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閱讀《太史公自序》——《史記》的最後一篇。雖是「自序」，但司馬遷要先敘家世；更要重點介紹前一任太史公，也就是他父親司馬談的事業文章。其中抄錄了司馬談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先秦學派的評介，即所謂「六家指要」（要旨），一份非常難得的思想文獻。
在這份文獻中，司馬談既能夠指出先秦六家學說各自的局限，又能夠指出他們各自對於社會有益之處，每一家都不可或缺。體現出兼容並包的胸懷。
他在評價六家之前，引《易大傳》中的話：「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然後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這是一個基本的正面評價，至少肯定了他們有益於社會的正面動機。接下來一句是：「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對這一句的解釋為：「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省不省者耳。」
在原文中，「省」（或「不省」）的主語並沒有直接出現，司馬貞是把傳習者作為「省」的主語。這是從六家各自的傳承、發展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差異的。
但是，我倒是覺得，從上文著眼點來看，此處接下來在思路上更為順暢的，應當是談他們各自對社會的實際影響——就是能否為統治者所接受。這裡面有一個迴避不開的主體，就是施政者，也就是接受（或不接受）這些六家學術觀點的施政者，他們才更適合做「省」（察）這個謂語的主語。
如果這麼看的話，司馬談的意思是，這六家學說都是有益於「治道」的，只是他們要從各自不同的途徑達到社會治理的目標，這就要看統治者能不能看到他們各自的價值了。這樣理解對嗎？
接下來，司馬談就分別一一指出六家的各自局限和優長。從下文內容來看，上面我對「省」（或「不省」）的隱藏主語的猜測也是順暢的。
那麼，司馬貞為什麼從六家學派傳承的角度來理解「省不省者耳」一句呢？我想這是因為，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了唐代，儒家作為獨大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已經穩固。其他先秦學派沒有機會對社會治理施加其影響，只剩下自己學派的傳承問題了。事實上，有的學派就真的流脈斷絕了，比如主張「兼愛」的墨家和講求邏輯的名家。（墨家其實很講求邏輯學）。
司馬談先評陰陽家：
「嘗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其中，「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是其消極的一面。這其實正是所有迷信的消極一面——限制人的思想自由、精神自由和行為自由。而「其序四時之大順」則是其積極的一面。其實，這一點，如果不考慮其中迷信的因素，只需要天文學知識和農學知識就夠了。但司馬遷總算是看到了這個學派的正面價值吧。
接下來就說到了儒家：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當然不是什么正面評價。在後面，司馬談有詳細解釋：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敢情這就算是儒家的缺點呀？也不過就是書太多嘛！這還是只在西漢初年年，儒家的書就已經「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了。它被定為官方學術之後，文獻就更多了。
從文化的傳承來說，這個應該不算缺點。缺點是後來把它定為「一尊」。
孔子一生輾轉列國，都沒有能夠實施自己的的思想。心灰意冷之後，才最終放棄了對政治的實際影響，專心教學和整理古代文獻。所以，也有學者為孔子一生失意而慶幸：如果孔子一仕途得意的話，我們也就看不到《詩經》、《尚書》、《春秋》等古代的文化經典了。
接下來，司馬談評價墨家：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
——說墨家的局限在於「儉則難遵」，是指墨家節儉自律甚嚴，所謂「茅茨不剪，採椽不刮」，「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其實是優點，只是大多數人難以做到罷了。
而說到其優點，其「強本節用」，也只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評價。其實墨家還有「兼愛」（普遍的愛）、「非攻」（反對戰爭）、「尚賢」、「貴義」、「非命」（反對命定論，提倡積極有為的人生）等優秀價值觀；還有講究邏輯和追求科學的精神。這些都沒有得到司馬談的肯定；也沒有得到傳承。因為墨家在戰國時還被列為顯學，但「到司馬遷做《史記》時，不過一百五十年，那時墨學早已滅亡，所以《史記》中竟沒有墨子的列傳。」（胡適語）
墨家為什麼消亡？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墨家把天下看作是公器，甚至天子也可以「選舉」的思想，不適用於後來的專制統治；此外，墨家倡導的那種無差異的、沒有尊卑貴賤之分的「兼愛」及其平等思想，也不利於專制統治。因為專制統治者正是通過儀禮等有意顯示等級差異的手段來進行思想控制的。
所以，司馬談雖然肯定了墨家「亦尚堯舜之道」，但批評其節儉——薄葬：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這已經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批評墨家了。所謂「必以此為萬民之率」顯然是站在皇家的角度來說的。而墨家學說，本來也不是為皇家準備的。
接下來，對法家的評價很簡單：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和其中最有影響的「六家」之中，恐怕只有法家是專門為統治者服務的，而且特別適合於專制統治。這家學說連儒家對家庭、社會的的關注以及那種溫情的一面也沒有。表面上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似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它恰恰不是墨家那種「兼愛」的平等思想，而只有統治的冷酷無情。
但是，你發現沒有？司馬談對儒家和法家的肯定性評價，有相同的方面，那就是區別人與人之間社會地位的差異：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從家庭、社會一直到國家政治領域，雖講尊君抑臣，也講倫理道德、社會和諧。而法家則只講「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儒家溫和地包含了法家。這可能也就是何以有學者認為中國兩千年的王朝專制統治是外儒內法、儒法相濟的原因。
接下來是評價名家。與儒、法兩家相比，名家作為一個思想流派其實更為學術化，它專注於「名實之間」——哲學認識論與邏輯學，離社會治理比較遠，離統治階級所需要的意識形態更遠。又因為公孫龍子的「白馬非馬」之說遠離人們的常識和生活經驗，留下了一個不切實務，甚至睜著眼說瞎話的壞名聲。它在中國的命運也就可知了。
但是，馬司談還是指出了名家的長處，給予儘可能辯證的評價：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後面又進一步解釋說：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其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這是批評一個學術流派在思維和詞語之間鑽牛角尖，沒有社會關懷。但也對他們的學術貢獻多少給予了抽象的肯定。
司馬談對於前面幾家的正面評價，最後都有一句相似的話：（陰陽家）「不可失也」；（儒家）「不可易也」；（墨家）「不可廢也」；（法家）「不可改也」。到了名家，只說「不可不察也」，肯定的語氣就輕得多了。但概括來說，可以說是都不可或缺。
司馬談把道家放到最後，對道家的評價不僅文字用得多，而且似乎融會了對前面五家優點的評價——但似乎沒談缺點：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在這裡幾乎得到了全面的肯定。而儒家的「勞而少功」，則成了突出道家「事少而功多」的對比典型。而對比的結論，則明顯對儒家不利：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夫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久長，非所聞也。」
——這個批評好像有點不著邊兒啊，主要是從君主的身體、壽命方面著想的。但是，如果把這些話看作是對於好大喜功的君主的委婉批評，則這些話也夠了。而繼承其父太史公職位的司法遷的「今上」，剛好是一位過於「有為」，甚至好大喜歡功的皇帝——漢武帝。《史記•平準書》中就直言，漢武帝「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司馬談的「六家指要」，一方面是指出各家都有優缺點，應當兼容並包。而其最終似乎傾向於道家，則可能與西漢前期崇尚「無為而治」的道老之學有關。只是，而司馬談兼容並包的思想寬容態度，與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思想專制恰好不能相容。這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司馬遷。據張大可先生《史記論贊研究》，「《史記》載今上之世亦多微詞」，可能正是因為他在思想觀念上就與當世不合。
陶懋炳《中國古代史學史略》一書中指出：
「司馬遷尊信儒家，這在《史記》中有許多表現：列孔子世家，詳記七十弟子及孟荀，《自序》尤推崇孔子作《春秋》。但他卻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示異議；對漢代儒宗叔孫通和以儒術拜相封侯的公孫弘極為鄙視，尤憎惡『以經義斷事』的誣妄酷法，這都表明他對儒家學術自的取捨，具有極可貴的批判精神。」
後來《漢書》的編者班固批評《史記》「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如果從本文前面的介紹和分析來看，班固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實際上印證了司馬談對司馬遷的影響。班固還批評《史記》「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其實都不公正（在《史記》中，司馬遷把孔子列為與王侯相等的「世家」，並專門寫了仲尼弟子列傳，這是遠遠高於先秦百家的地位），無非是反映了班固自己看不起遊俠和商人的社會偏見，他不能理解司馬遷在儒家思想已穩居正統地位之前所繼承的思想自由和思想寬容罷了。
順便說到——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司馬遷雖然繼續了父親「太史公」的職位，成為官方的歷史記錄者，他的《史記》雖然成為中國古代「正史」《二十四史》的奠基之作，但他的這部書在漢朝卻曾經成為「禁書」。
張新科、俞樟華所作的《史記研究史及史記研究家》（《史記研究集成》叢書第十三卷）一書提到地：由於《史記》不符合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觀點，以及其中有諷刺帝王之語，「統治者千方百計阻撓《史記》的傳播。除皇家圖書館人員，要想看到《史記》必須得到最高統治者的允許。」
據《漢書•東平思王傳》，漢宣帝的兒子劉宇在成帝年間來朝，要求借閱《史記》，就沒有得到允許。理由是：「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這樣，「《史記》在東漢中期以前還未得到廣泛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