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看完這篇文章，我有一種忍不住的感動和傷感，這是一代人難得的記憶，有青春無知，有快樂幸福，有無奈傷感，也有勵志前行，一代人其實撐起的是新一代人。還有這張照片，這是堯禾中學二零零二屆理科四班的畢業留念，我的弟弟就在這個班。這個班級的家長會我曾經參加過，而且在會上滔滔不絕地說了好十幾分鐘。還有在隊伍前的小男孩正是高魚倉老師的兒子，如今已經上大三了。俗話說，物是人非。而堯禾中學於我們來說，物已不是原來之物，人更非原來之人。而這個烙有時代印記的學校，卻永遠都不可遠去。致敬一代人！願如題目，是塵封的往事。永遠不被遺忘，在內心深處，激勵一代人陽光向暖，萬事花開。（郭學謙，2019.5.31）
堯禾中學，一段已被塵封的往事
——謹以此文獻給曾經在堯禾中學工作和上學的人們
我在堯禾中學先後待了十二年，上學四年，工作八年。關於這所鄉鎮高中，或許我有著和大多數人不完全一樣的感受、經歷和情感。我想用淺薄的文字留住已經流逝的青春歲月，我想為這所鄉鎮普通高中空白的墓碑上留下一段文字，我想替這所再也回去不了的母校呼喚一聲她漂泊四海和天涯的學子……
1、學生時代
1987年，我初中畢業，考到了堯禾中學。關於我有沒有必要去上高中，父親一直猶疑不定。為此，父親帶著我去了舅舅家一趟，舅舅在父親面前替我說了好話，我這才獲得了去堯禾中學上高中的機會。所以，父親的態度才是錄取通知書，舅舅的話就是蓋在通知書上的紅印章。
即便是到了八十年代後期，考上高中，因為家境貧寒而放棄上學，並不是一件新鮮的事情。至於說沒考上高中還想去上高中，對於農家子弟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我記得，倒是個別縣城裡人家的孩子，沒考上，但只要肯多交一些錢，就可以來堯禾中學就讀。
四年時間，父親就來過學校兩次。第一次，送我來學校報名；第二次，從家裡給我帶了一口袋小麥。報名那天，當我和父親來到宿舍的時候，我不敢相信：和教室一般大的宿舍裡竟然沒有一塊床板！地上鋪了一層麥秸，麥秸上面鋪著蓆子，靠過道的一邊用活動的磚塊壘砌成一道高不足20公分的牆。我沒想到，高中的住宿條件竟然還不如初中。父親只是撂下一句「爛球什麼學校！」的話就走了。我覺得有學上就已經不錯了，我有什麼資格和理由彈嫌條件？
那一天，唯一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在學校東邊的黑版報上看到了領取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通知：
段玉宏：北京大學
杜俊康：西安交通大學
劉昌鵬：吉林大學
那時，我雖不知道這些大學在中國大學的排名是多少，但卻知道它們都是有名的大學，這三份錄取通知書就像一針強心劑，給了我滿滿的信心和渾身的力量。
開學典禮，校長宣讀北京大學給學校發來的賀信的時候，我這才知道，北京大學是和清華大學一樣牛的名牌大學。那個叫段玉宏的學長，當年高考成績排名位居渭南市理科第三。直到後來，我才知道，1987年，是堯禾中學的巔峰時刻。
我在地鋪上睡了不到半學期，就搬到教室去睡了。睡在教室有兩個好處，一來，下了晚自習就不需要儘快回到宿舍；二來，第二天可以早早起床，永遠不會遲到。這樣，晚睡早起，學習的時間就會多一些。教室裡當然沒有床板，等同學們離開教室後，我和同在教室睡覺的同學，就把四張桌子拼在一起，然後再把鋪蓋卷放上去；第二天起床後，又把被褥疊放整齊，碼放在教室後靠牆的桌子上。後來在教室裡睡的同學漸漸多了，被子摞起來高高的，都快挨著頂棚了。記得有一次正上數學課，數學老師說：「快看後面！」我們扭過頭，就看到沒碼放好的被子，像一個喝醉了酒的彪形大漢，倒在了地上，大家哄堂大笑。
從家裡到學校，往返一趟，35公裡。我曾步行過兩次，背著兩提包饃。母親心疼我跑路辛苦，瞞著父親，花了18塊錢，從村裡一戶人家買了一輛破舊不堪的自行車。我只騎了一回，從學校返回家途中，在義會村村西下坡拐彎處，因為沒有剎車，就用腳去踩前輪胎，由於車速太高，就連人帶車從埝上飛了下去。人倒無大礙，車子報廢了。
此後的日子裡，我就和同村同班的同學永紅，騎著他的自行車回家背饃。從家裡到學校，一半的路程都是慢上坡路，滿滿四提包饃，兩個小夥子，風風雨雨整三年。如果沒有他的自行車，我的上學路該有多漫長，多辛苦。
開水泡饃仍舊是伴隨四年高中生活的標配，好在偶爾可以吃一碗四兩票、兩毛錢的臊子麵，那是高中時期的一碗硬飯。那時候，我們鄉裡同學都很羨慕北原鄉的同學。由於距離家裡好幾十公裡，背饃對他們來說很不現實。所以，家人就把小麥交到學生食堂，然後換取飯票。因此，他們起碼每頓飯都可以吃到熱的，並且可以從飯堂裡打一份上面飄著零星油花的開水煮白菜。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的同學薛文智，啃了差不多一個學期的冷饃，一日三餐，一碗開水泡饃都不曾吃下。幸運的是，他參軍走了，後來還考上了軍校。
高一第一學期 ，我總共花了38塊5毛錢。
或許是受到當時糟糕的社會治安環境的影響，整個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堯禾中學是一所校園暴力和校園欺凌現象頻發的學校。僅僅高一第一學期，我就先後遭受過三個學生的欺負和毆打。
第一次，周六看教室的時候，高三文科班一個男生到我們班教室裡，明目張胆地拿走了同學的英語課本。周日晚自習，我告訴了我的同學，是誰拿走了他的書，因而招致了高三這位張姓男生的毆打。幸虧躲避及時，否則，頭就會讓他用磚頭砸爛。第二次，也是看教室。晚上有人不停敲打窗戶，我就伸頭去看，結果頭和臉被打了幾拳，這還不解饞，他又衝進教室，拳打腳踢。我至今都記得他那張囂張、兇殘、冰冷的嘴臉。第三次，被班上一個男生叫到宿舍後，莫名其妙地就是一頓拳打腳踢，毫無理由。
我不敢還手，是因為我不想因為打架而被學校開除，並不是我骨子裡沒有萌生過報復的念頭。
好在，到了高一後半學期，我那和我共享單車的哥們，已經成為年級裡有頭有臉的人物了，在學校裡也算是小有名氣。他晚上在操場練習九節鞭的時候，我就跟著他看。不知是懾於他那條九節鞭的威力，還是他無所畏懼、好打不平的江湖義氣，後來，再也沒有人欺負過我和我同村的同學。他無形當中成了我們平安生活、安心學習的保護傘。
在堯禾中學的三年裡，從來沒有遭受過欺負、恐嚇和毆打的男生，能有幾人？
那幾年，堯禾街道「十八弟兄」的傳說像瘟疫一樣，令人膽戰心驚。我沒見過，但是我時常聽班裡同學講，學校裡一些學生和「十八弟兄」有瓜葛，那些橫行學校的校霸，可能就是仗著自己有「十八弟兄」為他們撐腰吧。
沒有學生會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訴老師，因為老師知道了，將會招致更大的麻煩。學校裡拉幫結派現象十分嚴重，幾乎每一個年級都有幾個小幫派，有的以班為單位 ，有的以老鄉為成員。遭受欺凌之後，要麼選擇沉默，要麼尋求幫派實施以暴制暴。每周，學校發生打群架的次數不比上數學課的次數少。操場、宿舍、西南角的桐樹林、校外的馬路上，都是群毆的場所，肆無忌憚。
學生食堂賣臊子麵的那天，排隊買飯的陣勢和攻城差不多，這往往是引發欺凌或鬥毆事件的導火索。有的身單力薄的學生，把飯碗和飯票從窗戶遞進去，非但面沒吃上，碗也被校霸端走了，最後為了要自己的飯碗還挨一頓揍。
雖說課餘文化生活並不是很豐富，但是學校裡有幾個男生笛子吹得很好，我很羨慕和崇拜。後來，我也花了一塊五毛錢，買了一根G調的小竹笛，跟著學習。也就是這根小小的竹笛，教會了我簡譜，帶我走入音樂的殿堂。我愛好吹笛子和唱歌就是源於那時候。
幫助學校附近村子裡的同學家收割油菜、小麥和玉米，對許多男生來說，都曾經歷過。其實，不為幹活，就圖個紅火熱鬧，於我們而言，是一件快樂而有意義的事情。高一那年麥收，班上就有兩個女同學，一個男同學到我們家去幫忙收割過麥子。
高一第一學期，我們班就更換了五位數學老師。那時候考大學的難度，不是今天的孩子可以想像。全校四個班級，兩百多名學生，應屆生能考上大學的每年也就一兩個。渺茫的希望，殘酷的現實，早早就扼殺了許多同學的大學夢。高考預選則像一個篩子，讀書三年，許多同學竟然都沒有邁進高考考場的機會，參加那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大考。
我認為，時代，或者說國家，欠那一代許多高中學生一場高考！
89年動亂，正值高二期末，學校從老師到學生，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安心學習。再加上「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腦體倒掛」等思潮的影響和波及，讀書無用論像一股惡臭的空氣，瀰漫在校園上空。
1990年高考，全校應屆生僅考取兩人——何龍斌和惠建合。或許，那一年，考入蒲城師範的惠建合是令我們羨慕的人生贏家。然而，第二年，和他一樣優秀，但當年高考落榜的馮建平，復讀一年，以555分的高分考入了北京郵電大學。如今，我的同學惠建合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學物理老師，而我的同學馮建平卻身居上海，工作優越，待遇豐厚。我常常在慨嘆，要是惠建合那年沒考上，該有多好！也因此，我常常把他們兩個人的人生故事講給補習班的學生，告訴他們：一年，在人生長河中只是短暫一瞬間。世事無常，暫時的失敗未必是一件壞事，一生很長，退一步是為了飛得更高，更遠。
至於老師，我想說的很多。
我的地理老師兼班主任，上課的時候，總是頭微微揚起，眼睛盯著天花板。不知他是在思考，還是天花板上面真有什麼，反正不愛學習地理的我們在下面想睡就睡，不必擔心他的幹涉和辱罵。他是我見過心態最好的老師，不要說一粒沙子，就是一粒石子入眼，他也能眨眨眼接著看天花板。
朱民忠老師是我高三的化學老師，我特別喜歡他的課。我至今還記得他說的兩句話，一句是：娃娃，你們要想學好化學，首先得愛我，你不愛我，你就甭想學好化學。第二句話是：我昨天回家拉了幾架子車土，能把我累死。娃娃，好好念書，還是幹公家的事輕鬆。
在學校教學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化學老師王育盛，一位講起課來從不看書，像說書一樣侃侃而談的白髮老頭，給我們還成功地演示了銀鏡反應的實驗。
高二的時候，來了一位英語老師，西安外院畢業。他的英語發音真不敢恭維。那時，我們已經學過了音標，大致會拼讀單詞，而他給我們領讀的時候，發音總是聽提來很彆扭。我們就齊聲用我們的發音和他對抗。比如，妻子，wife，他的發音是「外復」，我們是「瓦愛復」。為此，他解釋說，發音有英國讀法和美國讀法兩種。我們問，到底按照哪國讀法去讀？他想了想說：「和哪國關係好就按照哪國讀法。」
生物老師最為奇葩。生物試題中最難的就是「患病概率」的計算。由於我們都沒有學習過概率，所以最頭疼這類題目。說實在的，生物老師學歷也不高，真為難他了。比如正確答案是十六分之三，他就會這樣解釋：同學們，A選項四分之一對不對？
我們瞎矇：不對。
老師：C選項八分之一，同學們覺得會對嗎？
我們瞎猜：不對。
老師：既然這樣，你們覺得D選項八分之三能對嗎？
我們起鬨：不對。
老師說：所以，答案就是B，十六分之三。為什麼是十六分之三呢？同學們看黑板，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三，大家說是多少？
我們齊聲說：十六分之三。
老師臉上露出會心的笑容，說：所以，這道題的正確答案就是，十六分之三，是不是很簡單？
但是，老師始終沒說，為啥要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三。
最難忘的是我的語文老師和高三班主任張曉海老師。從我工作至今，我不曾遇到過一位語文老師批改作文的次數和細緻程度能和他相比。他每周班會都會給我們朗讀《中學生閱讀》和《全國中學生優秀作文選刊》上面好的文章。我也是在他的影響下，省吃儉用，給自己訂閱了《中學生學習報》。
不僅如此，張老師和高學海老師還是學校裡兩位特別喜歡養花的老師，他倆的房子門前就是一片花海。如今，我也是一個喜歡養花的老師，我想，我的這個愛好無疑是受到兩位老師的影響和真傳。
高一時，語文老師是一位可愛、沒脾氣的老頭，姓景。有一次，老頭拿書，右手插在褲腰帶上，搖頭晃腦，念念有詞，自我陶醉其中而不自顧，結果紅腰帶的一頭一點點地在往下掉。我們忍不住都在笑，老師一臉認真地說：「上課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你們笑啥？」待到下課出教室的時候，老師這才發覺，自己的紅腰帶已經掉落至膝蓋。他衝我們回頭笑了一下，說：「倒皮娃娃，都不早給我說。」他當著我們的面系好腰帶，在我們的一片歡笑聲中走出了教室。
那幾年不知為啥，《政治常識》教材年年變，因此，學生偷書現象十分猖獗。復讀那年，因為無法搞到課本，王永進竟然把《政治常識》全書抄寫了在本子上。我為了記住三角函數中最難以記憶的積化和差、和差化積八個公式，也是拼了，足足花了兩個晚自習的時間，把它們編寫成了順口溜，至今都不曾忘記。大家在教室裡邊吃飯邊爭論數學問題，說到激動處，放下飯碗就跑到講臺上，拿起粉筆就開始把自己當老師了……
每一屆春季田徑運動會，都會有好幾項記錄被打破。冬季，早操的時候，我們會跑步一直到幾公裡外的安樂村，然後返回。冬季越野賽，全員參與，聲勢浩大。我至今都想不明白，開水泡饃餵起來的身體耐力何以比今天雞蛋和牛奶餵養的孩子還要好很多？
和初中相比，我不再那麼聽話了。
一次期末語文考試，作文題目：情趣。我看了半天，徹底懵了，我都不知道情趣是啥意思？這作文該怎麼去寫呀？往常，語文考試可是我的強項，最不怕的就是寫作文。這個「情趣」真的是將了我一軍。於是，我就沒寫作文，而是在寫作文的方格裡洋洋灑灑地發了一通牢騷，指責老師命製作文題目故意刁難學生，這樣的考試還有多大意義云云。結果可想而知，作文得了8分，平生第一次語文考試沒及格。
一天下午，上自習課，我和同學拿著書跑到了西邊宿舍的窯背上。班主任就提著一根胳膊粗的桐木棍子跑了上來，先是一棍子打在屁股上，打掉了我拿在手裡的書，待我彎腰撿書的時候，躲閃不及，他又一棍子打在了我的手腕上。我當時就疼痛難忍，等到上完下午的課，胳膊腫得已經不能動了。那天是星期六，我還要騎自行車回家背饃呢。
同學們就慫恿我去找班主任，有人壯膽，我這沒腦子貨就真的去找老師了。班主任看了以後說，你去醫院看，完了打個發票。我就從同學那裡借了點錢，獨自去了堯禾醫院。醫生看了看，給我開了一瓶抹的藥，花了五塊五毛錢。
星期天回到家，父親問我怎麼受的傷？我說不小心從架子床上掉下來，摔的。如果我說是老師打的，他肯定會說：不虧！活該！老師怎麼不來打我？肯定是在學校裡莫幹好事。
周一班會結束，班主任前腳剛邁出教室，我挎著繃帶，後腳就跟著出了教室。在教室門口，我把發票遞給他，他看了看，說：「你給我發票幹嘛？」我說：「不是你讓我打發票的嗎？」他說：「我讓你打發票，是讓你大（爸）給你報銷哩！」這句話一下子激怒了我，我和他就理論了起來，爭得不可開交，最後竟鬧到了李校長那裡。李校長支走班主任後，語氣和藹地批評我，不該和老師爭吵，讓老師多沒面子。最後，他從口袋裡掏出10塊錢交給我，讓我先去看病，完了再還他。
過了一個星期，我歸還了李校長的10元錢。他化解矛盾的方式和方法讓我一輩子也難以忘記。一個月後，班主任看見我還挎著繃帶，就問我好了沒有？還說我，你真是個瓷錘，我打你你咋不跑？我說，我往哪裡跑？除非從窯背上跳下來。
直到今天，我也沒有因此恨過老師。
貧窮是一道硬傷。
補習那年，暑假我在磚瓦廠幹了一個月，依然沒有湊夠補習的費用，還欠學校40塊錢。有一天，學校入班清查沒交補習費或者沒有交齊補習費的學生，我們幾個的桌子就被學校後勤處抽走了，在校園裡整整遊蕩了一個星期，進不了教室。那份痛徹心扉的自卑和傷痛，久久揮之不去。
補習那年冬天，我的腳凍傷了，襪子和腳趾頭粘連在一起，脫不下來，直到第二年四月份，傷口才好。
1992年7月7日，高考的第一天，首場語文。考生已經進入考場，監考老師也進入考務辦開始領取試卷，我們幾個欠費未交的學生的準考證卻還被學校扣押著。最後，是班主任張曉海老師用自己的工資作擔保，教導主任這才把準考證發給我們。走進考場的時候，監考老師已經站在講臺上了。坐在座位上，想到高考前自己也沒回家拿一分錢，想到自己考試期間也只能吃著饅頭，想到因為40元錢差點考不成試……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傷心、委屈、自卑，全都化作了淚水……
語文是我的強項，是我從小學到高中永不敗的科目。然而，1992年這場決定我前途和命運的高考，卻因語文失利了。高考語文僅僅73分，比平時的成績至少低了20分。就這樣，因為11分之差，我沒有踏進吉林大學的校門，而是鬼使神差地隨便填寫了一個榆林高等專科學校。最終，我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績踏進了建在沙漠上的榆林高等專科學校。
此後多年，只要談及高考，我就會心痛流淚，為我不堪回首的高考，為我一生也不服氣的高考！
這是高魚倉老師帶的第一屆學生
2、工作時期
1995年9月至2003年8月，我在母校堯禾中學任教，這是我參加工作後的第一個單位，也是我專業成長、業務提升的第一階段。
在堯禾中學工作的八年裡，這所學校始終扮演著這樣尷尬的角色：白水縣高中教師培訓基地，白水中學優秀補習生培養基地。她就像一塊一邊高一邊低的走水莊稼地，留不住雨水，保不住墒情和肥力，貧瘠而低產。
每年高考監考的時候，只要你留意一下監考老師的衣著打扮，你就能一眼分辨出，哪個是堯禾中學的老師，哪一位是白水中學的先生。窮酸和土氣，是堯禾中學老師不變的底色，而深藏於內心的自卑讓那些臉龐看起來總是少了些許光澤，多了一份滄桑。
當白水中學的老師已經在為住房和汽車奮鬥的時候，堯禾中學的老師還在為進城而節衣縮食，尋情鑽眼找關係。離開堯禾中學到白水中學任教，成了絕大多數年輕老師一生的終極夢想。堯禾中學和白水中學彼此之間的差距，絕不僅僅是地域上的15公裡，也不只是鄉鎮和縣城的區別，而是體面、成就和待遇上的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們住的是建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磚木結構的房子，宿辦合一，一人一間。門口盤著一個灶臺，以供生火做飯。學校教職工只有八十多名，彼此都很熟悉。誰的房子在哪一排哪一間，了如指掌。我小孩的名字，老師和家屬，無人不知。大家就像住在一個村子裡的鄉親，課餘時間，東家進，西家出，串門聊天，自在隨意。
高校長是一位戲迷，喜歡吼秦腔。茶餘飯後，校園自樂班就在馮老師房子門口開場了。馮自榮老師拉板胡，任韓俊老師敲鼓打板，王寅生老師精於三弦。
剛畢業那一年，學校沒有音樂老師，我還胡充冒撂兼了高一年級四個班的音樂課教學工作。樂理知識沒教多少，倒還教會了學生們一些好聽的歌曲。
第二年，李齊昌老師來了學校。因為對音樂的熱愛，我和他走得很近。李老師是一位音樂奇才，部隊轉業，曾在縣劇團任職過一段時間。他擅長二胡、板胡、小提琴、單簧管等樂器，還能譜曲、指揮，校歌就是他譜寫的。二胡和板胡到了他手裡，就跟玩似的，信手拈來，推拉自如。不管是秦腔伴奏，還是器樂獨奏，對他而言，那都不是事。
老師們都稱他「藝術家」，只是他脾氣暴烈，一說二罵三打。人也不修邊幅，一張黑臉，一頭亂髮，菸癮極重。或許，但凡有才的藝術家都極有個性吧。
他來了之後，我們這所鄉鎮中學竟然還有了自己的小樂隊，像模像樣。遇到舉行大的文藝活動，他還會把他那些常在村子裡跟事的吹手朋友喚來，一起伴奏，聲勢浩大。
沒有李老師，學校不知會少了多少管弦之音。可惜的是，李老師終究只是一位聘請來的代課老師，沒有編制，每個月就幾百塊錢的代課費，由學校發放。然而，李老師卻堅守了多年。
高學海老師雖已退休，但卻住在學校裡，安排照看學生的自行車。他是我補習那一年的數學老師，是一位在西北鄉享有極高知名度的老師。他的學生有大學教授，有中科院的科學家，桃李遍天下。不忙的時候，高老師就拿個本子來我上課的教室聽我講課，然後給我指導講課中存在的問題。他還把他整理的一本立體幾何剪輯本送給我，讓我認真鑽研。
有一種情，叫師生，無論你走多遠，我都會注視著你。
有一件事，回想起來，至今都會不寒而慄。參加工作的第一學期，一個星期天，我未給學校申請，私自帶領全班學生騎自行車去林皋湖郊遊。或許對學生來說，那是人生中最快意的一次戶外活動，但於我而言，卻是人生最大的一次冒險。他們有所不知的是，當年，我一回到學校，就受到了校長劈頭蓋腦地嚴厲批評。說句實在話，擱在今天，借我一百個膽，我也不會帶學生去水庫划船的。我不後悔當初的決定，只是至今回想起來都會感到後背發涼。
作為一名班主任，我覺得我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一件事，便是植樹。1996年的3月，學習雷鋒月，我和我帶的首屆學生，在操場東北角那排東西走向的土牆南面，每人親手栽種下一棵樹，樹苗還是學生自己想辦法從外面挖來的。那裡原本是滿地瓦礫、垃圾遍地的荒草地，是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在那裡從此樹立起了一道風景線，那一抹亮麗的綠色也是他們留給母校的一份珍貴禮物。他們畢業走後，我會時常用剪刀修剪它們。儘管是一些我們當地常見的很普通的樹木，但是，那次栽種下的樹木總量卻超過了學校五年之內植樹量的總和。
我還記得，有一年學校開運動會，因為要搭建主席臺，砍掉了最西頭兩株已經胳膊粗的洋槐樹。為此，我還和後勤人員吵了一架。二十多年過去了，不知道我們親手栽下的樹還存留下幾棵？它們是否已經長成了參天大樹？而我在自己房子門口栽下的兩棵香椿樹，是否還會有人在早春時節掐下它的芽尖？我扦插的垂柳和薔薇花，是否安在？
2002年高考，我所帶班級學生二本以上考取了21個，距離學校下達的目標任務還差兩個名額。然而，這份並不完美的成績還是創下了堯禾中學自建校以來，單班考取人數最高的紀錄。
這個班級是任韓俊擔任校長後，招收的第一屆學生，是在他的努力爭取下，縣上在招生政策上適當給了一些照顧。學校當初把這個班交給我帶，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為此，中途我還放棄了一次進白水中學的機會。對此，我永不後悔。我覺得，這個世界上還有比金錢和地位更為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信任和忠誠。
生源流失是刺向學校心臟的一把刀子。
為了招收到優秀的補習生，提高升學率，老師們坐在學校包的黑豹車裡，一路顛簸，風塵僕僕，走村入戶，上門家訪，其陣勢絲毫不亞於這幾年的精準扶貧。連哄帶騙，以利相誘，百般承諾，煞費苦心。
堯禾中學的老師就像栽蘋果樹的人，蘋果掛果了，卻被別人盯上了。防止優秀生源流失，對學校和老師來說，無異於保護瀕危野生動物。即便如此，每學期開學，我們都會聽到某某某同學轉到白水中學去了的不幸消息。坦率地講，沒有了那幾個好的苗子，意味著學校高考極有可能會被剃個光頭。
我就曾經和李全利老師跑到縣城，強拉硬拽把我們的學生又從白水中學叫了回來。
堯禾中學是一所缺乏安全感的校園。
無論是學生宿舍還是教工宿舍，星期六晚上都曾遭遇過入室盜竊，丟失財物的現象，而教室丟書更是稀鬆平常。因此，周六晚上，每個班級都會安排學生照看教室和宿舍，為了安全起見，一些周六回家的老師，通常也會把自己房門鑰匙交給學生，安排學生晚上睡在自己的房子裡。
1999年臘月的一個深夜，星期六，幾名社會青年翻牆躍入校園，進到宿舍。幾個周六未回家，並且已經熟睡的無辜學生慘遭毒手，一名男生被他們用磚頭當場活活砸死，另外幾名頭破血流，被打成重傷。場面血腥，慘不忍睹，師生憤慨，舉校悲慟。儘管兇手最後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是一條鮮活的生命，就這樣離開了人世。
這一天，毋容置疑是堯禾中學的哀日。
而在此前，還有一年，一名男生參加完學校的植樹活動之後，回了家，又去水庫遊泳，結果不幸溺亡。
門衛屈師，教條但卻極其負責。他遵照學校的規定，上課期間師生不允許出入大門。結果，任校長提了一捆蔥從街道回來，屈師拒不開門。無奈，任校長只好提著蔥繞到西面浴池，從側門進到校園。然而，即便給屈師配一桿槍，他能擋住白天進出校門的師生，卻擋不住夜裡翻牆而入的歹徒。
神奇的是，卑微的堯禾中學，竟然先後走出了好幾位校長和教育界的精英：職業中專校長劉繼虎，白水中學校長劉發栓，白水中學校長任韓俊，田家炳中學校長劉金房，白水縣教研室主任李忙善，白水縣教育局局長劉發栓，白水中學副校長朱民忠，白水中學校長田張宏，倉頡中學書記王智傑……
2003年8月，我無奈離開了堯禾中學，離開了白水，遠走延安。
毋容置疑，堯禾中學的八年，為我遠走他鄉蓄積了自信和力量！
公元2012年6月，堯禾中學宣布撤銷。堯禾中學像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走完了她坎坷而曲折的半個世紀的人生歷程，永久謝幕。
遺憾的是，那道後來朝南重開的還算氣派的校門，並沒有給堯禾中學帶來好運和轉機。
作者簡介：高魚倉，陝西白水人。延安市第一中學高級教師，目前在西藏拉薩阿里地區高級中學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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