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本土化或中國化是一個自民國時期就提出的議題。自從20世紀80年代社會學學科在中國恢復重建以來，這個議題就不斷被提出、討論和爭論。大致來說，圍繞社會學本土化的爭論產生了兩大陣營：本土化倡議者和本土化反對者。文章認為，社會學本土化的討論應深入「知識創新力不足」的制度根源問題。知識創新力不足問題解決了，社會學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關鍵詞：社會學 本土化 話語權 知識創新力 學術制度
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或中國化是一個自民國時期就提出並加以實踐的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個問題被不斷提出、討論和爭論。但在總體上，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社會學本土化的討論並不熱烈。只有到了2000年以後，社會學本土化才成為學者熱烈討論和爭辯的問題。而這些學者對社會學本土化問題的呼應，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們對中國社會學在恢復重建了二十年以後的現狀不滿的反應。一些學者認為，與我們在西方社會學方面的譯介的相對較高的水平相比，中國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水平普遍較低。
儘管有學者指出社會學本土化是一個模糊化、歧義化的概念，大部分學者是在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的關係中討論社會學本土化的。他們把社會學本土化看做是一種在世界社會學領域中獲得應有的地位的運動。鄭杭生和王萬俊把中國學者的這種本土化實踐，稱為「學術運動」。作為一種學術運動，社會學的本土化所牽涉的就不僅僅是社會學發展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本身的內在邏輯問題，而且也包括民族的「學術話語權」或民族的尊嚴與地位問題。
但是，隨著討論的持續展開，不少學者質疑社會學本土化的話語與實踐。一方面，他們批評社會學本土化本身所蘊含的邏輯矛盾，揭露隱藏在本土化運動背後的「東方主義」；另一方面，他們公開為普遍主義辯護，否認客觀知識的國界性，否認地理邊界在對知識的客觀性的評價中的作用。他們鮮明地堅持知識的普遍性立場。
從內容上看，本土化倡議者與本土化批評者分別在兩個層面展開爭論。首先，在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層面，本土化倡議者認為西方社會學知識在中國現實下常常不具備「跨情境效度」，因此社會學有必要實行本土化。而本土化批評者則認為，任何本土化倡議者所強調的本土特殊性，都必須放在世界範圍的普遍知識的框架內來加以定位。
其次，在知識本體論層面，部分本土化倡議者把社會學本土化上升到建立在世界範圍的民族話語權和民族地位與尊嚴、擺脫對西方學術的依附地位的高度。而社會學本土化則是對這一過程的扭轉。針對這一立場，本土化的批評者則從兩個方面展開反擊：一方面，他們認為知識只要是客觀的，就是不分國界的；另一方面，他們質疑本土化倡議者所提倡的「中國性」或「本土性」有「自我東方主義」的嫌疑。作為一個議題，社會學本土化議題的觸發機制就是學者對如下境況的不滿，即：社會學學科在恢復重建過程中經歷了「移植西方社會學知識」的階段以後，未能如期走向「後移植時代」、依然難以擺脫對西方社會學知識的依賴、中國學者依然是世界學術共同體中的「二等公民」。
面對這種狀況，本土化倡議者呼籲，不要把西方社會學知識生搬硬套到中國情境，而要從理論層面總結、提煉和概括中國經驗，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理論。但是，本土化倡議者在提出合理目標的同時，卻對中國社會學發展的令人不滿意的現狀作了錯誤的歸因，即：中國學者只知道照搬西方的理論，只會跟著西方學者依樣畫葫蘆，亦步亦趨，缺乏符合中國情境的問題意識。
其實，這種對西方學術的依附性和「食洋不化」現象，只是部分中國學者缺乏知識創新力的結果。換言之，正因為自身在整體上知識創新力不足，所以才要去模仿西方成功的學術經驗和理論，其中一些人則出現了「生搬硬套」的情況。這裡的癥結不在於學習西方，而在於如何學習西方。「食洋不化」者之所以出現「生搬硬套」和「食洋不化」，根源在於自身的知識創新力不足。正因為知識創新力不足，所以才會去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論。
不論是本土化的倡議者，還是本土化的批評者，大多共同忽略了國內經驗研究中的另外一個局限性：「食土不化」。它指的是，雖然我們有能力對國內現實提供大量的經驗描述資料，但卻沒有能力把這些經驗資料上升為理論，缺乏對資料進行理論化加工、提煉和升華的能力。這一現象反映了我們抽象思維能力、思辨能力、概念化能力或理論化能力的不足。於是，大量的經驗資料未被得到有效利用，有的甚至被閒置。
事實上，在國內的社會學研究中，不論是「食洋不化」，還是「食土不化」，均是由於更深層的知識創新力不足這個原因所引起的。所以，關於社會學本土化的爭論，必須從中國的知識創新力何以不足的角度來加以分析。這才是社會學本土化問題的癥結所在。只要解決了知識創新力不足的問題，社會學的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認為，中國的社會學本土化成效之所以不彰，不在於我們的決心不強和態度不堅，而在於我們的能力不夠，更具體地說，在於我們的知識創新力不足。而知識創新力不足，源於我們的學術制度和學術文化的不健全。
那麼，應該如何才能提升我們的知識創新力呢？知識創新力可以分別體現在微觀上的個體能力和宏觀上的學術共同體的總體能力上。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後者。就宏觀的角度看，學術共同體的總體性知識創新力是學術制度和學術文化的產物。不同的學術制度和學術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知識創新力。接下來，我將從學術制度和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國內學界知識創新力不足的根源，進而說明提升知識創新力的出路。
1.智慧財產權制度
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不太重視智慧財產權，相反，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共享智慧財產權的習慣。與此相聯繫，許多學者沿襲「述而不作」的傳統，創新動力不足。時至今日，國內依然有一部分學者和一些學術刊物編輯對論文中的「文獻回顧」的必要性表示質疑，同時「明抄」或「暗抄」現象依然存在，簡單重複性勞動比比皆是。可以說，智慧財產權制度以及相關的研究規範的薄弱，使得我們始終搞不清知識創新的起點在哪裡。同時，由於重複前人的觀點的論文也可以發表，許多人就沒有足夠的動力去創新。此外，重量輕質的量化考核制度的盛行，客觀上也加劇了這種傾向。
２.學術批評制度
在國內，學術批評不能說沒有，但學術批評制度和文化肯定是不健全的。以書評為例。西方每出版一本學術著作，往往會在學術刊物上出現數量不等的書評。這種書評制度的存在，不但使質量不高的學術著作遭受批評，而且也促成作者在保障成果質量上的自律。但是，在中國，書評還沒有成為一種普遍化的學術批評制度。而我們看到的書評，常常是缺乏批評精神的「吹捧」式文章。就刊物來說，即使學者要批評某種觀點，多半不敢指名道姓，只能籠統地概括所要批評的論點。學術批評制度和文化的缺席使得學者缺乏足夠的自律。而「食洋不化」「食土不化」和「東抄西湊」的文章，也常常有機會發表。
３.學術發表制度
就國內來說，中國的頂級社會學學術雜誌已經成功地採納了國際通行的學術同行的雙向匿名評審制度，如《社會學研究》《社會》和《中國社會科學》。但是，還有許多學術期刊沒有採納這一制度。儘管資深編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文章的質量進行把關，在很大程度上，同行間的雙向匿名評審制度未在國內學術刊物普及，是導致國內知識生產過程中出現許多簡單重複勞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４.教育制度
在國內，我們的教育制度儘管進步很快，但客觀上沒有充分承擔起培養學生的懷疑精神、批評能力、抽象思辨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功能。另外，在我們的學術傳統中，學者們常常遵循著李哲厚先生所說的「實用理性」，重視知識之用，而缺少一種「為知識而知識」的「自目的性」動機，以及追求「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終極追問精神。它也是妨礙我們理論思維能力提升的一個原因。由於我們的整體的抽象思維能力和理論創新能力不足，才導致許多「食土不化」的現象。
社會學本土化爭論所關注的是西方知識在中國是否具有跨情境效度以及中國如何在世界上獲得學術地位、尊嚴和話語權。在爭論中，本土化倡議者和本土化批評者在知識的效度目標上並沒有歧異。雙方的分歧在於，本土化倡議者否定了西方理論知識的跨情境效度（或適用性），而本土化批評者則肯定了「普遍」理論（包括某些西方理論）在追加附加條件和假設的情況下可以獲得跨情境效度。雙方的另外一個爭論在於如何看待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的關係。就本土化倡導者來說，對西方的「學術依附」有傷民族尊嚴。就普遍主義信奉者來說，只要能獲得客觀知識，就不要追問是「誰」提出的知識。
在我看來，雙方在第一個層面的爭論最終可以達成共識，因為雙方在知識效度上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雙方在第二個層面的爭論，很難有結果。要達成問題的解決，必須把「中國對西方的學術依附好不好」的問題轉換成「中國何以會陷入對西方的學術依附」的問題。事實上，「學術依附地位」是我們的知識創新力不足的後果，而知識創新力不足則源於某些本土文化妨礙了我們與國際所通行的學術制度與學術文化的充分接軌。因此，社會學本土化的實質，在於如何提升知識創新力的問題。只要知識創新力提高了，社會學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知識創新力不過是學術制度與文化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