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樊川地名由來
關於「樊川」地名的由來，《金兆燕撰水陸寺碑》一文中提到：「金兆燕於乾隆五十年（1785）冬十月撰寫水陸寺碑文，題為《揚州府泰州樊川鎮水陸寺碑》，碑文中又有泰州樊川鎮水陸寺創自唐代，歷宋、元、明，興替不常之句，兩處都提到『樊川鎮』，證實了樊川鎮地名的由來，始於乾隆五十年之前。」金兆燕撰寫的水陸寺碑為樊川鎮的歷史沿革和地理沿革提供了文字證據，樊汊名為「樊川」當在乾隆年間。
五、關於「樊川」之名的探究
關於「川」字的研究，只能從「川」字的義項上來探討。根據《辭海》，「川」是名詞，義項有三：「第一是河流。第二是指山間或高原間的平坦而低的地帶：米糧川。第三是地名，如四川。」「川」字的三個義項均與樊川相符。先說河流。經過千百年來先民們不斷開鑿，樊川河溝港汊日益增多，不再是一「汊」獨流。昔日樊川大大小小的河溝川流不息，板橋塘、延壽閘等處滾滾東流，這是老年人有目共睹的。其二，樊川原來就是魚米之鄉，與米糧川完全吻合。其三，對照地名，四川的川，水也；樊川的川，水也。所以，樊汊更名為「樊川」，從字義上可以得到詮釋。
六、「一地兩稱」二百餘年
從乾隆五十年（1785）前到「文革」開始，大約有230年是樊汊與樊川「一地兩稱」時期，具體又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史書、勒石「一地兩稱」時期。
經多方查證，樊汊更名「樊川」是在乾隆元年（1736）到乾隆五十年（1785）之間，嘉慶朝自當沿襲。《泰州地方資料選輯》記載開鑿斜豐港的年代，「嘉慶十九年（1814）在斜堤外樊川與魯汀河之間築斜豐港，長四十五裡」。這段文字地名用「樊川」。而《泰州鄉土志》第12頁記載：「道光三十年(1850)自樊汊市北首起，轉折而東到凌亭閣止，計十一段，長四十五裡。又由樊汊南首起，上接三洋河，計十一段，長四十五裡，岸高丈二尺，底寬三丈，頂寬一丈．名曰斜豐港。」《續纂泰州志》卷之二「河渠水利附」第五十四頁亦載：「頭段均在樊汊鎮後，北接斜豐港，頭段鄭家舍，南接三洋河，頭段東獄廟（註：今樊川中學前身），名曰七子圩。」道光年間斜豐港築堤，卻又寫成「樊汊市」。泰州資料使用「樊汊」，可高郵州並不是這樣。已故李真道長後裔家中藏有《重建真武廟施田建樓碑記》一方，上刻「樊川鎮武當行官建自有唐，迄於明代……」碑文末尾註明「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月，住持孫大椿偕徒朱守宜勒石」。據查，道光二十六年（1846），武當行宮地址屬高郵管轄，斜豐港屬泰州管轄。同一個道光年間，郵界稱為「樊川鎮」，泰界稱為「樊汊鎮」，事例較多，不一一列舉。
第二，口頭上「一地兩稱」時期。
昔日有「窮宜陵、富丁溝，小小樊汊賽揚州」的順口溜，這是對樊汊的一種美譽，反映了樊汊在揚州地區的經濟地位。必須區分的是，原順口溜是「小小樊汊賽揚州」，「文革」開始後見之於書刊的「小小樊川賽揚州」，是為避「四舊」諱，這是歷史的真實，不能混淆。抗戰初期，在蘇、錫、常一帶及鎮江、揚州市區商人和市民當中又流行這樣一句順口溜：「有錢有勢上四川，有錢無勢上樊川」。以上兩種順口溜，說明古鎮這個地方確有過口頭上的一地兩稱。
第三，郵、泰兩界「一地兩稱」時期。
民國三十二年（1943）以前，鎮內有條界河，河南條石街屬泰界，稱「樊汊」鎮；河北磚頭街屬郵界，稱「樊川」鎮。因此，有人推測清代也是這樣，其實不然。關於高郵縣學校概況，《三續高郵州志》記載：「高郵州樊汊鎮同仁堂義學，同治初年設在長生庵巷內（註：長生庵靠近萬年橋，原樊川供銷社中心商店東邊巷內）。同治十年（1871），後因生徒日眾，遷義學至泰界三元巷，更名文惠堂。」同治年間連郵界地段也稱「樊汊」，並記入史冊，並非偶然。《三續高郵州志》又載：「光緒二十八年（1902）樊興釐捐局委即補縣朱寶森設育才書社於樊汊鎮，捐二十一史一部、九通一部，並所山西學書籍十數種，贈本鎮諸生傳觀，嘉惠寒酸，不遺餘力，鎮人至今稱道不衰。」由此可以看出，《高郵州志》從同治十年（1871）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皆稱郵界為樊汊鎮，可是早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重修真武廟的碑記上已鐫刻「樊川鎮武當行宮建自有唐……」同一條郵界大街，北頭仍稱「樊汊」鎮，南頭早已改稱「樊川」鎮，它反映了不僅有大範圍內（指兩個鎮）的一地兩稱．還有小範圍內的（單指一個鎮）一地兩稱。這些資料說明，清朝中晚期以及民國初年，「樊汊」與「樊川」兩個地名也曾有過交叉使用。
「樊汊」與「樊川」兩個地名的界限有劃分非常清楚的時期，也有錯綜複雜的時期。民國以來，沿襲明清區劃，泰界屬泰州，郵界屆高郵，當地就有兩個警察機構。抗戰以前，「高郵縣警察局樊川分駐所」牌子掛在真武廟（即武當行宮）門口，「泰縣警察局樊汊分局」牌子掛在都天廟（即都天行宮）門口。日偽統治時期，郵界三陽河邊設有「高郵縣樊川鎮國民小學」，校牌掛在租賃的葛氏宗祠西門外；泰界街上設有樊汊鎮招賢小學（原址中當典，現定達公司）。解放戰爭時期，高郵縣樊川鎮公所設在塘下呂氏宗祠內，牌子上書「高郵縣樊川鎮公所」。泰界在抗戰前稱樊汊鎮，又分為一、二、三、四鎮，即以清代的一、二、三、四坊為基礎，實際上總稱還是樊汊鎮，至於說一、二、三、四鎮不過見之於報刊、史書，但是到抗戰勝利後，不叫「樊汊」鎮，改為「復興」鎮，中當典遺址上還建過復興大戲院。復興鎮的範圍與原先的樊汊鎮的範圍不一樣，復興鎮擴大了，含大同鄉、樊南鄉和原樊汊鎮，時間是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10月到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l2月。雖說改名為復興鎮，而外埠寄來的信，仍寫樊汊鎮，也有寫樊川鎮的，同樣可以送到收信人手中。
第四，語言與文字的「一地兩稱」時期。
有一段時間，上起何年無考，下至「文革」開始，人們口頭上稱本地為「樊汊」，如在高郵、泰州、邵伯、仙女廟問到返鄉的幫船都說「樊汊幫」，沒有一個說「樊川幫」的；說到日機轟炸，都講日機三炸樊汊，沒有一個說日機三炸樊川的。但是，在文字上就不一樣，昔日樊川十大商家之一的同源綢緞棉布洋貨號，即徐拱的商店（1921-1944）包裝紙上印的地址就是樊川鎮中大街。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樊川縣、樊川區、樊川鎮三級黨委和三級民主政府成立後，所有機關、企事業單位，包括新華社樊川縣記者站，一律使用「樊川」，而不用「樊汊」。樊川有老人說過，北伐時期其參加工作時，郵戳就用「樊川」二字，郵包帶往外地，鉛封上也是「樊川」字樣。到了邵伯，人家就說由樊汊帶來的。綜上所述，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語言與文字「一地兩稱」的混合時期。一直到了「文革」初，由於「破四舊、立四新」，「樊汊」兩字很快從口頭上消失，一地兩稱不復存在，語言與文字統稱「樊川」。
歷史上隋文帝開挖山陽瀆，從山陽鎮至茱萸灣，經樊汊，達三垛，至今已逾1431年。在此之前，古鎮已初具規模。今鎮區三陽河內多處古井尚存，其弧形井磚見證或許在秦漢時期，或許在兩晉南北朝時期，樊汊已經成為集鎮，千百年後更名為「樊川」。無論古代史稱「樊汊」也好，近代史稱「樊川」也罷，樊汊與樊川有著共同的特徵:「汊」，水也；「川」水也。古鎮因水得名，遇水而興，在悠悠的歷史長河中，流淌著它的神奇和輝煌。（據黃炎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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