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輩出的生物系

我的老師們——九位耄耋老教授，為紀念江希明教授(曾任原浙江大學生物系系主任等職。解放後，調浙江師範學院任生物系主任，1956年任副院長，1958年調入杭州大學任副校長兼生物系教授)誕辰100周年暨緬懷前輩師恩，倡議舉行一次座談會。在得到廣大校友的響應和各方的支持後，如期召開。我很榮幸也很高興，能在此與大家交流。

△ 江希明和夫人徐瑞雲

我是1983年從杭州大學生物系畢業的，在國外學習和工作20多年後，又受浙江大學的攬聘，在浙大主持生命科學學院的工作三年，使我有機會零距離地接觸和觀察到浙大生命科學學院的歷史、沿革和現在。我看到，從 1930年貝時璋先生始建的浙大生物學系，經過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後，由江希明先生繼續主持的浙江師範學院生物系以及1958年後陳士怡先生主持的杭州大學生物系，是一脈相承的。用生物學的術語說，它們是源出於同一個Zygote(受精卵)，是一個生命體的不同發育階段。這個生命體在其不同發育階段，都培養出了許許多多優秀的生物科學人才。下面我將談一下各個階段的情況。

第一個階段就是20世紀30、40年代老浙大生物學系時期。這是我們浙大生物系歷史上最為經典的時期。當時名師雲集，即產生了許多重大科研成果，又造就了很多的人才，誕生了很多的院士，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了。

在這裡，我首先想特別提到的是20世紀30年代就讀於老浙大的徐道覺先生。徐道覺先生畢業於老浙大農學院，但後來是生物學系談家楨先生的研究生。他一生發表論文約400多篇，在細胞遺傳學上有卓越的成就和貢獻，是被國際上認知的細胞遺傳學奠基人之一。他是第一位發現人類細胞染色體正確數目的細胞學家。人類細胞的染色體數目，最早是美國科學家、遺傳學權威Paint提出的，2n=48。但是那是一個錯誤的認識。1950年，徐道覺先生用低滲溶液的方法，得到了非常清晰的細胞分裂中期染色體圖像，他觀察到人類細胞染色體的數目應該是2n=46，那才是正確的。徐道覺先生對科學事業的態度過于謹慎小心，導致這項發現遲遲沒有發表。結果在1956年，為另一位華裔科學家蔣再興先生所發表。關於人類細胞染色體正確數目的發現，是徐道覺先生在其科學事業上非常得意的一件事，但也是他引為終身遺憾的一件事，同時也是細胞生物學研究史上的一件趣聞軼事，現在已經成為細胞生物學研究史中的一個掌故。另外，1973-1974年，他被選為首任美國細胞學會主席。這是繼趙元任任美國語言學會主席之後，第二位擔任有殊榮的全美學會主席的華人（後來又有吳健雄任美國物理學會主席，李景均任美國人類遺傳學會主席等）

△ 徐道覺

我還想提到的另一位是1937年畢業於老浙大生物學系的陳士怡先生，他後來主持杭州大學生物系20多年，也是我在學時的老師。他是細胞質和酵母遺傳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記得有一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碰到一位來自法國的教授，他問我：你是否知道中國有位SY Chen教授？SY Chen講的就是陳士怡先生。這位法國教授說：陳先生在法國讀研究生時，發現了酵母細胞質遺傳規律。1950年陳先生回國後，他的有關酵母細胞質遺傳規律的研究工作由他師弟Slonimski先生繼續進行。Slonimski先生曾經擔任世界酵母遺傳學會的主席多年，他在20世紀80年代來過杭州大學生物系。Slonimski先生自己說：要是陳教授沒有離開法國，那我坐了十多年的學會主席位置應該是他的。

△ 陳士怡

第二個時期就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杭州大學生物系時期。杭大生物系也培養了很多優秀人才，分布在各行各業，包括學術界、教育界、政界、企業界等等。尤其是恢復高考、改革開放後，有相當一批校友出國深造，其中有30多位校友在美國著名大學任教授，在國外的校友中，甚至形成了一個「杭大生物系」的學派。下面主要談一下在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幾位校友代表。在美國有一個「麥克阿瑟天才獎」，也被稱為小諾貝爾獎。每年這個獎項頒發給美國二十幾個行業裡選出來的年齡在40歲以下的領軍人物。1978級的管坤良校友是改革開放以後從中國大陸出去的學者中第一個拿到「麥克阿瑟天才獎」的。另外，相當一批留在國內發展的校友，也成績斐然。比如我們的楊煥明院士，他被譽為「中國基因組之父」，是我們杭大生物系1976級的校友。他是今年唯一評上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還有一位是中科院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的1981級的校友徐國良教授，這幾年連續在Science,Nature期刊上發表多篇文章。他是今年進入院士評審的前20名學者之一（編者註：徐國良校友已在2015年被評為院士）。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中科院系統在全國招收研究生的名額不多，而杭大生物系幾乎每年都有畢業生考上。如上海植物生理所和細胞所每年在全國只招收研究生12個左右，而我們杭大生物系1977級至1982級畢業生，每年至少有兩位成為這兩個所的研究生。以上事例足以說明杭大生物系當年的教學質量是不亞於國內任何一所頂尖大學的。

△ 楊煥明

△ 管坤良

我還要談一下浙江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重新建立起來的生物科學與技術系。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多年，但也培養了許多人才。在校友中有在Yale大學等名校任職的教授。在美國有一個叫Howard Hughes 的基金會，它是資助個人而不是資助項目的。當年Hughes這個造衛星和火箭的公司和GE通用公司合併了以後，給了休斯先生300億美金，休斯先生就拿這個錢去資助生物醫學研究。這個基金會每年資助美國的300位頂尖教授，包括諾獎獲得者、院士、頂級科學家。前年開始對海外的學者進行資助。近年來，中國大陸有8位學者獲此殊榮，其中有3位就是我們浙大生物科學與技術系的校友。

由此可見，浙江大學生物系在各個歷史時期，都培養出了各種各樣的優秀的人才。

如果回頭來看看這中間的原因是什麼?我想歸根結底，是由於我們有好的老師。就以徐道覺先生在細胞染色體方面的研究成就來說，除受到老浙大農學院與生物學系一大批優秀教師的教育外，他還是談家楨先生的研究生，受過談家楨先生果蠅實驗的嚴格訓練。當時生物學系有一位細胞染色體技術很精湛的細胞學家許驤教授，對徐道覺先生後來的實驗室技術也很有影響。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也有一批一心撲在教學上、誨人不倦的優秀老師。江希明先生就是優秀教師中的一個傑出代表和領軍人物。這些老師不僅教我們知識，還教我們怎麼做人，他們堅守大學老師的職責:傳道、授業、解惑。第一是傳道。最近領導在北師大的一個講話，實際就講了一個問題：就是怎麼傳這個道!我們浙大生物學系能發展到現在，也就是因為這個薪火相傳的「道」，代代傳遞至今。我覺得我自己在杭大生物系的四年學習生活讓我受益終生，即便去了國外二十多年，我還是一直選擇當一個中國公民，一直想著要回來報效國家、報效我們的母校。又如剛才羅建紅副校長提到的我們創建浙大生命科學研究院的10位校友，他們身在海外，心繫母校，為了母校的生命科學學科建設，不計任何代價地多次回到母校，為母校獻計獻策。比如我們的楊亦農校友今天又回來了，不辭辛苦地從大洋彼岸的美國前來交流和講學。回過頭去看，這就是以江先生為代表的一批老先生教我們的，是一種傳承。我們這一代人，包括我們的後人，怎樣繼承前輩好的東西，怎樣把這個「道」永遠傳承下去，這是對我們的考驗。

△ 談家楨

從1930年貝時璋先生創建生物學系以來，生物學系人才輩出!我今天談的，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我覺得生物系的歷史應該好好去挖掘。回顧和研究這些歷史，是我們這一輩人的責任。

△ 貝時璋

我們生科院的老教授都有長壽的基因，比如我們的貝老就活到了一百多歲。如果貝老活到110歲的話，去年諾貝爾獎的領獎臺上，就可能有貝老。因為貝老的工作實際上奠定了再生生物學，也就是去年拿到諾貝爾獎的與幹細胞相關的研究。去年拿諾貝爾醫學與生物學獎之一的英國人直到1963年才提出這個理論，而貝老於20世紀40年代在湄潭工作時就已經提出這個理論了。

最後，祝我們生命科學學院走在學科的前沿，培養出更多優秀傑出的人才!祝我們的老師們健康長壽!祝各位校友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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