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校六記》還是七記?

「五七幹校」

從2015年開始，從中共中央到教育部連續發布了一系列關於勞動教育的「意見」、「綱要」，學術界應聲而起，自2015年起，以「勞動教育」為篇名在中國知網搜索文章發現，2015年有62篇文章，2016年31篇，2017年35篇，2018年68篇，2019年328篇，2020年922篇，而2015年之前的文獻數量才共467篇。勞動教育的研究一時成為顯學。

我也湊了一下熱鬧，為了了解勞動教育在中國歷史中的命運，以「勞動教育」的視角對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進行了一番簡略的梳理，收穫極大！了解了曾經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政治、話語來源和邏輯，把一些東西理順了。

其實在過渡時期（1949-1956），勞動教育並沒有被怎麼提起，國家那時無暇顧及，而重點關注的是社會主義的改造。《共同綱領》中只是提到要「愛勞動」、「鼓勵人民的勞動熱情」。

儘管三大改造佔據了主要的目光，但是現在回過頭去看，就會發現有一些苗頭預示著後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1950年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錢俊瑞曾指出：「應該採取一切適合於當前環境與條件的方法和方式，組織一切原來不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們，逐步地參加生產，藉以發展生產，並在勞動中得到改造自己的機會」[1]。類似這種觀點、政策，為1956年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政策埋下了伏筆。

1957年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陸定一提出：「要自己去勞動才有知識，不勞動是不會有多少知識的。讀了很多書，不勞動，有知識沒有呢？沒有好多知識，至多只能算個『半知識分子』」[2]。到1958年，開始在最高層面進行了教育方針的定性，即「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作為我國教育方針之一。這時對「勞動人民知識化」落實很好，有很多類型的學校培養工農知識分子。對於「知識分子勞動化」，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1966年毛澤東為了改造黨政機關幹部、科研文教部門的知識分子，發布了《五七指示》。根據這一指示，全國創辦了一百多所「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安置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千名知識青年。

儘管「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和安置了10多萬名知識分子、幹部，但是數字永遠是冷冰冰的，沒有溫度的。在這些冷冰冰的數字背後是多少家庭的支離破碎，多少學術工作停滯不前，多少人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死亡，這些已經是沒法搞明白了。但是通過閱讀《幹校六記》，可以在「管中」以「窺豹」，再加之邏輯推理和想像力，或許能基本了解幹校是什麼，了解當時知識分子的遭遇。

「開學」

「開學」好像是「連鍋端」——一去不復返的意思，把所有的東西都帶走，放在鐵箱、木箱中用麻繩綁好。珍貴的東西都要這樣安置好，但是最珍貴的「東西」——人，卻只需要以經久耐穿的破衣爛衫來招待。畢竟，看似柔弱的血肉之軀卻含有極大的彈性和力量。

在車站別離，是送行的人先走，還是遠走的人先走，有不同的意味。如果是送行的人目送遠走的人先走，說明遠走的人處在送行的人照料之下；反之亦然。楊絳和女兒、女婿在送別錢鍾書時，錢鍾書讓他們先回去，楊絳還是回去了，為了讓他放心。免得在發車時讓錢鍾書看到三個人擔心的眼神。

最先下放的一批中，有俞平伯夫婦，年逾七十的二老領隊，紅旗開路，敲鑼打鼓，夾道歡送，像小孩子上學一般列隊前行。但是「一路回去，發現許多人缺乏歡送的熱情，也紛紛回去上班。大家臉上都漠無表情」[3]。如果整個世界是一缸水，那麼渺小的個人如同一葉浮萍，權力像是一隻手在缸中攪動，浮萍只能隨波逐流。

在「勞動人民知識化」中，一位二十出頭的小師傅曾抱怨：天天煉鋼，並不勞累；但是成天坐著，屁股痛，腦袋痛，渾身不得勁。顯然，煉人比煉鋼更費勁，否則就不需如此大費周折下幹校、上山下鄉了，直接把人扔到煉鋼爐裡，一切都馴順了，把人煉成想要的樣子。

等待上幹校的人關心幹校生活，在錢鍾書寫給楊絳的信中，有兩則笑話。其一是何其芳吃魚的故事。幹校當地竭澤而漁，因而食堂改善夥食做了紅燒魚，何其芳忙拿著他的大漱口杯買了一份，但是吃起來味道怪怪的，他想一探究竟，撈起最大的一塊，一看，原來是一塊未泡爛的肥皂。聽者大笑，而後又無限同情。其二是錢鍾書和丁某兩位一級研究員半天燒不開一鍋爐水。楊絳辯護，鍋爐設在大風雪的露天，燒開水也不易。兩則笑話無非是在諷刺知識分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然而是否分五穀，是否勤四體，僅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又何來高低貴賤之分？對「勞動」教條式的崇拜，只是一陣大陣仗的運動，有人借風得勢，有人趨炎附勢，有人藉機牟利謀權，有人冷眼旁觀（如果還有這個空間的話），有人成為犧牲。其實，與其大張旗鼓搞「勞動」，不如進行多種「職業體驗」，以使學生具身實踐不同職業的價值、意義。

生與死

關於「生」，有兩件事。一者為幹校的蔬菜、物件等東西總是被所謂的「老師」偷。有時候好幾壟白薯一夜之間全部被偷光，種的菜每到長好了就被偷。樹苗被拔掉，被拿去集市上賣，「老師」跟幹校的「學生」搶收黃豆。但是偷東西的人不以為恥，還說：「你們天天買菜吃，還自己種菜！」罵「學生」為「你們吃商品糧的！」雖然有師生之名，「學生」卻被「老師」界定為「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塊大手錶」的「他們」，而與「我們」有明顯的界限感，甚至敵對感。

有一次，一位農村婦女帶著女兒守在菜園旁邊，等著蔬菜被收割完後再揀菜葉子。女兒在母親和菜地之間來回跑，以跟母親匯報收割進程，最後母親說：「去吧！」但是「老師」在跟「學生」溝通時出現了問題，因為「學生們」聽不太懂當地方言，「老師」就以為不讓揀，接著就憤然道：「地主都讓揀」。

這時，知識分子確實被勞動了，但是勞動人民卻沒有知識化。不管是在國家危難之際，還是各種運動之時，對於在國家管控的觸角鞭長莫及之地，勞動人民的思維會把新舊話語糾葛在一起，同時體現了極強的歷史感和現實感。

 

有關「生」的第二件事關於一個叫「小趨」的黃狗。狗這個物種已經被人類完全馴化，見到主人是最開心的事，因為主人有吃的、有愛撫，人給它以安全感和歸屬感。離開人的狗，被叫做「流浪」狗，居無定所，經常食不果腹，是因為人已經認定狗必須與人一起才能生活的好。雖然也有「流浪」貓的稱呼，但是貓是可以離開人而好好生存的。

為了生存，小趨緊跟餵養它的人類。小趨是跟隨楊絳生活的，錢鍾書抽空來看望楊絳時，不忘記帶東西給小趨。導致每次錢鍾書出現，小趨就極盡其表演才能，拼命的蹦、跳、搖尾巴、打滾。楊絳感慨：

「默存大概一輩子也沒受到這麼熱烈的歡迎」。

這樣一位學術大師，被狗歡迎的程度居然超過了人，這也算是知識分子的悲哀了。

 

關於「死」，也要講兩件事。其一，要講錢鍾書和楊絳女婿得一的死。得一是一個很厚道的人。當楊絳和女兒、女婿三人送別錢鍾書時，幹校先遣隊的人多，行李也多，又忙又亂，得一見後放下自己的東西，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二老看到女婿熱心助人，更放心女兒跟他在一起。

誰知，沒過多久，得一已自殺。

得一承認自己有點「偏右」，他說，實在看不慣那夥「過左派」。或許是知識分子的本能在起作用，對一切偏激的思想、行為首先要保持一份冷靜。「獨立為知識分子第一義」（何懷宏），獨立的前提是先冷靜，不跟風，不隨波逐流。冷靜、獨立之後，就要採取幹預性的態度，「知識分子需要投入、表態、傳播」（雷吉斯·德布雷）。也正因為知識分子的這一特質，使得他們在人的生命、人格、尊嚴得不到保障的年代，被放逐、入獄、思想改造，精神和肉體備受摧殘！

或許正是因為得一的「看不慣」，在不自覺間得罪了「過左派」，就在大學圍剿「五一六」時被「過左派」供出得一是他們的組織者，「五一六」名單在他手裡。結果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批鬥得一，逼他交出根本不存在的名單。得一曾跟楊絳說過：

「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

在那個良知盡失的年代，得一不願違背自己的良心，遂選擇了自殺。

 

關於「死」的第二件事，也是一個自殺事件。這個事在書中被草草處理。楊絳看到有人在刨坑，看到了蓋著葦席的穿著藍色制服的屍體，並在來向她借鐵鍬的軍宣隊的人口裡得知了死者為男性，自殺，三十三歲。第二天錢鍾書在郵電所得知更多消息，不僅知道了死者的姓名，還知道他有妻有子。

這個人為什麼自殺？他家中有妻有子等著回去，不會沒有生的欲望。那為什麼還是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也如得一一樣，不自殺就活得如沒有良知的動物，不能活得像人一樣？這些不得而知。

 

被改造的與沒被改造的

「知識分子勞動化」就是對知識分子進行勞動教育。楊絳在勞動種確實被教育、改造了。

幹校的勞動從來都是集體勞動，每天集體出工，集體收工。儘管楊絳作為「老弱病殘」一類，不需要從事重體力勞動，但是也會儘自己所能做能做之事。在集體中共同勞動，慢慢就會產生一種「集體感」、「我們感」。這種感覺在短暫的集體勞動和腦力勞動（如寫作）中很難產生。幹校在集體主義教育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有一次集體挖井，井挖到一定深度就會出現潮溼的泥，這時大家都脫了鞋襪在泥中幹活。楊絳也湊熱鬧脫了鞋襪在四處亂流的泥漿中幹活，平時覺得骯髒的汙泥，當真正跟它親密接觸之後就改變了想法。正如她說：

「把腳踩進汙泥，和它親近了，也就只覺得滑膩而不嫌其髒。好比親人得了傳染病，就連傳染病也不復嫌惡，一併可親。我暗暗取笑自己：這可算是改變了立場或立足點吧！」

人在勞動中一方面能夠利用自然為人類服務，另一方面在勞動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多更緊密了。正如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所說的：

「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並且使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一句話，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麼非說不可的地步了」。[4]

上述被改造的地方，體現的是勞動促進人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人社會化程度的不同體現在把個人與社會置於何種地位，其中有兩個極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枉顧集體利益和集體功能，輕視社會分工的重要性及其價值；集體主義則忽視個人的主體性、獨特性，容易以集體意志（實則是掌權者的意志）壓制個人。兩種極端均不可取，需要扣其兩端，取其中庸。

 

作者沒有被改造的地方，體現在又一批老弱病殘送回北京之時。錢鍾書和楊絳均在這一次的名單上面，雖然楊絳看到不在這次名單上的老弱病殘使她汗顏，但是仍然不能壓減私心的歡喜。她說道：

「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

利己之心是人之性，只有在把人完全洗腦為「為集體」的犧牲品時，才可能去掉人的利己之心。而在崇尚平等、和諧、自由、民主的社會中一定是允許人性之利己心的。

所以，不管是國民教化，還是教育學生，不能太自以為是。不顧人性而妄圖把人塑造、改造成權威者想要的樣子，是一定不會成功的。德國、日本、蘇聯等國家的改造人性、壓制人性的失敗，正是說明了這一點。讀史使人明智，當不知道現在該怎麼做時，就需要翻一翻歷史了。

 

沒寫到的：錢鍾書的第七記

錢鍾書在看完楊絳的《幹校六記》之後，覺得少了一篇，甚至少的那一篇的名字都想好了：《運動記愧》。

楊絳寫的「六記」確實有點隔靴搔癢之感，有的重要的方面只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如那位在幹校自殺的有妻有子的青年是為什麼自殺的，事情始末是什麼，她都沒有交代；而把大量筆墨放在了個人性的瑣碎之事上，格局稍感偏小。錢鍾書也有同感，他在《幹校六記》的「小引」寫道，幹校的重要任務是搞運動，清查「五一六分子」，幹校的生活籠罩在批判鬥爭的氛圍中，認為楊絳的「記勞」，「記閒」，都不過是在搞運動這一大背景下的小點綴而已。

錢鍾書認為，在幹校的運動中，有三類人。如果都要寫回憶的話，第一類人，即在運動中受冤枉、挨批鬥的人，應該寫《記屈》或《記憤》。第二類人是一般群眾，可以寫《記愧》。一般群眾中又分了兩種，一種是慚愧自己糊塗，沒有看清冤假錯案，另一種是如錢鍾書，慚愧自己的膽怯，雖然覺得有冤屈，但是沒有勇氣出頭，最多只敢對運動不積極參加。第三類人明知道這裡面有問題，仍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與第二類人相比，這類人最應該「記愧」。但是，既然這樣的人能夠在當時違背良心和人性，利用運動浪潮獲得的權力來濫用之，就很難希望這樣的人能夠過後產生愧疚的心情。愧疚這種道德情感背起來多累人啊，還不如早早丟掉；做有良知的人多累啊，還不如捨棄沒用的良知，來做個有權、有錢的非人更好過。

  

每逢「九一八」，「勿忘國恥」就出現在各大媒體、自媒體上，但國之恥只有被外人侵犯嗎？恐怕不是。被外人打是恥辱，被自己人幹，同樣是恥辱，同樣不應該忘記。這是我寫這些文字的唯一原因。

 

[1] 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21。[2]《陸定一文集》編輯組.陸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578。[3]《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5。[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51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