在日本及其罕見,而同時所出的長安常歓銀錢更是前所未見。

 

何家村窖藏對比圖

 

西安袁林先生藏品

長安常歓銀錢錢文隸中帶楷,古拙圓渾,結體奇特,富於變化,書法類似北齊泰山經石峪金剛經。

 

北齊泰山經石峪金剛經

歓是歡的異體字,在日本取代了歡字本體而使用至今。此錢製作精良,金屬成分與鑄造工藝與同出的和同開珎銀錢相似,加工方法也極其一致,從錢背看尤為明顯,說明兩者在時代、鑄地方面有著緊密的關係,為日本早期鑄造無疑。


開元通寶容弱版銀錢

金屬成分分析(開元通寶銀錢為同時代參照物,非同時所出)

經金屬成分檢測,長安常歓錢含98.81%、銅1.19%,與同坑所出和同開珎縮字版的銀銅比例(含銀98.83、銅1.17)基本相同(開元通寶銀錢為同時代參照物,非同時所出)。

《續日本紀》記載,和銅元年(708年)二月元明天皇詔告天下,設置鑄錢司,令三宅麻呂為鑄錢司長官,負責鑄錢,同時五月開始行用銀錢。這裡所說的銀錢即和同開珎銀錢。

同月,元明天皇設置造平城京司,籌劃遷都平城京事宜[2]。和銅二年(709年)正月,元明天皇下發詔書追究盜鑄和同銀錢者的責任;至和銅二年九月,詔告天下廢除銀錢,改用銅錢;到和銅三年九月再次禁止銀錢。和同開珎銀錢從行用到被禁僅一年多,存世稀少且小版眾多。

在《續日本紀》和銅二年、和銅三年的詔書中顯示,流通使用和同開珎銀錢之前,還有過使用其它銀錢的記錄:和銅二年(709年)正月元明天皇詔曰「……向者頒銀錢,以代前銀,又銅錢並行,比奸盜逐利,私作泛濫,紛亂公錢。自今以後,私鑄銀錢者,其身沒官……」。至和銅二年八月,詔告天下「廢除銀錢,改用銅錢。」和銅三年九月重申「禁天下銀錢。禁斷和同銀錢。」[3]

在此之前的《日本書紀》記載,683年天武天皇下令使用貨幣,其後694年至699年還設立有鑄造貨幣的役所。[4]由於文獻語焉不詳,加之實物空缺,一直無法判斷究竟鑄造的是哪種錢幣。有日本泉家認為,天武天皇鑄造的貨幣,就是和同開珎之前的銀錢。

此問題在1999年得以解決:奈良明日香池遺址(飛鳥池工房遺址)發掘出土33枚富本銅錢以及錢範、錢樹、銅渣,與富本錢時出土的丁亥年(持統元年,687年)木簡[5],證實了《日本書紀》的記錄無誤,並揭示了日本天武天皇鑄錢的真相。

 

源自日本《讀賣新聞》

與中國南北朝時期的豐貨、永通萬國、五行大布一樣,富本錢也採用吉語做為錢文。富本錢目前所見均為銅錢,並無富本銀錢的記錄與實物。和同開珎銀錢之前的銀錢到底什麼樣子,中日兩國泉家一直在探求究竟。

推測1:長安常歓銀錢或為和銅元年初,鑄錢司在開鑄和同開珎銀錢之前,為遷都平城京一事而特鑄。

根據《續日本記》記載,這種銀錢與後來的和同開珎銀錢一起參與了流通使用。平城京的面積雖然只有長安城的1/4大小,但其結構完全模仿長安,甚至街道的排列方法也幾乎一樣,從朱雀街將城市分為京東與京西兩部分,也有著「東市」、「西市」等名稱。[6] 對於即將遷都的元明天皇來說,能夠讓規劃完整、布局合理的新都平城京長治久安、人民安樂是他莫大的期盼。

長安常歓銀錢不以重量或年號為銘,環讀的方式也與同時期的中國錢區別明顯,環讀方式風格復古,應是受兩漢以來流行的銅鏡與民俗錢的影響。說明設計者的匠心獨具,不但注重對中國錢的模仿,又不乏創新之處。

見日之光 天下大明

 

除兇去殃 闢兵莫當

長安常歓銀錢繼承了富本錢以祈福吉語作為錢文的傳統,錢文則演變為四字。長安常歓一詞寓意深遠,長安意謂長治久安,常歡則有長樂而未央之意。這種有帶有祈福意義的銀錢,在當時鑄期既短,鑄量又少,經過歷代禁毀改鑄之後更是難得一見。

推測2長安城為大唐首都,又是遣唐使的目的地,還有著平安的涵義,而常歓一詞也為當時流行吉語。

據記載,以粟田真人為執節使的遣唐使團于大寶二年(702年)揚帆出海,出使大唐,由楚州登陸,經洛陽到達西安。粟田真人受到武則天的接見,並被賞賜官職和禮品後於慶雲元年(703年)經洛陽歸國[7]。

很可能粟田真人在回國述職時,將從中國帶回的開元通寶銀錢(武周時期的容弱版)上呈朝廷後,天皇據銀開元而鑄造長安常歓銀錢,將其作為對親貴的賞賜或進獻大唐天子的貢品。元明天皇改元和銅後又仿照開元通寶的形式與長安常歓的質地,鑄造了和同開珎銀錢,所以銀和開珎在製作工藝上繼承的是長安常歓銀錢。如此,便不難理解長安常歓銀錢與富本錢一樣以祈福吉語為錢文了。

同開珎銀錢是日本收藏家夢寐以求的珍稀品種,而近年在中國公、私著錄中卻屢屢現身。1970年10月,在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中一次發現五枚和同開珎銀錢,以及這次和同開珎縮字版銀錢和長安常歓銀錢在洛陽的同時出現,都應該與兩國之間的交往有關:日本遣唐使將長安常歓作為對大唐皇帝的貢物帶來中國,或是護送遣唐使返日的中國官員將其帶回中國[8]。

結語:

長安常歓銀錢歷經艱辛來到大唐,最終在一千多年後於中國被發現。作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溝通橋梁,這枚銀錢的發現有其劃時代的意義

1、 發現日本最早鑄造並參與流通行用的錢文銀錢,並首次揭示其真容;

2、 證實《續日本記》中有關「和同開珎銀錢之前的銀錢」記載無誤;

3、 承上啟下,填補了日本早期貨幣的重要一環;

4、 無論是元明天皇為遷都祈福而鑄,或是作為賞賜以及貢物,都應該是日本歷史上最早的帶有紀念性質的錢幣;

5、 長安常歓銀錢與和同開珎銀錢在中國的一同出土,再一次證實了中日兩國之間悠久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淵源,為國際間貨幣文化交流的典範。

 

[1]: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 1972(3):2-10日本銀幣和同開寶的定年(34頁)

[2]:《續日本紀卷第四元明紀一》「和銅元年(708年)二月甲戍,始置『催鑄錢司』,以從五位 上多治比真人三宅麻呂任之」;

同月戊寅,詔遷平城,詔曰:「……平城之地,四禽葉圖,三山作鎮,龜筮並從,宜建都邑。宜其營構資,須隨事條奏,亦待秋收後,令造路橋,子來之義,勿致勞擾。制度之宜,令後不加。」

[3]:《續日本紀卷第四 元明紀一》八月「甲申朔乙酉,廢銀錢、一行銅錢。」

[4]:《日本書紀卷廿九天武紀下》夏四月戊午朔壬申,詔曰:「自今以後,必用銅錢,莫用銅錢。」……乙亥,詔曰:「用銀莫止。」

[5]:鈴木公雄《錢の考古學》吉川弘文館(2002年5月)詳見富本錢の發見(154-170頁)

[6]:浙江大學日本文化歷史研究所《日本歷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詳見第三章.第一節.律令政治的展開

[7]:王仲殊《關於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的始末》(就實女子大學史學論集第9號1994年)

[8]: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 1972(3):2-10日本銀幣和同開寶的定年(34-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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