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0日晚，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十一期在北京師範大學成功舉辦。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諮詢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作為主講嘉賓，從全球危機與中國「去工業化」談起，結合金融全球化成本向新興國家轉嫁所帶來的困局，深刻剖析中國生態文明戰略的提出背景與發展現狀。
此次講座由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中信出版集團、經濟導刊主辦。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中信集團原董事長、黨委書記孔丹先生，北京師範大學校黨委書記劉川生女士，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郭克彤先生，北京師範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院長胡必亮先生，中信地產副總裁、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院林竹先生，經濟導刊社長季紅女士出席活動。百人會場座無虛席，溫教授鞭辟入裡的演講令現場氛圍高潮迭起，活動在熱烈的掌聲中落下帷幕，圓滿成功。
全球危機與中國「去工業化」是生態文明戰略的背景
在全球危機與中國的「去工業化」的背景下，生態文明作為國家戰略的一項重大調整而提出。全球危機源於「發展主義」現代化、即殖民化與資本化的制度成本。西方國家殖民擴張所孕育出的「現代化」，從來都伴隨著巨大成本及惡性轉嫁，而戰後形成的第三世界則接受產業轉移與「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在生產過剩的同時，加之國家競爭，最終釀成了全面危機。
其背後的客觀規律是：產業資本階段內生性生產過剩，致使戰後實體經濟為主的世界真實人均GDP下降；促使金融異化為內涵的資本全球化在20世紀80年代起步。隨著美國金融資產加速增長。1990年世界資本市場總值6倍於全球GDP；2010年躍升為15倍以上。實現了從產業化到金融化的轉變的同時，產業資本階段的老三性讓位於金融資本異化於產業資本形成的「新三性」：流動性、短期性、集中性，這決定著產業資本和資源經濟的「負外部性」。發達國家金融擴張導致發展中國家輸入型危機和宏觀調控兩難。
中國作為一個有數千年國家史的原住民人口大國和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的超大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濟上遭遇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商業資本的三大過剩。在社會方面則經歷著小資國家的全民積累向大資異化和內部化佔有的社會結構複雜變化。與此同時還伴隨著國情約束與安全壓力趨緊之下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等制度成本內部消化的進程。
對此，中央政府與時俱進，提出重大戰略調整，即生態文明理念與民生新政。包括：2002年城鄉統籌、2003年科學發展觀、2004年和諧社會、2005年新農村建設、2006年農業多功能性、2007年生態文明、2008年宏觀調控、2009年包容性可持續發展、2012年美麗中國、2013年城鎮化戰略同期「留住鄉愁」和美麗鄉村、2014年新鄉賢治理等。
西方代價轉移所引發的衝突與困境
無論何種體制下的經濟危機都促使社會矛盾全面爆發。20世紀50-80年代雙寡頭延續冷戰期間，發生韓戰、亞非拉解放鬥爭；西方產業資本經歷了復甦、過剩、退出，導致階級鬥爭與產業資本同步向外轉移。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進入金融時代從生產過剩改為生產短缺和金融過剩，發生巴爾幹衝突、顏色革命、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戰爭，唯以強權+意識形態維持舊秩序。總體而言，西方優勢在於代價轉移，表現為上述的冷戰與後冷戰的不同區域衝突。
而中國在應對全球化挑戰的過程中不斷摸索出新世紀的發展經驗。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促發1998年中國生產過剩，進行區域差別再平衡；2001年拉美金融危機與美國IT泡沫崩潰同步推動資本外流，中國入世；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2008年美國華爾街金融海嘯和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中國強調生態文明戰略與增加農村投入進修城鄉差別再平衡；2010年西方債務危機帶動歐盟日本相繼QE惡化金融過剩，2013年新興國家經濟下滑，中國藉助城鎮化增加投資；2014年美國退出QE，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推行。
關注到農業改革這一方面，印度「合法」土改轉化為農民武裝鬥爭，印度國父甘地曾經提出和平土改，但響應者寥寥；土地私有化造成三分之一農民處於無地、無業、無社保的絕對貧困之中。印度的城市化與貧民窟化同步，灰色就業佔90%以上，不利於外資進入和政府推進本國工業化的努力。而在巴西，80%以上城市化的陷阱讓貧困更加嚴重，財政赤字增加。失去食物主權帶來的一系列惡果則發人深思：跨國公司掌控農產品期貨貿易只為在國際市場獲利而不為本地負責，致使食物從國外進口價格高於發達國家，造成勞動力成本過高，沒有工業原始積累條件，只能賣資源；無資源可賣的則墮入極貧國家。
而在東亞，西方冷戰促使東亞均分土地，形成制度收益及穩態的社會基礎。中國半個世紀的工業化仍主要得益於土改後的村社理性。土改也使得人口佔比最大的農戶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經過兩次外資轉化外債造成四次赤字危機，以及1978年以後幾乎每次「三中全會」都遭遇的經濟危機，通過匯率、分稅制、貨幣化的改革、投資拉動等各種手段，當代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呈現金字塔形的雙穩態結構，既沒有絕對貧困只有現金收入能力低下人群；也沒有19世紀歐洲那種無產階級而有外出打工的農村小資群體忍受低工資無社保高剝奪。
生態化+社會化+網際網路：農業4.0的模式
農業自身內在具有自然過程與經濟過程高度結合的特徵；在世界近代通過殖民化推進工業化的資本文明史中，農業內在特質不可能被根除，遂客觀分化為三個異質性很強的不同類型：一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前殖民地國家（美加澳為代表）的大農場農業——因徹底殖民化造成資源廣大的客觀條件而得以實現農業規模化和資本化，對應的則是公司化和產業化的農業政策。 二是「萊茵模式」的前殖民主義宗主國（歐盟為代表）的中小農場農業——因歐洲人口增長絕對值大於移出人口絕對值而致使資源愈益有限，只能實現農業資本化與生態化相結合，並且60%農場由兼業化中產階級市民經營；遂導致一方面其農業普遍沒有自由市場體制下的競爭力，另一方面與農業生態化高度相關的綠色社會運動從歐洲興起。三是未被徹底殖民化的原住民為主的「東亞模式」的傳統小農經濟國家（日韓為代表）的農戶經濟——因人地關係高度緊張而唯有在國家戰略目標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幹預：通過對農村人口全覆蓋的壟斷性但普惠制的綜合性合作社體系來實現社會資源資本化，才能維持三農的穩定；鄉土中國屬原住民為主的東亞小農村社制經濟基礎。
中國是唯一主要依靠內部化原始積累完成工業化的大型原住民國家。
20世紀60、70年代中國開展了以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為主要內容的基本建設運動。政府支付部分原材料，調動規模化農民勞動力投入建設替代極度稀缺的資本。現在生態文明戰略下，農業要實現1.0到4.0的演進，可以概括為生態化+社會化+網際網路。例如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試驗區，早期試驗集中在草根三農領域，當期試驗注重市民農業，包括生態農業與環保農業，社區大學與農民培訓，購銷合作社與互助金融，老年與婦女協會等，從農民的需要出發，既有打工青年藝術團到農村義演，也有北京的醫生志願者為村民義診。發展六位一體的生態農業：豬圈/廁所/沼氣池，菜地/果園/養魚池。另外，生態文明離不開城鄉互動以及公平貿易的原則，這方面的各項舉措也在大力推進中例如：「市民農業」在2012年第四屆大會上成立了「生態農業互助網絡」，2015年舉辦了世界社會化生態農業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