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進行的社會調查種類繁多、內容豐富，其難以替代的史料價值，早已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在利用這類調查的基礎上，也已出現了一批影響甚大的學術成果。不過，燕京大學以社會學係為主從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所進行的、主要以學生論文形式保留下來的一批社會調查（以下簡稱「調查論文」），迄今為止還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事實上，與學界熟知的日本滿鐵《中國農村慣行調查》、陳翰笙主持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以及毛澤東、張聞天等共產黨人的社會調查相比，燕大社會調查自有其不同尋常的價值。這是因為，除與前面這些調查同樣試圖確切認識中國社會外[1]，後者還帶有更為自覺的社會學本土化意味，從而構成了中國早期社會學本土化實踐的重要一環。燕大社會調查的這個面相，主要得力於被稱為「社會學中國化的奠基人」的吳文藻。[1]（p675）正是他和其他一些燕大教師不斷培養和組織學生結合人類學方法深入實地，才形成了這批調查。另外需要強調的是，由於社會學本土化至今尚是一個正在討論中的問題，因此本文只能算是對這批調查的一個初步介紹，更為深入有效地探索還有待於更多的專業學者來進行。
一
這批燕大調查論文的時間跨度為1925至1951年，總數有100餘份。由於1950和1951兩年僅有4篇，所以本文涉及的時間到1949年為止。這些調查中的碩士論文共有8篇，其餘皆為本科學生的學士論文
[2]。就主題而言，這些調查論文包括了農村生活、家庭與宗族、社會風俗、慈善與救濟等十餘類主題。根據其間出現的變化，大致可以將這批調查論文的形成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這裡依主題和時間為經緯列表如下：
| 時間主題 | 1925——1929年 | 1930——1941年 | 1943——1949年 |
農村生活 | 《進讓村調查》（1927） | 《廣東新會慈谿土地分配調查》（1930）《一個村莊幾種組織的研究》（1932）《黃土北店村的研究》（1932）《一個農村組織之研究》（1934）《盧家村》（1934）《山西徐溝縣農村社會組織》（1936）《平郊某村政治組織》（1940）《平郊村一個農家的個案研究》（1941）《一個農村的性生活》（1941）《平郊村的住宅設備與家庭生活》（1941）《平郊村之鄉鴨業》（1941）《平郊村之農具》（1941）《一個農村人口數量的分析》（1941） | 《一個農村手工業的家庭——石羊場杜家實地研究報告》（1944）《九裡橋的農家教育》（1946）《平郊村農工之分析》（1947）《平西村農事勞動研究》（1947）《平郊村一個手工業家庭的研究》（1948）《樹村村長與新政權》（1949）《土改準備期間之華美莊》（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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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宗族 | 《北京病人家庭調查》（1925）《北京中等家庭之生活》（1925） | 《婆媳關係》（1932）《中國農村家庭經濟功用的改變——一個各例研究》（1934）《一個潮州村落社區的宗族研究》（1935）《義序宗族研究》（1935） | 《一個農村社團家庭》（1946）《前八家村之徐姓家族》（1947）《武氏家族的變遷》（1948） |
社會生活與風俗 |
| 《北平梨園行之研究》（1933）《福州年節風俗的研究》（1934）《一個村落社區產育禮俗的研究》（1935）《北平會館調查》（1936）《四大門》（1941）《北平兒童生活禮俗》（1940）《一個村莊之死亡禮俗》（1940）《北平年節風俗》（1940）《北平梨園行之研究》（1940）《北平婚姻禮俗》（1940）《北平婦女生活的禁忌禮俗》（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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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與救濟 |
| 《北平粥廠之研究》（1932）《北平貧苦兒童機關的研究》（1936）《北平懷幼會的研究》（1939）《北平協和救濟部個案分析》（1941） | 《善後救濟總署北平辦事處兒童福利站之研究》（1947） |
經 濟 | 《附近燕京大學家庭工業的調查》（1927） | 《北平印子錢之研究》（1934）《北平手織毛呢業之研究》（1934）《清河小本貸款研究》（1934）《鄒平市集之研究》（1934） | 《北平城郊一個私營工廠的調查》（1949）《一個都市攤販之研究》（1949） |
宗 教 | 《調查拾柒間北京基督教禮拜堂報告書》（1928） | 《天津基督教女青年會——一個社會學的分析》（1939）《平郊村的廟宇宗教》（1941）《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會》（1941） | 《理番羌戎的宗教》（1944）《雜谷腦的喇嘛寺院》（1946） |
婦 女 |
| 《一個村鎮的農婦》（1932）《北平女招待研究》（1933）《清河實驗區婦女工作》（1934）《北平北郊某村婦女地位》（1940） | 《平郊社區婦女研究》（1947）《北平社會局婦女教養所收容婦女之研究》（1948） |
兒 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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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託兒所的研究》（1943）《新津保育院與成都市救濟兒童教養所的比較》（1945）《成都慈惠堂女嬰教養所之研究》（1946）《北平兒童教養機關調查》（1947）《機關貧兒之研究》（1947）《北平託兒所之研究》（1947）《一個兒童救濟機關的研究》（1948） |
勞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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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新工業勞工福利之研究》（1945）《成都一百個工人的康樂活動》（1946）《蓉市失業工人生活舉例研究》（1946）《廠工研究——成都市一個製版印刷工廠》（1946）《社會部天津職業介紹所調查》（1947）《平津路局裝卸工人調查》（1949） |
教 育 |
| 《一個女子中學的學生生活研究》（1932）《清河小學》（1935）《汶上縣的教育》（1936）《汶上縣小學教師之研究》（1937） | 《平郊一個社區教育的調查》（1948）《平郊村學齡兒童所受的教育》（1948）《燕大職工學校》（1949）《成府某區兒童失學狀況調查》（1949） |
犯 罪 | 《北京犯罪之社會的分析》（1928） | 《北平誘拐研究》（1933）《一個北京慣竊自傳的研究》（1933）《女殺人犯的個案研究》（1936） | 《成都市童犯舉例研究》（1945） |
疾 病衛 生 |
| 《一百個精神病學生各案的分析》（1941）《北平市郊婦嬰保健事業的推進》（1941） | 《骨傷病案之社會分析》（1943）《分裂性精神病各案之社會分析》（1945）《成都市五十家布鞋業工人醫藥衛生生活》（1946）《成府區一百個兒童健康狀況調查》（1948）《北平市防癆工作調查》（1949）《平津兩個醫院社會服務部的調查》（1949） |
| 社會問題與社會服務 |
| 《北平一千二百貧戶之研究》（1932）《清河合作》（1935）《上海市貧民窟之研究》（1936）《燕大社區服務個案之分析》（1941） | 《殘軍生活問題研究》（1943）《成都徵屬問題》（1944）《盲軍家庭研究》（1946） |
其 它 |
| 《汶上民政研究》（1936）《燕大附近百家調查》（1938） | 《安達曼土人社會生活研究》（1944）《理縣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會》（1947）《蒙自縣人口清查之實況與全國普查之探討》（1948） |
第一階段是二十年代（1925——1929），這期間論文總數僅6篇。這6篇調查基本上都採用了問題表的調查方法，論文內容則是按照問題的順序把調查的結果進行統計，加以簡單的介紹。文章羅列了大量的表格和數字，卻很少分析和說明。例如，《附近燕京大學工業的調查》僅是把問題表上的十五大項內容一一統計，羅列成文；《進讓村調查》雖然涉及到了此村的自然環境、人口、政治、交通、教育、經濟、職業、宗教、衛生、社會情形、生活狀況等廣泛內容，全文卻只有6000字左右，且這些問題之間也少有邏輯可言。當然，這與這時燕大社會學系剛組建不久的客觀背景不無關係。況且，當時對於社會調查的主導看法是「以科學的態度、客觀的方法，研究社會的現象」。[2]（p79）李景漢為首的社會學者所作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就是這一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而學生調查也主要遵循了這一方法。
第二階段是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1930——1941），這一時期論文數量大大增加，總數有50多篇，其中碩士論文就有6篇。與此同時，調查主題也越來越廣泛。由上表可看出，這一時期的調查覆蓋了本文所劃分的絕大部分類別，而且對不少問題的調查數量之多、程度之深入、內容之豐富都是非常突出的。其中，有關農村生活及社會生活與風俗的調查不僅最具代表性，而且呼應了這一時期農村危機日益加深、鄉村建設運動蓬勃興起的社會環境。此外，社會生活與風俗調查也在這時異軍突起，從而反映了社區研究和人類學功能學派重視文化研究的影響。尤其在諸如宗教、犯罪、教育、經濟、婦女、宗族等方面的一些調查，不僅拓寬了被關注問題的廣度，其本身亦不乏獨到和創新之處。
與上一階段相比，這一時期的調查有著較為明晰的理論背景和問題意識，調查方法和表述方式都有比較顯著的變化。英國人類學功能學派理論的介紹和運用，社區研究的開展，使得社會調查不再是簡單的就問題而問題，而是從功能、聯繫、整體的角度來研究問題。許多作者關注文化，注重學理的探索，嘗試運用一定的理論來分析事實，以求深化認識。在觀察法、談話法和個案法成為主要調查方法的同時，行文中更多使用描述和分析的方式，那種單純對統計表格進行說明式的文字則較為少見了。這是燕大社會調查較為輝煌的一段時期。但是時局的動蕩使得燕大社會學系的工作不得不中斷，這不僅妨礙了調查工作的開展，連師生們業已建立起來的調查傳統和風格都受到極大的影響。
第三階段是從1943——1949年，調查論文的數量也是50餘份，其中碩士論文2篇。從1943至1946年間的調查主要是由成都燕大分校的學生開展的，調查的地域範圍也限於成都一地，1947年之後的論文又基本都是關於北京地區的了。這一時期對疾病衛生、兒童和勞工問題的關注較為突出，這三類調查的絕大部分都是這一時期完成的。另外，在農村調查中還開始出現有關土改及新政權的新內容。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成都開展的調查在系統性及深度方面不及上一時期，方法的應用亦不如後者到位。直到回到北京後，隨著對平郊社區的調查研究開始恢復，才出現了《平西村農事勞動研究》這樣具有較高水平的論文。
這一時期調查最值得注意的一個新特點，是一些學生在林耀華的指導下，自覺運用了綜合功能派理論及其批評意見的「運算理論」（又稱「平衡論」）。按照楊樹因的解釋，這一理論是「在注重文化功能研究、實地描寫之外，同時考察歷史過程」，運算方法是「比較的數學方法」，「用劃一的單位來考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並預測未來」。[3]（p4）此外，還有一些學生運用「文化與人格的」的理論來研究諸如殘廢軍人、精神病患者等社會群體或現象，強調人與環境之間的調適。雖然這兩種理論的運用和影響還限於較小的範圍，並沒有形成廣泛的實踐，但它們的存在畢竟豐富了燕大調查的理論背景。總之，儘管這一時期因戰亂而沒有能夠充分繼承前一階段的成績，仍自有其獨特和可取之處。
二
30年代的燕大調查之所以能夠從理論到方法大大超越20年代，首先應當歸功於燕大社會學系主任吳文藻等人開展社會學本土化的努力。吳文藻認為，社會學中國化就是要「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和事實揉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後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才，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4]在他看來，實現社會學本土化必須經過三個步驟：「第一，尋找一種有效的理論構架；第二，用這種理論來指導對中國國情的研究；第三，培養出用這種理論研究中國國情的獨立科學人才」。[5]
根據這一方針，吳文藻首先選擇了英國功能主義學派的理論和方法來改造中國的社會學研究，大力提倡社區研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除親自撰寫許多介紹功能主義學派的文章外[4]，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派克教授（Robert Park）和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布朗教授（A. R. Radcliff-Brown）來到燕大授課 [6]（編者說明）。這兩位學者不僅帶來西方的理論，甚而親自指導學生們的學習和調查。[7]（p212）燕大社會學繫於1933年編輯了《派克社會學文集》，除收錄派克的四篇文章和一篇演講稿外，其餘皆為該系師生介紹、學習派克學說的文章。而在布朗來華講學後，該系將1936年出版的《社會學界》第九卷命名為「紀念布朗教授來華講學特輯」。這樣一來，燕大社會學系就通過這兩位學者來華講學之機，在國內掀起了一股宣傳、提倡功能派理論的高潮。
應該指出，吳文藻等人之所以引進功能派的社會人類學和人文區位學理論，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兩種理論與開展社區研究頗為契合。[4]雖然「社區」（communitiy）一詞是費孝通等幾個青年人在未名湖畔的討論中誕生的，但是對於如何定義中國的「社區」，用何種方法來開展社區研究，社區研究如何能夠展示和分析中國社會等問題，吳文藻、趙承信等人作出了更為詳細的論述，並極力論證在中國開展社區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們更有意識地指導學生開展社會學的調查，並且通過開設相關課程、成立專門的社會調查組織等措施來推動學生從事社會調查。例如，1932年設立「燕京大學社會與人口研究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訓練大學生使有實地研究之機會」。[8]（附錄）在課程設置方面則更為重視，吳文藻等人先後開設了「個案工作方法」、「社會人類學」等課程，以培養學生們從事調查的素質。 [8]（附錄）[9]（附錄）為了進一步學習西方理論和培養中國的社會學人才，吳文藻又借各種機會派送學生出國留學，其中就湧現了李安宅、費孝通、林耀華、黃迪、瞿同祖等這些後來為人所熟知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可以說，正是在吳文藻等人的努力推動下，燕大社會學系才達到了開展社區研究的高峰。
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們對開展社會調查抱有極大的熱情和信心，他們紛紛參與各種社會實習工作。同時，燕大社會學系一方面積極與當時北平的各種機關、組織進行合作，以便給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另一方面又開展各項推廣工作，如廣為利用鄉村建設派的基地，把開展社會服務工作和組織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結合起來。北平淪陷後，一部分轉移到四川的師生依然在成都周圍設立社會服務部，繼續堅持服務社會與開展實習相結合的道路。這條道路使很多學生受益，因為他們正是根據自己的社會實習工作才確定了研究選題。當然，實習並非是決定選題的唯一因素，但它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接觸社會的機會，同時很多學生還通過社會實習工作檢測了選題的可行性，並為進一步開展調查打通了很多必要的關節。
學生們獲取調查材料的方式主要有問卷調查與實地調查兩種，而在實際運用中，既有單獨使用其中一種方式也有兩者皆用的情況。相較而言，他們對實地調查方式的運用更為突出和鮮明，因此這裡也就重點介紹這種調查方式。實地調查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與調查對象接近。這方面的情形不一而足。有些學生是通過與雙方都有聯繫之人的介紹而接近調查對象的，有些學生則是利用實習的機會，借工作之便與調查對象有所交往，還有一部分是對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所作的調查。
在接近調查對象之後，如何取得對方的信任以獲取真實的材料，就成為另一個棘手的問題。對此，我們根據學生們對其調查過程的敘述，可以總結出他們常用的方法。由於他們所調查的一般都是社會下層人物，所以對於這一社會群體發自內心的同情是拉近彼此關係的最有效手段。他們指出，認真地傾聽調查對象訴說不幸和不滿，並表示出真切的同情，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他們以幫助，是贏得對方信任的最可靠方式。還有些學生特別指出，在調查農村時要放下學生架子，不能使用學生式的語言，了解並會使用農民的術語。有些學生還定期在村裡居住，參與農民的日常生活。
為了獲得真實的材料，學生們在與調查對象的談話中，力求不表明自己的意圖，而以隨意、自然的談話方式為主，誘導對方說出自己想要的材料，同時不當面記錄，注意觀察對方的表情及生活環境。為了證實訪談材料的真實與否，他們常向三、四人詢問同一件事，或間隔很長時間再與同一人談論同一事，以驗證其說辭有無出入。在對一些活動、儀式進行調查時，他們會儘可能地親自參與，這被稱之為「局內觀察法」。此外，學生進行實地調查期間還設立討論班，以便從事調查的學生隨
老師的指導以及相互交流經驗方法。[10]（p6）
在具體調查過程中，學生們對社會調查的方法和理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首先，一些學生通過自己的調查實踐對以前的調查及方法提出了批評。李有義就指出，李景漢的定縣調查太偏於量的方面，「失之於片段、隔離」。 [11]（p5）周叔昭則指出：「一切材料用統計組織起來常使我們忽略了其中的動力關係」。[12]（p152）劉育仁認為，以往的社會調查大都注重量的記載，缺少質的分析，沒有敘述與其他社會情況的關係。[13]其次，他們對社會學這一學科及社會調查的認識已與此前不同。他們一方面批評純粹用統計方法、量的分析不能對事物有完整、全面的認識；另一方面指出這種社會調查只關注於社會問題，偏重實用，而不關注社會過程，不能發現人類生活的共同原理，不注重學理上的探討。[14]他們有意識地採用功能派理論來指導調查及分析問題，把研究對象視為有機的、聯繫的、動態的，探析事物的結構和功能，並把這種理論和方法同社區研究結合起來，指出要認識社會，調查者應做「整體的、系統的研究」。[11]（p5）因此，學生們提出進行布朗所謂的「社會學調查」以反對「社會調查」。[11]（p6）而在把這一理論運用於實際的過程中，學生總結了其貢獻和不足，即其固然注重文化內容、提倡實地研究的實用價值，但是甚少涉及歷史，常陷於主觀解釋而過於拋棄了量的研究方法。[15]
通過這樣的反思和討論，學生們對調查方法的認識更為客觀和全面，在運用上也更為純熟。與此同時，燕大社會學系師生還很重視對調查技術經驗的總結。例如，張緒生在《平郊村學齡兒童所受的教育》一文中共總結出11條調查技術與經驗；趙承信專文介紹了人口問題的研究經驗；「從事於實地調查工作已有五、六年之經驗」的張世文也專門寫了《農村實地調查經驗談》一文。[12]（p397）顯然，這類舉動為調查的順利進行和不斷發展提供了條件。
三
應該說，這批調查最突出的特點，不僅在於它與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等人的努力一起構成了中國早期社會學本土化的實踐之一，而且是最具代表性並較為成功的實踐。如果說諸如《江村經濟》、《金翼》等經典之作是這種實踐成果最為出色的代表，那麼這些論文則活生生地體現了把西方社會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個完整過程，也是社會學這門新學科如何在中國紮根的過程，因而完全可以稱為更為基礎和根本性的工作。
首先，這種調查包含了建立中國本土社會學的努力，對後來一些社會學分支學科及相關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開拓性貢獻。例如，畢業於燕大社會學系的嚴景耀致力於犯罪的研究，他最早地對北平犯罪現象進行了社會學分析，並進而研究監獄問題，還開設了「罪犯學」課程。在他的指導和帶動之下，後來的學生們也多從社會學的角度來關注犯罪問題，如周叔昭在《北平誘拐研究》中就從被誘人、誘拐人、誘拐過程三個方面來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誘拐行為與它種社會現象的關係；謝佑幼則在《女殺人犯的個案研究》一文中力圖「從社會的下層、社會的背面，發現社會罪惡的成因」。這些研究把犯罪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分析其社會成因及社會影響，可以說是中國犯罪社會學的最早的探索和研究。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些調查在涉及很多民俗學、民族學內容的同時，還帶有相當濃厚的人類學色彩，並成為這些學科的本土化源頭之一。李慰祖在《四大門》一文中，對北平西郊農村的「四大門」信仰，即對狐狸、刺蝟、黃鼠狼、蛇四種動物具有主宰禍福生死的靈異力量的信仰進行了探討，詳細描述了各種禮儀，分析了四大門作為一種信仰與它種宗教的關係及其在社區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俗與社會生活。《一個村落社區產育禮俗的研究》一文，則是作者邱雪娥歷時一年左右對清河實驗區婦女生產及撫育嬰兒的有關禮俗的調查。作者指出，這種對鄉間產育禮俗的關注和細緻描述，就是要「為民俗學、改良禮俗者及注意婦女兒童問題者」做出貢獻。[16]（p4）此外，有關死亡、婚姻禮俗、北平和福州年節風俗、兒童生活中的禁忌禮俗等方面的調查，也具有一定的原發性意義。甚至還有學生提出，之所以應對鄉間社會普遍存在的禮俗進行民俗學的研究，是因為「禮俗就是人類學家所說的文化，是民眾們的歷史，民眾們生活的表彰」。[16]（p2）
在這個方面，最為人所知的成果是林耀華對其故鄉福建義序的黃氏宗族村落社會進行的調查。而根據這次調查完成的《義序宗族研究》一文，正如莊孔韶所說的那樣，可以說是「《金翼》的前奏，沒有《義序的宗族研究》就沒有《金翼》」。[17]陳禮頌的《一個潮州村落社區的宗族研究》也是關於早期宗族調查的一項重要成果。通過對鬥門鄉的家族及宗族結構、功能、家禮及婚喪習俗的調查，該文認為「鬥門是宗法剩餘勢力下的父系宗族或家族的村落社區」。[18]（p6）所有這些研究都自覺地把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結合在一起，從而為推動這些學科在中國的紮根和發展做出了不凡功績。
其次，學生們在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創造性思路，形成了若干極富價值的社會調查。在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開展個案研究時，出色地運用了口述史的方法。嚴景珊在《一個北平慣竊犯的研究》一文中完整地記錄了犯人對自己犯罪生涯的回憶，作者完全用事主自己的語言來表述，不對材料做任何修改和分析。謝佑幼在對八個女殺人犯的個案研究中，對犯人自身生活及犯罪經歷的敘述也以口述史的形式出現。在其他一些調查中，則常常通過附錄的個案研究來保留口述史的內容。儘管這與當下嚴格意義上的口述史方法還有一定的距離，但是這些學生能夠在社會學傳入中國不久，就採用這種方式來呈現真實和客觀的社會事實，不能不說他們具有相當敏銳的感覺和創造精神。
另有些論文在內容和分析方法上相當細緻深入，且不乏反思和創新，富有啟發意義。例如，李有義的《山西徐溝縣農村社會組織》一文，力圖對一縣的農村社會組織做整體的、系統的、功能的研究，作者既考察了血緣、地緣、宗教三種組織在農村社會及農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詳細描述了這些社會組織的變遷。特別是在對婚喪等風俗禮儀的敘述中，作者對「絞臉」這一行為的解釋頗為值得注意。這是因為，
先生為了發現隱藏在人們社會行動背後的「微妙性」，曾提倡採用「過程-事件」的分析方法[19]，而李有義的做法恰與這一方法不謀而合，他通過當事人發現了「絞臉」這種行為背後的「隱密」，即那種更為真實的意義。由此可見，當時不少學生在實踐中嘗試的諸多探索，對現在學界認識社會事實的方法和角度仍有值得重視和借鑑之處。
楊慶堃的《鄒平市集研究》是國內最早關於農村市集的研究，作者運用區位學的理論和功能派的觀點，細緻地考察了鄒平市集的結構及各種活動，分析了這一農村市集的特點。作者調查了鄒平縣的14個市集，分析了它們的地理社會背景及區位配置，並用地圖表示出每一個市集的位置及活動範圍，接下來更從貨物、交易、賣者、組織等因素來描寫市集的各種因素，最後敘述了市集的自然歷史，力圖從中發現農村社會變遷的狀況。這是一項為後來很多研究者所借鑑的成果，甚至還成為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理論模式的起點之一。[20]（p8-9）直到今天，不少關於鄉村集市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沿襲了楊慶堃開創的路徑。
張宗穎在《平西村農事勞動研究》一文中，詳細描述了此村的勞工如何工作，經營者如何經營，以及投資者、經營者、地主之間的關係，力圖展示一個村落的「農事勞動制度的運用、演變以及其與外圈社區的關聯」。[21]（p1）該文緊緊圍繞農事勞動制度這一中心，進行了抽絲剝繭般的分析，無論從材料的組織還是問題發掘的深度上來看，都是一篇出色的調查。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過自己的研究指出了西方「理性經濟人」概念的不足，認為這一概念脫離了社會文化的因素而進行孤立的推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是不成立的。根據實際調查的結果，他還試圖說明應如何在「文化布景」中來理解經濟學上的三個問題，即生產四要素的配合、剩餘價值理論、農村移民率因技術改良而增大的問題，指出經濟學研究應與社會學密切結合。可以說，這種基於實際調查基礎上的理論反思和修正放在今天的社會學和經濟學界也是難能可貴的。
最後，這些調查是對當時社會的記錄，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尤其是一些地域範圍比較集中且數量較多的調查更是如此。前述有關農村社會的調查在這批燕大調查中數量最多，而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又是關於京郊農村的。這類調查內容細緻且廣泛，涉及到了土地分配、農村組織、養殖業、農具、農村性生活等諸多方面，從而為我們提供了較為全面和系統的資料。就數量上而言，有關農村社會組織的調查佔了最大的比重，在較深的層面上展示了農村生活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除了前已提及的《山西徐溝縣農村社會組織》外，《一個農村組織之研究》一文也是此類論文中價值較高的一篇，該文重點介紹了義坡會、紅槍會、無極道會、村公所四種防衛和自治組織興起的原因、目的、組織、工作情形等。另外，由於社區研究的開展，以平郊鄉村為對象出現了一批數量和內容都相當豐富的調查，是研究民國時期京郊農村的珍貴材料。
早在30年代，黃迪就主要根據這批調查中的相關資料撰寫了《清河村鎮社區——一個初步研究報告》一文。此文在對清河實驗區成立以來的研究做出回顧和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了「村鎮社區」這一概念，認為當時的研究「對於整個的『村鎮社區』則尚缺乏一種有機的看法和全盤的介紹」。[22]黃迪把清河村鎮社區作為一個整體，描述了農家這一基本活動單位的生產和生活，力圖展現一個作為有機聯繫整體的社區生活，從而成為對相關調查成果的總結和深入。建國以後，那些曾在《社會學界》上發表的文章得到了較多的注意，但多被用於相關學科學術史的回顧，特別是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都把這些成果視為其本土化之初的探索。就筆者目前所見，更多地利用具體內容特別是未發表調查論文的研究者尚不多見。國外惟有德國學者
君（Mechthild Leutner）曾注意吸收了有關北京產育禮俗的燕大調查，[23]國內學者只有楊念群在研究華北青苗會和京郊「四大門」信仰時參考了相關調查論文。[24][25]
總之，這些調查論文誕生於社會學剛剛傳入中國之際，從而真切地再現了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怎樣紮根於中國，怎樣在實踐中不斷被應用、反思、改造、創新的過程，反映出了當時學人所努力的方向和方法。就此而言，他們留下的這些成果既是後人的起點，又對認識當時的歷史有重要價值。他們是中國首批社會學研究隊伍中最值得注意的陣容之一，也是最早採用實證方法來觀察研究中國的一個群體，因此，他們的描述和分析與同時期其他各種社會調查一樣，可以為我們清晰和準確地把握當時社會提供極大的幫助。
注釋：
[1]楊雅彬：《近代中國社會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2]李景漢：《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社會學界》[J]，第一卷，1927年。
[3]楊樹因：《一個農村手工業的家庭——石羊場杜家實地研究報告》[D]，燕京大學學位論文，1944年。
[4]吳文藻： 《吳文藻自傳》，《晉陽學刊》[J]，1982年第6期。
[5]韓明謨：《中國社會學調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論發展的三個裡程碑》，載潘乃谷、馬戎主編：《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A]，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6]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編：《社區與功能——派克、布朗社會學文集及學記》[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7]費孝通：《師承·補課·治學》[M]，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8]《社會學界》[J]，第六卷，1932年。
[9]《社會學界》[J]，第九卷，1935年。
[10]陳封雄：《一個村莊之死亡禮俗》[D]，燕京大學學位論文，1940年。
[11]李有義：《山西徐溝縣農村社會組織》[D]，燕京大學學位論文，1936年。
[12]：《社會研究》[Z]（
——
）。
[13]劉育仁：《中國社會調查運動》[D]，燕京大學學位論文，1936年。
[14]孫以芳：《中國社會學的發展》[D]，燕京大學學位論文，1940年。
[15]張履祥：《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方法論及其批評》[D]，燕京大學學位論文，1937年。
[16]邱雪娥：《一個村落社區產育禮俗的研究》[D]，燕京大學學位論文，1935年。
[17]莊孔韶：《林耀華早期學術作品之思路轉換》，載《義序的宗族研究》[M]，三聯書店2000年。
[18]陳禮頌：《一個潮州村落社區的宗族研究》[D]，燕京大學學位論文，1935年。
[19]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係的實踐形態》，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編：《中國社會學》[A]，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施堅雅著、史建雲譯：《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21]張宗穎：《平西村農事勞動研究》[D]，燕京大學學位論文，1937年。
[22]黃迪：《清河村鎮社區——一個初步研究報告》，《社會學界》[J]，第十卷，1936年。
[23]羅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喪葬》[M]，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24]楊念群：《華北青苗會的組織結構與功能演變——以解口村、黃土北店村等為個案》，載《中州學刊》[J]，2001年第3期；
[25]楊念群：《北京地區「四大門」信仰與「地方感覺」——兼論京郊「巫」與「醫」的近代角色之爭》，載孫江主編：《事件、記憶、敘述》[A]，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1] 例如，滿鐵調查的根本目的是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略提供具體資料和情報（李巨讕：《20世紀上半期日本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述評》，載《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陳翰笙稱調查可以窺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陳翰笙：《中國的農村研究》，載《勞動季刊》，第1卷第1號，1931年）；毛澤東在1941年也強調自己的目的是向社會學習來確實了解農民問題（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和跋》」，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
這8篇碩士論文是：1、萬樹庸：《黃土北店村的研究》，1932年；2、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貧戶之研究》，1932年；3、吳榆珍：《一個女子中學的學生生活研究》，1932年；4、周叔昭：《北平誘拐研究》，1933年；5、楊慶堃：《鄒平市集之研究》，1934年；6、林耀華：《義序宗族研究》，1935年；7、張宗穎：《平西村農事勞動研究》，1937年；8、陳永齡：《理縣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會》，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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