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曾是日本古代教育中重要的教科書

[摘要]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記》是重要的教科書。日本古代設有專門講習歷史的「紀傳道」，修習「紀傳道」的學生被稱為「紀傳生」。《史記》是這些「紀傳生」的必讀之書。

《史記》

作者：孫衛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華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影響力，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東亞地區逐漸形成了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文化傳統。中國書籍經、史、子、集源源不斷地流傳到周邊各國。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朝鮮半島一直以漢字作為官方文字，科舉考試也仿效中國王朝，以儒家經典為主要的考試範圍，因而促使朝鮮士人閱讀中國典籍，進而推動了中國典籍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古代日本對中國典籍也相當重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日之間的海上航路被稱之為「書籍之路」，幾乎每一部比較重要的中國史書，都傳到了日本，有著程度不同的影響。對於越南，也有著類似的影響。

中國史籍在東亞的流傳，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一部偉大的傳記文學巨著，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有著重要地位，對中國後世史學和文學影響深遠。同時，對東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越南等地，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他們學習中國歷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們編寫史書仿效的目標，甚至是議論朝政參考的對象。

司馬遷的《史記》很早就傳入朝鮮半島，歷史上一直被奉為經典。三國時期、統一新羅和高麗時期皆重視對《史記》的學習，朝鮮王朝進一步弘揚這個傳統。《史記》既是朝鮮儒士喜讀的史學著作， 也是其科舉的重要內容和世子侍講、國王經筵日講的重要史書， 在朝鮮王朝的政治文化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朝鮮世子的培養非常重要，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習讀經史，《史記》是必讀書籍。同樣，如同中國朝廷的經筵制度一樣，朝鮮王廷也舉行經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國王講授儒家經典與重要史籍。朝鮮國王要求大臣不僅要精通儒家經典，也要精通中國史書，以備顧問。《史記》是歷朝國王經筵中必講內容。大臣往往借講史之際，聯繫現實政治，提出參考建議，以便更好地治理王朝。燕山君時期，領事魚世謙對國王說：「進講《史記》，欲觀古人已行之事，法其善、戒其惡也。」明宗時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聖學高明，《四書》必講之後，當以《史記》進講。治亂興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記》。」可見，總是將治國之事與講《史記》聯繫起來，這樣，使經筵日講有經世致用之功效。

同時，朝鮮還從《史記》中編選了許多著作，而以朝鮮國王正祖御定的《史記英選》最為引人注目，其內容選自《史記》。此書雖為史抄之書，但出自朝鮮國王正祖御定，長期為其宣教所用，此後更被奉為經典，指令群臣朗讀背誦，充分體現了此書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史記》對朝鮮的深遠影響。

朝鮮古代史書體裁與中國一樣，最為重要的乃編年與紀傳二體。在討論紀傳體時，都首先肯定司馬遷《史記》的開創之功，後世紀傳體史書都遵循司馬遷所創設的規制。「後世作者，一遵史遷規制。」這成為朝鮮史家編撰紀傳體史書的基本理念。高麗王朝金富軾主編的《三國史記》和朝鮮王朝鄭麟趾主編的《高麗史》是朝鮮半島歷史上「兩大官修正史」，莫不是效法司馬遷的《史記》。朝鮮學人就稱：「本史則有高麗金氏富軾《三國史記》、本朝鄭氏麟趾《高麗史》……本史，遷、固之遺。」 「本史」，即是紀傳體史書，明確指出乃是「遷、固之遺」，完全是效法司馬遷和班固的史書。這兩部史書都是由王室主導、大臣監修的紀傳體官修史書，因而無不是以《史記》作為模仿對象。

《史記》何時傳入日本，有不同說法。一般認為，公元600年聖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正是他們把《史記》帶回了日本，這是中國史學始傳日本的重要標誌。《史記》傳入日本後，頗受重視。推古天皇時期，聖德太子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將「天皇」一詞，移植過來，不再使用「大王」，此後，「天皇」成為日本民族的象徵。604年，聖德太子將《史記》的大一統思想引進《憲法十七條》，為其「大化改新」奠定了思想基礎。

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記》是重要的教科書。日本古代設有專門講習學問的「大學寮」，其中設有專門講習歷史的「紀傳道」，修習「紀傳道」的學生被稱為「紀傳生」。《史記》是這些「紀傳生」的必讀之書。「紀傳生」學成後，常擔任大學頭、侍讀、式部大輔等要職，成為公卿，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亦有部分學生被選派到「撰國史所」，參與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動。到室町時代，幕府設立足利學校，足利學校中規定「學校不得講解除《三注》、《四書》《六經》、《列子》、《莊子》、《老子》、《史記》、《文選》之外的其他內容」。可見，古代日本學校對《史記》的重視，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日本最早的史學著述，大約出現在6世紀前半期的繼體天皇、欽明天皇時期。此後《六國史》出現，乃是日本奈良、平安時期官方編撰的六部日本國史書，即《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的總稱。《日本書紀》成書於八世紀，史料上直接參考過《史記》，體例上也直接借鑑了《史記》的體例。按天皇立卷，編年記事。同時，其借鑑《史記》中的正統思想，以說明天皇繼承中的正統問題，把天皇敘述為天照大神的後代，有別於其他血統。這種觀念沒有《史記》的影響，在當時是不可能形成的。隨後《續日本紀》等五部史書，繼續弘揚《日本書紀》的特點，吸收和繼承《史記》所開創的紀傳體史書的某些特點。

日本史學史上最著名的漢文紀傳體日本史，是江戶時代水戶藩德川光圀主持編纂的《大日本史》。此書1657年開館，一直到1897年才基本完成，最終於1906年出版，歷時250年。記載了神武天皇即位至南北朝終結的日本史，分本紀、列傳、志、表四部分，合計三百九十七卷（另有目錄五卷）。此書乃日本最重要的紀傳體史書，在日本史學史、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此書多方面模仿了以《史記》為代表的中國紀傳體史書。為天皇立本紀，為大臣立傳，亦根據日本社會的情況，設立一些特殊的類傳；根據日本特點，對中國紀傳體史書中《志》的體例進行改進，編成十志。在義例與正統方面，我國古代正統論是應王朝更替而產生的，這與皇統萬世一系的日本有著根本差別。故《大日本史》既有模仿中國史書的特色，也有自身的特徵。

安南半島在五代之前屬於我國郡縣，五代時期，越人吳權開始獨立，其文化已經印下了深厚的漢字文化的印記，司馬遷《史記》等中國古代史書早已為他們熟知。《史記》也是越南儒士需要閱讀的最重要的史書，亦是他們科舉考試的內容。之後越南古代史書體裁也是在《史記》等中國史書的影響下而生成的，主要採用紀傳體、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其中最重要的編年體史書乃漢文編成的《大越史記全書》，該書於後黎聖宗洪德年間（1470-1497），由吳士連編纂，收錄了自鴻龐氏時代以來的傳說及史實，最後於1697年，由黎僖負責增補至後黎嘉宗德元二年（1675年）的史事，歷時二百多年。全書二十五卷，分外紀全書、本紀全書、本紀實錄三部分，是越南歷史上最重要的編年體通史，乃是效法《史記》之本紀部分而成的。

總之，在傳統的東亞世界中，《史記》是各國君臣與儒生必讀之書，也是他們議論朝政的重要依據；同時藉助閱讀《史記》，強化其正統思想。在編撰史書之時，無論是塑造本國與本朝的正統性，還是在史書體裁、史料上，皆不同程度地受到《史記》深深的影響。《史記》在傳統東亞世界的政治與文化中，有著深遠的影響。（原標題：《史記》對東亞政治文化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