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對於《史記》在國外的流傳情況及其研究，了解不多。近年來有零星的著述出現。值得介紹的是，青年學者覃啟勳出版了《史記與日本文化》，系統地介紹了《史記》在日本的流傳情況及其影響，填補了學術空白。張新科、俞樟華二人所著《史記研究史略》一書，寫了《國外史記研究概述》一章，也作了簡略介紹。這裡據二書提供的資料，撮述其要。
據中國史籍記載，在魏晉南北朝時，《史記》已流傳到國外，首先是毗鄰的高麗，即今日之朝鮮。李延壽
《北史•高麗傳》和《舊唐書•高麗傳》都記載了《史記》與中國的《五經》及兩《漢書》等漢籍傳播到高麗，倍受高麗人的喜愛。當代朝鮮人民保留了雅愛《史記》的熱情。據南朝鮮《出版雜誌》1988年2月5日號介紹，南朝鮮漢城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的漢學家李成佳的《史記》抄譯本，收入《大學古典叢書》，列為大學生的基本閱讀書，這在國外是不多見的。
《史記》在日本流傳最廣。據覃啟勳氏的考證，《史記》是在公元600至604年之間，由日本聖德太子派出的第一批遣隋使傳人日本的，並立即在政壇上產生影響。到了明清之際，是《史記》東傳日本的黃金時代。不僅數量大，而且品種全。《史記》全本、選本、各種注本及工具書，無所不包。《史記》傳人日本後，受到社會各界的極大重視，在政治、教育、史學、文學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政治方面的影響。公元604年，日本聖德太子頒布《憲法十七條》，引進了《史記》蘊含的儒學義理及封建大一統思想，為公元605年的大化改新奠定了理論基礎。聖德太子認為日本國君稱「大王」已不合時宜，而從《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移用"天皇"的稱號加給了推古天皇，從此，歷代天皇成了日本民族的象徵和日本民族內聚的核心。天皇神權制度的建立是深受《史記》所載天人感應思想影響的。據日本《正齋書籍考》、《三代實錄》、《日本紀略》以及《扶桑略記》等史書的記載，推古天皇以降，歷代天皇都有攻讀《史記》的風氣。著名的明治皇就特別喜讀《史記》，他每逢二、七為專攻《史記》日，所用課本為鶴牧版之《史記評林》。此外，為了培養大批了解外國的政治人才，日本朝廷曾將數百"傳生"組織起來攻讀《史記》等「三史」。與此同時，日本皇室還經常將《史記》作為賜品恩賜給府庫，以供政府之文武百官學習研究。在教育方面的影響。明治以前，《史記》是宮廷教育和藩校重要的教學科目，明治以後 普及於大、中學校。聖德太子就是精讀《史記》的人。由於宮廷教育對《史記》的重視，使得許多朝廷官員也雅愛《史記》，不僅能理解《史記》所述義理，而且取材《史記》題詩作賦。到了奈良、平安時代，《史記》不僅是宮廷教育的必修課，而且是日本"紀傳儒"的必讀書。在室叮、江戶時代，《史記》更是日本政治家普遍愛讀之書。著名的培養武士的足利學校和幕府所屬各藩校都把《史記》等漢籍定為必修的教學科目。日本中世紀武家教育對《史記》的重視，說明已在教育上普及於層，明治以後，《史記》已普及於廣大社會。日本人學習《史記》很重視對實際知識的吸收。政治家吸收《史記》蘊含的儒學義理，士庶百工重視具體知識。例如醫學家們就把《扁鵲倉公列傳》列入必讀之書，從中吸取醫藥學知識。總之，《史記》在教育上對日本朝野各階層產生了重大影響，以至於僧侶研讀《史記》產生了桃源瑞仙這樣的高僧《史記》研究學者。
在史學方面的影響。史記》傳入日本是中國史學傳入日本的標誌，在此之前，日本尚無自己的國史和史學日本第一部國史《古事記》、第二部國史《日本書紀》先後於公元712年、720年完成，這兩書雖然都是編年體但都直接受到了《史記》的影響。從時間上比較，日本國史是在《史記》傳入一百多年以後才產生的，無疑是受《史記》啟發而作的。從名稱上比較，《古事記》與《日本書紀》兩書的得名，與《史記》直接有關。中國正史第一部《史記》用""，第二部《漢書》用「書」，故日本國史第一部《古事記》用「記」，第二部《日本書紀》用「書」之名，仿照痕跡至為明顯。
《日本書紀》原名《日本書》，因該書體例仿《史記》撰寫「紀」、「傳」、「世家」、「志」、「表」，因只寫成了編年的帝王本紀，故於「書」之後加注小字「紀」，而為《日本書紀》，傳抄而成《日本書紀》。從內容上比較，《古事記》是集日本太古神話大成的史書，《日本書紀》也以神話傳說開篇，這些都是依仿《史記•五帝本紀》神話傳說為述史開篇的重要例證。在記述情節上也有取資於《史記》的例證。比如《五帝本紀》有「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的傳說，而在《古事記》中也有「這個漂浮著的國家」的上古洪荒記載。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先生在研究《古事記》的「物語」時，認為仁德天皇都字治稚郎之子相互讓位的故事，再現了吳太伯與伯夷叔齊的故事。由上所述，《史記》開啟日本史學，其影響是無可估量的。在文學方面的影響。
首先是《史記》傳入日本以後，促使了日本記紀文學的產生。記紀文學是日本古典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事記》與《日本書紀》就是日本記紀文學的代表作。在《史記》對這兩部著作產生史學影響的同時，也產生了文學影響，可以說這也是《史記》本身的性質與價值決定的。
其次，日本著名古典文學《源氏物語》與《史記》有著重要 的淵源關係。本書寫成於11世紀，作者紫氏部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系統地學習了《史記》，因此，在後來的寫作中，能像司馬遷作《史記》一樣廣泛取材，精心製作故事，反映社會實態，並使作品充分顯示出富於感情、善於描寫和趨於自然的特色。作者還大量引用《史記》的文辭典故，甚至將《史記》中戚夫人的形象靈活地移植於《源氏物語》中，塑造了一位與之相類的桐壺皇后，進而通過細膩的構思和語言，揭示了當時本社會的真相和複雜矛盾。
第三，《史記》在日本漢詩領域地位顯著。日本漢詩，指用漢字所寫律詩，其中詠史詩大都直接取材於《史記》及司馬遷經歷。
《史記》在日本產生重大影響，自然有主客觀的原因。主觀因素是《史記》本身的價值所決定的。日本學者對《史記》取得的文史成就有很高的評價。如岡本監輔說：「《史記》上補《六經》之遺，下開百史之法、具體莫不兼該，其文章變幻飄逸，獨步千古。」對《史記》的史學和文學總成就作了肯定的評價。長野確稱讚《史記》為「良史」。齋堂正謙評價《史記》文章為「群玉圃」、「連城之寶」的「絕佳」之作。日本諸多學者的評論，不一一具引。客觀因素有兩個方面，一是政治影響，日本上層社會從皇室到臣僚都極為重視《史記》，世風所及，被於眾庶。二是日本漢學界研究《史記》取得重大成果。據初步統計，日本歷代以來研究《史記》的名家有近160人，研究的專著較重要的有近二百種，至於單篇的論文則不勝枚舉。在日本學術界有一支實力強大的《史記》研究隊伍，歷史悠久。就近現代而言沈川資言、水澤利忠、宮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等就是知名的《史記》研究專家。
日本學者研究《史記》，具有很多可資借鑑的實踐。
第一，重視《史記》的和譯，普及工作做得很有生氣。據日本資料記載，著名僧人、學者桃源瑞仙於文明年間（公元1464-1487）親手寫成《史記桃源抄》十九卷，這是日本最早的「國字解」《史記》。日本大正十四年（公元1925年）五月五朋堂書店出版了豫本哲三的《對譯史記》，將原文與譯文對舉，極便閱讀。據不完全統計，日本的《史記》全譯本和選譯本有近百種之多。諸多和譯的本子，為廣大不通漢語的日本民眾學習《史記》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二，第二，重視原文訓估與校勘。這方面集大成的工作，不能不首推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及水澤利忠的《校補》。這兩部書傳到國內，對中國學者研究《史記》也有很大的促進。
第三，突出人物傳記，研究文史並重。這裡所說的人物傳紀包括《本紀》、《世家》、《列傳》三個部分。日本的普及讀物《中國古典名著解說》在介紹《史記》時就詳於人物傳記而略於書表，並稱譽《史記》是「探求人類歷史的名著」。專家著作如野口定男的《讀史記》，全書十五篇論文，第一部分三篇為總論，第二、三兩部分凡十二篇論文，只有一篇論表，而有十一篇論人物傳記。第四，長於資料匯集。資料匯集是科學研究的基礎。
日本學界在《史記》研究方面之所以取得豐碩成果，是與日本學者注重資料匯集密不可分的。這方面，我們國內的工作顯然有差距。上述日本學者研究《史記》的特點，許多方面是值得我們借鑑的。特別在資料匯集上，有兩本名著值得介紹。
其一，《補標史記評林》，這是一個匯評讀本。是書成於1884年6月，輯評者有井範平，我國明代學者凌稚隆的《史記評林》匯集了由晉至明的150家評論，引用書目達140餘種，後又經李光縉增補，內容更為豐富，幾乎將明以前評論《史記》的零散文章都搜集在一起了，為讀者閱讀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在明清時代倍受讀者歡迎。是書傳到日本以後，有井範平尤以為不足，再次作了增補，除訂正謬說外，補充凌氏的遺漏以及大量清人評論，稱《補標史記評林》。有井範平本人也加了不少按語，側重於《史記》文章的藝術評論。如有井氏評論司馬遷寫項羽、高祖兩個人物說：「《項羽紀》奔騰澎湃，《高祖紀》汪洋廣闊，筆仗不同，各肖其人，可謂文章有神矣。」又如評蘇秦、張儀二傳說：「史公作傳，每一人用一種筆仗，至蘇、張二傳，筆仗相配，機調又相合。蘇傳有蘇代附傳，張傳有陳軫附作，是筆仗相配也。二傳縱橫變化，極寫精神態度者，亦相似，是機調相合也。蓋史公胸中早知以蘇、張為反覆一流之人也。」這些評論指出了司馬遷寫人藝術，筆法多變，是很中肯的。
其二，《史記研究書目解題》，池田四郎次郎和池田英雄父子合著，1978年10月由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版本、總說、校訂注釋、校勘、文字、音韻、文評、佳句、名言、史漢異同、太史公年譜、地理、國字解、稗史、史記研究關連圖、附錄等十六個部分，對六百多種《史記》研究的有關著作作了題要介紹。該書將中日兩國的《記》版本，《史記》註疏，《史記》研究專著、工具書，以及涉及《史記》的論著如顧炎武《日知錄》、章學誠《文史通義》、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等都包舉於一編。其書規模之宏大，體例之專精，涉獵之廣博，收書之殷富，遠遠超過我國同類著作，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日本學者可通過該書了解我國一千多年來《史記》研究的基本成就和發展變化；同時中國學者也可通過該書了解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該書著錄日本學者的《史記》研究論著有190多部，成績斐然。從題評看，日本學者的論著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有的是選讀，安滕定格的《史記讀本》、田中慶太郎的《史記讀本》及《幻雲史記抄》等；有以辨誤為主的，如恩田維周的《史記辨疑》、古賀煜的《史記匡謬》等；有以輯遺為主的，如水澤利忠的《鄒誕生史記音佚文拾遺》、《劉伯莊史記音義佚文拾遺》、《陸善經史記注佚文拾遺》等；有以考證為主的，如龜井昱的《史記考》、大島贄川的《史記考異》、岡本保孝的《史記考文》、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水澤利忠的《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等；有以評論為主的，如三 島毅的《史記論贊段解》、森田益的《太史公敘贊蠢測》、小倉芳彥的《史記私議》、竹內照夫的《司馬遷史記入門》等；還有以翻譯為主的，如本哲三的《對譯史記》、加騰繁、公田連太郎合著的《譯註史記列傳》、小竹文夫的《現代語譯史記》等；此外還有以研究版本為主的，如岡本保孝的《史記傳本考》、池田四郎次郎的《史記的版本和參考書》、水澤利忠的《史記古本考》等等。我們國內的論著，幾乎都能流傳到日本，而日本學者的大多數論著沒有能被引進到國內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我國學術界和出版界是需要作出一番努力的。
在國外《史記》研究中，前蘇聯人民也很重視司馬遷和《史記》。蘇聯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史和中亞西亞各民族的時候，廣泛地運用《史記》這部不朽著作的資料。在蘇聯的一些大學中，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的學生都選了《史記》這門課程。蘇聯漢學家科學院院士阿列克塞耶夫，曾翻譯了司馬遷的許多著作。國立文學出版局版了司馬遷的選集。1955年12月22日,蘇聯學術界在莫斯科舉行盛大晚會，紀念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誕生二千一百周年，1955年12月27日《光明日報》發表了蘇聯學者雅•沃斯科波依尼科夫寫的報導。從這篇報導中，我們可以了解蘇聯學者對司馬遷的《史記》的重視和評價。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古別爾在開幕詞中稱讚司馬遷是「中國的第一個歷史學家、最偉大的文學藝術家和古代中國的一位卓越學者的《史記》的編輯者」。歷史學碩士圖曼在會上發表了長篇的學術報告，生動地敘述了司馬遷的生活道路和創作情況，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學術地位，認為「司馬遷真正應當在大家公認的世界科學和文化泰鬥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國家美、英、德、法等國的漢學家也對《史記》很感興趣。美國漢學家瓦特遜著有《司馬遷傳》，羅切斯特大學魏漢明教授正在選譯《史記》。英、德漢學家也翻譯過《史記》中的名篇。法國漢學家沙畹曾把《史記》從《五帝本紀》到《孔子世家》這些篇章譯成法文，並加以注釋，這在法國是一個有影響的讀本。法國還出版了法籍華人學者左景權先生的《司馬遷評傳》。前幾年，法國巴黎還成立了《史記》研究中心，這是國際上第一個專門的《史記》研究機構，它對法國漢學家們研究《史記》，起了很好的組織推動作用。世界各民族，凡創造了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文化珍品，它既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財富，也是整個人類的文化財富，因此它是沒有國界的。《史記》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主庫中的藝術珍品，而且也是世界古代文化苑地裡的奇葩，1956年司馬遷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既是中華民族的驕做，也是全人類的驕傲。隨著現代科學文化的進步，文化交流的加強，世界各人民研讀《史記》和尊敬司馬遷的人越來越多，研究司馬遷和《史記》將進入一個新階段。1979年，我國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史記選》，也為外國朋友閱讀《史記》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