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投資為架，地方衝動是柴，生態城試驗虛火正旺。 （勾犇/圖）
倒掉的「帶頭大哥」
國際媒體唱衰：中國生態城計劃已經枯萎。
「這是公元2010年的上海，田園牧歌式的東灘碼頭上，微啜一口咖啡，眼前遊艇來去。」梅嬉蝶曾經這樣描述東灘生態城可能的美好。2010年，這美好一幕已然鏡花水月。
梅嬉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類學博士，生態城的經濟社會影響是她的研究旨趣所在。
2005年，中國兩個高調出場的生態城項目吸引了她的目光：上海東灘與遼寧黃柏峪。「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裡，東灘的生態城規劃在全球的業界和公眾中掀起了狂想。」梅嬉蝶原以為，「它本來可以成為世界上第一座生態城的」。
東灘一度深孚眾望。這座規劃86平方公裡的「零碳」城，由中英兩國最高首腦籤署合作備忘錄，上海市政府全資擁有的上實集團負責開發，擔綱「鳥巢」、「水立方」等項目設計的英國奧雅納公司負責整體規劃。
「我們2006年就已經按照要求把總體規劃和可持續指標遞交給了上實，但是很遺憾這個項目沒有按照預期走下去。」英國奧雅納公司全球設計總裁彼特·海德說，背後原因是什麼，他們也不清楚。
奧雅納所不清楚的原因，在今天看來已經不是什麼秘密。「東灘主要卡在了政策上。」原上實集團首席規劃師董山峰告訴南方周末。上實最終未能將東灘的農業用地轉化為建設用地，「『農轉非』實現不了，城市也就不可能起來。」
法國索格利公司可持續城市發展經理Antoine Daval以為，「對於中國趨之若鶩的生態潮，東灘會是一個安全閥。」這家公司如今是多家地方政府生態規劃時的座上賓。
然而，東灘並沒有成為一個「安全閥」。與它一樣宣告擱淺的，還有曾因實踐「從搖籃到搖籃」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自詡為「世界第一村」的遼寧黃柏峪。這個由中美可持續發展中心發起的示範項目最終因缺乏投資和無視民意而迅速「從搖籃走到了墳墓」。「包括美方合伙人在內的多家機構沒準備投多少錢，他們只是許給四百多戶家庭一個夢想。」曾在黃柏峪進行田野調查的梅嬉蝶說。
「帶頭大哥」已經倒掉，《紐約時報》、法國《解放報》等國際媒體據此唱衰：中國生態城計劃已經枯萎。
紛爭世界第一
「世界範圍內都還沒有一個可以衡量生態城的標準出現。」
旗手已成浮雲，地球上的第一座生態城花開何處？
今天看來，答案似乎寫在了渤海灣荒涼的30平方公裡鹽鹼灘上。距離天津市區45公裡的中新生態城，風車立起，路網織就。「在我所知的目前所有在建的生態城項目裡，天津是最有希望成功的。」全球生態城最有力的倡導者之一的澳大利亞生態城市協會創始人保羅·道頓如是樂觀。
然而，太多的地方並不甘心拱手。距離天津100公裡的唐山曹妃甸，規劃七十餘平方公裡的國際生態城正暗中較勁，力圖成為「中國甚至世界生態城市的示範和樣本」。而在北京，號稱「世界上最大的生態城」的門頭溝也在緊鑼密鼓，宣稱在100平方公裡的地塊上建成「第一座真正意義的數字低碳生態城」。
東灘之後，至少兩位數的中國城市卯足了勁，力圖拔得頭籌，他們多立足「生地」，意欲變廢為寶，多為政府傾力，國企包攬，多為地產雲集，產業配套，多為聯姻海外，以洋為師，只是，「即便世界範圍內都還沒有一個可以衡量生態城的標準出現」，保羅·道頓說。
這似乎並不重要，無論天津中新，還是曹妃甸，都正試圖建立自己的指標體系，自握話語權。曹妃甸生態城一個包含了141項生態技術指標的體系已經完成，涵蓋了新能源、綠色建築、水處理、垃圾處理及利用、交通、信息系統、綠化生態、城市景觀等各個方面，無微不至。
在被譽為「生態城之父」的芬蘭教授埃羅·帕勒海默眼裡，「第一座真正的生態城是一個標本，而標本的造價往往比後來者要昂貴得多」。
而中國的城市似乎從不擔心昂貴的造價。蘇州生態城投資250億，北京門頭溝中芬生態城投資1500億，僅在2010年，天津中新生態城即確保年內完成投資170億……他們正競相成為一個巨大的試驗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