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略】《史記》其書體例

司馬遷開創了宏偉而博大精深的五體結構體史例,從而孕育了紀傳體史書的誕生。自班固以下,歷代效仿,成為中國傳統史學的主幹。《史記》成為飲譽世界的名著,體例的創新起到了重要作用。體例是一部典籍各部分之間聯繫的方式和方法,是反映作者世界觀、主導思想,特別是所要包含的內容的載體,即創作思想和創作內容的表現形式。《史記》的體例充分體現了司馬遷對所記時代的社會結構、結構間的相互聯繫與發展變化的觀點,清楚客觀地表現所記各種人物、事件、典制等在社會歷史中所處的位置,正確認識各種人物、事件、典制等對歷史影響的性質與作用。因此,它既是作者所處時代的歷史認識水平的一個側面的如實反映,同時也是作者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學術上的生動體現。從這樣的理解出發,就會更清楚地認識到《史記》開創的五體史例的重要意義。

《史記》體例由五體構成:《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原題《太史公書》,東漢桓、靈之際,始名《史記》。

1.本紀

「本紀」之意是法則、綱要。採用編年、記正朔的形式,以王朝為體系,記載天子、國君及時勢主宰者的事跡,反映朝代變遷大勢,是認識歷史的綱紀。司馬遷考察王跡興衰的歷史,詳略有別地區分時代大勢,作十二本紀,將漢以前歷史劃分為上古、近古、今世三個段落。五帝、夏、殷、周等四篇本紀寫上古史,合稱五帝三王。其中《五帝本紀》敘述傳說中的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時代的史事,大體反映了古代氏族社會末期的一些歷史線索。《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分別敘夏、商、周三代的史事,是關於三代史實惟一較系統較完備的記載,從中可以了解我國古代奴隸制國家形成、發展與衰亡的歷史脈絡。中心是表現儒家宣揚的「德治」政治的興衰,突出記載了堯、舜的禪讓,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秦本紀》、《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三篇本紀寫近古史,中心表現春秋戰國以及秦漢之際霸政興衰的歷史。《秦本紀》、《秦始皇本紀》,敘秦先世業績,以及秦始皇併兼六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和二世而亡的有秦一代的史事。《項羽本紀》,敘秦末及楚漢之際的史事,主要記楚敗漢興。《高祖本紀》、《呂太后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孝武本紀》,集中敘述了漢興百年間的史事,是《史記》的當代史部分。中心表現漢家得人心歸附而興起;劉邦戰勝了暴虐的項羽而有天下;呂太后「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進而得出結論:「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漢家以力取天下,承襲秦制而無為,帶著道家的色彩,是德力結合的政治。漢武帝外儒內法,以多欲取代無為,時勢又為之一變。漢興,隆在建元(前140—前133),由於過度使用民力,在漢武帝鼎盛之時已顯露出衰敗的端倪。「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可以從十二本紀的王跡興衰變遷中總結出規律來,那就是民心向背決定著事勢的發展。在司馬遷筆下展示出德與力兩種政治的對比:秦國兩個本紀寫取天下「得之難」與「失之易」的對比;項羽、劉邦兩本紀寫強弱轉化的對比,都是民心向背起了根本的作用。《史記》以人為中心述史,本紀的勾畫,正是全書的著述大綱。

2.表

《史記》十表,因「並時異世,年差不明」而作。以表列三代以來的世系與年代,以時間為中心綜合記錄當時發生的各種歷史事件。十表統括了錯綜複雜的年代與區域發展,分為「世表」、「年表」、「月表」三類。

十表編年與十二本紀互為經緯,劃分時代段落,展現天下大勢,亦為全書綱紀。兩體篇目均按年代順序排列。年表編年進一步以時代變革劃分段落,打破了王朝體系,揭示天下大勢更為明晰。十表明確地劃分古代三千年史為上古、近古、今世三個段落、五個時期。上古史表分為《三代世表》和《十二諸侯年表》兩個時期:《三代世表》,起黃帝,迄西周共和,表現積德累善得天下的古樸時代;《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迄孔子卒,即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476年,表現王權衰落的霸政時代。近古史表分為《六國年表》和《秦楚之際月表》兩個時期:《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迄秦二世之滅,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07年,表現暴力徵伐得天下的戰國時代;《秦楚之際月表》,起陳涉發難,迄劉邦稱帝,即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1年,詳著月表以表現五年之間天下三擅的劇烈變革時代。從秦亡至西漢統一是五年,但月表溯及陳涉發難,共八年。漢世諸表為今世史表,一個時期:漢興以來六表,分類條析,表現大一統的今世時代。

《史記》十表是司馬遷的精心之作,它以經緯縱橫的形式表現天下大勢,又能把紛繁的歷史內容納入尺幅之中,使人一目了然。十表還以多種結構的形式表現筆法義例。十表的內部結構分為四種:《三代世表》譜列五帝三代世系,以帝王世次為經,以諸侯世係為緯;《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以年月時為經,以國為緯,表現自西周以來諸侯分封以及興衰發展大勢;《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是分類表現百年漢史一個時期的歷史,故以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年經而人緯,觀君臣之職分。十表內容不僅表現天下大勢,而且緊密地與本紀、列傳互補,凡傳之不勝傳而事實又不容盡沒的歷史人物,則載於表中。由於十表結構的特殊和文字簡明,所以它容納了大量的歷史內容以資考證,並且是聯繫紀、傳的橋梁。

3.書

「書」是以事類為綱,敘述同類性質的重要史事及其發展過程。八書之中,《禮書》、《樂書》、《兵書》亡缺,後人分《律曆書》為《律書》、《曆書》,以足八書之數(依司馬貞說)。今本八書中《禮書》、《樂書》、《律書》正文前均有序,研究者認為為司馬遷原文,或為司馬遷草創未就,後人有所改竄、增補,尚無定論。司馬遷認為禮、樂、兵、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等八個方面,是經國大政,因此,八書的內容是影響國家社會政治發展的重要典章制度。其中《禮書》、《樂書》,記述禮樂制度,多發議論,闡述了禮樂是維繫社會統治的一項根本原則,目的是明確封建等級制度。《律書》,主要記述五音六律,闡述了律、呂之間的關係,認為六律是萬事的根本,在典章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並認為律、呂的平衡與否,關係到是否會發生戰爭。所以,在此書中系統地陳述了自黃帝至近世軍事家的事跡並總結其思想、經驗,以說明戰爭的規律及其對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曆書》(只存原序),記述黃帝以來夏、商、周至漢代制定曆法的思想、制度及其有關的曆法發展情況,論述自古以來制定曆法都是以日、月、五星的運行規律作標準,以觀察四時物候為驗證,體現了司馬遷遵從客觀實際的進步思想。《天官書》,記天文星象,它在兩千多年以前精確地記載了幾百個星體、星座及其出沒的時間和季節運行的規律,與我國古代第一部記星象的《甘石星經》具有同等不朽的價值。但從文化思想的發展方面看,《天官書》最重要的價值,是表現了我國古代關於「天人合一」的重要思想。《封禪書》的前一部分,記述秦以前的封禪大事,也記山川形勢;後一部分主要敘述漢武帝封禪事,體現了與皇權神化的思想密切結合,表現了人對天地觀念的利用及人自身的追求。司馬遷雖然在一定程度對封禪持肯定態度,但對漢武帝實行封禪是取批判態度的。《封禪書》將漢武帝物慾不盡,夢想長生不老、升空登仙的種種意念、思慮和盤託出,就是對他的抨擊和否定。《河渠書》記述了全國的主要河流與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諸如禹疏九川入海、開鴻溝通濟汝淮泗、蜀守李冰鑿建都江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秦修鄭國渠等,也記述了漢代治理黃河等大型的水利工程,反映了統一規劃與管理修治全國的灌溉系統是古代國家的一項重要職能。但是古代國家治水的更加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漕運,為中央政權提供所需的糧食和其他物資。所以,《河渠書》在政治思想上,充分體現出肯定了「官民」利益的一致性。《平準書》,主要記敘了漢武帝時代的財政經濟政策,展現了漢初百年間經濟的發展和變化,突出表現了「官民」之間的利害關係。《平準書》首先記漢初的休養生息使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然後述漢武帝時代封建國家經濟的繁榮,進而轉向指出漢武帝所推行的外攘夷狄、內興功業而導致國家財政空虛。由此而採取的「興利」的種種措施,不是發展生產,增加財富,而是與民「爭利」,結果是一切社會弊病均由此生。司馬遷將《平準書》列為八書之一,把經濟財政政策納入「國家大體」之中,反映了司馬遷思想觀念的進步性。

4.世家

「世家」是《史記》五體中比較複雜的一種。它是用編年和紀傳的形式,記載捍衛天子的諸侯、有功於國家的勳貴、於民族有傑出貢獻的先賢、於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的俊傑的家族或個人的歷史和事跡。雖然世家所記人物複雜,但仍可以依其性質做出明確的歸類。《史記》三十世家,可以分為六類:(1)從開篇的《吳太伯世家》第一至《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所記為春秋時代的列國諸侯吳、齊、魯、燕、管、蔡、曹、陳、杞、衛、宋、晉、楚、越、鄭,又加上戰國時代的各國諸侯田齊、韓、趙、魏等,他們都是周王朝的屏藩之臣。這一類是編年紀事,形式上與本紀大體相同,只是比本紀地位略低一等。又因不是採用紀傳體,在記事上不如列傳詳盡。(2)《孔子世家》,孔子入世家,是因為他雖是處在勢衰道微時勢下的一布衣,但他編修「六藝」,為維護天子的地位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也是為漢朝制度立下了大經大法,符合司馬遷所定的列入世家的條件。(3)《陳涉世家》,陳涉入世家,是因為漢朝的建立,陳涉有首難之功。(4)《外戚世家》,司馬遷所說的「外戚」不同於後世所說的皇后的家族,而是專指皇家婦室。這裡所記的是呂、薄、竇、王諸太后及衛皇后、王、李二夫人。司馬遷認為皇太后、皇后是王室的輔佐,與王朝的興衰關係密切。(5)《楚元王世家》、《荊燕世家》、《齊悼惠王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此六家均是王室宗親,是王朝「藩輔」,天子「股肱」。(6)《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他們是漢代開國的社稷之臣,輔弼肱股。

《史記》世家的人物、侯國的構成可謂林林總總,但哪些人可以入世家,司馬遷有其明確的標準,這就是「非天下所以存亡」者不著。(《史記·留侯世家》)司馬遷遵循這一原則而確定可入世家的人物和侯國:列入世家的個人必須是對天下興亡有特別影響之人;列入世家的侯國必須是對歷史的發展、王朝的興衰發揮了重要作用之國。研究者曾對《史記》世家的概念作過種種概括,朱東潤概括得最為客觀明確,他說:「周漢之間,凡能拱辰共轂,為社稷之臣,效股肱輔弼之任者,則史遷入世家;開國可也,不開國可也;世代相續可也,不能相續亦可也。乃至身在草莽,或不旋踵而亡,亦無不可也。」(朱東潤《史記考索》)從世家的創作原則到各世家的具體寫法,都可以看出,司馬遷訂立列入世家的原則是為「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創作宗旨服務的。

5.列傳

「列傳」主要記述了周秦至漢武帝時期重要的歷史人物、民族、鄰國及各類特殊事業的有關事跡。從形式上可分為五類:(1)專傳,指專為一人立傳。凡立專傳的人,均是司馬遷認為在歷史上具有獨特地位的人。(2)合傳,將若干人物合為一傳。這些人物,或是職業相同,事跡相關,或是前後相承,彼此相形。或對照或連類,故合傳人物往往打破時代界限,上溯下及,如《白起王翦列傳》、《魯仲連鄒陽列傳》、《屈原賈生列傳》等是下及,《扁鵲倉公列傳》是上溯。在連類相及時,合傳與類傳相通。如《孟子荀卿列傳》,附列人物十一人,實質是一篇先秦的「諸子列傳」。《汲鄭列傳》,可以看作是漢代的「黃老列傳」。這兩篇合傳均可視為類傳。(3)類傳,或是把性質相同、行為相類的人物並為一傳,以類標題,如《遊俠列傳》、《貨殖列傳》。(4)附傳,凡未入傳目標題的人物為附傳。專傳、合傳、類傳三種皆有附傳。正傳與附傳,表示列傳人物的主次,附傳並非為可有可無的附屬物。(5)自傳,七十列傳的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自傳。司馬遷的家世源流,論著始末,備見於此;《史記》的大綱細目,記述得粲然明白,其文字貫串,累累如貫珠,燦然奪目;作者的悲壯之情,力透紙背,豪放之氣,勢薄雲天。讀之令人振奮,催人深思,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最高體現。讀《史記》,不可以不讀《自序》。讀《史記》之前,不可不先讀《自序》。

《史記》五體,以七十列傳的內容最為生動活潑,豐富多彩,具有非常廣闊的社會面。歷史人物除了活躍於歷史舞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各色英雄豪傑之外,下層社會的俠客、醫卜、商賈、俳優、博徒、獵戶、婦女等,凡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起過作用的代表人物都敘入史中。時間從上古到當代,地域從中原到八荒。司馬遷不僅把周邊民族納入史傳,還把大宛等外國民族納入史傳,使《史記》具有古代世界史的意義。

司馬遷在運用《史記》五體的過程中,在卷前或卷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明他對歷史人物的愛憎、對歷史事件的評價,後世稱之為「《史記》論贊」。「太史公曰」在形式上仿自《左傳》的「君子曰」,但把這種形式發展成為史學理論,卻是司馬遷的首創。「太史公曰」的內容非常廣博,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倫理世俗等,往往補篇中所未備。議論宏闊,筆勢縱橫,言辭精練,旨意深微,或敘遊歷所得,或揭示取材義例,或明述作之旨,皆直抒胸臆,觀點鮮明,構成了系統的歷史學理論,是我們了解研究司馬遷思想的主要根據。

總括五體所載內容,本紀側重載述朝代興亡及政治演變大勢;表側重闡發歷史發展的階段大勢;書側重探討天道觀和典章制度的演變,並指陳時政;世家側重表彰對促進歷史的發展、維護王朝的統一作出貢獻的諸侯和個人;列傳側重記載不同時期各色代表人物的活動,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幾種體裁相輔為用,相得益彰,融合為一個整體,載述了豐富的歷史內容,蘊涵著深刻的歷史哲學,從而構成了博大精深的體系。

（本文選自中華書局《二十五史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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