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聽其辭，目察其色。」這是胡石壁在「既有曖昧之訟則合勒聽離」判中所言。這句話脫胎於中國古代的一種聽訟藝術——「五聽」。
「五聽」之說，見於《周禮·秋官·小司寇》，其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可見，聽「五聲」是為了「求民情」。那「求民情」又是指什麼呢？這可以從睡虎地秦簡中找到一些線索。睡虎地位於湖北雲夢西郊，「文革」末期，那裡出土了十二座秦漢墓葬。其中編號為「十一號」的秦墓，據考證墓主名叫「喜」，他做過安陸縣的「獄史」，又曾轉任鄰近的鄢縣的令史。「喜」可能太熱愛治獄工作了，死後陪葬了超過千枚的竹簡，大多是秦律和治獄案例。其中有一部《封診式》，整理者最初將其稱為「秦治獄案例」，是類似於漢代之「比」的案例集，但日本學者籾山明通覽總體後認為，它更像一種文書範本與格式。無論是案例集還是文書格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使我們知道，遠在秦朝時就有了這兩樣東西。在其中一根竹簡上，寫有這樣一段話：
治獄，能以書從跡其言，毋治諒〔笞掠〕而得人請〔情〕為上，治諒〔笞掠〕為下，有恐為敗。
很多學者都對這句話中的「得人情」進行解讀，籾山明綜合各說之後認為，所謂「得人情」，其含義應該就是求得事實真相，「察得犯人的真情」。這一解釋也在晉代張裴那裡得到了印證，他在《律表》中說：「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至於「五聽」的具體方法，《周禮·秋官·小司寇》云：「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漢代鄭玄和唐代賈公彥對此都作過註疏，唐獄官令在其基礎上作了進一步歸納：
諸察獄之官，先備五聽。案周禮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五聲聽訟藝術在西周時期就已形成，「子產聞哭」便是較早的一個案例。據《韓非子集解》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子產鑄刑書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史家認為，子產此舉，實開法典公開化之先河。然而胡適認為，子產並不是「法理學家」，更是「實行的政治家」。「子產聞哭」的故事，就讓我們見識了他日常的「實行」風採。子產謂：「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活脫脫一個「老獄吏」，非長期積累揣摩，難出此語。子產之後，踐行「五聽」者代有其人，鄭克編撰的《折獄龜鑑》就在「子產聞哭」之後，附錄了三則「皆用子產語以察奸者」的故事，鄭克感嘆：「蓋言苟中理，無時不驗。……王者發政，必佔古語，盡心君子焉可忽哉！」
子產像（清代金農畫）
在漢代，亦有「五聽」逸聞，《全後漢文》卷三八就載有一篇薛宣斷縑的故事：
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求共庇蔭，因與一頭之地。雨霽當別，因共爭鬥，各雲我縑，詣府自言。太守丞相薛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自致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縑主稱冤不已。宣曰：固知當爾也。因詰責之，具復。俾悉還舊主。
唐代也有。《龍筋鳳髓判》的作者張鷟，在他的筆記小說《朝野僉載》卷五中記載了一則河南尹李傑的斷案故事，也是運用了「五聽」之術：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俟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其與寡婦私，嘗苦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在這個故事中，河南尹李傑通過「察其狀」，感覺到寡婦的兒子「非不孝子」，而寡婦本人則言語當中不無疑點。通過使人偷偷跟蹤觀察，發現了寡婦與道士密謀通過不孝指控將礙事的兒子除掉的驚天秘密。唐代另一位名吏張詠，也是善於通過察言觀色破解疑案。鄭克撰《折獄龜鑑》收有一則「張詠勘僧」，其文如下：
張詠尚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群官聚聽，不曉其故，詠乃召問：「為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系巾痕？」即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牒，自披剃為僧也。
自稱為僧七年，額頭上卻有俗人才會有的系頭巾的痕跡，怎能逃過張詠的慧眼？才剛一問，立馬招供。也許是此類故事中的「五聽」之術太靈驗了，唐朝的法律都對此作出了規定，唐律四七六條上半段就說：「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覆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宋代官箴書《州縣提綱》中的一段話，與唐律這條規定的意旨十分接近：「故鞫獄不可專用威猛，亦不可誘以輕罪，惟察詞觀色，喻之以理，扣其實情，俾之自吐，則善矣。」所以，「五聽」並不僅僅只是一種聽訟藝術，更是杜絕專用威猛、刑訊逼供的重要手段。
唐以前存世的判詞較少，所以「五聽」只是以逸聞故事的形式流傳下來。宋代的判詞中，就多有涉及「五聽」的例子，運用「五聽」的場合也非常廣泛。例如胡石壁「兄弟之訟」判，是在受理詞訟階段就通過「觀其貌」判斷其理之有無：「鄒應龍兩月前曾當廳投狀，以訟其兄，當職覽其詞，觀其貌，便知其是一無理之人，書判之間已示懲戒之意。未幾，其兄應祥果訴其不恭，其弟應麟又訴其不友，竟不逃當職之所料。」宋代官箴書《州縣提綱》還通過言語特徵對健訟之民和良善之民作出分辨：
健訟之民，朝夕出入官府，詞熟而語順。雖譊譊獨辯庭下，走吏莫敢誰何。良善之民，生居山野，入城市而駭，入官府而怵，其理雖直，其心戰惕，未必能通。若又縱走吏之輩訶遏之，則終於泯默受罪矣。凡聽訟之際，察其愚樸，平昔未嘗至官府者，須引近案，和顏而問，仍禁走吏無得訶遏，庶幾其情可通。
胡石壁的「既有曖昧之訟則合勒聽離」判，則將「五聽」用於家事案件。判詞云：
新臺之事，委屬曖昧，阿黃陳詞於外，則以為有，供對於獄，則以為無。若但據其先後之詞，而遽以為有無之決，是非鮮有不失實者。當職今親至院，逐一喚問，耳聽其辭，目察其色。阿黃應對之間，頗多羞澀，似若有懷而不敢言；李起宗爭辯之際，頗覺囁嚅，似若有愧而不能言。當職今固未敢決然以為無也。如必欲究竟虛實，則捶楚之下，一懦弱婦人豈能如一強男子之足以對獄吏哉，終於誣服而已矣！況此等醜惡之事，只當委曲掩覆，亦不宜揚播，以貽鄉黨之羞。又尊卑之間反且如此，縱無此事，亦難複合。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此禮經之所以垂訓萬世者也。阿黃之不見說於舅必矣，其夫婦雖欲偕老，其可得乎？合勒聽離，黃九二將女別行改嫁，李起宗免根究。
這一次，胡石壁遇到的是一起兒媳公公事涉曖昧的案件。究竟有無訴稱之事，兒媳阿黃語多反覆，胡石壁覺著，「若但據其先後之詞，而遽以為有無之決，是非鮮有不失實者。」於是，「今親至院，逐一喚問，耳聽其辭，目察其色。」他觀察到：「阿黃應對之間，頗多羞澀，似若有懷而不敢言；李起宗爭辯之際，頗覺囁嚅，似若有愧而不能言。」儘管胡石壁「未敢決然以為無」，但也決定不再一究虛實。一是擔心「捶楚之下」「終於誣服」，二是考慮「醜惡之事」「不宜揚播」。又慮及「尊卑之間反且如此，縱無此事，亦難複合」，於是判離改嫁。胡石壁其可以謂慧眼仁心矣！所謂慧眼，是指當查清時必查清，耳聽其辭，目察其色，均屬必須。所謂仁心，則又指該糊塗時且糊塗，尊其隱私，遏其是非，善莫大焉。
好的法官，都不是只顧當前、一判了之，而是思前慮後、務絕後患。翁浩堂「衣冠之後賣子於非類歸宗後責房長收養」判，就是在案件已結之後，猶在察言觀色。判詞云：
父子，人倫之大，父老而子不能事，則其罪在子，子幼而父不能養，則其責在父。劉珵為衡州知郡孫，有男元老，幼不撫養，而賣與鄉民鄭七，棄衣冠而服田畝，情亦可憐，此猶可諉也，曰劉珵一時為貧之故。已而元老不安於鄭七家，逃歸本父，劉珵固宜復回天理，自子其子矣，乃復以元老賣與程十乙，則其意安在哉？可謂敗人倫，滅天理之已甚者！今鄭七入詞，欲取回元老於已去三年後，此決無複合之理。元老宦裔，鄭七農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應更來識認。劉珵兩將元老賣弄，為父不父，本合勘杖，且與從蔭，決小杖二十。元老牒押往族長劉萬二宣教宅，聽從收養。觀此子情貌奸狡，兼所習已乖，請萬二宣教嚴與鈐束，庶免墮落下流，為衣冠之玷，亦一美事。
在這個案件中，翁浩堂將一個兩次被生父賣掉的棄子判與族長劉萬二劉宣教收養。判決之後，他又不禁打量起這個棄子的相貌，認為他「情貌奸狡」，再加上他已經沾染惡習，於是請萬二宣教從嚴管教約束，避免使其墮落為卑鄙之徒，原來是將「五聽」之術用在了「幫教」「問題少年」上。
「五聽」也是包公斷案的慣常手法。《宋史》本傳稱：「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包公的斷案故事，南宋時期已於民間廣為流傳。元雜劇中，包公戲也佔了很大比重。明代中期，更出現一部包羅百件訟案的公案小說《龍圖公案》。但據考證，在數量眾多的包公斷獄故事中，能作為信史者，僅《宋史》本傳所載「割牛舌」一事：
……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包拯像（清殿藏本）
這個案子，充分展現了包拯「欲擒故縱，引蛇出洞」的辦案智慧，歷來被傳為美談。若要說「五聽」聽訟，則當屬《灰闌記》為最精彩。《灰闌記》是元代李行道創作的一部雜劇，全名為《包待制智勘灰闌記》。說的是馬均卿妻子與趙令史通姦，將馬毒死，反誣馬均卿小妾張海棠謀殺丈夫。為了謀奪家產，更強稱海棠之子為其所生。人稱「模稜手」的鄭州太守蘇順，「雖則居官，律令不曉，但要白銀，官事便了」，任由姦夫趙令史將海棠屈打成招。官司到了開封府，包拯正是略施「五聽」之計，使得真相大白。這個計謀就是，令人在階下用石灰畫個闌兒，「著這孩兒在闌內，著他兩個婦人，拽這孩兒出灰闌外來」。並說：「若是他親養的孩兒，便拽得出來；不是他親養的孩兒，便拽不出來。」結果馬妻拽得出來，海棠卻「兩次三番，不用一些氣力拽那孩兒」，「唯恐使孩兒損骨傷肌」。包公將這一切看在眼裡，孰真孰假，瞭然於心。其云：
律意雖遠，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你看這一個灰闌，倒也包藏著十分利害，那婦人本意要圖佔馬均卿的家私，所以要強奪這孩兒，豈知其中真假，早已不辨自明了也。（詩云）本為家私賴子孫，灰闌辨出假和真，外相溫柔心毒狠，親者原來則是親。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無邪齋梓行《元曲選版畫全編》）
包公的灰闌記故事，影響深遠。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就從中受到了某些啟發。法官阿茲達克也是畫灰闌斷案，但與包公依據血緣關係斷案不同，他把孩子斷給了女傭格魯雪，而不是他的生母，他的裁判理由是——「一切歸善於對待的」。正是格魯雪，冒著生命危險收養了這個被生母遺棄的幼子。兩相比較，似乎有些南轅北轍，卻絲毫讓人感覺不到是什麼「同案不同判」。其實，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即使是「類案」，也各有其特殊之處。「若夫隨機應變，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明有司。」
英文版《灰闌記》插圖（John Buckland-Wright畫）
在《高加索灰闌記》的結尾，阿茲達克掛冠而去，只留下歌手兀自唱道：
這一晚以後阿茲達克消失了，此後再也不見。但是喬治亞人民並未忘記他，他們長久回憶著他當法官的時代，那個短暫的黃金時代，幾乎是公道的時代。
我們也長久地回憶著包公，回憶著像包公一樣的歷代名公，他們的斷案智慧與藝術，何嘗不是一筆享用不盡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