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李、杜詩歌的地位，在歷代唐詩選本中是有很大變化的，或者說是逐漸升溫的，李、杜詩歌的經典化，體現在唐詩選本中，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對李、杜詩的關注度，在明代唐詩選本中達到頂點，這又與明朝「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時代風氣若合符契。當代學者唐詩選本研究成果豐碩，如盧燕新《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研究》、張智華《南宋的詩文選本研究》、陳斐《南宋唐詩選本與詩學考論》、金生奎《明代唐詩選本研究》等，這些成果對本文均有重要啟發，但上述著作對李、杜詩歌的經典化進程，多語焉不詳，這也給本文留下了進一步深究的空間。
一、唐五代：滯後期
唐人選唐詩，據記載有170種之多，現存較全的匯刻本是傅璇琮、陳尚君、徐俊先生主編的《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該書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唐人選唐詩》(十種)的基礎上進行增刪，共收入唐詩選本十六種，其中有些選本，或因年代原因，或因地域因素，未選李、杜詩。如《翰林學士集》收錄唐太宗時期君臣唱和詩51首；《珠英集》(又稱《珠英學士集》)五卷，成書與《三教珠英》同時(公元701年)或稍晚(702年左右)，現僅存卷五之殘卷，存沈佺期、崔湜等人詩59首；《搜玉小集》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曰：「自崔湜至崔融三十七人，詩六十一首」，以上三種選本，均只收初唐詩人的作品，不可能選李、杜詩。再如殷璠《丹陽集》，只收潤州詩人(共十八人，起丁仙芝，止申堂構)，每位詩人名下都有殷璠簡短的評語(缺三人)，這批詩人生活年代雖與李白相近(早於杜甫)，但因其為地域性選本，李白非該地人，其詩不可能入選。
專選盛唐詩歌的殷璠《河嶽英靈集》，是現存影響最大的唐人唐詩選本之一，成書於唐玄宗天寶十二載(753)，該書選錄盛唐24位詩人之詩230餘首*，就數量而言，王昌齡16首列第一，常建、王維均為15首，並列第二，李頎14首，列第四，李白、高適均13首，並列第五，對李白的評語亦較簡短：「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首先肯定其文章之「縱逸」，又說其《蜀道難》等詩「奇之又奇」，自騷人(屈原、宋玉等)以來無此體調，評價雖不低，但似乎視李白詩為別調，甚至是另類，至少沒有像後世那樣將李白詩作為唐詩之最高典範。殷璠《河嶽英靈集敘》說：「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足見「聲律風骨」兼備，是殷璠評價盛唐詩的最高標準。又說：「粵若王維、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嶽英靈也」，並未舉李白為代表。我們知道，李白本不長於聲律，且輕視聲律*，殷璠在評李白時，亦未強調其「風骨」。相反，殷璠常用「風骨」「氣骨」為標準，來評論《河嶽英靈集》中其他詩人，如評劉昚虛詩：「情幽興遠，思苦詞奇，忽有所得，便驚眾聽。頃東南高唱者十數人，然聲律婉態，無出其右。唯氣骨不逮諸公，自永明已還，可傑立江表。」這是肯定其「聲律」高而不滿其乏「氣骨」。評高適：「適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故朝野通賞其文。」評崔顥：「顥少年為詩，屬意浮豔，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評薛據：「據為人骨鯁，有氣魄，其文亦爾。」評王昌齡(含儲光羲)：「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頗從厥跡。且兩賢氣同體別，而王稍聲峻。」這是說，元嘉以來，曹(植)、劉(楨)、陸(機)、謝(靈運)諸人詩的優良傳統(風骨)已不復存在，王、儲之詩，又恢復了「風骨」，所舉王昌齡詩句，多為風骨勁健之作。殷璠《河嶽英靈集論》自述選詩標準云：「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閒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這是「聲律風骨」兼備的另一種說法。從殷璠《河嶽英靈集》的評語及選詩數量來看，在他心目中，李白是當時一位有才氣、有個性的詩人，但並非詩壇的領袖人物。至於杜甫，因其生年較晚，成名亦較晚，殷璠選此書時，杜甫困守長安，殷璠處在遠離長安的潤州，杜甫的詩名尚未遠播至此地，故未錄杜詩。
成書於天寶三、四載，定稿於肅宗乾元、上元(758761)年間的芮挺章《國秀集》，「集李嶠至祖詠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今存85人，詩218首，平均每人不到3首，入選盛唐詩人較多者為王維、孟浩然各7首，崔國輔6首，崔曙、王昌齡各5首，李頎4首，未錄李白詩。芮挺章天寶三載編纂此書時，在長安為國子生，李白天寶元年至三年在長安為翰林供奉，其詩得唐玄宗、玉真公主、賀知章等人賞識，杜甫《飲中八仙歌》：「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說明李白當時名滿帝都，為唐玄宗所賞識。芮挺章不選李白詩，有些不合情理，或許是因為李白無正式官職，或者芮氏不喜其放誕不羈的行為，或不喜其詩風，總之，只能說明芮氏眼界不高，李白詩未獲社會普遍認同。杜甫此時尚未成名，故其詩未入選。
盛中唐之交的詩人元結作《篋中集》，成書於乾元三年(760)，錄沈千運、王季友、於逖等七人詩二十四首，顧名思義，《篋中集》之得名，當系這幾位詩人的作品在元結的行囊中，故取以編輯成書，其書的主旨是崇尚雅正，其所選之詩，多為傷離、傷別、不遇之詠、輓歌等，情緒偏於感傷，偏於個人情懷，只有趙微明《回軍跛者》是反映「安史之亂」的。詩人亦非盛唐主流作家，李、杜二人均未入選，不足為奇。在此前後，杜甫作《賊退示官吏》、《和元使君〈舂陵行〉》等詩讚美元結，元結《篋中集》卻未選杜詩，亦值得玩味。
李康成《玉臺後集》，是接續徐陵《玉臺新詠》的，內容是以詠婦女生活之詩為主。李康成曾與劉長卿交往，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一說康成與李、杜、高、岑大致同時，《玉臺後集》成書於天寶之後。「採梁蕭子範迄唐張赴(按：當作張起)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下)，惜原書已佚，陳尚君先生輯得作者71人、詩106首，刊入《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輯本中無李、杜詩，因文獻散佚，無法討論。
《中興間氣集》是與《河嶽英靈集》時代相接、體例相同、名聲相近的著名唐詩選本，選者高仲武，生平事跡不詳，其《自序》云：「仲武不揆菲陋，輒罄謏聞，博訪詞林，採察謠俗，起自至德元首，終於大曆十四年己末。述者26人，詩總134首，分為兩卷，七言附之，略敘品匯人倫，命曰《中興間氣集》。」該書所選，多為大曆時期知名詩人，如錢起、李嘉祐、戴叔倫、朱灣、韓翃、郎士元、崔峒、劉長卿等，多錄格律精嚴、詩風清麗之作。在高氏此選的時間範圍內，李、杜都有大量優秀作品傳世，而且大曆末年李、杜皆已去世，可以蓋棺定論，高仲武不選二人之詩，反映了其藝術眼光的狹窄(如對李白詩的認識)或見聞不廣(杜詩尚未流傳)，這也說明李、杜詩歌的經典化尚未完成。
中唐另外幾種唐詩選本，各有明確、特定的選詩標準，如令狐楚《御覽詩》，成書於元和九年至十二年(814817)之間，是翰林學士令狐楚選編、呈給憲宗皇帝以備御覽的，選「劉方平而下迄於梁鍠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主要為肅宗、代宗、德宗時期之詩，李、杜均未入選。佚名編《元和三舍人集》，收錄元和時期三位中書舍人令狐楚、王涯、張仲素之詩。唐宣宗大中時人褚藏言編《竇氏聯珠集》一卷，收錄竇叔向五子竇常、竇牟、竇群、竇癢、竇鞏之詩，每人錄20首，共100首，此書有家集性質。蔡省風《瑤池新詠集》，專錄女性詩人，這幾種詩選不選李、杜，均合乎情理。
姚合《極玄集》情況又有所不同。姚合自題云：「此皆詩家射鵰之手也。合於眾集中更選其極玄者，庶免後來之非，凡二十一人，共百首。」該書開篇即選王維3首、祖詠5首，說明盛唐詩在其範圍之內，而李、杜亦均未入選，可見他對李、杜詩的價值認識不足。以接續《極玄集》自命的韋莊《又玄集》，《自序》說選作者150人，詩300首，今實存146人，詩299首。四唐詩人均有選入，盛唐錄李白、杜甫、王維等19人，但杜僅7首，李僅4首，數量偏少，去取頗為隨意。五代後蜀韋縠所編《才調集》十卷，每卷100首，共1000首，是現存唐人選唐詩中數量最多者，《自敘》說：「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摭奧妙，並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似乎是精心之選，但實際上並不嚴謹，胡震亨《唐音癸籤》言其「隨手成編，無倫次」，有理。《自敘》重點提及「李、杜集」，卻未選杜詩，李白詩入選28首，數量雖多於初、盛唐其他詩人，但明顯少於一些中、晚唐詩人，如元稹入選57首、溫庭筠61首，韋莊63首，杜牧33首，李商隱40首，且所錄李白詩，以樂府詩為主，面貌多風華旖旎，遠未反映李詩之全貌及主要特點。
據《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考察，此書共錄十六種唐詩選本，僅《河嶽英靈集》《又玄集》《才調集》三種選了李白詩，且選詩數量在三書中並不突出；杜甫則更加被忽視，僅《又玄集》一種，錄杜詩7首。可見唐代選家對李、杜詩重視不夠，李、杜詩的經典化過程，在唐代選家手中，顯得頗為滯後。究其原因，一是李、杜二人非進士出身，又非高官顯宦，在當世詩名不甚高，二是李、杜身逢「安史之亂」，生活艱辛，漂泊無定，作品很難保存乃至迅速流傳，初盛唐詩人的作品普遍傳世較少，恐怕也與此不無關係。三是當時印刷術尚未普及，除了白居易等少數有心人之外，多數詩人的作品均自生自滅，李、杜詩集能夠保存下來，已屬萬幸，當時選家難以見到二人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
相對而言，中、晚唐詩人對李、杜的評價則要高得多，最典型的是韓愈，其《薦士》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高揖群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另如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李商隱《漫成五章》其二：「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皮日休《郢州孟亭記》：「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黃滔《答陳磻隱論詩書》：「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於天。」
唐人選唐詩對李、杜詩相對漠視，中晚唐詩人對李、杜評價頗高，二者之間形成巨大反差，說明李、杜詩在唐代社會被大眾認可的程度較低(普通民眾主要是通過選本來了解作品，唐人選唐詩忽略李、杜，對在大眾中傳播李、杜詩有很大影響)，李、杜詩的價值仍處於被嚴重遮蔽的狀態，李、杜詩之經典化進程，遠未完成。
二、宋元：尊而不親
李、杜之詩在唐代流傳不廣，與其全集尚未刊刻有直接關係。入宋之後，隨著印刷術的發展，二人的全集皆被多次刊刻並廣為流傳，李、杜詩開始廣為人知，並得到高度認同。然而，宋代的唐詩選本，卻對李、杜詩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如北宋著名唐詩選本《唐百家詩選》，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序》曰：「餘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餘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該書選唐詩人104家，詩1200餘首，入選詩作較多的是王建、皇甫冉、岑參、高適等，均在七十首以上，韓偓、戴叔倫、楊巨源等皆四五十首，孟浩然、王昌齡、盧綸各二三十首，但是，既然說「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卻未選唐代兩位最重要的詩人李白與杜甫，是絕對說不通的。對此，嚴羽《滄浪詩話》的說法是「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這是很牽強的觀點。此書偏重中、晚唐，而略於初、盛唐，不選李、杜，主要原因應當是王安石執拗的性格，他欲與唐人分庭抗禮，其詩從中、晚唐一路發展而來，故有意「忽略」李、杜詩。洪邁的《萬首唐人絕句》，成書於宋孝宗淳熙時，所選唐人絕句約一萬首，李、杜皆在其中，入選李白五絕83首，七絕85首；杜甫五絕32首，七絕108首，數量均較多，意在求全而少選擇，而且此書只選絕句一體，並不能代表李、杜詩的全部(或者主要)成就。南宋「永嘉四靈」之一的趙師秀選《眾妙集》，共選唐詩人76家，詩228首，李白、杜甫、王維、高適、韓愈、白居易等大家均未入選，多選中、晚唐不知名的詩人，《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評曰：「是集乃以風度流麗為宗，多近中唐之格」。趙師秀有《二妙集》，專選賈島、姚合之詩，當然不會選李、杜。
南宋的一些絕句選本也常常忽視李、杜，如柯夢得《唐賢絕句》，原書已佚，《郡齋讀書志》卷五下記載其選李、杜等五十四人之作，但「白止四首，甫六首，愈八首，宗元四首，惟牧二十五首」，也是偏重晚唐。劉克莊《唐五七言絕句》已佚，其自序(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云：「惟李、杜當別論」，說明其未選李、杜詩。宋趙蕃等人撰、謝枋得注《註解選唐詩》(一作《唐詩絕句》)，全書五卷，專選唐人七絕，共54人，詩101首，亦偏重中、晚唐，如劉禹錫14首，杜牧8首，李商隱、韋莊各4首等。
周弼《三體唐詩》是宋末重要的唐詩選本，據友人張智華教授統計，該書選錄七絕(173首)、七律(150首)、五律(201首)三種詩體，詩人140人，其中初唐6人，盛唐16人，中唐66人，晚唐52人，同樣未選李、杜詩，張智華曾推測其原因，但並無確證。
金代著名唐詩選本《唐詩鼓吹》，為元好問選，其弟子郝天挺注。元人趙孟《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詩而已。……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明確指出《唐詩鼓吹》選者為元好問，注者為郝天挺。趙序作於至大元年，即1308年。姚燧《唐詩鼓吹注序》云：「鼓吹，軍樂也。……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嘗撰唐宋遺事為《幽閒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遺山代人云南參政郝公新齋視為鄉先生，自童子時嘗親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以易數寒暑之勤，既輯其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他書者，悉附章下。則公可當元門忠臣，其又鄭箋之孔疏歟？」
同樣肯定此書為元選、郝注。盧摯《唐詩鼓吹後序》亦云：「新齋郝公繼先注《唐詩鼓吹》集成，既命江東肅政內翰姚公端父為之序，而屬摯跋於篇末。《唐詩鼓吹集》者，遺山先生元公裕之之所集。公以勳閥英胄，幼受學遺山公。嘗以是集教之詩律，公慨師承之有自，故為之注。」盧序作於大德七年(1303)。武乙昌《注唐詩鼓吹序》云：「唐一代詩人，名家者殆數百，體制不一。唯近體拘以音韻，嚴以對偶，起沈、宋而盛於晚唐，迄今幾五百年，未有能精其選者。國初遺山先生為中州文物冠冕，慨然當精選之筆，自太白、子美外，柳子厚而下凡九十六家……名曰《唐詩鼓吹》。……今中書左丞新齋郝公，以舊德為時名臣，早嘗講學遺山之門，念此詩不可無注，於是研覃精思，為之訓釋。詩人出處皆據史傳，詳著下方，使當時作詩之悉浮遊於辭氣之表，而遺山擇詩之意亦從是可見，真天壤間奇書也。」武序對元選、郝注《唐詩鼓吹》同樣肯定，且明確指出此書未選李、杜詩。武序作於至大元年(1308)。姚序雖未標明作年，但文末有「惜今白首」之語，故知作於姚燧晚年，姚燧生卒年為12381313年，故此序與趙、武二序大致作於同時，當在盧摯序之稍前，亦即1307年或稍前。從諸序得知，郝天挺為元好問及門弟子，郝之生卒年為12471313年，故上述諸序，均作於郝天挺在世之時，或許是受郝天挺所託而作。則《唐詩鼓吹》為金人元好問選、其弟子郝天挺注可以確定無疑矣*。吳汝綸曰：「遺山《題中州集後》絕句云：『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此選大率亦以《百家》為藍本，又所選詩多慷慨激昂、豪邁沉著之篇，與遺山所為詩同條共貫，以此推之，其為遺山所選，決非妄說。況有趙孟、武乙昌、姚端父諸人為序，豈得盡目為偽撰者哉？」所論較確。
《唐詩鼓吹》只選七律，主要選中、晚唐詩人之作，第一卷即為柳宗元10首，劉禹錫15首，許渾31首，初盛唐詩僅見於卷二，亦僅選王維8首，高適1首，岑參1首，張說2首，對中、晚唐詩的選擇亦不夠精審。對於該書未選李、杜，清人王清臣是這樣分析的：「至於李、杜之作，唐人諸選，惟殷璠、韋縠僅及青蓮廿餘篇，此並李、杜而軼之。蓋以兩家專集，光焰萬丈，無可去取，故世有選李、杜者，亦有取五經四子書而甲乙之，未嘗不令人捉鼻也。」如果如吳汝綸所言，《唐詩鼓吹》主要取材於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則元好問與王安石一樣，不選李、杜詩，則為順理成章之事，王清臣的解釋，也缺少說服力。
元代知名的唐詩選本，前有方回《瀛奎律髓》，後有楊士弘《唐音》。「《瀛奎律髓》成書於元至元二十年(公元一二八二年)，當時即已刊刻流行。」(李慶甲《瀛奎律髓匯評·前言》)，《唐音》「始於乙亥(1335)成於甲申(1344)」，刊刻於至正四年甲申(1344)(楊士弘《〈唐音〉自序》)，二者相差了六十餘年，二書反映了元代人對李、杜詩看法的重大改變。
《瀛奎律髓》專選唐、宋律詩約3000首，385家，其中唐詩1200餘首，宋詩1700餘首，數量上偏重宋詩，其選詩的主旨是重視杜甫及江西詩派，全書49卷，其中29卷有杜詩入選，共選杜詩209首，佔入選唐詩總數(1227首)的六分之一，比例非常高。方回是著名的宋詩派，他選《瀛奎律髓》，目的是為「江西詩派」壯大聲勢，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一祖三宗」說：「古今詩人，當以老杜、山谷、後山、簡齋四家為一祖三宗，餘可預配享者有數焉。」論七律時也說：「老杜詩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嗣黃、陳而恢張悲壯者，陳簡齋也；流動圓活者，呂居仁也；清勁潔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方回此書，多選老杜及中、晚唐詩，宋詩則以北宋黃、陳諸家為主，近乎錢鍾書先生所言之「宋調」，雖選杜詩超過200首，但只選五律、七律兩體，對海涵地負、千匯萬狀的杜詩之面貌，亦未能全面反映。至於李白詩，本書僅選10首，與李白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嚴重不符，究其原因，是因太白詩不合其論詩所崇尚的標準而已。
楊士弘《唐音》選唐詩1421首，《唐音·自序》對歷代唐詩選本輕視盛唐、重視中、晚唐深致不滿：「及觀諸家選本，載盛唐詩者，獨《河嶽英靈集》。然詳於五言，略於七言，至於律、絕，僅存一二。《極玄》姚合所選，止五言律百篇，除王維、祖詠，亦皆中唐人詩。」楊士弘又指出：《中興間氣集》《又玄》《才調》諸集，王安石《唐百家詩選》，亦重晚唐，洪邁、曾原一、趙紫芝、周弼等唐詩選本，「大抵多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也。」由於重中晚唐而輕盛唐，李、杜往往被忽略，這與本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楊士弘「後客章貢，得劉愛山家諸刻初盛唐詩，手自抄錄，日夕涵泳。於是審其音律之正變，而擇其精粹，分為《始音》《正音》《遺響》，總名曰《唐音》」。該選本重視初盛唐詩，楊氏在《自序》中，對李、杜詩十分推崇，並且以李、杜為核心，勾畫了初盛唐詩人群：
夫詩莫盛於唐，李、杜文章冠絕萬世，後之言詩者皆知李、杜之為宗也。至如子美所尊許者，則楊、王、盧、駱；所推重者則薛少保、賀知章；所贊詠者，則孟浩然、王摩詰；所友善者，則高適、岑參；所稱道者，則王季友。若太白登黃鶴樓，獨推崔顥為傑作；遊郎官湖，復嘆張謂之逸興；擬古之詩，則仿佛乎陳伯玉。古之人不獨自專其美，相與發明斯道者如是，故其言皆足以沒世不忘也。
此序中所列李、杜推崇之詩與詩人，多已被選入《唐音》，但是，《唐音》卻未直接選李、杜詩，原因是《凡例》所言：「李、杜、韓詩世多全集，故不及錄」，雖有說明，但不能不說是《唐音》的一大缺憾，明人邵天和、胡應麟、胡震亨均對此提出批評。
元代唐詩選本中，《瀛奎律髓》兼選唐、宋，以「宋調」為指歸，對弘揚杜詩有很大作用，但只選五、七言律詩，且以宋詩標準選杜詩，又有較大局限性。《唐音》在理論上推重李、杜詩，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以李、杜的眼光來選唐詩，如《唐詩始音》主要錄「初唐四傑」詩，不分體，《唐詩正音》卷一至卷六，分體裁選唐詩，多選初盛唐名家名作；《唐音遺響》卷一、卷二錄盛唐詩，應當說，初盛唐詩入選的數量不少，體現了盛唐詩風。《瀛奎律詩》選了二百多首杜詩，其宗旨卻是尊宋，《唐音》未選李、杜詩，卻貫穿了李、杜的精神，其宗旨是尊唐。
總之，宋元人的唐詩選本，對李、杜的態度是尊而不親，以全集流行易得為主要藉口，基本上未選李、杜詩，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李、杜詩在廣大受眾中的知名度與影響力。
三、明代：雙峰並峙
明人重唐詩，李、杜詩也被抬高至歷史上的頂點。
明代唐詩選本數量較多，本文選擇幾種較有代表性的選本進行分析，讀者自可舉一反三。
明代最著名的唐詩選要當推高棅的《唐詩品匯》(成書於1293年)，高棅與閩人林鴻等並稱「閩中十子」。該書《凡例》即引林鴻論詩之語來推尊盛唐：「唯李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故學者當以是楷式。」林鴻之語，實承襲《河嶽英靈集敘》的觀點。高棅「以為確論」，後來，高棅見到同為閩人的南宋人嚴羽《滄浪詩話》之說，更加印證了林鴻的觀點，即論唐詩以盛唐(開元、天寶)為最高境界，嚴羽論詩「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且要將「李、杜二集枕藉觀之」，朝夕諷詠，這些都對高棅產生了直接影響。《唐詩品匯》正集九十卷(《拾遺》十卷暫未統計)，共入選作者620人，詩5769首，按體裁排列。
高棅繼承並發展了嚴羽的唐詩分期法，按四期(初、盛、中、晚)、九格(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傍流)選唐詩，其中「正宗」以下四格為盛唐，李白詩多為正宗，杜甫詩多為大家，二人詩入選之數量，為全書的前兩位，李、杜詩在唐詩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至此得以確立。具體情況是：五言古詩，李白為正宗(第四、第五、第六卷)，共196首；杜甫為大家(第七、第八卷)，共84首；第二十四卷「長篇」，李、杜各二首。七言古詩李白為正宗(第二、三卷)，共76首；杜甫為大家(第四卷)，共52首。五言絕句，李白為正宗(第二卷內)，23首；杜甫為羽翼(第三卷內)，8首；七言絕句，李白為正宗(第二卷內)，39首；杜甫為羽翼(第三卷內)，7首。五言律詩，李白為正宗(第五卷內)，46首，杜甫為大家(第七卷內)，82首。五言排律，李白為正宗(第四卷內)，20首；杜甫為大家(第五卷)，25首；七言律詩，李白為正始(第二卷內)，6首；杜甫為大家(第三卷)，37首。在高棅的詩學體系中，「正宗」是最高的待遇，而在七大類詩中，李白詩有六類被列為「正宗」，一類被列入「正始」，其他盛唐詩人均無法望其項背。高棅給杜甫詩的名號是「大家」，雖然也是第一等的評價，但總覺得不如「正宗」名正言順，高棅論杜，稱之為「大家」，或許體現了杜詩正中有變，由盛唐開啟中唐的特點。杜甫詩有五類被列為「大家」，兩類列為羽翼。再看選詩數量，李白詩入選《唐詩品匯》(正集)408首，杜詩297首，李、杜合計共705首，約佔《品匯》選詩總數的百分之十二，佔李詩存世總數的約百分之四十，杜詩存世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李、杜詩之精華，均被網羅在內。高棅《唐詩品匯總序》即充分肯定李、杜詩之地位：「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在批評唐宋時期的唐詩選本時，高棅也指出「李、杜大家不錄」，為重要缺陷。
高棅在編成《唐詩品匯》後，又在此基礎上精選為《唐詩正聲》二十二卷，明人何城《重刊〈唐詩正聲〉序》云：「國朝高廷禮匯唐詩為九十卷，中又擇其聲之正者九百首有奇，別為一編……故愚嘗謂《品匯》之外，唐人無詩矣；《正聲》之外，唐之詩得其正者亦鮮矣。」*胡纘宗《刻〈唐詩正聲〉序》亦云：「楊(按，指楊士弘《唐音》)未選李、杜，高(按，指高棅《唐詩正聲》)李、杜亦入選；楊於晚唐猶有取焉，高於晚唐才數人數首而止，其嚴哉！」讚揚高棅選李、杜而輕晚唐。據筆者統計，《唐詩正聲》共收唐詩934首，亦分七大類，如同《唐詩品匯》，其中五古，李白33首，杜甫38首；七古，李白13首，杜甫14首；五律，李白9首，杜甫15首；五言排律，李白4首，杜甫7首；七律，李白3首，杜甫16首；五絕，李白7首，杜甫3首；七絕，李白12首，杜甫未收。合計收李白詩81首，佔全書總數百分之八點六，收杜甫93首，佔全書百分之九點九，李杜詩共174首，佔全書百分之十八點五。可見，從《唐詩品匯》到《唐詩正聲》，李、杜詩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可以說是雙峰並峙，其他詩人均無法與之相提並論。如果說《品匯》選李白詩多於杜甫，似乎對李稍有偏愛，《正聲》則更加一碗水端平，無抑杜揚李或抑李揚杜現象。郭濬《增訂〈唐詩正聲〉序》曰：「我明高廷禮先生嘗輯《品匯》，拔其尤為《正聲》，標格閒體，典則可法，渢渢乎洵一代雅音矣。」*所言較確。當然，可能是限於篇幅，李、杜的一些長篇五、七言古詩、歌行未能入選，顯得《正聲》稍有不足。
「後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攀龍有《唐詩選》，學界多以為是從李攀龍《古今詩刪》中的唐詩部分轉化而來，此說實不確。筆者將二書比較，發現差別巨大，如五言古詩，《唐詩選》共選14首(即卷一)，七言古詩選32首(見卷二)；《古今詩刪》選五言古詩119首(卷十、卷十一)，選七言古詩96首，兩者相差數倍。以《唐詩選》卷一為例，其全部出於《古今詩刪》，可以說《唐詩選》是《古今詩刪》的刪節本或再選本。本文重點討論《唐詩選》與李、杜詩經典化問題，該書共七卷，依舊按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絕、七絕的順序排列，共收唐詩460首，其中李白詩34首，佔全書百分之七強，杜甫詩48首，佔百分之十強，李、杜相加，佔近百分之十八，二人仍列前兩位，地位十分突出。值得注意的是，王維詩入選32首，僅比李白少兩首，佔約百分之七。在《唐詩選序》中，李攀龍肯定杜甫的七古，李白的五、七言絕句，七律則肯定王維、李頎，對杜甫亦微致不滿。本書選李白詩較多的是五律(5首)、五絕(5首)、七絕(18首)，李白五七言古詩有極高成就，《唐詩選》僅選2首，顯得偏少，去取不當。選杜詩較多者為七古(8首)、五律(12首)、五排(7首)、七律(12首)，則較為合理。此書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前後七子」的詩學思想。明人施鳳來《唐詩選序》曰：「歷下李於麟裒然以詩振起嘉、隆，乃一暢李、何之緒，漁獵百氏，為一代文匠。其選唐詩僅若干卷，操詩家三尺以進退諸作者，不入彀率，雖愛必捐。」說明他是持「前後七子」的標準來選唐詩的。本書特重李、杜，明人已有認識，費元祿《唐詩選序》在評論了唐代詩人的優缺點之後，指出：「獨少陵雄渾，青蓮疏逸，鞭笞諸家，掩映千古。譬之參三乘禪，以頓以漸，各從所入，其於證果一也，而要之大宗智者得之矣。」
明代的唐詩選本還有一種值得關注，即唐汝詢的《唐詩解》，該書「一遵《品匯》之例」(唐汝詢《唐詩解·凡例》)，《四庫全書總目》曰：「是書取高廷禮《唐詩正聲》、李於麟《唐詩選》二書，稍為訂正，附以己意，為之箋釋。」此說實際上源於《唐詩解·凡例》：「選唐詩者，無慮數十種，而正法眼藏，無逾高、李二家。然高之《正聲》，體格綦正而稍入於卑，李之《詩選》，風骨綦高而微傷於刻。餘欲收其二美，裁其二偏，因複合選之。得若干首，令觀者駕格於高而標奇於李，其於唐詩或庶幾矣。」*據王振漢先生統計，《唐詩解》選入唐詩1500餘首，其中李白詩175首，杜甫詩174首，均佔選詩總數近百分之十二，合計達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接近全書的四分之一。《唐詩解》與《唐詩正聲》選詩高度重合，仍以李、杜為例，《正聲》五古，李白詩33首；《唐詩解》，共54首，有31首與《正聲》重複；杜甫詩38首，《唐詩解》共50首，有35首與《正聲》重複；七言古詩，《正聲》選李白13首、杜甫14首，《唐詩解》李詩共22首，《正聲》13首全部入選；《唐詩解》，杜詩共40首，《正聲》14首，全部在內。依此類推，《唐詩解》實為《唐詩正聲》的擴展版，首先是增加了約三分之一(500首)詩作，其次是作了注釋，其三是增加了評語(即「解」)，這一部分是最見功力之處。
從《唐詩品匯》到《唐詩正聲》，再到《唐詩選》、《唐詩解》，明代唐詩選本中尊盛唐、重李杜的主線還是十分清晰的，李、杜之詩，因這幾種詩選的宣傳，而廣為人知，也是十分明顯的。
晚明竟陵派的《唐詩歸》，與上述復古派詩選面目大不相同，《唐詩歸》的選者鍾惺、譚元春，既反對「前後七子」模擬盛唐而出現的「極膚、極熟、極狹」之風，又反對「公安派」的「險」「俚」「僻」的作法，轉而提倡「幽情單緒」(鍾惺《詩歸序》)、「孤懷」「孤詣」(譚元春《詩歸序》)，他們不像「公安派」那樣提倡中、晚唐詩風，對盛唐還是重視的，只不過在具體詩作的選擇上與復古派有很大區別。鍾、譚承襲了高棅的四唐分法，《唐詩歸》36卷，其中初唐詩5卷，共選詩323首，70位詩人；盛唐為重中之重，共19卷，選詩1164首，詩人93位；中唐共8卷，選詩489首，詩人69位；晚唐4卷，選詩261首，詩人62位。總計全書選詩2237首，詩人294位。在明代唐詩選本中，《唐詩歸》選詩之數量，僅次於《唐詩品匯》，但大量的唐詩經典名篇卻被其排除在外。鄔國平教授《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孫春青《明代唐詩學》對此有詳盡的分析，孫學堂《明代詩學與唐詩》也指出本書未選一些重要作品，並引用鍾惺《再報蔡敬夫》之言：「直黜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孫學堂還指出《唐詩歸》偏愛山水田園詩、偏愛寫日常生活之詩，不選高、岑七言歌行名篇等。
在推尊盛唐的大方向上，《唐詩歸》與高棅以下持復古論的唐詩選本在表面上是一致的，《唐詩歸》選唐詩2237首，其中盛唐詩1164首，佔到全書的一半以上，是初、中、晚唐詩的總和。但是實質上，二者又有很大不同，一是在復古派選本中，李、杜均居於最核心的地位，入選詩作最多，二人詩歌入選數量也大致相等，《唐詩歸》卻是杜甫最多(313首)、王維其次(113首)、李白第三(98首)，同時儲光羲(61首)、孟浩然(68首)、王昌齡(66首)、高適(38首)、岑參(45首)、李頎(35首)，王維詩的數量超過李白，所選王維詩佔其存詩總數高達百分之二十五，李白詩不到百分之十，杜甫詩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李白的地位明顯下降，同時盛唐幾位名家也佔了較大比重。在具體篇目的取捨方面，鍾、譚更是與復古派不同，如李白著名的《古風》組詩，鍾惺評曰：「太白長處殊不在此，而未免以六十首故得名。」故僅選一首(鳳飛九千仞)。李白的七古名篇《蜀道難》《梁甫吟》《將進酒》《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夢遊天姥吟留別》《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等均未入選。又如選七律，鍾、譚首先對王世貞之論杜表示不滿，《唐詩歸》選杜甫七律《九日藍田崔氏莊》，且評論曰：「鍾云：凡雄者貴沉，此詩及『昆明池水』，勝於『玉露凋傷』『風急天高』，蓋以此。王元美謂七言律虛響易工，沉實難至，似亦篤論。而專取四詩為唐七言律壓卷，無論老杜至處不在此，即就四詩中，已有虛響沉實之不同矣。不知彼以何者而分虛響沉實也，特錄此黜彼，以存真詩。」王元美(世貞)為「後七子」領袖之一，他論杜甫七律之語見其《藝苑卮言》：「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為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為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況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鍾惺不滿而王世貞盛讚的「風急天高」，即杜甫《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玉露凋傷」即杜甫《秋興八首》中的「玉露凋傷楓樹林」一首，按王世貞的說法，此二詩為杜詩壓卷之作，按照鍾惺的說法，這兩首詩不夠「雄」、「沉」。評價標準不同，毀譽懸殊。鍾、譚對杜詩的評價有時不免自相矛盾，如他們不滿於王世貞稱讚「老去悲秋」(即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同時又將其選入《詩歸》，還選入杜甫的「昆明池水」(即《秋興八首》之一)，但在評《白帝城最高樓》時又說：「鍾云：同一清壯，而節細味永，按之有物，覺『老去悲秋』『昆明池水』等作皆遜之。」(《唐詩歸》卷二十二)鍾、譚一直不滿杜甫的一些七律組詩，一則曰：「鍾云：《秋興》偶然八首耳。非必於八也。今人詩擬《秋興》已非矣。況舍其所為秋興而專取盈於八首乎？胸中有八首，便無復秋興矣。杜至處不在秋興，秋興至處亦非以八首也。今取此一首，餘七首不錄。」(《唐詩歸》卷二十二《秋興》「昆明池水」首評語)批評《秋興》《諸將》等組詩「徒費氣力」(《唐詩歸》卷二十二《覃山人隱居》詩評語)。在《小寒食舟中作》的評語中，鍾惺揭櫫自己選杜甫七律之標準：「鍾云：予選杜七言律似獨與世異同，蓋此體為諸家所難，而老杜一人選至三十餘首，不為嚴且約矣。然於尋常口耳之前，人人傳誦，代代尸祝者，十或黜其六七。友夏云：既欲選出真詩，安能顧人唾罵。留此為避怨之資乎？知我者老杜，罪我者從來看杜詩之人也。」(《唐詩歸》卷二十二)杜甫《秋興八首》為有機之整體，為學者共識，楊倫《杜詩鏡銓》引俞瑒曰：「身居巫峽，心憶京華，為八詩大旨。」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十四曰：「懷鄉戀闕，弔古傷今，杜老生平，具見於此。其才氣之大，筆力之高，天風海濤，金鐘大鏞，莫能擬其所到。」《諸將五首》亦為統一整體，王嗣奭《杜臆》卷六曰：「前四首皆責備天寶以來諸將，而末章頌嚴武以愧之。觀武鎮蜀，來則安，去則亂，無忝將才，亦非阿其所好也。」《杜詩鏡銓》云：「《秋興》《諸將》，同是少陵七律聖處，沉實高華，當讓《秋興》；深渾蒼鬱，定推《諸將》。有謂《諸將》不如《秋興》，此少年耳食之見耳。」《唐詩歸》不喜《秋興》《諸將》等組詩，一是因為不喜歡杜甫沉鬱頓挫的詩風，不能欣賞反映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詩作，對杜詩藝術的理解也有很大偏差，二是鍾、譚偏愛清幽、明淨的詩風，反映出他們思想境界平庸，藝術趣味狹窄，只能欣賞那些「幽情單緒」的小情調，因此他們也不能欣賞李白的那些分量較重的七言古詩，這都是其不足之處，所以明末清初許多學者對「竟陵派」評價不高，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諷為「鼠穴」「鬼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九、《明詩綜》卷七十一說《詩歸》一出，「正聲微茫，蚓竅蠅鳴，鏤肝腎」，為亡國之音。毛先舒作《詩辨坻》，有《竟陵詩解駁議》，專批《詩歸》。《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集類》存目三也對《詩歸》多有批評：「大旨以纖詭幽渺為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元(玄)妙，又力排選詩惜群之說，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於是盡亡。」所云「以纖詭幽渺為宗」、割裂連篇之詩等，均切合《詩歸》選李、杜詩之弊。
由周敬、周珽選輯的《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刊刻於明崇禎十一年(1635)，是明末具有集大成性質的唐詩選本，選詩2400餘首，博採眾家之長，持論公允，成功地避免了從復古派到公安、竟陵派的偏頗，給後世提供了一個優秀的唐詩讀本，該書選杜詩172首，李白詩154首，佔全書總數約百分之十三，李、杜詩的代表作多已選入，評價亦較精闢，筆者已有專文論之*，茲不贅言。
四、李、杜詩歌地位在後世的升降
唐人的唐詩選本，對李、杜詩不夠重視，但幸運的是，李、杜詩集得以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李白集，唐時有李陽冰所輯《草堂集》十卷、魏顥所編《李翰林集》，中唐時，範傳正又為李白編了一個集子，見範傳正《李白新墓碑》(作於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宋初樂史編有《李翰林集》二十卷，《李翰林別集》十卷。稍後，宋敏求匯集眾家所錄，編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經曾鞏校正，蘇州知州晏知止於元豐三年(1080)刻印刊行。杜甫集，至宋初已亡佚過半，蘇舜欽、王洙相繼整理杜集，但未刊刻，嘉祐(10561063)中，王琪為蘇州知州，在王洙本的基礎上整理刊刻。治平(10641067)中，裴煜又增元稹撰杜甫《墓志銘》等九篇，再次印行，此王洙編、王琪校訂、裴煜補遺之《杜工部集》，成為後世杜集的祖本*。李白詩有宋楊齊賢集注、元蕭士贇補註的《分類補註李太白詩》等注本流行，杜詩則出現多種注本，如郭知達輯《九家集注杜詩》、趙次公注杜詩、黃希與黃鶴等人的《千家集注杜詩》等。李詩今存約1050首，杜詩今存1450餘首，在現存唐人詩集中，李、杜詩歌的數量僅次於白居易，列二、三位，這為後世詩人認識李、杜，提供了寶貴的文本材料。但是，李、杜二人身世漂零，李白僅在長安當過兩三年徒有虛名的「翰林供奉」，天寶三載(744)之後即浪跡江湖，「安史之亂」中又遭牢獄之災、流放之厄。杜甫「困守長安」十年，剛得微官，即逢戰亂，支離東北，漂泊西南，二人均在貧困交加中度過餘生，所以，他們的詩歌，在當時未能得到朝野的公認(尤其是杜詩，遠未被時人認可)。中唐前期，「大曆十才子」為代表的工整流麗的詩歌佔據詩壇，如獨孤及為大曆詩人皇甫冉詩集作序時說：「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與李、杜同時的王維詩名甚盛，他去世後，皇帝曾命其弟王縉將其文集呈進。顧況則說陶翰為開、天時期著名詩人，綦毋潛、王昌齡是其敵手。到了中唐元和年間，韓、孟與元、白兩大詩派崛起於詩壇，開始重視李、杜。元稹於元和八年(813)為杜甫《墓志銘》，將李、杜並稱，對杜詩極力稱讚，批評李白不能「鋪陳終始，排比聲韻」*，是一種抑李楊杜論。元和十年(815)白居易作《與元九書》，依據「美刺興比」說立論，對李、杜，一方面肯定其地位，一方面又頗有微詞*。五代之末，劉昫《舊唐書·文苑傳》為李、杜立傳，且雲「天寶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大大提高了李、杜在文壇的認知度。
宋朝初年，白體、崑體、晚唐體盛行，李、杜詩受到冷落，隨著歐陽修領袖詩壇，蘇舜欽、梅堯臣為其羽翼，李、杜詩再度復興，李、杜詩集在宋代得以多次整理與刊刻，為二人詩的流傳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宋、元四百年間，僅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的集子有全注本，李、杜以詩知名，韓、柳以文著稱。
北宋主流詩人，從歐陽修、蘇舜欽到蘇軾諸人，均承認李、杜為唐詩之最高代表，而又較為偏愛李白，歐公《六一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還對「西崑體」「白樂天體」及九僧之「晚唐體」深致不滿，他評詩友梅堯臣、蘇舜欽詩曰：「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
這也可看作對李、杜詩風的間接評價，蓋蘇近李而梅近杜。至於個人的藝術趣味，歐公則更接近李白。劉攽《中山詩話》曰：「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為感動也。」*蘇軾論詩，常常是李、杜並重，《次韻張安道讀杜詩》曰：「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蘇軾個人的詩歌風格，則更近李白。蘇軾的弟子黃庭堅，是宋詩派的代表人物，論詩首重杜甫，其《答洪駒父書》強調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有「點鐵成金」之功、「奪胎換骨」之妙。不過，在理論上，黃庭堅並不輕視李白，而是李、杜並重，其《題李白詩草後》曰：「餘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餘以為知言。」北宋後期詩壇形成「江西詩派」，以學杜甫相號召，「靖康之亂」之後，時局與杜甫所經歷的「安史之亂」十分相似，陳與義等人更是杜甫詩風的追隨者。故方回《瀛奎律髓》，以杜甫、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一祖三宗」，李白的詩歌則較少被提及。南宋中期，嚴羽作《滄浪詩話》，有感於近世諸公(當指黃庭堅、陳師道諸人)「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之弊，提倡李、杜並尊，「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以上見《滄浪詩話·詩辨》)。「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這是就詩風而論，李、杜並列，各有所長。若就名篇而論，也是各極其詣：「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徵》《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以上見《滄浪詩話·詩評》)宋末文人，以反對「江西詩派」相標榜，以「永嘉四靈」和「江湖派」為代表，他們多效法晚唐，對李、杜詩風，並未能堅持學習。元代文人尊崇盛唐，以李、杜為最高典範，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說李、杜二公「騷雅之妙，雙振當時，兼眾善於無今，集大成於往作，歷世之下，想見風塵。……昔謂杜之典重，李之飄逸，神聖之際，二公造焉。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李、杜之門者難為詩。斯言信哉！」元人郝經《與撖彥舉論詩書》、何夢桂《琳溪張兄詩序》、揭傒斯《惟實集序》、張以寧《釣魚軒詩集序》等，均提出李、杜並重，為唐詩之冠。
隨著唐詩在明代的盛行，李、杜詩之地位進一步提高。由元入明的文人貝瓊《乾坤清氣序》曰：「詩盛於唐，尚矣。盛唐之詩，稱李太白、杜少陵而止。」與高棅大體同時的方孝孺《談詩五首》其一曰：「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雖意在推尊風雅，但反映了當時舉世尊李、杜的風氣。「前後七子」主張復古，倡言「文必秦(西)漢，詩必盛唐」(《明史》李夢陽傳、王世貞傳所言略同)。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曰：「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謝榛較重杜甫，楊慎則較重李白，不滿杜甫，總的看來，「前後七子」及同時諸人，對李、杜評價都很高，對這種情形，「後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貞說得較清楚：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修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沉雄為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
這段話與嚴羽論李、杜特長之語相似，既李、杜並尊又有具體分析，還討論了李、杜各體詩的長短優劣，較為客觀。
到了晚明，屠隆等人主張廣泛學習唐人而不專主李、杜(見其《論詩文》，《鴻苞》卷十一)「公安派」則對尊盛唐、重李杜表示不滿，指出：「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迨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然則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然而，「公安派」不滿的並非李、杜詩，而是亦步亦趨摹仿李、杜的復古派。
可能是受高棅《唐詩品匯》的影響，明代出現多種專選李杜的詩選，如賴進德編《李杜詩集》三卷，張含編、楊慎等評《李杜詩選》十一卷，萬虞愷、邵勳編《唐李杜詩集》十六卷，顧明、史秉林《李杜詩選》十卷，汪旦《評選李杜詩》，梅鼎祚《李杜二家詩鈔評林》，何烓等《李杜詩選》，汪瓊《李杜五律辨注》，池顯方《李杜詩選》等，這在明代以前是很少見的，這也是李、杜詩歌盛行於明代的旁證之一。
五、關於李、杜詩歌經典化的啟示
李、杜詩歌的經典化，體現在唐詩選本中，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大體可分為滯後期、膠著期(尊而不親)和完成期(鼎盛朝，雙峰並峙期)。其中唐五代為滯後期，宋、元為膠著期，明代為完成期。
胡震亨評唐人選唐詩曰：「唐人自選一代詩，其鑑裁亦往往不同。殷璠酷以聲病為拘，獨取風骨。高渤海歷詆《英華》《玉臺》《珠英》三選，並訾璠《丹陽》之狹於收，似又專主韻調。姚監因之，頗與高合，大抵並較殷為殊。詳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矯前撰為之說者，然亦非其好為異若此。詩自蕭氏《選》後，豔藻日富，律體因開，非專重風骨裁甄，將何淨滌餘疵，肇成一代雅體？逮乎肄習既壹，多乃微賤，自復華碩謝旺，閒婉代興，不得不移風骨之賞於情致，衡韻調為去取，此《間氣》與《極玄》眡《英靈》所載，各一選法，雖體氣觔兩，大難相追，亦時運為之，非高、姚兩氏過也。觀當日詭異寖盛，晚調將作，二集都未有收，於通變之中，先型仍復不失，則猶斤斤稟殷氏律令，其相矯實用相救爾。」這段話指出唐人選唐詩或重風骨，或重韻調，各有所長。對於唐人選唐詩的選本，多不選李、杜詩，宋人認為是「有意尊之」，胡震亨則予以反駁，指出：「宋人以諸選多不載杜甫、李白，為有意尊之，此又非也。《國秀》成於天寶三載，白入長安未久，甫則漂泊東都齊魯間，名尚未起，何從知而尊之？《英靈》之選稍後，故有白仍無甫。他《南薰》《御覽》《間氣》《極玄》，例皆選中葉之詩，盛時諸家多不入，不獨李、杜也。惟顧陶《類選》，則取冠李、杜，韋縠《才調》，更有李無杜，才若有意獨尊之者，蓋議論久始有定，而其初不可以是概矣。」這段話從歷時的角度分析了李、杜詩在唐人選唐詩中的命運升沉，這其實說明了經典的「積累性」，經典的積累性與經典的整理(包括選本及注釋)有密切關係*。在唐代當朝，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李、杜詩並未成為唐人選唐詩的主角，李、杜詩的價值，未被當時的選家充分認識，明顯滯後。初盛唐的唐詩選本，主要是因年代(時間)關係，未收或少收李杜詩，中晚唐選家，則主要是審美眼光的差異(也就是多主「韻調」)，而基本不選李、杜詩。
對於宋代至明代的唐詩選本，胡震亨有也精彩的評論：自宋以還，選唐詩者，迄無定論。大抵宋失穿鑿，元失猥雜，而其病總在略盛唐，詳晚唐。至楊伯謙氏始揭盛唐為主，得其要領；復出四子為始音，以便區分，可稱千古偉識。惟是所稱正音、餘響者，於前多有所遺，於後微有所濫。而李、杜大家，猥雲示尊，未敢並陟，豈非唐篇一大闕典？高廷禮巧用楊法，別益己裁，分各體以統類，立九目以馭體，因其時以得其變，盡其變以收其詳。……高又自病其繁，有《正聲》之選。而二百年後，李於鱗一編復興，學者尤宗之。詳李選與《正聲》，皆從《品匯》中採出，亦云得其精華。但高選主於純完，頗多下駟謬入；李選刻求精美，幸無贗寶誤收。王弇州以為於鱗以意輕退作者有之，舍格輕進作者無是也。良為篤論。
從宋至元，李白、杜甫在唐代乃至中國詩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已經確立，儘管宋代有歐陽修喜李白、王安石重杜甫這樣的細小差別，但李、杜是唐代最傑出的詩人，這一點已無異議。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云：「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可視為宋人共識。嚴羽《滄浪詩話》出，李、杜並尊之說更加為眾人所接受。但是宋人詩選卻失之「穿鑿」，元人詩選失之「猥雜」，諸家之選多借推尊之名不選李、杜，李、杜在詩壇的盛名，與其詩在此時詩選中受冷落的境遇，恰成鮮明對比。
李杜詩在明代唐詩選本中備受青睞，與其作為唐詩經典的「傳世性」與「耐讀性」特質有很大關係。「傳世性」指作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西方有所謂「歷史檢驗說」，經過近千年的歷史檢驗，李白、杜甫之詩無疑成為唐詩之經典。從作品數量來說，李白詩居唐詩第三，杜甫詩居第二，但與數量第一的白居易詩相比，李、杜詩歌的思想境界與藝術創造力顯然更高，而且二人並世而出，生活於唐代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以其天才的創作，成為時代的號角，並稱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其作品的藝術魅力，歷數百年而不衰，具有很強的「傳世性」，其影響遂為唐代詩人之冠。在明人心目中，李、杜是唐代最優秀的詩人，按照現代經典學理論，經典具有「耐讀性」，富有啟示性，常讀常新，也就是長久地存在陌生感。明人學習李、杜，正是由於李、杜詩可以常讀常新，為當代創作提供藝術借鑑。
李、杜詩歌的價值，在唐代未被充分認識，至宋、元逐漸升溫，至明代達到極致，這很好地體現了經典學理論的「經典的累積性」原理。經典的整理與注釋，是經典累積的重要過程與手段。詹福瑞先生曾以《詩經》與《莊子》的整理(包括所謂的「孔子刪《詩》」)與注釋，來說明經典的累積過程，其實李、杜詩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楊齊賢注、蕭士贇補註的《分類補李太白詩》在明代廣為流傳，杜甫詩集的明人注釋本，據《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紅雨樓書目》《寶文堂書目》等公私書目記載，多達三十餘種(參見萬曼《唐集敘錄·杜工部集》，明人的李、杜集合刻本也有數種。成書於明末的胡震亨《李詩通》《杜詩通》影響巨大，與胡氏所輯之《唐音統籤》並稱唐詩研究的代表作。評點與批評層面，也是經典累積性的重要體現。
明人不執著於「李、杜優劣論」，而是繼承蘇軾、嚴羽諸人的觀點，李、杜並尊，著眼點往往在於李、杜詩風詩體的差異，如認為李白詩近《風》，杜甫詩近《雅》(張以寧《釣魚軒詩集序》)，胡應麟《詩藪》、許學夷《詩源辯體》、王世貞《藝苑卮言》、謝榛《四溟詩話》等，多討論李、杜詩體的不同與長短優劣，但他們推尊盛唐，以李、杜為盛唐詩壇之領袖，以王、孟、高、岑、李顧、王昌齡、崔顥為其羽翼的觀點，是較為一致的。
楊慎《升庵詩話》卷十一「評李杜」條云：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餘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楊誠齋即南宋著名詩人楊萬裡，徐仲車即北宋學者徐積。楊慎引用二家之言，是說李白之詩天馬行空，無拘無束，「無待」而神於詩；杜甫之詩有規矩而不為規矩所縛，「有待而未嘗有待」而聖於詩，楊慎自己的比喻，意思也與楊萬裡等人大致相近，都是指李、杜詩各有所長又均達到詩歌的最高境界。楊慎這段話在明代很有代表性。可以說，以唐詩選本為中心，結合曆代詩歌理論與創作實踐來看，到了明代，李、杜詩歌的經典化接受已大體完成，李、杜並尊的地位已經確立。
在清代，李、杜並尊已成共識，如著名唐詩選本《唐詩別裁集》選詩1928首，其中收李白詩140首，杜甫詩252首，合計392首，佔全書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趙翼《論詩五首》其一：「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固然表現其強調創新的意識，卻也反映了當時李、杜詩統治詩壇的盛況。而這一局面，是經歷了唐、宋、元、明數代，到明代最終完成的。（作者：丁放，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文史哲》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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