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敦煌市檔案館近日稱，12件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唐代古藏文《敦煌寫經》已於日前完成修復及建立數字檔案。「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thepaper.cn）從由國家檔案局主管的中國開放檔案共享平臺上獲悉，敦煌市檔案館所保存的12件古佛教經文均系用古藏文書寫，屬於吐蕃藏文文獻，199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發現。內容主要是《般若波羅蜜多經》、《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對研究古代藏傳佛教和敦煌學等具有極其重要的文獻價值。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唐代古藏文《敦煌寫經》
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敦煌寫經》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紙質文獻之一，上起魏晉，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寫經卷子，而且很多寫經卷子有抄經者以及年月的題記，為人們了解唐代經生及其書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此次修復《敦煌寫經》對文物的保護、研究和利用都有著重要意義。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唐代寫經《般若波羅蜜多經》 古藏文
敦煌市檔案館所保存的12件唐代古藏文《敦煌寫經》中，《般若波羅蜜多經》共有7件，梵夾裝，紙張展開後長71釐米，寬20釐米；有部分殘缺。《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共有2件，梵夾裝，紙張展開後長73釐米，寬65釐米；《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共有3件，捲軸裝。規格不一，展開後最大的紙張長268釐米，寬31釐米，最小的紙張長41釐米，寬31釐米。經文用毛筆、墨汁在麻紙上書寫而成，紙張厚而硬，正楷字體。局部有水漬、黴斑，並有兩處較嚴重的殘缺。
據《光明日報》報導，敦煌市檔案館館長張世忠介紹，「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了6萬餘件文獻。其中古藏文文獻達上萬件，數量僅次於漢文文獻。這些古藏文文獻涉及歷史著作、法律文書等諸多內容，其中佛經約佔九成。現存於敦煌市檔案館的《敦煌寫經》是唐代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作品，共計12件，21面，由黃麻紙製作，有梵夾裝、貝葉裝等裝幀形式，多數為雙面寫經，少量為單面寫經。內容均為古藏文抄寫的經書書籍，有珍貴的文物價值和文獻價值。」
修復專家對敦煌市檔案館《敦煌寫經》進行修復。（）
來源：光明網
這12件《敦煌寫經》是敦煌市檔案館工作人員在20世紀80年代清理庫房時發現的，當時由於缺乏資金和技術手段，未得到科學有效的保護，出現發黃、變脆、部分破損等現象。2010年，《敦煌寫經》入選第三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為研究佛教西傳東漸提供了珍貴史料，是我國古代文獻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寶。經項目申報和研究論證，2018年10月，保護專家開始現場修復。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唐代寫經《般若波羅蜜多經》 古藏文
張世忠表示「，此次修復遵循『不改變文物原狀』和『最小幹預』原則。除了現場鑑定文獻的汙漬、黴變類型之外，還首次對提取到的黴菌進行了實驗室的培養和鑑定，對病變文獻進行了纖維分析鑑定、菌種鑑定分析等，針對菌種制定科學修復和保護措施。保護人員對文獻進行了殺菌、脫酸、清洗、染配補紙等處理，選用與原件接近的材料修補裂痕，對部分文獻進行託裱加固，還為一個近4米的長卷做了捲軸。」
目前，該文獻修復工作已完成，為更好保存珍貴文物，敦煌市檔案館對文物本體進行特藏。預計本月底，工作人員將完成複製件的製作並於敦煌市檔案館中陳列展覽。
敦煌寫經之《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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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經之《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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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經》不僅在宗教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其在書法方面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寫經，上起魏晉，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寫經卷子。歷代抄寫經書的人員，大多出自經生、書手和善書的僧人，他們有的受人僱傭，有的自願抄寫。
抄寫經書意在文字，以無訛為是，「慎勿以書自命」。這使得寫經者既表達對信仰的莊重而虔誠的追求，又把情感寄託於筆墨。從而影響了寫經者的書法審美走向。
與此同時，敦煌部分寫經書法促進了官方主流書風與民間書風的融合，體現了唐代書法的較高水平，如鹹亨二年（671）和儀鳳二年（677）唐朝長安宮廷所寫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和《妙法蓮華經》。官方的書手，一般功力深厚、法度森嚴，而民間書手，用筆拙野、無拘無束，所以我們在敦煌寫經書法中經常會看到方峻和溫潤、硬朗和妍美的書法風格，這正是官方書風和民間書風融合的結果。
敦煌寫經之《妙法蓮華經》 隋人書
敦煌寫經之《妙法蓮華經》 隋人書
唐代書法崇尚「王體」，在敦煌石室中也曾藏有王羲之的《瞻近帖》、《龍保帖》，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殘卷》等名作臨本，雖數量不多，且有殘缺，但為我們提供了一定佐證。然而，寫經書法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顯現風格，因意在文字，又不似王書飄逸，反有一種嚴勁刻厲之美。從出土實物來看，唐代敦煌寫經大都結體雅正、筆力勁挺，與歐陽詢、虞世南風格近同。然而體態豐腴者不在少數，這應該是受顏真卿書風影響，正如錢泳《履園叢話·書學》中所言，「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 這一切「亦時代使然耳」。
敦煌寫經殘片
敦煌寫經殘片
佛教的傳播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同時具有宗教信仰的寫經生應運而生。寫經生，即以寫經為職業的人員，一般都是善書的士人，如敦煌寫經中明記為經生者郭德、彭楷、王謙、王思謙諸人；也有先為經生，後出家為僧的，如《續高僧傳》卷二十七所記釋智命。經生書法，或有可觀者，亦為後人所重，《宣和書譜》卷五記有經生楊庭，「作字得楷法之妙，長壽間，為輩流推許」。又說「唐書法至經生自成一律，其間固有超絕者，便為名書，如庭書，是亦有可觀者」。故宮博物院所藏唐人國詮《楷書善見律卷》雖不是敦煌出土，但是從其嚴謹的唐人書風及清晰的流傳脈絡中，亦可一睹唐代寫經書法的風採。
敦煌寫經之《妙法蓮華經》 隋人書
而書手則是古代從事書寫、抄寫工作的書吏；或者指擔任書寫、抄寫工作的人員。唐代的書手來源於社會的不同階層，既有任職於官府圖書文化機構的「楷書手」「御書手」「群書手」，更有傭書於民間的貧寒文人等。他們的書寫大都是以實用為目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按照某種既定的格式或規律進行，其墨跡不乏端雅娟秀的典籍經文的繕寫，更有著平實隨意的日常實用性書寫，展現出不同於時代潮流之上名家書法的特殊一面。
敦煌寫經之《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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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書法創作異常繁榮，但歷經唐末五代戰火，名跡已大多散逸，雖有後人臨摹翻刻之作，但早已失真，給書法學習造成一定的困難。杜甫在《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中寫道：「斯人已雲亡，草聖秘難得。」當大量敦煌寫經呈現在人們眼前時，人們為之興奮，這正是窺視唐人書法堂奧的一個難得的窗口，是研習唐人書法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從這些手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書法的發展脈絡、審美風尚。
敦煌寫經之《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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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了甘肅省檔案館、敦煌市檔案館藏有《敦煌寫經》外，國內收藏的《敦煌寫經卷》則以國家圖書館最為集中，南京博物院藏有敦煌寫經30餘件，其他博物館也會一些或多或少的寫經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