賜酺，是盛世之際皇帝賜宴於臣民，與其共同飲樂的官方宴飲活動之一。宋代是賜酺制度發展的又一高峰時期，不僅彰顯著皇帝君臨天下的威嚴，也是統治者為政治國、籠絡民心的重要舉措，更是社會穩定、政治昌明的真實寫照。
賜酺的源流
賜酺，也可稱之為「大酺」、「酺宴」。所謂「酺，王德布，大飲酒也。」可知酺宴即是古代皇帝為布德於天下、與臣民共樂，特許舉行的大型飲酒聚會活動。關於賜酺的起源，史書中有不同的說法：司馬遷認為「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也。」宋人黃震對此提出異議：「群飲之禁，遠自周公賜酺之制，亦必非始於趙也。」清人秦蕙田進行了相關的考證：「酺者，為人物祭祀之神，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豈非酺飲之禮乎！......春秋祭酺蓋亦祭社畢而民得與飲酒,因以書其行也。據此則祭酺即賜酺之始無疑。」4如此而言，賜酺當是從祭酺中逐漸發展演變而來，至戰國時期正式成為具有純粹宴飲娛樂性質的酺宴活動。換言之，西周時期是賜酺制度發展的雛形階段，戰國時期方發展成為具有宴飲性質的宴飲制度。
秦始皇掃平六國、一統天下後，開始下詔賜酺，但由於此時政局尚未穩定，加之秦王朝存在時間較短，賜酺的次數可謂是寥寥無幾。西漢文帝時期，國家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社會生產逐漸恢復，統治政策較為寬厚，賜酺活動與秦朝相比明顯增多，有十次賜酺。至東漢，賜酺活動並不多見，「魏晉以後無聞焉」。隨著大唐盛世的來臨，天下同樂的賜酺活動隨之再次登上歷史舞臺，唐太宗時九次賜酺，武則天統治時期賜酺達十次，唐玄宗在位期間賜酺竟有十六次之多，也正是此時，賜酺制度達到了其歷史發展的最高峰。盛世過後往往是衰敗，隨著國勢衰微、戰亂頻繁，專屬於盛世的賜酺活動又變得少之又少。歷經五代十國的割據混戰，直至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全國、海內一家後，賜酺活動才重新進入世人的視野之中。
宋朝立國之初，一切規章制度尚處於草創階段，統一戰爭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故宋太祖一朝未曾下詔賜酺。宋太宗即位後，政局趨於穩定，經濟逐步發展，人民生活普遍安樂，彰顯國之強盛、君之威嚴的酺宴活動被提上日程。宋太宗雍熙元年（984 年）十二月，詔曰：
王者賜酺推恩，與眾共樂，所以表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費，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慶休明之運。可賜酺三日。
國家承平、政治清明，天下混同、百姓安康，如此盛世，宋太宗自然期望萬民共享、與民同樂，下令賜酺三日，以示天下太平。沉寂許久的酺宴活動也得以再次登上歷史舞臺，一躍成為萬眾矚目的節慶盛典。也正是宋太宗雍熙元年（984 年），賜酺制度重新確立。自此之後，賜酺制度不斷發展、漸趨豐富，於宋真宗時期達到了其發展生涯的又一高峰，舉行次數多達 21 次，遠超唐代最盛時期——唐玄宗在位期間舉行的酺宴次數（16 次）。唐宋兩朝相比，唐王朝平均每 4.68 年舉行一次酺宴，北宋王朝則平均每 7.59 年舉行一次，南宋未曾舉行，整體上唐朝舉行頻率是超出北宋的；但就歷代君主而言，唐朝舉行酺宴最多的唐玄宗平均每 2.75 年舉行一次，宋朝舉行酺宴最多的宋真宗則是平均每1.19 年舉行一次，如此觀之，宋真宗時期賜酺制度達到了歷代皇帝賜酺的最高點。關於宋朝賜酺的次數，陳雯先生認為宋代賜酺僅有 10 次2，但據本文表六「宋代賜酺簡表」的統計，宋代賜酺達 24 次，其中有 2 次因故罷酺外，其他均如期舉行,具體賜酺時間參見本文附表五「宋代賜酺統計表」。
元朝時期，賜酺制度不復存在，現存史書中尚未發現關於當時賜酺活動的記載。明清時期，賜酺作為臨時性的活動偶有舉行，但已不能稱作是一種制度了。由此觀之，西周時期當是賜酺制度的雛形階段，至戰國時代形成普遍意義上的宴會活動，漢代時期賜酺制度逐漸發展，唐朝達到其歷史發展的最高峰，五代十國因戰亂而漸趨沒落，直至宋王朝時期才重新確立，並在宋真宗時期再次達到其發展又一高峰，北宋末年走向衰敗，明清時期則鮮少舉行，最終消亡於人類歷史的長河中。
宋代賜酺禮儀
中華民族歷來以「禮樂之邦」聞名於世，禮樂制度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佔據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其中所謂的禮儀，不僅僅指被社會所普遍認可、需要共同遵循的約定成規的一系列行為規範與準則，也應當包括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由於受地域環境、經濟水平、所屬階層、文化觀念等因素的影響而產生的不同的禮俗與風尚。賜酺儀制也同樣如此。賜酺制度歷經西周、戰國和秦漢的發展,唐王朝的繁盛，五代十國的衰落之後，在宋朝才再次迎來發展的春天。為此，宋統治階層專門制定了一系列的酺宴禮儀。
（一）草創時期的賜酺禮儀
趙宋王朝首次酺宴活動舉行於宋太宗雍熙元年（984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持續三天。作為宋朝賜酺制度的初次施行，宋王朝可謂是絞盡腦汁、精心準備，宋太宗親臨丹鳳樓觀賞酺宴盛況：「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為迎接如此盛大的宴會，將皇帝御臨的丹鳳樓至朱雀門之間的御道特劃為酺宴的活動範圍，並在御道之上大肆奏樂，將山車、旱船等民間藝術表演形式作為酺宴的助興活動。這些山車、旱船來來往往穿梭於御道中，熱鬧非凡。也許是擔心御道之上的樂曲不夠豐富，故而「又集開封府諸縣及諸軍樂人列於御街」，此時是音樂齊發，響徹雲霄，前來觀看的百姓是絡繹不絕、摩肩接踵。不僅如此，還「遷食肆百貨於道之左右」，喧鬧聲、叫賣聲不絕於耳，為酺宴平添了幾分熱鬧。面對如此盛事，朝廷自然是「縱士庶遊觀」，不加限制。
此次酺宴的與會人員，除了宋太宗親臨以外，其親近官員也隨之入宴，由於這些侍臣地位高於普通民眾，故其隨同宋太宗在丹鳳樓上進食飲酒。不僅如此，宋太宗還「召畿甸耆老利坐於樓下，賜之酒食。」此處的「耆老」應是那些年老而有地位的士紳，只有他們才有資格代表天下百姓出席如此隆重的宴會。具體參加酺宴的百姓人數，因史書中沒有記載而無法得知。
此次賜酺，首日在丹鳳樓前舉行，第二日則在尚書省舉辦，主要宴請「宰臣、樞密、翰林學士、文武官等」臣僚，期間宋太宗「作詩二首以賜」。第三日再次宴請群臣。當天晚上，宋太宗唯恐不能使官員歡飲盡興，宣旨道：「今日卿等宴會，恐未盡歡，其更賜來日宴樂。」為了表達內心感激之情，官員們「獻詩、歌、賦、頌者數十人」，這些頌詩讚歌后來均被宋真宗下令「並付史館」，以為紀念並供後世瞻仰。由此也可知，在酺宴的過程中，皇帝作詩賜予臣子，群臣獻詩以頌聖德，已成為宴飲中的規定模式。
這是趙宋王朝首次酺宴活動，也是宋太宗在位期間唯一舉行的一次賜酺活動，因而在宴會的舉辦地點、預會人員的等級要求、宴會中的禮節儀式等方面均未作詳細規定，反而更像是宋代賜酺制度展開的一次實踐演練。雖說酺宴中的程序禮節等尚處於草創階段，但無疑為宋真宗時期酺宴禮儀的逐漸形成並成為定製提供了良好的借鑑。
（二）初具規模的賜酺禮儀
經過宋太宗雍熙年間賜酺後，宋真宗時期開始大肆賜酺，賜酺儀制也得到進一步發展與完善。至景德年間，酺宴儀制初具規模。
景德三年（1006 年）九月，時值國家豐泰、中外安寧，宋真宗特意下詔允許臣民宴飲以娛樂：
中外之臣，方勤率職，宴衎之事，未暇賞心。當今稼穡屢登，機務多暇， 暇，嘉與群品，適茲泰寧。自今士民任選勝宴樂，內外文武群臣不妨公務， 並許遊從，御史臺金吾皇城司勿復糾察。
臣民宴飲，只要不妨礙公務，不影響社會秩序，御史臺與皇城司便無權糾察。此道詔令的下達，是宋王朝歷史上首次對士民適度宴飲作出的明確規定。之後，賜酺便在朝廷的支持與鼓勵下順利展開。
景德四年（1007 年）二月，宋真宗「詔就西京建太祖神御殿，又置國子監、武成王廟。」並下詔「賜酺三日」。此次賜酺在規模上較之宋太宗雍熙年間的賜酺更為盛大。宋真宗登臨五鳳樓觀看西京大酺盛況，隨從「近臣預坐」，宗室人員也亮相酺宴。如此龐大的陣仗在沉寂許久的洛陽城內引起巨大震撼，百姓們紛紛從周邊地區趕來，聚集洛陽，以期能盡情瞻仰國之光輝、君之聖顏。作為酺宴最為重要的宴請對象的庶民代表們，以五百人為額，盛裝出席，整齊地列坐於五鳳樓下，共同見證著盛世的輝煌。其中，皇親宗族首次正式出現在宋王朝舉行的大型宴會活動——酺宴之中，拉開了皇室族人出席酺宴的序幕，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趙宋皇族內部的團結與穩定。
為確保西京酺宴的順利舉行，宋真宗指定了此次宴會的主辦官員，「命宣政史李神福、內侍省副都知閻承翰、西上閤門副使曹瑋同治其事。」在宴會流程中，所奏之樂規格也更為高雅，乃是教坊樂曲，且樂人們均在樓前高高架起的露臺之上演奏，處處顯示著莊重與華麗。此外，「端門內為山車二，每車前後設樂，凡四部。旱船四，每船設樂一部，以船翼車而進。其進至樓前，退至端門。樓前東西街為棚各三，每車設樂一部，凡六部。樂作，東西迭進。」街道上來來往往的表演車輛，摻雜著不同的樂曲，穿梭於人群之中，處處都是熱鬧景象，喜悅之情無不溢於言表。第二日，宋真宗仍御樓以觀酺，樓下盛宴狀況與第一日相同，只是宴請官員的地點有所變動：「賜宗室、文武百官宴於都亭驛」，還特「賜諸班、諸軍將校羊酒。」與會人員逐漸擴大。第三日則如同前日之制。
具體到酺宴奏樂與飲酒進食次序方面，宋王朝也是十分的考究，無論是賜酒、進酒或是退席等均會演奏不同的樂曲，以符合當時的情景。關於賜酺樂曲，史書中並沒有明確記載，但《宋史》中「其御樓賜酺同大宴」的記述，表明賜酺奏樂與春秋聖節大宴是一樣的。「春秋聖節大宴」的具體程序在史書中有著頗為詳細的記載，共分為十九個步驟：
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進酒，庭中吹觱慄，以眾樂和之；賜群臣酒，皆就坐，宰相飲，做《傾杯樂》；百官飲，作《三臺》。第二、皇帝再舉酒，群臣立於席後，樂以歌起。第三、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以次進食。第四，百戲競作。第五，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六、樂工致辭，繼以詩一章，謂之「口號」，皆述德美及中外蹈詠之情。初致辭，群臣皆起，聽辭畢，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琵琶。第九、小兒隊舞，亦致辭以述美德。第十、雜劇。罷，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舉酒，殿上獨吹笙。第十二。蹴鞠。第十三、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箏。第十四、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兒隊。第十五、雜劇。第十六、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龜茲。第十八、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食罷。第十九，用角牴，宴畢。
以上宴會的流程也正式酺宴的流程，從宴會開始到結束，皇帝共舉酒九次，每次皇帝飲酒之後，臣子才能於坐席之後回敬。進食次序，也是君主先食，群臣按等級高下「以次進食」。君臣飲酒之際，所奏之樂也不盡相同。從宰相進酒，吹以觱慄，和以眾樂；宰相飲酒，奏《傾杯樂》；百官飲酒則以《三臺》為樂，這些不同的樂曲無疑是封建尊卑觀念和等級觀念最為顯著的表現。為之助興的娛樂節目，除去樂舞、雜技表演之外，還有蹴鞠和角牴（即摔跤）等運動項目，可謂是精彩紛呈、好戲不斷。
景德四年（1007 年）的賜酺盛宴的成功舉行，在宋太宗雍熙年間的賜酺上得以發展，增加宗室人員的參加，並對出席的庶民代表人數作了規定。更為重要的是，自此次賜酺之後，「自是凡賜酺，皆遣官主之，事畢各賜器幣。」這樣使得酺宴活動的舉辦有專門官員負責，保證了賜酺的順利舉行，也在某一種程度上建立了酺宴成功與否的問責機制。此外，酺宴尾聲之際，君主賞賜百官、父老或是隨從人員以實物、錢幣，已發展成為了宋朝賜酺制度中的一項定製。
（三）發展成熟的酺宴禮儀
宋真宗在景德四年（1007 年）大獲成功之後，於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多次下詔賜酺。也正是在大中祥符年間，賜酺儀製得以正式確立。
在宴會籌辦上，繼承景德年間由專門官員負責承辦的方法，並使之具體化，規定「凡賜酺，命內諸司使三人主其事」。在內諸司使的籌劃之下，為更好的展現舞臺效果，特於君主預定登臨的城樓之前、御街之上，用土做為建築材料，臨時搭建高大宏偉的露臺，「上設教坊樂」，君主與臣民均得以以更好的視角欣賞教坊的奏樂表演。此外，為了加強宴會中的音效，「又駢系方車四十乘，上起彩樓者二分，載鈞容直、開封府樂。復為棚車二十四，每車駢十二乘為之，皆駕以牛，被之錦繡，縈以彩紖，分載諸軍、京畿伎樂。又於中衢編木為欄處之。」如此看來，是高雅之樂與通俗之曲交匯融合，想必到時音樂雜發，自是一片歡騰！既然是與民同樂，便不能忽視百姓這個主體，因此宋政府特「徙坊市邸肆，對列御道，百貨駢布，競以彩幄鏤牓為飾。」裝飾精緻的店鋪小攤林立於御街之旁，鱗次櫛比；此起彼伏的叫賣吆聲迴響在人群之中，不絕於耳。其中定不乏珍奇異貨、美玉佳品，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負責酺宴的內諸司使可謂是用盡心思，為酺宴的舉行做了最為充分和完善的準備。
在預宴人員的安排上，一如既往的是皇帝親臨、官員隨從、宗室預會、父老代表參加。其中父老代表人員大為增加，「召京邑父老千五百人，分為五番，列坐樓下。」較之雍熙四年的五百人則在人數上翻了兩倍。不僅如此，預宴人員範圍也在繼續擴大，不只皇帝的近臣可以參加酺宴，「應致仕官並許赴都亭驛酺宴，御樓日合預坐者亦聽。朝官已辭、未見，皆令赴會。」酺宴人員的增加也是其逐漸受到統治者重視的重要表現之一。
在酺宴座次上，君主位於京師城樓之上為其專門設立的主座，預宴群臣則陪同入座，百姓代表即京畿父老們位於皇帝所登臨的城門之下列坐飲酒。關於官員入座的座次排列，在當時應是有具體的設定與安排的。史載：「有司上《酺宴位圖》，皇從侄孫、內殿崇班守節與皇從侄、右衛將軍惟敘等同為一班。上曰：『族子、諸父安可並列？』乃命重行設位。」可知酺宴臣僚的位置除按照官品高低排列外，宋真宗還考慮到長幼有序、尊卑有別這個問題，故而命主管官員重新設定，以符人倫之序。有時也會因預會者身份地位的不同以及皇帝的恩榮等因素，酺宴的位置也會呈現出特殊性。如鎮王元偓之子允弼，「八歲召入禁中，令皇子致拜」，恩榮優渥。宋真宗御樓觀酺之際，特命其與當時仍為皇子的宋仁宗並排列坐。
賜酺之際，不僅臣民可以飲酒作樂，那些忠誠保衛君主安全的貼身禁衛們，也會受以恩賞，允許其適當飲樂：「自一日至五日，皆令殿前都指揮使劉謙、馬軍都指揮使曹璨、步軍都指揮使王隱，各會所部將校，及賜諸班直茶酒。」禁軍首領各自主持該部的宴會，以便其與部下能夠盡興作樂，這與之前的賜會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先是，遣使臣押賜諸軍宴會，多不從容，即時而罷。又其日使臣亦預座。自是令樞密院指揮，不得赴座，專切管勾，務在豐潔，仍令至晡晚而罷。」對軍人宴飲的考慮與設想如此細緻，可見宋政府並不是單純的實行重文抑武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對軍隊仍有著明顯的依賴性，故而不得不時時顧及軍隊的態度。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賜酺制度走向成熟，不僅京師賜酺儀制更為健全，地方賜酺也形成了一定的規則與程序。此後，賜酺制度仍繼續發展，天禧四年（1020 年）宋真宗曾多次頒布詔令對賜酺制度進行補充，是年十月三日下詔：「應大酺已前授恩命及差遣臣僚，並宜放謝辭拜正衙，取便進發。其合得例物，仰閤門取索支賜。」對因公不能參加酺宴的臣僚作了具體的規定，以保證其能同樣享受到君主的恩賜。天禧五年（1021年），為進一步規範酺宴的程序與儀制，閤門特進言：「每遇大酺，前後殿下座，內客省使至閤門祗候、內諸司使副、宗室將軍已下公服系鞋，內東門起居；宰臣、親王以下應侍宴臣僚，於天安殿門外起居，隨駕登樓。皇親已下並駙馬都尉，中筵後依例不座，勾當賜酺諸司副於朝元門外，次已辭未發合赴酺宴、團練使已下別班起居，執毬仗供奉官於靈臺北，勾當賜酺內侍使臣於靈臺南，次軍巡使、巡檢、廂都指揮使已下並常起居，次父老起居訖，赴座。」對參加酺宴的不同階層的人員的入宴方位及禮儀要求做了具體規定，使之更為完善，得到宋真宗的批准。至此，賜酺制度完成了在趙宋王朝的發展與演變。賜酺儀制發展成熟的過程，也正是宋統治者不斷完善宴飲禮儀、積極探索更為全面的禮樂制度的過程。
任何新生事物都要經歷一番波折與磨練方能發展壯大，賜酺制度同樣如此。宋太宗即位初期，天下尚未統一，仍處於分裂階段，全國上下疲於戰爭，無暇顧及娛樂性的活動，直至割據政權逐漸消滅、國內局勢漸趨穩定之後，宋太宗方下詔賜酺，正式拉開宋王朝賜酺的序幕，但此時期的賜酺只是作為臨時性的恩賞活動而存在，僅僅向天下展示過一次之後便再無蹤跡；宋真宗在位期間，結束與遼戰爭、締結澶淵之盟後，國家重新恢復和平，為了轉移國人視線，開始改變其治國策略，不僅進行東封西祀這樣大規模的祭祀活動，還開始大肆賜酺以顯示國家安定、政治昌明，賜酺也由原本臨時性的活動逐漸發展成為有專門官員負責、具備特定禮儀要求的宴飲制度。
宋代賜酺的特點
賜酺作為一種恩賞性的制度，經歷高峰時期的跌落之後，於公元 984 年被趙宋王朝重新重用，開啟了其發展歷程中的再次輝煌。宋王朝這個嶄新的歷史舞臺無疑給予其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在酺宴的舉辦、流程以及儀制等方面均得到充足發展，同時也展現出自身的特點。
其一，集中性。宋代的賜酺周期與其他朝代迥然不同，尤其與唐代相比。唐王朝的賜酺周期分布相對均衡，從唐太宗開始，歷經唐高宗、武則天、唐中宗以及唐玄宗，直到唐肅宗時期，均有次數不同的酺宴活動的舉行，少則六七次，多則十幾次1；宋代賜酺則主要集中於宋真宗時期，達二十餘次，僅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一年便七次下詔賜酺，而後在大中祥符四年也頒布七次賜酺詔令，賜酺頻率較高。宋代賜酺活動主要集中在宋真宗在位時期，其他諸帝時酺宴的舉行次數屈指可數，當然這也是由當時的政治局勢、外部環境和經濟狀況等因素所決定的。宋真宗在位期間，與遼締結澶淵之盟後，國內外政治漸趨穩定，生產力不斷發展，經濟水平逐步提高，具備了籌辦大型君民互動活動的政治與經濟基礎，故而賜酺活動得以鋪天蓋地的順利舉行。由此也可見，賜酺當是在和平時期方能舉行的政治宴會活動。
其二，適度性。宋代賜酺時長較之唐代而言，相對適中，少則一日，多則五日，大都維持三日之久。這樣相對適度的酺宴時間，緣自於宋太宗雍熙元年（984）賜酺之際對宰臣所言：「朕讀書至睿宗以後，賜酺或連夜，至七日、九日，亦或彌月，無乃太甚乎？娛樂不可過度，三日為得宜矣。明皇令三百裡內刺史、縣令各率音樂集都下，亦勞擾之甚也。」由此也正式奠定了宋代賜酺多以三日為主的基調。宋統治者為避免重蹈前代君臣娛樂過度導致人民負擔加重、國家局勢衰微的覆轍，限定賜酺日期以三日最為適宜，這也是宋代君主為政治國堅持自律、自省、自警的重要表現之一。
其三，公費性。宋代賜酺分為京師賜酺和地方賜酺，京師賜酺費用由中央政府的財政部門來承擔，地方賜酺同樣也是公家出費，大凡是與賜酺有關的花費，均由政府報銷。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二月在京師展開五日大酺時，宋真宗又特意「分遣中使六人，往河北、河東、陝西諸路，賜總管、鈐轄等宴，一應官吏並預，而官給其費。」同年十月「東封赦書，應西京、諸州、府、軍、監，並賜酺三日，官給其費。」由政府承擔地方酺宴所需費用，從經濟上有力保證了賜酺制度在地方上的貫徹執行。
其四，寬鬆性。此處所謂的寬鬆性，是指對賜酺過程中出現的不適當行為懲處的寬鬆化。如天禧五年（1021 年），「以畿縣追集、老人疲勞之故，止召兩赤縣、坊縣父老預會，其不預會亦聽，給以賜物。天下賜酺，府會官屬父老，邊州或遣中使就賜。」2正是由於宋統治者重視以民為本、寬厚治國，對年邁老衰的高年之人不加強制，不但沒有責罰其不能預會，反倒加以撫慰，賜以他物。對於醉酒惹事之徒，宋真宗下詔開封府：「賜酺日，罪人酗酒而不傷人者，鹹釋之。再犯論如法。」3在法律中對酗酒之人網開一面，只要不傷人便不加懲治，且「後賜酺皆準此」。4無論是對不能出席的年邁父老，還是酗酒罪人，宋政府統一寬厚處理，未加嚴懲，令人無不感慨趙宋統治者的寬廣胸懷，其民本政策在此處執行得很是徹底。
宋代賜酺的影響
賜酺作為皇帝廣施惠澤、粉飾太平、彰顯皇權的重要手段之一，經歷唐代高峰與五代十國的低潮之後，宋太宗重新意識到其重要性並付之實施。由此，賜酺正式以其獨特的社會功能在宋王朝眾多高層宴飲活動中獨領一時風騷，並在宋真宗時期逐步發展成熟，最終形成一種宴飲制度，達到了其存在生涯的又一高峰。當然，這與宋真宗在位時期政治局勢、治國策略以及君主喜好等是不無聯繫的，也正基於此，賜酺制度得以大顯身手，在社會生活的諸方面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從政治方面而言，賜酺既是皇帝顯示恩澤、惠及百姓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是籠絡人心、增強社會凝聚力的有效途徑。賜酺與民，允許臣民縱情暢飲，更將各種雜耍、競技等娛樂節目加入宴會之中，處處彰顯著太平盛世、萬方和樂，也無疑給百姓的生活增加了更多的樂趣與歡愉。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京師大酺之際，面對如此盛大恢弘的壯觀景象，一位年過百歲名為王太微的老者感慨地說：「不識兵戈六十載，今天子明聖，海內清宴，豈意垂老，睹此太平。」之後歡喜雀躍，以至感動落淚，「酣醉而去」。連市井老人都能如此感懷聖恩，更何況其他有志之士呢！也正是賜酺這種普天同慶的盛大宴會的舉行，方能更為有效地籠絡人心，增強社會凝聚力，從而穩固其統治根基。此外，賜酺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宋王朝的統治秩序：賜酺的同時也會根據階層和地位的不同賞賜相應規格的物品，夏竦鎮守襄陽（今湖北襄陽）之際，「遇大赦，賜酺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大監旦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縑十匹贈之。」胡旦收到絹帛之後，扶門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至此！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之義，自可見證。」夏竦連忙翻看古籍，「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則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錶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亦少沮。」雖是仿前代之制以行賞賜，由此可窺見出宋代酺宴賞賜也是有著嚴格的等級規定的。這種不同等級、規格的賞賜，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最為公平、公正的行賞方法，可避免引起不同階層因賞賜不公而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有利於維護整個封建王朝的統治秩序。
經濟方面，賜酺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生產的進行，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賜酺之際，京師御街或者地方城樓之下的街道上，除了各種民間表演形式如山車、旱船、雜技等娛樂節目陳列其中外，為滿足百姓的各種飲食需求，宋政府特意「遷食肆百貨於道之左右」。於是琳琅滿目的飾品、美味可口的小吃充斥於街道兩旁，讓人流連忘返。對賣家而言，無疑是貨品大賣、增加客源的最佳商機；對買家而言，則又是貨比三家、盡情挑選的絕妙時機。賜酺的舉行刺激了民間消費，商品交易總量得以增加。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普通商販的收入，對改善其生活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文化方面，賜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發展與傳播。宴會中必不可少的點綴便是樂曲，動聽的音樂與妙曼的舞姿往往為宴飲活動增添諸多的歡快與樂趣。酺宴之上，各種音樂齊齊奏響，無論是被鈞容直演奏的教坊樂，還是由「諸軍、京畿伎樂」所展現的通俗音樂，均得以一齊亮相於世人面前。高雅之聲與大眾之樂互相吸收、互作取捨，進一步促進了音樂的交流與發展，同時也加速了音樂文化向普通民眾的普及與傳播。
社會教化方面，賜酺這種帶有濃鬱恩賞色彩的制度，是維護封建等級、尊卑觀念的有效方式，也是彰顯孝道和仁治的有效途徑。在酺宴的預會官員上，賜酺制度剛剛確立之際，只有皇帝身邊的親近官員才能陪同如宴，之後酺宴雖逐漸放寬對官員的等級限制，但其門檻依舊存在。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二月舉行的酺宴中，太常博士、堂後官劉明恕對自身不能預宴表示不滿，提出申請：「向來賜酺，樞密院副承旨已下至大理寺法直官皆預，堂後官各有正官，望比類聞奏。」但宰相王旦認為「預宴非便」，給予否決。宋真宗為了寬慰劉明恕等人，特下詔賜其「錢二十千、羊五口、酒十，令賜酺日飲會。」無論是宋真宗還是宰相王旦都是在維護者封建等級制度，其根本仍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級觀念在作祟。宴會的座次同時是有著嚴格的等級劃分的，但不僅按照官品高低，也同樣尊重長幼有序的原則，很明顯，宋政府處處在彰顯其以孝治國的理念，力圖在酺宴這個更為廣闊的平臺上將孝文化更為有效地傳遞到社會各階層之中，以維繫其統治根基和社會秩序。
總結
宋代賜酺制度始於宋太宗雍熙元年（984 年），宋真宗景德年間初具規模，大中祥符年間逐漸發展成熟，天禧年間得到進一步完善，北宋末年漸趨衰落。宋代賜酺的原因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主要有大赦改元、營建宮觀、封禪祭祀、奉上尊號以及氣候適宜等原因。在氣候不適或者臨近先皇忌辰的情況下則會酌情罷酺。宋代賜酺的前提是社會穩定、政治昌明，具有集中性、適度性、公費性、寬鬆性和不一致性等特點。賜酺制度在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均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作為特殊的宴飲制度，賜酺制度的實行，既是宋王朝鞏固統治根基的便捷途徑，也是籠絡人心、彰顯太平的有效方式，更是宋代統治者為政寬厚、崇尚公平與自由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