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法律經濟學在中國法學界日漸興起。相關學者在介紹自己的研究領域時，越來越多地出現了「法律經濟學」的字樣。法律經濟學似乎已成為中國法學領域內一個新興的分支學科。那麼，法律經濟學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法學分支學科呢？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回答是：法律經濟學是法學與經濟學交叉融合形成的學科。法律經濟學既與法律有關，也與經濟有關。某些問題，倘若既涉及到法律，也涉及到經濟，研究這樣的問題似乎就可以歸屬於法律經濟學的領域。這種關於法律經濟學的理解顯然失之寬泛。
理解法律經濟學的另一種方式，就是把它當作是一種研究方法。具體地說，就是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去研究法律問題，由此形成的理論學說就是法律經濟學。這恐怕是很多法律經濟學研究者所理解的法律經濟學。波斯納所著《法律的經濟分析》提供了如此理解法律經濟學的典型「學案」，這本書的標題已經揭示了法律經濟學的方法論性質。從這個角度來說，法律經濟學並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分支學科，甚至也不是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而是一種研究法律問題的方法，因而，法律經濟學只是一種關於法律的方法論。當然，這種關於法律經濟學的理解方式也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它主要是法學家立場的產物。一些法學家為了研究法律問題，選取了經濟學的方法，由此促成了法律經濟學的興起。但是，這種理解法律經濟學的方式，可能會受到經濟學家的反對。
在經濟學家的視野中，法律只是經濟的一個變量。經濟受制於各種各樣的約束條件，譬如科學技術、勞動力等等，都會影響到經濟發展的水平。在諸多約束條件中，就包括法律制度。不同的法律制度安排將會影響到經濟的走勢。因而，從法律制度的角度研究經濟問題，就成為一些經濟學家的選擇，法律經濟學也因此而興起。譬如科斯，就是這樣的法律經濟學家，這樣的法律經濟學家也可以稱為制度經濟學家。由此可見，法律經濟學其實包含了兩種立場：法學家的法律經濟學，經濟學家的法律經濟學。
法學家的法律經濟學雖然也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學術姿態，但是，抽取其中的最大公約數，可以發現，它們普遍呈現出一個共同的特徵：習慣於以解釋者的角色面對法律問題。更具體地說，就是喜歡以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解釋法律制度背後的經濟根源。為什麼會形成某種特定的法律原則與法律制度？原來，這樣的法律制度具有某種經濟學上的依據，能夠通過經濟學理論予以解釋與說明。特別是某些歷史悠久、比較定型的法律原則與法律制度，其背後的經濟學理據就顯得更堅實。因此，法學家拓展的法律經濟學，較多地體現為「解釋者的法律經濟學」，雖然例外的情形也是有的。
相比之下，經濟學家的法律經濟學更加注重經濟效果：不同的法律安排與制度設計，將會導致不同的經濟效果。在其他條件相對確定的情況下，某種法律安排能夠產生更好的經濟效果，另一種法律安排產生的經濟效果可能就會差一些。因而，制定什麼樣的法律、設定什麼樣的制度，對於經濟發展來說，將會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這種旨趣的法律經濟學，雖然也有「解釋」的作用與功能，但它更加明顯的特徵是指示法律制度的走向。這樣的法律經濟學，我們可以稱為「立法者的法律經濟學」。這裡的所謂「立法者」，並非實指研究者就是國家立法權的享有者，而是想標示出研究者的角色與立場：他們旨在告訴讀者，下一步該怎麼辦——他們就是這個意義上的「立法者」。
把法律經濟學分為解釋者的法律經濟學與立法者的法律經濟學，這樣的劃分方式借用了齊格蒙·鮑曼在《立法者與闡釋者》一書中關於知識分子角色的劃分。這樣的二元劃分提醒我們，關於法律經濟學，既要從法學家的角度來理解，也要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理解。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法律經濟學作為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又被稱為「法與經濟學」。正是這個連接詞「與」，既反映了法律經濟學的兩種立場，同時也反映了法律經濟學的本質特徵：它既是法學的，也是經濟學的。
（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