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系範文田教授之女，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系；八十年代後期移居瑞典，獲Uppsala大學博士學位。
唐山交通大學 (交大唐院) 自1896年在山海關成立以來，因戰爭動亂等原因輾轉播遷，曾18次更改校名。1972年三月一日最後一次易名為"西南交通大學"，迄今已將近45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學校規模擴大、原校址地下儲煤將要開採等原因，唐院從1952年開始曾先後在北京、天津、大同、瀋陽、蘭州等地選擇新校址，但都由於種種原因未果。1957年整風運動中"遷校問題"成為熱點，多位幹部、教師因此被打成右派。1960年代以後，毛澤東提出將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而"三線"建設的重點在西南地區，其中心是正在修建中的成昆鐵路。作為"三線建設"布局的一枚重要棋子，1971年底開始唐院分三批整體搬遷至成昆線上的四川峨嵋山下，連根拔了地氣。直到1980年代後期總校遷至四川省會成都，西南交大在山溝裡"蝸居"了近20年，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不久前西南交大微信公眾號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遊遍世界又怎樣！在世界雙遺產5A景區讀大學才最棒》，想起來當年下山何其艱難，真是今非昔比，三十年河東河西。圖為唐院遷至峨眉後的第一座正式校門"忠字門"，建成於文革中的1968年。校門高12.26米表示毛澤東誕辰日，三重簷高從上到下分別為10.1米、8.1米和7.1米，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和中共建黨日，頗具時代特徵。我父母的職業生涯差不多就是在學校選址遷建的過程中度過的，本文記述37年前為搬離峨嵋山發生的一段塵封多年的往事，老爸曾參與其中。
唐院"六五革聯委橋隧系大批判戰鬥組"於1968年八月一日編印了一本《遷建材料彙編》，收集了有關唐院遷建峨眉的中央、國家計經委、鐵道部以及鐵道部軍管會的文件，均標有"機密"或"絕密"的字樣。西南交大內部刊物《校史資料選輯》第35輯 (2008年十月) 有一篇長達40頁的方太強的文章《峨眉遷校廿載
唐院建校與內遷是我和我的同學發小們成長過程中的一件大事，佔據了童年至青年時代十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與全國所有三線子弟一樣，我們從小就習慣了"告別"和"分離"，不知道哪裡是我們的"故鄉"。從1965年開始，學校的師生員工陸續奔赴峨眉參加建校工作和文革運動，老人和孩子們全部留在唐山。父母是唐院雙職工的孩子們集中住宿管理，稱為"寄宿"。1971年底鐵道部派發專列火車，開始了唐山交大歷史上又一次千裡大遷徙。風塵僕僕的唐院師生從2000公裡之外的沿海工業城市來到西部荒山野嶺，從平坦乾燥的北方來到多雨潮溼的西南，面對的是一個交通閉塞、經濟落後的內地小山村以及物質與心理上的巨大落差。蓋房子、做家具、脫煤坯、種自留地，樣樣自己動手、親力親為。那時的生活用品都要到農村集市上去採購，很難把這些背著背簍、衣著樸素、行走在鄉村道路上的人們與大學老師、留洋學者劃等號。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們，有的告別昔日師友，跟隨父母前往偏僻的峨嵋山區；有的告別雙親，跟著已經工作或下鄉的兄姐、甚至獨自一人留守唐山並經歷世紀大地震。最早幾批到達峨眉的孩子們，連正經的家屬住宅和中小學都沒有，只能和父母一起擠住在集體宿舍的筒子樓內併到農村學校借讀。後來雖然辦起了子弟學校，但業餘生活也很貧乏，畢業後只有上山下鄉一條路，而最重要的文娛活動就是每周六晚上在學校的露天電影場看電影。1973年夏天我第一次來到峨眉，當在華北平原長大的我坐在校車上經過題圖中的校門時，看到一座座撲面而來的大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跳出山溝，那種惆悵一輩子都忘不了。峨嵋山是號稱"天下秀"的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史上名人騷客留下了無數詩詞楹聯，1996年峨嵋山還與樂山大佛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名錄。只是好山好水中看不中吃，旅遊觀光與居家工作完全是兩回事，而且是在那樣的蠻荒年代。我的父母在峨嵋山溝過了近二十年"開門見山"的生活，竟落下了"見山發愁"的毛病。圖為學校搬遷之初的建設及生活場景，左上圖是校園中著名的"四號橋"和有158個臺階的"橋隧樓"所在山頭，也是我家剛到峨眉時住過的筒子樓。
峨眉辦學，舉步維艱，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校址問題已成為限制西南交大發展的關鍵所在。然而當年內遷是最高領導人的"戰略部署"，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從農村回遷城市又談何容易，網易博客《唐院春秋》的文章《上山容易下山難》詳細描述了由峨眉遷至成都的艱難歷程。文章寫道
《上山容易下山難》這篇文章中還回憶到 "1979年10月，劉聖化校長在峨眉主持召開了校址問題座談會。隨後，我校教授、副教授50餘人籤名，向當時國務院華國鋒總理、鄧小平副總理及各位副總理提出《迅速恢復唐山交通大學的建議》。緊接著，全校各單位1356名教職工聯名向黨中央、國務院上書，《要求及早解決西南交通大學校址問題》"。根據該文記載，校方於當年11月以西交黨字(79)第122號文報送鐵道部黨組並轉報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提出《關於西南交通大學校址問題的報告》。一年以後由於部分校舍中發現伽馬射線，造成一名學生因白血病去世、另外二位學生也因白血病住院、生命垂危，從而引發學潮並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時我已離開峨眉去上海讀書，因此從未聽爸媽談過，也沒有在其他文章中看到過上書這件事，只是聽說過"白血病事件"。1985年初夏我曾隨老媽到成都九裡堤尋訪新校址，那時還是一片蓮花白菜地。去年九月老爸過世後整理遺物，在家裡找出由他執筆起草的第一封上書的手稿(上圖)、部分正副教授的親筆籤名(中圖)以及兩封信件的列印初稿(下圖)，籤名者中有多位同學發小的父執。還找到一張老爸寫的"自傳提綱"卡片，其中有一句是"上書遷校發起者"，但是在他最後成文的傳記中並沒有提到此事。根據老爸留下的底稿，這封上書有一個"起稿小組"，該小組在開場白中寫道"最近在學校內外對校址問題又重新提了出來，本著從關心學校、愛護學校，並從學校、國家、人民的當前和長遠利益出發，為了能切實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草擬了一份《迅速恢復唐山交通大學的建議》信，準備遞交國務院，反映我們的建議和希望，請同志們傳閱。凡同意信中觀點和建議者請予籤名，有何寶貴的修改意見，哪些提法不合事實或不妥請提出，以便修改。" 這個"起稿小組"有哪些人，現已不得而知，只知道該上書列印後複製了若干份，在教授們中間傳閱並徵集籤名。信中還特別註明"切勿外傳，籤名與否，閱後交回"，可見是一次心照不宣的"秘密行動"。
這份寫給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的長達六頁的上書開篇是這樣寫的 "我們是西南交通大學——全國重點大學的中老年教師，長期在這個學校學習和工作，少則近三十年，多則達五十餘年。最近通過'真理標準'的學習和討論，結合我校的校址問題，向您們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見"。上書中首先回顧了唐山交大自1896年建校以來的輝煌校史，指出"早在北洋政府時期，她的教學質量已達到當時世界著名大學的水平，學生畢業後可直接升入英美大學的研究生院(部)。1916年在全國所有高等院校的成績評比中名列第一併獲'竢實揚華'獎匾一面而名聞中外。青年學生無不以能考取唐山交大為榮。'實事求是、精益求精、艱苦樸素、刻苦學習'以及'起點高、基礎厚、要求嚴'成為唐山交大辦學的優良傳統。"
上書初稿在教授們中傳閱後反響強烈，多人提出修改意見，上二圖是其中兩位教授的親筆字條。在老爸留下的列印稿中，最完整的一份名單上共有52人的名字，其中大部均已作古，而且也不確定是否包括所有籤名者。現將這份名單按照初稿上的順序實錄如下：李汶、張震、路湛沁、朱育萬、車惠民、麥倜曾、謝幼藩、何廣漢、劉成宇、範文田、李秉生、李克釧、焦善慶、張鴻逵、夏孫丁、倪志鏘、陳大鵬、苗邦均、黃棠、高家駒、鄧顯堯、嚴良田、朱松年、盧孝棣、劉鍾華、段墉川、唐經世、李泳、舒仲周、劉世楷、劉錫彭、郭可詹、王元良、宋教吾、金學易、毛子洄、朱鈴、黃錦銘、王兆祥、卓健成、嚴雋耄、李警路、趙玖、李睿謨、王繼光、許晉堃、王孝通、陳永、郝瀛、錢冬生。這些長輩們大都是勤勤懇懇教書、老老實實做人的學者和書生，大概這也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集體上書行動。天朝自古以來對於上萬民折都是很敏感的，不是被逼無奈不會做這樣的事。當然也拜託當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和"撥亂反正"的大氣候，人心思變，上下協力，天時、地利、人和。教授們無權無勢、人微言輕，不敢說他們這次集體行動對於最後遷校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且恢復"唐山交大"的提法也未必現實，重點是遷離峨眉。但無論如何教授們在需要的時候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值得為他們留下文字記錄。正如我的一位發小所言"這是我們的長輩們一生心系交大的見證"，本人只是力求真實客觀地敘述這一段史實。上圖為去年五月交大雙甲子校慶期間土木學院四位拐杖老者的合影，巧合的是他們都曾參與上書籤名的行動，其中98歲的錢冬生教授(左二)及89歲的老爸(右二)已於去年九月份先後過世。錢教授是最後一位離世的文革前的唐院正教授，另外二位老人也已到了九十多歲的耄耋之年，上書籤名者中新近一位離世的是92歲的黃棠教授。下圖是唐山市政府捐資修建的"世紀鐘亭"，現置放在犀浦校區，鍾亭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分別在混凝土銘頭上刻有成都、峨眉、唐山、山海關字樣，代表西南交通大學經歷的四個重要時期。謹以本文懷念那些一生一世不離不棄、無怨無悔、與校共存、愛校如家的前輩們，不知道世界上哪個地方還有像他們那樣執著的一群人。老唐院最動人的風景、最寶貴的財富莫過於這些老人們，如今他們一個接一個地遠行了，攔都攔不住。從此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那是一個難以複製的、不可追回的時代！交大唐院的優良傳統、前輩父老的精神遺產，將永遠留存在我們的記憶裡和四維時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