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數百萬億元生態資源價值
——疫後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效銜接
溫鐵軍
要高質量地實現鄉村全面振興，不僅需要對標「十六字」方針總要求，還應當著力做好兩個高質量銜接，即：在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戰略下實現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有效銜接。在疫後時代做好國家戰略的高位銜接，具有服務於「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調整方針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七大提出生態文明發展理念，而黨的十八大則正式把生態文明列入國家發展戰略。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裡程碑，標誌著經濟增長方式整體上從數量型的粗放式增長向高質量增長的轉型。近些年，各地方政府普遍比較重視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的有效銜接，而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內涵於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一項具體工作，沒有將其上升到與鄉村振興戰略至少是同等的頂層戰略高度來認知並強調這後一個「有效銜接」。
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後，在繼續做好可持續扶貧工作、逐步解決好相對貧困問題的同時，更應該將鄉村振興戰略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效銜接作為後疫情時代應對內外部風險的著力點和落實「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現實工作來抓，更好地促進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和供給側的結構性優化。
生態化的鄉村社會作為「三生合一」的海綿社會，不僅在疫情期間實現了「大疫止於村野」——半數人口以最低成本達到最少致病，有效地承載和吸納上億返鄉打工者及其派生的各種經濟社會危機，而且與鄉村社會空間邊界高度重合的生態資源因其「資源、資產、資本」「三資合一」，而在後疫情時代的國內大循環經濟拉動和高質量增長的供給方面具備極大潛力。
「大疫止於村野」的啟示——生態型海綿社會的價值
中國之所以能夠如此快而有效地打贏這場疫情防禦戰，一個關鍵的經驗是：大疫止於村野。與武漢這個一千多萬人口的大城市發生疫情需要增加數千億財政開支相比，鄉村社會作為生態型海綿社會的價值愈發凸顯。
中國鄉村的醫療和防疫條件與城市不能相比，但恰逢大疫起於春節將至，3億打工者大部分已經返鄉，那些相對落後的農村地區缺醫少藥，但為什麼大疫會止步於村野？ 做法上和當年應對SARS疫情相似——農民把通往外界的路挖斷了，村裡派出值班人員在路口守著，村人不能出，外人不許進，有效地阻止了疫情下鄉。我們看到，許多農村群眾連口罩都沒戴。
除封村封路，另一個人們幾乎沒有關注卻更為重要的事實是：中國的鄉土社會，到目前為止還仍然有著生態化的自給自足條件。疫情期間，我就居住在一個山村，幾個月都封閉在村裡，各村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種的糧食、蔬菜和飼養的畜禽，村民之間互通有無，基本生活不成問題。況且，中國鄉村本來就百業並舉，柴米油鹽醬醋茶一應俱全。而且這些年，很多市民下鄉，在農村跟農民搞聯合創業，農民不種的地市民種，或市民和農民一起種，而這些村民、市民疫情期間的吃喝用度大部分都在村裡解決。
所以說，後疫情時代真正的長效防疫，就在於向生態文明的重大戰略轉變。
中國之所以能夠把發病率控制得如此之低，社會沒有因疫而亂，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還有家鄉，還有村可回。這種多業態鄉村就像「海綿」一樣，除了擠出「水分」還能再吸納和保養「水分」。城鄉融合的實踐表明，高質量的城鄉融合必須以鄉村社會能夠有效地發揮海綿社會的載體作用為前提。
正常條件下很多官員學者主張加快城市化，使得鄉村建設的意義好像不那麼明顯，但疫情面前對於這點的認知應該沒有必要繼續爭議。客觀地講，這次防疫的主戰場在城市，鄉村社會的海綿社會載體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大大降低了中國防疫成本。試想，如果疫情不能止於村野，而是像城市一樣，武漢上千萬人口動輒就需要數千億防疫支出，那此次疫情中國數億鄉村人口防疫成本該有多高？但誰都知道，農村防疫受累的是基層幹部，卻幾乎沒花什麼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經驗：這個海綿社會只有是生態化的，才是低成本的。比如，在中國農村，「群防群控」是跟著節令走的，防疫是常態，每到春起的驚蟄時分，各種各樣的病蟲害都要出來的時候，農村家家戶戶不是出現病害再治，而是防患於未然地使用本地的一些中草藥去防治，各個村裡邊都有很多土辦法，中醫中藥、特別是中草藥在其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所以，傳統鄉土社會自給自足的文化形成了天然的防疫制度，它不是戴口罩，不是呼吸機，而是隔斷傳染源之後的中藥湯，良好的生態環境客觀上構成了阻斷疫情傳播的天然屏障，清新的空氣、健康的食物和安全的水，涵養著身體的健康，使得免疫「自然天成」。
不必多談理論，只從這個例子就不難得到啟示：當中國遭遇到重大經濟社會危機的時候，即便是突發性的危機，生態化的「海綿型」鄉土社會也仍然是最重要的危機軟著陸載體和風險屏障，而且往往危機應對的綜合成本是較低的。那麼，這個較低的綜合成本是什麼決定的呢？因為鄉村社會通常是「三生合一」的。
鄉村振興需要「三生合一」
鄉村振興要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先導，要回歸自然，要和諧發展，要人與自然的共榮共生。鄉土社會需要生產、生態和生活的「三生合一」。我的理解就是，不僅要維護好鄉村社會既有的「三生合一」狀態，還要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自覺地依據當地自然生態稟賦，打造與之相互依存、和諧共生的多樣性生產和生活方式，真正實現當地的「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
實事求是地說，城市人口高密度集中居住當然有利於資本規模化獲利，但並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多的市民下鄉居住，看重的就是鄉村很好的生態環境、更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更順應人類天性的生存狀態。近年來，這個問題引起爭論，各級地方政府、部門也正在盡力改變城市生態。比如，儘可能多造一點社區公園，儘可能多造一點城市通風系統、避免高樓林立擋住城市風道等，而且各種各樣與生態相關的科學設計和項目也開始興起，以致城市生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據此反過來看鄉村，絕不能複製城市，把農民遷入高層建築。鄉村社會「十裡不同風」體現的就是生態文明的多樣性內涵。生態文明之下的振興鄉村必須尊重生態化規律、道法自然，而不是一味地大興城市化、產業化。疫情過程中，精英們更關心農業會不會出問題、全球化會不會因疫而變等問題，但社會公眾更需要反思——我們過去的發展方式在怎樣的情況下會出現怎樣的嚴重問題，學者們則應該及時給出預警。
例如，2005年國務院發布全國「面源汙染」普查報告，揭示出農業是重大貢獻者。「面源汙染」不是某個工廠有個排汙口所造成的「點源汙染」，這種工業汙染還可以通過工程措施、技術手段加以處理和化解。但農業造成的「面源汙染」是成片的、大面積的混合汙染，是不可能用技術手段或上一個治汙工程項目就能解決的。此外，普查報告也顯示過去追求都市圈戰略的後果——產業集群疊加在城市帶上，已經造成嚴重的混合型「面源汙染」——實際意味著我們的生產方式出了方向性的問題。
各地都搞中心城市龍頭產業帶動周邊城市配套產業，形成的超大產業集群，一小時經濟圈儘管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約產業成本，收益被資本佔有，但也帶來「負外部性」——嚴重的「面源汙染」。同樣，中國向西方學習大搞規模化產業化農業，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開始大量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推行農業機械化，全球約80%的大棚扣在中國，用大規模「面源汙染」的方式創造了高產量，而目前，中國蔬菜、水產、畜禽等大宗農產品佔了全球產量的50%，但中國人口只有世界的20%，這背後顯然是大量的浪費，包括供求緊平衡的糧食都存在大量的浪費問題，同時還帶來了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
高投入、高汙染換來了高產量，也換來了高浪費和人用食物的不安全。同時，嚴重的食品汙染導致人體免疫系統退化，各種病毒、病菌開始侵害人體，而霧霾導致的肺癌、心臟病變成國人最大殺手，這樣的農業發展方式是否可持續？是否應當持續？是否需要改變？
正是基於對汙染破壞自然資源的認知，中央2003年確立科學發展觀，2004年提出綠色GDP，2006年提出「兩型經濟」——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經濟，2007年提出生態文明發展理念，試圖推進重大戰略調整。但，這樣的主張卻被2008年金融危機打斷，為應對危機，中國加快大規模基本建設；與之相伴的大規模能源、原材料消耗也就停不下來，幾乎不可逆的「面源汙染」隨之進一步擴大，霧霾越來越重。
終於，2012年「十八大」正式把生態文明列入國家發展戰略。它意味著中國確立戰略轉型——從工業文明時代轉入生態文明新時代，意味著依據工業文明構建的制度體系、政策體系、政府行為等，都必須轉向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這就是深化改革，一個劃時代的改革。那麼，深化生態文明改革，發展生態文明戰略，從哪兒入手？鄉村振興。我們說，鄉村振興是我們貫徹生態文明的、重要的基礎性戰略。
為什麼是這樣？因為鄉村社會承載著數百萬億、甚至難以計數的生態資源價值。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為什麼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道理所在。
喚醒數百萬億「生態資源價值」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發展總體要求，這五個方面成為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尤其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鄉村振興是包括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的全面振興」。
這不僅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根本之策，同時也是提高農民內生發展動力和能力的關鍵，是實現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聯動、堅持生態系統和諧、實現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農民致富增收的長遠大計。
由此可見，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國家戰略已經被提到黨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但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之時，我們始終都要明晰：中國社會從來都是一個鄉土社會，而鄉土文化則是中國文化的本源，任何背離這一本源的作為都將註定失敗，無論是招商引資、像城市那樣發展工業，還是學習西方發展所謂大規模農業，這方面幾乎看不到成功的先例，但失敗的事例卻多如牛毛。所以，我們必須走出新路，把沉默於鄉村的數以百萬億的生態資產價值激活出來，變成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動力和保障，變成中國國內大循環的基本保障。
實踐表明，只有通過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實現生態資本深化，才能同時實現生態資源價值化。沿著這樣一個邏輯，我們就可以把生態文明戰略的經濟內涵體現出來。
那具體應當怎麼去做？我們按照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提出的「三變改革——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東」，重構新型集體經濟，激活鄉村社會數以百萬億計的生態資源。
第一，將村集體所擁有的閒置房產和空間生態資源等變成資產，通過村集體內部定價確定各家各戶的股權價值，並實現「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這個權益價值可以內部抵押。比如，外出上學者要借5萬元，他就可以拿他家閒置房子抵押，通過村集體向其它村民藉資5萬元。這其實就形成了資金和房產的對價關係。再比如，有人要出去做個小買賣，用自家一片山林做抵押，借款10萬元，這就形成了資金和山林的對價關係。一片山林的喬、灌、草、竹、茶該有怎樣的價值？請外來評估公司無法解決，但農民人人心裡有數。這樣做的意義在於：那些存續於農村、過去根本無法標準化的生態資源資產變成了「可以與標準化資產同樣交易」的資產，生態資源通過內部交易被價值化了，由此形成了「村集體內部的資產一級市場」，猶如證券市場中的一級市場。
第二，國家多年大量對鄉村拖入，比如水、電、路、氣和寬帶「五通進村」就形成了數十萬億元的基礎設施資產。但是，這些資產都分散在各個職能部門，比如水利資產所有權歸屬水利部門，通訊資產歸屬通訊部門，等等。其實，這樣的管理方式不僅管不好，而且帶來大量「沉沒資產」。那就可以把這部分資產單列出來，並通過PPT方式將這筆資產注入給所在村集體成為固定資產；也可以上交到國家，再組建國家集體資產管理委員會，將其財產權利交由村集體分股到戶，實現共有共享共治。這樣，每個行政村至少獲得1000萬元以上的資產權利。
第三，村級有了這筆資產，即可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施公司化轉型，使村集體變成資源性資產的管理公司。村域資源性資產並非私有化，而是村級公司對外談判，與外部投資人對接後既可展開展合作經營。比如，城裡中產階級投資到村裡包塊地、包個房子，變成自己家庭康養的第二居所，自己養雞，自己種菜，周末過來度假；平時也可僱本村農民幫你管，一個農民至少可以管個三五戶，幫你澆水、幫你餵雞、幫你搞衛生等等，你來之前打個招呼，農民給你準備好。這都可以變成物業管理合作社的生意，村集體對其公司化運營佔有的本村各類資源性資產收取租金。
第四，如果農業有機化、農村生態化可以變成城市中產階層回嵌大自然的「三養（康養壽養和醫養）」的基地，那「六產融和」的鄉村將會大有用武之地，變成中國生態文明發展戰略下的一個巨大的財富搖籃，其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政治效益不可估量。
第五，鄉村集體資產公司化運營之後，還可以對接和推進縣域金融供給側改革。因為，只要本村生態產業化項目符合生態經濟要求，有前景、有利潤，村級公司就成為縣域的「規模以上」企業。既可通過縣級政府平臺公司對金融機構發行債券，比如生態建設債券、鄉村振興債、綠色債券等。把縣域金融過剩的資金用於在地化投資；若本縣資金實力不夠，還可向央行提出發債融資幫助。如此一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三大功效：其一，農村生態資源所形成的資產變成了可交易資產，並產生不斷升值的預期；其二，央行貨幣發行從貿易盈餘支撐轉化為中國生態資源支撐，讓人民幣錨定我們主權可控的「資源貨幣化」上，人民幣勢必更加穩定而堅實，尤其在美國主張與中國硬脫鉤的現實情況下，這一轉變實際意義重大；其三，這樣的做法，實際是把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和金融供給側結構改革緊密結合了起來。
第六，再進一步就是在地方產權交易所建立地方綠色生態資源產權交易板，這就意味著生態資源不僅可以在更為龐大的二級市場上充分體現自身的價值，並且可以實現「生態資本深化」——在資本市場對各種各樣的社會投資人構成有效吸引。甚至可以將部分生態產品預期收益包裝成期貨，比如高檔林木，其每畝產值可能上億，但需要幾十年的培育期，這樣預期很高的商品做成期貨，不僅可以給投資者帶來收益，同時也為營林者提供了避險工具。
所以說，不要再走傳統土地開發、大規模農業的老路，而是按照生態文明的要求發展生態經濟，無論是中國內循環經濟還是「三農問題」都會擁有更可持續的前景。
對抗國際威脅的有效方式
以生態資源開發為主線，鄉村集體經濟的公司化改制，可以幫助中國利用現代市場把過去被動納入全球化所形成的包袱甩掉，至少可為中國「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奠定堅實的基礎。
毫無疑問，美國正在搞「去中國化」，世界格局也正因此而發生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此為背景我們應當意識到，從上個世紀80、90年代開始的、亦步亦趨地全盤西化，並沿著西方劃定的道路行進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了。儘管西方社會生產不足，中國生產過剩，這使得西方從某種程度上還離不開中國，但西方社會是否願意、是否能夠與一個崛起的中國和平共處？這已經變了一個很現實問題。
現在，美國打壓中國的手段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典型的例證就是川普正在使用「冷戰時期」完全沒有理性可言的意識形態工具，極力把中國推向敵對。冷戰意識之下，西方教科書上那些所謂的經濟理性、社會理性等都將變得蒼白，冷戰沒有理性，只講站隊。我們必須放棄幻想，中美脫鉤與否不以中國意志為轉移。
那該怎麼辦？要堅持國際國內雙循環，但更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很顯然，國內大循環需要抓手。這個抓手是我們提出的一套方案：盡最大努力穩定實現經濟社會向生態化的轉型。我認為，以鄉村振興為載體的生態化轉型將是疫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方向。因為疫情已經告訴我們，人類新的發展必須要與自然和諧相處，不能繼續破壞自然，不能再造重大汙染，而必須轉向一種長期的、可持續的、生態化的發展方式，這不僅是未來的發展方向，而且它所承載的巨大價值體量，也足以支撐中國高質量發展所須的經濟增長。
歷史地看，中國農村變革其實是我們應對各種危機的重要手段。無論是面對城市容納能力危機之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還是食品供給嚴重不足危機之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無論是國企轉型危機下的鄉鎮企業崛起，還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下提出必須加強新農村建設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實際上，中國面對歷次重大危機都是依靠「三農」才得以實現軟著陸。當然，也恰恰是這樣投資拉動增長的機會，才使農村得到了巨額的國家投資。
這次面對「去全球化」的衝擊，中國是否還能實現軟著陸？
我認為，要實現軟著陸依然離不開「三農」載體，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通過鄉村振興戰略推進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將為中國經濟社會構建一副更加包容性的圖景。按照中央要求，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如此三步走下來，這不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嗎？
還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句話：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