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3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3日刊發該報總編輯蔣豐撰寫的文章，講述了第一個成為日本稅理士的新華僑周晨的故事。文章如下：
周晨，今天是2012年8月2日。下午，我在東京成田機場接到你去世的消息，頓時心如刀絞，淚如雨下。昨天，你拒絕了我看望你的要求；今天，你就走了。我還記得幾天前在要町醫院看望你時，你拉著我的手說：「我死而無憾，因為我認了你這個哥哥。」今晚，我在北京，以哥哥的身份、以記者的身份，泣淚記述你的故事。
我是1988年8月20日到日本的。周晨是1988年10月24日到日本的。此前，周晨畢業於上海立信會計專科大學，在中國上海服裝進出口公司財會部工作。改革開放初年，國門啟動，人心思走。周晨的目標是美國。每天下班以後，她就匆匆忙忙地乘交通車到上海前進業餘外語學院補習英語，準備考託福。
世上的事都說「心想事成」。其實，世界上許多事情未必如此。一天，身為中學校長的周晨的阿姨，在家中接待了一位從日本回國探親的當年的學生。在聽了日本的一些情況以後，阿姨就建議外甥女到日本去留學。「不管哪個國家，只要能夠先出去就行。」當時，不少國人以及家庭都抱著這種心態。
周晨的運氣看起來是不錯的。1988年7月31日，周晨拿到了護照。8月14日，周晨拿到了日本語學校的籤證。拿到籤證後，父親那句「女孩子到外國去幹什麼？」的話語一直在她耳畔迴響。「能夠多陪父親一天也好」，周晨這樣想著，一直拖到10月24日才從上海虹橋機場飛躍到彼岸的島國。
周晨到日本的時候，日語學校秋季班已經開學了。按照日語的程度，學生們要被編入不同的班級。周晨的叔叔對她說「我帶你去學校，讓你說什麼你就說什麼。」她真的這樣做了。學校的日本人老師問：「你學過日語嗎？」周晨看看叔叔，叔叔小聲對她說：「你說『哈依』。」周晨接下來大聲說了一句「哈依」。
學校的日本人老師又問：「你能說一點日語嗎？」叔叔在旁邊小聲對周晨說；「回答跟剛才一樣。」周晨立即又大聲說了一句「哈依」。
「你願意上午前班還是午後班呢？」日本人老師接著問。叔叔直接回答了：「上水平比較高的班。」結果，被分到高級班後，周晨有些傻眼了，同學們都會嘰哩呱啦地說日語了。
在這種環境裡面，周晨沒有退卻，聽不懂，就再聽一遍；還是聽不懂，就不恥下問地向同學請教。結果，周晨的日語水平進步很快，可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當然，周晨也有退卻的時候。那是在「居酒屋」刷碗的時候。她實在不明白。味道並不好吃的「日本料理」，為什麼吃下來會有這麼多的碗盤？
1988年年底，周晨回國探親，不想再回日本了。她給父親講自己在「居酒屋」刷碗的經歷，說「那簡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可是，當初極力反對她出國的父親，這時卻不支持她回來。
1989年1月，周晨在父親的鼓勵下，又回到日本，又回到那家「居酒屋」。周晨滿臉地不高興。那個時候，日本的裕仁天皇剛剛「駕崩」，周圍的日本人還以為周晨是在為天皇之死難過呢。及時地調整心態。周晨在同學們的幫助下。開始給日本一些大學的教授寫信，毛遂自薦地要做教授的研究生。
碰壁總是會有的。何況是在外國。但是，日本國學院大學合崎先生的來信，給屢屢因碰壁而心灰意懶的周晨帶來了希望。這位63歲的教授先生看見周晨後說：「沒有想到，你是一個女孩子，還想繼續念書。我會幫助你的。」教授讓周晨從現在開始就到學校來旁聽，因為「聽力的適應需要相當的時間。」
1989年春季考試，周晨落榜。1989年秋季考試，又落榜。1990年春季考試，仍不理想。當教授聽說她還在「居酒屋』打工時，一個電話，把她介紹到開著會計事務所的當年的學生那裡。
教授的面子是夠大的，當年的學生二話沒說就收下了周晨。工資給的也不錯，每個小時1000日元。不過，每天只可以幹3到4個小時。憑著這份微薄的工資以及後來獲得獎學金，周晨寒窗苦讀，拿下日本國學院大學經濟研究科的碩士學位。誰料，教授建議她再讀兩年書。兩年後，她又拿下了法學碩士學位。
碩士雙學位。人生的道路，綠燈亮起。周晨把自己的目標鎮定在獲取日本稅理士資格上。翻開日本《稅理士法》，周晨看到了，按照有關規定，取得會計學碩士學位的人，資格考試是免考會計學兩門課程；獲得法學學位的人，考試時免考稅法學3門課程。這一下，周晨終於理解了當初日本教授的一片苦心。
1998年5月，周晨參加稅理士資格面試。在會計事務所打了將近10年工的周晨，這時發現10年的酸甜苦辣都成為一種實戰經驗。她沉著冷靜，對答如流，所舉出的事例讓考官也讚嘆不已。6月，考試結果通知下來。周晨成為日本8萬多名稅理士當中的一員，是第一個得到日本稅理士資格的中國人。
9月1日，周晨去東京入國管理局辦理籤證。9月10日，籤證拿下來了，而且是「法律•會計業務籤證」，一次為期3年。這個籤證還有一個特點是，持有者在日本滯在期間，不需要固定在哪一個公司工作，只要從事的是相應的工作就可以。這個時候，周晨想到了開始在日本各個領域拓展事業的新華僑。
那個時候，在日中國人事業發展的高潮席捲而來。新華僑興辦的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但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公司應該怎樣應對日本繁縟的稅務問題，有的甚至搞不清楚日本的稅務申告制度。「不能眼看著創業的中國人在稅務上栽跟頭」，抱著這樣的念頭，周晨開辦「在日華人經理事務教室」。
讓周晨吃驚的是，來報名的中國人經營者遠遠超出了預料。讓周晨感動的是，中國人經營者並不滿足於「夫妻店」式的經營。寬敞的教室裡，響起周晨爽快地聲音：「今天，你們是我的學生。明天，我希望和你們有共同語言。我們在一起努力，把中國人的事業做大做好!」周晨在日本新華僑社會聲譽鵲起。
1999年10月，周晨創立日中計算機會計事務所。當時，周晨眼光是在日本華人的市場。2002年1月，周晨在中國上海設立了JCCA上海捷凱財務諮詢有限公司，面向在中國的日本企業市場。周晨曾經告訴我：「中國經濟的變化，讓我的業務方向也發生了變化。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就盼著這種變化。」
2010年1月，周晨在上海百科出版社出版了《2010年投資日本法務•稅務指南》。這本書將中國企業投資日本之前需要了解的日本入境管理法、公司法以及法人稅、消費稅、個人所得稅、其他相關稅金等一一道來，為中國企業走向東瀛提供了一把「金鑰匙」。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理事長專門為此書作序。
周晨很有心氣，她說自己不想做現代意義上的「海歸」，想以「海鷗」的形式翱翔在上海與東京這兩座國際化大都市之間，化作一道飛虹，構成一座橋梁。2011年9月，周晨出任日文版《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顧問，還想做一番事業。
不幸的是，周晨倒下了。今年年初，周晨在天津做了卵巢癌切除手術。返回日本後，一度入住位於國際展示場的日本最好的治療癌症的醫院。我曾去那裡看望她。記得我在門口用清潔劑洗手的時候，她在裡面已經聽到動靜，立刻衣裝整齊地坐了起來。她說：「你來看我，我真高興，這次，我是暫時休息一下。」
那一天，我們倆談的都是未來，策劃的都是未來要做的事情。說著說著，她的眼圈紅潤起來，但堅持著沒有要讓眼淚掉下來。我在她的面前必須挺住，大笑著問她：「你不會沒有出息地哭鼻子吧？」她說：「我在哥哥面前不會的。」接著她說，「我想好了，我就讓自己休息一年，然後我還和你一起做事情的。」
不久，醫院讓她出院了。對於癌症患者，日本醫院的原則是：第一，必須把病症告訴病人；第二，必須把治療方案告訴病人；第三，當無法治癒的時候，醫院可以要求病人出院。第四，醫生還可以將病人能活多長時間告訴病人。我不知道周晨最後是不是都知道了這些，我知道這等於一紙「死刑判決書」！
倫敦奧運會開幕那天，我去要町醫院看她。床頭的電視播放著倫敦奧運會點燃聖火的實況，周晨說：「哥哥，我們要像運動員一樣加油啊，也只有加油了！」這次，我們倆手拉著手，許久，許久，我看著她，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她看著我，重複地說著：「我死而無憾，因為我認了你這個哥哥」……
那天分手的時候，我用臉頰親吻了一下她的額頭，她笑了，笑得是那樣的燦爛……我和醫護人員把她送進車裡，揮手看著她回家，這家醫院也不再留她了……。如今，倫敦奧運會還沒有結束呢，周晨，周晨，你就這樣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