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樣厭倦了教育界
顧頡剛
我是民國二年就進北大預科的，可以說是一個「老北大」。自民九本科畢業之後，留在本校當助教，直到張作霖入關才離開。在這六年中，因為管的是國學研究所的編輯事務———《國學季刊》、《歌謠周刊》，所以可以儘量讀書寫作。那時的北大是全國知識分子所仰望，而我操著刊物的筆政，所以每發表一篇文章就為全國人所傳誦稱道。我聲譽日高，許多大學請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這環境，只是不接受。直到奉軍來了，聽說通緝的黑名單裡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於廈門大學。我沒有經歷講師和副教授兩種階級，直從助教升為教授，這是在一般情形裡所沒有的。從此到現在，我教了12個大學，東南西北都走遍了，這教書的職業成了打不破的飯碗。這實在要謝謝北大給我的恩惠。可是我許多年來所受到的打擊，所發生的煩惱，也大都由於我是北大出身的緣故。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應當公開；但因不說這些即沒法了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從事於商業的原因，所以我還是寫出這一章。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因為《魯迅全集》裡說到這事，所以許多朋友也常來問我，我現在借這機會和盤託出。
北大自從蔡先生做了校長，引導學生自由思想並做社會活動，積了四五年的力量，於是有五四運動的軒然大波，北大就一躍而成為全國政治和文化的領導者。因為成功太快，所以不幸的根苗也就伏在裡面。蔡先生組織教授會，定出教授治校的辦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權。權之所在成了爭奪的目標，於是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兩大系，用團體的力量做鬥爭的工作。校裡要請一位教員，他如是美國留學的，那麼「法日派」裡必定提出一個他們的人，要求同時通過；「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這樣以保持其平衡。假使單是這樣，還不妨事，而無如「法日派」的後臺乃是李石曾，他是蓄意打倒蔡孑民的。李氏前在法國辦進德會，辦勤工儉學團，辦中法大學，蔡先生無不與之合作，他回國後蔡先生又請他到北大來教授生物學，我想蔡先生決不會有對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五四運動以後，蔡先生聲望委實太高，在全國人的心目中成了一個教主，也許李氏為了這點而吃醋。李氏是法國留學的前輩，他在北大裡當然成了「法日派」的領袖，但他不大出面，而專是利用別人來替他幹。他當時辦有中法大學，又辦有孔德學校，適值北京政府積欠學校薪水，北大同仁無法存活的時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學校裡，所以他的勢力就逐漸大起來。他不搶北大，因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搶到手也是麻煩；他專搶北京的各專科學校，搶的方法就是把原來的校長罵倒，或利用學生要求「改大」，爾後他介紹新校長給政府，這個學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顯的一個例，就是他利用魯迅、周作人在報上攻擊女師大校長楊蔭榆，爾後他介紹易培基為該校校長。現在《魯迅全集》俱在，請大家看看，楊蔭榆果有何種不可恕的劣跡，李石曾這人會播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覺間給他用了。如魯迅、周作人，我相信他們決不會甘心情願幫李氏搶地盤的，只因他們會寫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動他們，使他們自己覺得發於正義感而攻擊楊蔭榆了。
當時「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兩種刊物——「英美派」是《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法日派」是《語絲》和《京報副刊》——老是相對地罵。有許多事，只有北大裡知道，外邊人看著也莫名其妙；但這種罵人的輕薄口吻卻是傳播出去，成為寫文章的技術了。我在當時，深不願參加他們的陣營，但因師友間都是極熟的人，來邀請時又不容不做，於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問題短篇考證送去登載。我既非英、美留學，也非法、日留學，我的地位本來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態度對付他們豈不很好。但問題又來了，我的上司並不願意我超然。當時北大有「三沈」、「二馬」之號：「三沈」是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馬」是馬裕藻、馬衡兄弟。他們結成一個團體，成為「法日派」的中堅，魯迅、周作人所以常寫罵人文章就是由他們刺激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劃，所以他的綽號是「鬼谷子」。他看著陳、胡的勢力日漲，安徽人壓倒浙江人（「三沈」、「二馬」均浙江籍），總覺得受不了，所以他發動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長直接管各系，這案通過，文科學長陳獨秀就不得不去職了。我在北大畢業後回校工作，是胡適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開頭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這點錢不夠用，拿他私人的錢每月借給我30元（這筆錢我後來已還清），那時派給我的職務是圖書館編目。後來國學研究所成立，沈兼士先生又把我調到研究所。這一調固然更適於我的讀書，可是「兩姑之間難為婦」，我的厄運就此開頭了！胡先生寫了文章交給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來，沈先生就發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為什麼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實，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員，而且是研究生的導師。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開印刷廠的，為了發展業務，邀請北大教授編纂教科書，借研究所地方開一次商討會，為了派別關係，當然不通知胡先生。可是，胡先生是一個歡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聽了這消息，就打電話給沈先生說：「你們開會編教科書，為什麼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囑咐頡剛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記了吧？」這樣一來，這責任就落到我的頭上，好像顧頡剛已投身於「法日派」，有很深的黨見似的。我的為人只能行其心之所安，寧可兩面不討好，不願兩面都討好的，所以我和沈先生就漸漸疏遠起了，他當然對我很不高興。適會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找北大教授林玉堂回去做文學院長，並請他籌備國學研究所，於是他請了北大好多人前往，充實這兩個機關，而風潮以起。
廈大在那時是陳嘉庚獨資創辦的。他覓到一位林文慶博士，是學法律的，請他做校長。可是這位校長從小在外國，到這時年已六十餘，不懂得漢文，一切漢文文件均由秘書兼理學院長劉樹杞代看，因此劉氏成了實際上的校長。這個學校是行獨裁制的，和北大「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大不相同。林玉堂在北大裡呼吸自由空氣慣了，回到家鄉，只覺得和這位校長和這位秘書格格不入。北大裡有光榮的歷史，為全國所矚目，當然出來的人不免趾高氣揚一點。因此，不到兩個月工夫已經相持不下。林玉堂一心要把劉樹杞打倒，可是你越攻擊他，林文慶就越相信他。不久林文慶就宣布「陳嘉庚先生因為橡皮落價，要把國學研究所經費大量縮減」。
那時林玉堂從北大請去的人，沈兼士是國學研究所主任，魯迅、張星烺和我是研究員。魯迅在北京是罵慣人的，到了廈門，知道林玉堂受屈，也就大罵林文慶和劉樹杞，並寫文章在上海報上發表，好像林文慶的壞足和楊蔭榆、章士釗鼎足而三。有一次校長請客，席間，他說：「廈門盡多有錢人，眼看廈大經濟困難，一些也不肯幫助。如果有一個人肯出一個銅子，我們就請他當董事！」魯迅就站了起來，從口袋裡挖出兩毛錢，遞給校長，說：「我捐兩毛，可是我不想做董事！」林玉堂的哥哥玉奇一向以「傻」出名的，也跟了魯迅捐出兩毛。這一回，這位校長真下不了臺了，這個宴會就不歡而散，學校裡的空氣越來越緊張。
就在這時，魯迅和沈兼士就橫生枝節，攻擊到我的身上。魯迅因我在《語絲》、《現代評論》幾種刊物上都寫文章，久已嫌我為「騎牆派」。這時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鄉青年程憬在清華研究院畢業後尚未就事，要我替他在廈大裡找一個助教職位，這位青年也真冒失，沒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廈門，我非替他加緊進行不可，魯迅就說我「要在廈大裡造成一個胡適之派」；繼而又說「廈大裡胡適之派攻擊魯迅派」；繼而又說「顧頡剛是研究系」（研究系是憲政研究會的簡稱，在那時研究系是反對國民黨的）。有一個學生質問他：「你說他是研究系，有什麼論據呢？」他盛氣地答道：「這要什麼論據，我說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這位學生倒也幽默，出而告人道：「恐怕顧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所以成了研究系罷！」學校當局為了減低風潮計，看魯迅們攻擊我了，就來拉攏我，說：「即使研究所停辦，你和張星烺兩位千萬不要走！」當局一用這分化手段，更像我聯絡了學校來攻擊「魯迅派」了。那時真使我精神苦痛到極點。到今二十餘年，想著還是心悸。
廈大的風潮消息傳了出去，廣州中山大學的委員會只知廈大鬧風潮而不知道魯迅和我的糾紛，決議延聘魯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適值孫伏園到粵參觀，校中就把兩份聘書交給他轉，他回到廈大，和魯迅商量的結果，把我的聘書銷毀了，魯迅獨自前往。我蒙在鼓裡，毫不知道。魯迅既走，風潮更難收拾，學校長期停課。我那時彷徨得很，心想：魯迅雖對我攻擊，北大出來的團體還是團體，我為顧全團體的名譽計，在林玉堂弟兄及其他同仁被解聘的時候不該不走；可是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我走向哪裡去呢？不久，中大來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這一回事，便束裝前往。
論理，魯迅在廈大裡已經這般攻擊我了，現在他在中大，我又到中大去，不是自投羅網嗎？但我如不離開廈大，魯迅更要宣傳我是林文慶的走狗，攻擊起來更加振振有詞，我也更沒有法子洗刷。我現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說這句話了，看他用什麼方法對我。我第一天到了廣州，第二天魯迅知道了，就對學生說：「顧頡剛來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課了。學校裡為他罷了三天課。可是我的成績也為學生所知道，所以他們並不逼我走。學校當局起來調停，一方面派我到上海、蘇、杭一帶購書，一方面也批准了魯迅的辭職書。
本文節選自《顧頡剛自傳》(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