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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卷寫經被盛裝在一個素雅的木盒中。
看得出來,這是近代收藏家重新為它專門訂製的棲居寶地。
小心翼翼地打開,先見一頁捲紙,上有關於本卷信息的文字和記號;再是一層層潔白柔軟的棉紗;最後,深藍色織錦的經卷漸漸露出,纖細而密實——該卷近代已修整,接出織錦護首與拖尾。
敦煌寫經中的漢文寫本多為捲軸,這是紙張發明後到印刷書籍誕生之前一直沿用的方式。當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進入藏經洞,第一次見到三面牆上都堆滿一人多高的書卷,每面牆都有兩三層卷子,驚呆了。
伯希和在藏經洞揀選經書的畫面
從頭到尾,細細展開,細細看。
除了卷首有些許殘損,全卷保存可謂非常完好。
紙張是黃蘗紙,經過防蟲劑處理以利長久保存,質地精良,既薄且韌,有明顯的簾紋。
粗粗看完全卷,耗時不短。卷長649釐米,高25.9釐米,由13張紙接成,再由木軸捲起,有烏絲欄以便書寫——當時的高質量紙張,每紙差不多高26釐米,這個尺寸來源於公元3世紀的法定尺長。
抄寫規範嚴謹,嚴格遵守敦煌寫經大多每行正書17字的格局,共抄寫341行,總計抄寫5708字。
最珍貴的是完整的卷尾題記,卷尾,在題名及卷數的左下方有一整齊的題跋,記錄了紀年、抄經人的信息。
題記共35字,分作三行:
梁天監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比丘惠/
諦敬造《誠實論經》一部。以茲勝/
業,奉福尊靈,早升仏地。/
1502年的歷史,隨之展開。
仏,即佛。這是南朝梁天監十六年,即公元517年,比丘惠諦寫的《成實論經》。
若是要更通俗一些講,電視劇《琅琊榜》所講的便是當時的故事,天監便是梁武帝蕭衍的第一個年號。
為什麼題記如此重要?
如歷史學家張廣達所說:
「人所共知,卷子上的年月記載完整,多半表示卷子的首尾較少殘缺,有紀年的卷子對於科研的價值自然大為增高。」 不止科研,題記就像是一個人的身份證,你是誰,從哪裡來,有了題記,全面的信息也就隨之而來了。
2.
南朝信奉佛教,譯經之風大盛,當時傳播佛經,主要通過抄經實現。
但南朝寫經極為罕見。
近代以來,敦煌寫經的藝術價值逐漸為世人所重。儘管,在學者的嚴謹研究中,抄經多是以前代佛經寫本作為底本抄寫,要求的是清晰工整,其境界自不可與書家相媲美,但此刻與1502年前的墨跡相對,筆墨、線條、收筆回鋒間的往來顧盼,依然給人帶來一種神妙的審美感受。
先來細細欣賞。
自晉代以來,帶有隸意的楷書到南北朝後期的抄經中一直被沿襲。相對而言,南朝經卷早期就出現了較濃的楷書意味。
這卷寫經書體已經接近成熟期的楷書,但仍保留了隸書的筆意。
細察之下,抄經人當是使用了一支彈性較大的硬毫筆。
單字看,結字勻整,體式茂密,稜角分明,波磔尤存。
細看長橫畫的裝飾性波磔,屬於隸書遺留特徵。
相比之前的字,折多於轉,這種寫法上更接近於唐代的書法。
一些捺畫呈現出燕尾形態,已經比較接近成熟的楷書了。
整體上看,寫得相當熟練,章法謹嚴,沉雄厚重,古樸典雅。想來比丘惠諦定是懷著極致的虔敬之心,所以整卷寫經工整莊嚴,一絲不苟,給人以靜穆莊嚴之感。
南北朝時期的楷書,上接漢隸遺韻,下開隋唐先河,是書法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
但在風格上,南、北朝卻也表現出顯著差異。
「南書溫雅,北書雄健」,「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這是清朝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的評論。
但南朝書家大多無墨跡傳世,僅有少數名家書作的摹本或刻帖存世,世人更多見的則是碑刻與墓志銘。
寥若晨星的敦煌南朝寫經,是欣賞和研究南北朝書法的可貴實證。
從這個寫本,我們還可以獲得有關佛教僧侶的活動,紙張製作等非常有價值信息。
著名敦煌學專家方廣錩先生考察了本件,認為紙張及通捲風格均符合南北朝寫經的特點。每紙有劃界欄針孔,也符合此類紙張南北朝寫經的習慣。
又將大英圖書館藏《大般涅槃經》與本卷相比較,「兩者風格基本一致」。題記中「以茲勝業,奉福尊靈」之類熟語,亦多見於南北朝寫經。
大英圖書館藏《大般涅槃經》 局部
當然,最終確定它為南朝寫經而非北朝寫經,所依據者為卷末題記。
那麼,這一件的題記是否可靠?
我們知道,敦煌遺書流散以後,頗有人在真卷上偽造題記者。據方先生這些年的追索,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北方活躍著一個敦煌遺書作偽集團,作偽手法頗為高超,所偽造題記的墨色,可以與原卷墨色惟妙惟肖。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作偽者總會露出種種破綻。
方先生將全卷5708個字一一單獨切出,又將題記中的35個字切出,用計算機軟體比對,可以肯定題記與原卷經文出於一人之手。
3.
對於敦煌寫經,很多時候,因為知識的隔閡,我們欣賞完書法,忘記了細察它的真意。
比如,這卷《成實論》,究竟有什麼樣的背景。了解這些,我們才會更懂得它「寥若晨星」的珍貴价值。
方廣錩先生指出,目前發現的敦煌遺書《成實論》寫本,從卷一到卷八,均為俄藏小殘片,且其中恰好缺失卷二。
而這一卷寫經長達6米多,且是目前所知通過敦煌遺書保存下來的唯一一件《成實論》卷二。
《成實論》由印度(中天竺)4世紀的佛學思想家訶梨跋摩所著,東晉時,便傳於中國。
它是印度佛教由小乘向大乘發展時期的重要著作,內容豐富,所以一直被人們高度重視。
後秦弘始年間,高僧鳩摩羅什被皇帝請進長安,封為國師,長安草堂寺組織起規模宏大的譯場,這是中國佛教史上首次官方譯經。
十幾年間,鳩摩羅什和弟子們共譯出經論35部384卷(現存294卷),影響巨大,並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到日本等國。
翻譯《成實論》,鳩摩羅什是應當時的尚書令之請,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口譯,並請弟子整理。
之所以欣然接受此事,是因為鳩摩羅什認為《成實論》很適合佛教初研者。此外,他生平一直致力於般若學的研究,《成實論》也有益於研修《般若》者。
譯完第二年,鳩摩羅什便過世了。其門下高徒一部分留在長安,一部分則南下,將經典傳播到了江南。
《成實論》也隨之在中國弘揚流傳,出現了以講習《成實論》為主的「成實師」,也誕生了成實學派。
據初步統計,不包括本卷,敦煌遺書共保存《成實論》42號,其中絕大多數均為南北朝寫本,體現了南北朝《成實論》被重視的程度。
南梁便是成實學派最隆盛的時代。
梁武帝蕭衍在位時,因痴迷佛教,留下了許多經典與傳奇。
比如著名的「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中的寒山寺,就建於梁天監元年(502),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就在蘇州市城西的楓橋鎮。
而梁武帝與禪宗始祖達摩祖師的會面,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當時,《成實論》受到帝王公卿、文人學士、僧侶道俗的大力推崇,成實的勢力,彌滿南朝。
據記載,當時光宅寺法雲、莊嚴寺僧旻、開善寺智藏,一時名宿,均研修《成實》。成實論師一度被梁武帝奉為「家僧」,待為上賓,竭力弘揚成實思想。
直到隋代,成實學派才開始趨於衰退,直至逐漸消失。
《成實論》因流傳廣泛,故古來傳本,分卷常有不同。計有十六卷本、二十卷本、二十四卷本等多種。
而這一卷寫經的分卷,與上述諸種分卷均不同,與敦煌遺書中的其他幾號異卷有相合之處,反映了《成實論》的又一種流傳形態,為專家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可貴信息。
南朝鎏金銅菩薩立像
金華萬佛塔地宮出土 ©️ 浙江省博物館藏
南朝 石舍利函
桐廬分水鎮出土 ©️ 桐廬博物館藏
4.
對於這卷寫經,方廣錩先生以「寥若晨星」來形容它。
翻開每一部書法史著作,在南北朝這一章節中,「南朝寫經,非常少見」幾乎是一句標準的描述。
要知道,方先生曾經透露,世界現存敦煌漢文遺書共約63000號。
為什麼南朝寫經如此稀見?
南北朝由420年劉裕篡東晉建立南朝宋開始,至589年隋滅南朝陳止。南北兩股勢力之間雖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長期維持對峙狀況,故稱為南北朝。
南朝(420年-589年)包含宋、齊、梁、陳四朝,始終定都在建康(今江蘇南京)。
而敦煌地處西北,當時屬於北朝,敦煌在北魏統治下實有93年(442-534)。所以,目前現存南北朝寫卷中若有題記者,幾乎都是北朝紀年,有南朝紀年款自然是寶中之寶了。
依據題記,本卷寫經寫於南梁。南朝的寫經,竟然保存在敦煌藏經洞,真可謂是異數。
依據方廣錩先生的研究,儘管日本書道博物館也收藏有三件敦煌遺書,但未經鑑定,此前能夠確定確為南朝寫經的,唯有大英圖書館藏斯00081號的《大般涅槃經》(北本)卷十一一件,當年由斯坦因帶回。
而眼前這卷《成實經》,經方先生權威論證,為目前可以確認的敦煌遺書中屬於南朝寫經的第二件。
我們通常所論的敦煌遺書,單位都是「件」或「號」,這一件有可能是巨大的尺幅,也有可能只是巴掌大的碎片。目前敦煌遺書中共有南北朝寫經約5200號上下,其中多數為殘片。從完整的長度而言,6米以上的南北朝寫經,本已是稀見之物。
而眼前這件為帶有題記的南朝寫經長卷,所謂寥若晨星,誠不我欺。
1500年前,這卷寫經是如何從南朝千裡迢迢抵達敦煌的?
雖然南北朝分裂,但人員交往依然頻繁,特別是佛教僧人,本來就有遊方求道的傳統,依然能隨身將佛典帶到他處。
如大英圖書館藏《勝鬘經疏》尾有題記,作「一校竟。/皝有。照法師疏。/延昌四年(515)五月廿三日,於京承明寺寫《勝鬘疏》一部。高昌客道人得受所供養許。/」證明該疏就是在西安書寫,然後由高昌僧人帶到敦煌的。
南方佛典傳到北方、傳到敦煌,雖然稀見,卻並不令人難以理解,保存到今日,更令人感恩於佛法的護佑。
大英圖書館藏《勝鬘經疏》 局部
5.
現在,當我們細察完這卷珍貴寫經,準備將它再次捲起,會發現卷尾一枚大名鼎鼎的印章——「木齋/審定」朱印。
而今,談起和敦煌遺書密不可分的那些名字,如英國人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總有些複雜的情緒,但他們始終是今天追述敦煌遺書時無法迴避的一部分。
20世紀初,斯坦因和伯希和先後進入敦煌,對當地進行了細緻的地理、考古調查,也帶走大量文物。回到歐洲後,他們的報告震驚學界。所幸的是,這些文物後皆移藏於歐美等公立機構,為學者、公眾所利用。
儘管這些西方「探險者」的角色始終不那麼光明磊落,但從學術層面來看,其留下的記錄具有無可取代的史料價值。
實際上,在中國,也有如此人物。敦煌寫卷流散史上最具焦點的中國人之一,便是晚清藏書家李盛鐸,也就是卷尾印章的主人。
李盛鐸
1909年,伯希和向一批晚清學者展示了部分敦煌遺書,一時學界震動。
這一年,也被學術界普遍認定為中國「敦煌學」正式發端的時間。
此時,距離敦煌藏經洞發現已有九年,北京學部終於向清朝學部上書,要求甘肅和敦煌地方政府馬上清點藏經洞文獻運送進京。
遺憾的是,餘下的文物已部分被轉移,押運沿途更是一路散失。
但遺書的劫難並未終結。
負責接收經卷的學部委新疆巡撫何彥升,將剩下的八千多卷以大車運抵北京,其子何震彝將車接到家中,約同嶽父李盛鐸、劉廷琛及方爾謙等,取精華盜取。為了填充總數,他們不惜將一些較長的卷子拆碎充數。
此事最終被揭發,但因辛亥革命爆發,終於不了了之。
伯希和考察團所攝的敦煌老照片
斯坦因拍攝的照片
李盛鐸精通版本目錄之學,為晚清著名藏書家。
其家藏木犀軒藏書後為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為聞名海內外的特藏。
而李氏所得敦煌寫卷,數量質量也均被視為私藏敦煌寫卷第一。
當年,王國維先生就在曾在致羅振玉的信中提到:「李氏諸書,誠為千載秘笈,聞之神往。」
據傳,李盛鐸過世前,將家藏敦煌寫本悉數售於日本,一度鮮見公布,被視為敦煌遺書中最為神秘的部分,為學界所密切關注。
近年來,這些過去諱莫如深的日本所藏敦煌寫本終於被陸續公布,還有許多秘不示人的敦煌遺書私藏也逐漸浮出水面。
萬眾矚目之間,它們將為敦煌學等研究帶來哪些新的可能?
……
1502年後的春天,有幸重溫那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時代的虔敬,令人感懷且感恩。
▼
(古印度)訶梨跋摩著(後秦)鳩摩羅什譯
敦煌遺書《成實論》卷二
梁天監十六年(517)比丘惠諦寫本(局部)
1卷附盒 紙本 25.9×649 cm
鈐印:木齋審定、四明莊
參考資料
方廣錩:梁天監十六年寫《成實論》跋
華人德:論六朝寫經體簡及「蘭亭論辯」
趙聲良:敦煌南北朝寫本的書法藝術
藤枝晃:敦煌寫本概述
榮新江:李盛鐸藏卷的真與偽
賈曉明:李盛鐸舊藏敦煌古卷的前世今生
韋力:李盛鐸木犀軒——敦煌私藏文書第一
潘吉星:敦煌石室寫經紙的研究
毛秋瑾:北魏時期敦煌寫經書法研究
郝銘鑑 孫歡:中華探名典
付啟元 趙德興:南京百年城市史 1912-2012 8 文化卷
普慧:《文心雕龍》與佛教成實學
曾其海:三論學派對天台宗創立的作用
楚默:佛教書法史
胡偉:南朝士人與佛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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