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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雪瑩, 趙春陽. 國際比較視野下中國社會企業的發展現狀及實踐啟示[J]. 社會政策研究, 20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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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雪瑩, 趙春陽. "國際比較視野下中國社會企業的發展現狀及實踐啟示." 社會政策研究 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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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雪瑩, & 趙春陽. (2020). 國際比較視野下中國社會企業的發展現狀及實踐啟示. 社會政策研究(4)
【作 者】田雪瑩：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趙春陽：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摘 要】本文比較分析英國、美國、日本、韓國社會企業的產生背景、驅動因素、法律制度、融資渠道、政策支持和公眾認知，在此基礎上對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狀況進行解讀，發現我國社會企業的產生深受「義利統一」思想的影響，起源於政府、市場與學界的多元驅動，政府和民間組織積極出臺相關政策與認證標準支持社會企業的發展，融資問題是困擾當前社會企業最為嚴重的現實問題，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程度仍有待提升。最後通過對比發現中外社會企業發展的差距，得出從政府和社會企業自身角度促進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的啟示。研究不僅豐富了社會企業的政策研究視角，也為我國制定社會企業政策提供一定參考。一、引言20 世紀9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社會矛盾的激化以及福利政策的難以為繼，為社會企業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面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作為通過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標的新型組織形式，社會企業在解決弱勢群體就業、彌補政府福利不足、降低社會排斥、推動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於曉靜，2011）。然而，目前國內外對社會企業尚無統一界定。社會企業聯盟（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對社會企業的界定是為實現社會和環境目標而進行商業活動的組織。英國政府將社會企業定義為擁有基本的社會目標而不是以最大化股東和所有者利益為動機的企業，其所獲利潤再投入到企業和社會而非分配給股東。時立榮（2005）認為我國的社會企業是由非正規就業問題引發的兼具公益性和經營性的組織。王名和朱曉紅（2010）指出社會企業可以定義為一種介於公益與營利之間的企業形態，是社會公益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產物，社會企業將市場經濟和社會公益在本質上結合起來並推向更高境界。潘小娟（2011）認為社會企業是介於傳統的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和民間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以社會責任感而非利潤驅動的，為實現既定的社會、環境目標和可持續發展而進行商業交易的組織。沙勇（2011）指出社會企業是社會公益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產物，是一種表現為具有非營利組織和企業雙重屬性和雙重特徵的社會組織，主要致力於解決社會問題、社會創新和實現社會效益。由以上論述可知，由於研究視角的差異，學者對社會企業的定義存在差別。借鑑上述研究，本文將社會企業定義為以實現社會價值為使命，以社會企業家精神為指引，以商業運作與商業模式創新為途徑，解決社會問題並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創新型組織形式。
我國社會企業仍處於發展的起步階段，大多屬小微企業，在外部融資、商業運營等方面存在不足，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企業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近年來國內學術界關注國外社會企業發展，相關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部分圍繞單一國家或地區展開，少量針對多個國家探討社會企業的概念、法律制定、政府扶持等單一主題。於曉靜（2011）從概念界定、產生背景與發展現狀、政策支持等維度簡要分析英國與美國社會企業的發展。顧慧芳等（2013）對英國和美國社會企業治理機制進行對比，從公司性質、企業決策機制、產權歸屬、融資渠道以及稅收制度探究英美社會企業的治理特徵，發現英美兩國社會企業在治理模式上存在一定差異。崔雁（2013）考察了西歐與美國社會企業的發展背景，比較不同發展背景下社會企業概念與內涵的差異，得出美國社會企業形式具有多樣性，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社會企業注重社會經濟傳統下的民主參與的結論。金仁仙（2018）在對比中日韓三國社會企業發展現狀、驅動因素及發展瓶頸的基礎上，預測各國社會企業的發展趨勢，認為加強民間力量、擺脫政府依賴是韓國社會企業發展的主要趨向；日本政府更注重社區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向社會企業的過渡；中國社會企業未來發展趨勢是現有社會組織與工商企業協同發展，打造特色鮮明的社會企業標杆，解決國家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韓文琰（2018）從立法認證視角出發，對義大利、比利時、葡萄牙、法國、英國、美國、韓國、日本等14 個國家關於社會企業的立法進行梳理和比較，認為法律制度對社會企業融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組織形式、組織目標、收入來源、利潤分配、資產處置以及治理結構等方面。李健（2018a）關注政策設計對社會企業發展的影響，從政策環境、政策資源、目標群體、執行機構、執行策略和監督管理六個方面對全球範圍30 個國家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進行對比分析，認為政府要為社會企業發展創造使能的外部環境，建立專責的主管部門或部會層面的溝通協調平臺，重視政策工具內部的選擇和組合以及採取相對寬鬆的監管措施，以促進社會企業的發展。
通過對現有研究的梳理與總結，發現關於社會企業國際比較的文獻呈現出以下特徵：第一，由於英國和美國是最早踐行社會企業發展的國家，因此現有文獻多以英美兩國為研究對象；第二，諸多文獻僅針對社會企業的概念與內涵、法律制度、政策設計等單一維度進行對比，鮮有對社會企業發展進行多維度、寬領域、深層次的比較分析；第三，現有文獻多以國外社會企業為研究對象，試圖通過借鑑國外社會企業的經驗指導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但並未對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現狀進行系統的梳理總結，其建議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指導意義與實踐價值。本文從社會企業的產生背景、驅動因素、法律制度、融資渠道、政策支持和公眾認知維度系統分析國外與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狀況，並通過對比分析中外社會企業發展的差距，立足實際為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建言獻策。
二、國外社會企業發展狀況分析就社會企業發展狀況而言，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企業發展水平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英國社會企業經過長期發展現已具備完善的融資渠道，美國多元化的社會企業組織類型體現其發展的生機與活力。作為最先引入社會企業的亞洲國家，日本和韓國社會企業近年發展迅速，數量不斷增長，部分社會企業的規模和影響力逐年增大。因此，本文選取英國、美國、日本和韓國的社會企業，從其產生背景、驅動因素、法律制度、融資渠道、政策支持和公眾認知等角度進行對比分析。
（一）產生背景由於不同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發展階段存在差異，促成各國社會企業產生的因素也有所不同。就英國而言，20 世紀90年代世界經濟處於低迷狀態，福利支出愈發成為國家的負擔。加之英國政府宏觀調控政策以及市場失靈，住房和就業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在此背景下社會企業應運而生，為政府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徑。美國的情況與英國不同，美國營利性組織傳統的經營模式產生了一系列環境問題，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也引發了社會對於傳統經營模式不足之處的思考，人們在探求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來解決傳統經營模式所帶來的問題。政府對非營利組織支持力的弱化也使得非營利組織嘗試運用新的思路和模式以維持自身的運營並實現社會價值，社會企業由此在美國發展起來。2000年左右社會企業的概念由西方國家傳入亞洲，並在亞洲得到發展。日本地震頻發，與政府的救援相比，社區居民自發組織的救援效率更高，從而社會組織逐漸被公眾認可和接受（金仁仙，2016）。韓國社會企業的產生源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的嚴重失業問題，政府支持發展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的出現為公眾提供了新的就業崗位，就業壓力得到緩解。政府的有效推動使得社會企業數量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加，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驅動因素英國政府的支持是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主要因素。2001年英國貿易與工業部專門成立社會企業工作小組，謀劃社會企業的發展。次年7月又發起了為期三年的社會企業發展計劃。英國政府意在為社會企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幫助社會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環境。與英國的情況不同，私人組織推動了美國社會企業的發展。美國私人基金會提供社會企業家培訓，為社會企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私人基金會出資成立的社會創新加速器（Social Innovation Accelerator）無償向社會企業提供資源，究其原因，這與美國在長期發展中形成的崇尚創新的商業文化有很大的關係。有學者指出，推動日本社會企業興起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已有研究所指出的諸如福利國家危機等負面因素，而在於那些能夠將負面因素轉化為付諸行動的積極因素，日本社會企業是在市民社會、政府部門以及市場部門的聯合驅動下發展起來的（俞祖成，2017）。韓國社會企業的發展亦是主要靠政府推動，政府重視社會企業在解決就業問題方面的潛力，成立社會企業振興院為社會企業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時中央政府積極引導地方政府推動本地區社會企業的發展。這種由中央到地方的推動模式提高了社會企業發展的效率。
（三）法律制度目前英國、美國和韓國均制定了與社會企業相關的法律制度，確定社會企業的法律地位，有助於為社會企業的發展營造穩定的制度環境。英國先後於2004年和2005年通過了《公司（審計、調查和社區企業）法案》和《社區利益公司規定》。美國屬於聯邦制國家，因此並沒有在國家層面出臺與社會企業相關的法律制度，而是由各個州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出臺法案保障社會企業的發展。例如馬裡蘭、新澤西和佛蒙特州以立法的形式創建了「受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受益公司作為社會企業的一種新的存在形式，與傳統營利性企業相比，受益公司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每年向公眾披露社會和環境績效並以第三方標準評估；佛蒙特州以立法的形式創設了「低利潤有限責任公司」(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以下簡稱「L3C」)。L3C 作為社會企業的一種新的存在形式，允許向投資者分配利潤，但強調企業必須以慈善為使命，利潤不是企業最主要的追求——這是其與傳統營利性企業的不同之處（徐君，2012）。這種社會企業的新形式可以激發投資者提供社會服務的積極性，但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衝突也會影響社會企業的發展。
韓國作為目前亞洲地區唯一一個制定社會企業相關法律的國家，加之社會文化與我國差異不大，其社會企業的發展經驗值得我國借鑑。2007年生效的《社會企業育成法》定義了社會企業及認定標準，旨在為社會企業提供制度保障，支持社會企業的發展，創造就業崗位，促進社會和諧和國民生活質量的提高。韓國又於2012年頒布了《社會企業育成法部分修正案》，為社會企業的發展提供穩定的制度環境。與英國、美國和韓國不同，日本並沒有為社會企業制定專門的法律，但其發展速度不容小覷。有學者認為日本特有的法人制度賦予日本社會企業合法且高效的行動框架，促進了日本社會企業的飛速發展（俞祖成，2017）。
（四）融資渠道資金是否充裕及其來源是否穩定關係著企業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經過長期發展，英國現已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企業融資體系。英國社會企業有不同的組織形式，就社區利益公司而言，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是其常用的融資方式。股權融資與債務融資相比財務風險更低，社會企業不會面臨到期還本付息的資金壓力，且股權資本更具有穩定性，有利於社會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英國還成立了全球首家社會證券交易所，社會企業上市募集資本，在提高資金籌集效率的同時也提高了社會企業的知名度。美國社會企業發展需要的資金主要來源於私人基金會，基金會成立的社會創新加速器（Social Innovation Accelerator）為初創的社會企業提供諮詢、培訓等服務，加速社會企業的發展。在融資方面韓國社會公眾的捐贈所佔比重不大，社會企業主要的融資來源是政府的財政支持。相較於英國社會企業多渠道的融資方式，韓國社會企業融資來源有限，且政府財政支持的力度要根據當年財政收支情況及國家發展規劃決定，在一定程度上不具備穩定性，影響社會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日本的情況與韓國相似，社會企業主要依靠政府的財政撥款實現自身的發展。
（五）政策支持和公眾認知英國是社會企業陣營中的重要成員，政府對社會企業的扶持是多方面的：在政策與法律方面，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支持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並出臺法律；在公共採購方面，政府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優先考慮社會企業，並為社會企業提供培訓服務；在融資方面，政府不僅提供專項基金用於社會企業的發展，而且幫助社會企業拓寬融資渠道。貿易與工業部不僅為社會企業提供培訓以提高其產品或服務的質量，而且致力於提高地方政府對社會企業的認知水平，促進地方政府和社會企業的合作。美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起步很早，20 世紀60年代聯邦政府投資大量資金於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的概念也隨之產生。但在80年代經濟呈現衰退趨勢，聯邦政府隨即縮減對非營利組織的財政支持，保守派認為非營利組織的商業化運作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有效途徑（徐君，2012），這一創新性的模式迅速在國內推廣開來。社會公眾認可社會企業，私人基金會對其提供資金支持，社會企業依靠商業運作取得了成功，聯邦政府也通過實施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社會企業的發展。日本政府在社會企業發展的初期對社會企業扶持力度大，政府財政支持社會企業的運營。隨後政府積極引導社會力量支持社會企業的發展，從而緩和政府的財政壓力。正如前文所言，韓國發展社會企業的初衷是解決嚴峻的就業問題，政府是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主要力量，也促進了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在提高社會企業認知程度方面，其他社會力量也積極發揮作用，如英國的社會企業聯盟、美國的社會企業協會、日本的經濟產業省以及韓國的社會企業振興會。當然，公眾認知程度的提高也離不開社會企業自身的努力。總體而言，英國和美國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程度高於日本和韓國。
英美日韓社會企業發展狀況對比如表1 所示。
由對比分析可知，上述國家社會企業產生的背景差別不顯著，儘管存在政治、經濟及環境等因素的差異，總體而言各國社會企業的產生都源於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社會企業通過商業模式的創新，能夠有效彌補市場和政府在調節社會矛盾方面的不足（金仁仙，2016a）。政府和社會都是驅動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各國發揮作用的程度不同。立法是保障社會企業發展的普遍選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國家對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視，社會企業合法性地位的確定，有利於社會企業的持續發展。各國社會企業融資渠道有所不同，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有利於促進社會企業的發展。公眾認知程度的提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努力的結果，政府對社會企業的扶持有助於提高公眾的認知程度，同時其他社會力量以及社會企業自身也在積極發揮作用。
三、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狀況分析（一）產生背景社會企業概念雖然屬於舶來品，但並不代表這種組織形式從未在我國出現。相反，社會企業在我國由來已久，且存續形式多樣。西方社會企業的產生更多地體現為受客觀環境影響的被動變革，其所強調的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大多是基於組織可持續發展的物質需要（劉志陽、王陸峰，2019），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組織轉型以謀求發展，是組織對客觀環境的妥協。而我國社會企業的產生具有主動性和自發性，與「義利統一」的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繫。「義利統一」作為先秦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對我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中國社會企業家深受文化薰陶，社會企業是其家國情懷的外化結果，「義利統一」這種內嵌的社會企業核心理念是秉承具有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國社會企業家的主動精神結晶，因此認為儒家義利兼顧思想是中國社會企業產生的思想根基（劉志陽、王陸峰，2019）。以大生企業集團、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代表的近代民族企業，並不以營利為首要目的，而是將幫助社會、振興民族作為企業的定位，可以看作是我國社會企業的雛形。大生集團的創始人張謇在興辦實業的同時，積極發展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以造福鄉梓、幫助群眾為己任，習總書記稱讚其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1949年建國以來，我國同樣產生並存在較為豐富的社會企業組織形式：從建國初期的「以工代賑」組織、烈軍屬和貧民生產單位，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福利企業到改革開放後的街道、企事業單位辦社會福利企業、為應對下崗失業問題而出現的靈活就業企業、非正規就業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城市住宅合作社及創業型社會企業等。雖然在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時期表現出不同形式，但這些企業共同具有社會企業屬性（時立榮、徐美美、賈效偉，2011）。尤其是在20 世紀80年代福利體制改革、社會服務民營化的背景下，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得到更多的關注。90年代部分非
營利組織開始嘗試市場化的運作模式來擺脫資金不足的困境（金仁仙，2016b；餘曉敏、張強、賴佐夫，2011）。總而言之，我國社會企業的產生深受「義利統一」文化的影響，是國家、市場和社會三方互動的歷史結果（劉志陽、王陸峰，2019）。
表1:英美日韓社會企業發展狀況對比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驅動因素社會企業的出現源於跨部門多重力量的驅動（時立榮、王安巖，2019）,在我國，政府、市場與學界的多元驅動促成了社會企業的發展。在公共服務領域，社會企業與政府優勢互補，社會企業通過商業模式創新以有效解決社會問題，目前我國的社會創新實踐已從養老、扶貧、衛生及教育等向更廣泛的領域延伸。社會企業能夠提供市場和政府都不願或不能提供的服務，幫助政府實現公共服務的政策目標，推進公共服務的改革進程（王世強，2013）。政府積極為社會企業提供多方位的支持，成為社會企業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早在黨的十七大就提出「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健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的要求，上海市民政局立足社會實際需求，啟動了社會創新孵化園項目的建設，計劃在三年內孵化30 個公益服務項目，為社會企業提供資金、空間和運營等方面的支持。在社會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政府逐漸認識到其在社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繼續為社會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地方政府積極扶持社會企業的發展，北京、成都等地社會企業的發展如火如荼。此外，諸多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積極通過公益創投等形式進行社會投資，成為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如聯想集團啟動了聯想公益創投計劃，為初創和中小型公益組織提供包括資金、技術在內的全方位資助，首期公益創投計劃支持了「多背一公斤」「山水生態夥伴自然保護中心」等五家公益組織，助力其自身能力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國內學術界對社會企業概念的探討與傳播，對社會企業在我國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2003年，《非營利組織運行機制的轉變與社會性企業的公益效率》一文中首次出現了「社會性企業」概念，標誌著我國社會企業研究的正式開始（時立榮、王安巖，2019）。國內學者研究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企業的發展狀況，在借鑑國外社會企業成功案例經驗、參考本國現有的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基礎上，對社會企業在我國的發展建言獻策。此外，公民社會、市民社會以及市民企業理念在我國的傳播與普及，對於最初社會企業概念進入我國後的推廣做出了很大貢獻。
（三）法律制度截至目前，我國並沒有為社會企業專門立法，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也沒有明確的說法，這使得社會各界對社會企業的界定眾說紛紜，不一致的認定標準加劇了社會企業形態的混亂，從長遠看，不利於社會企業在我國的進一步發展。由於缺乏法律上的認可，社會企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限。我國社會企業若要得到高質量的發展，法律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是不可或缺的。雖然缺少法律保障社會企業的發展，但近年來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均積極出臺相關政策扶持社會企業發展，部分民間組織開展社會企業認證活動，擴大社會企業的影響力。2014年佛山市順德區出臺了《順德區社會企業培育孵化支援計劃》，成為全國第一個社會企業認定標準和扶持辦法，經過評審委員會認定的社會企業可以獲得資金、培訓等方面的支持。2015年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以下簡稱中國慈展會）發布了中國社會企業認證手冊，較為全面地介紹了社會企業的定義、認證標準、認證後續服務及認證流程等內容，並逐年更新認證手冊的內容；2018年4月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發布了《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培育社會企業促進社區發展治理的意見》，將培育發展社會企業的重點工作任務進行分解並落實到具體責任單位；2018年8月北京社會企業發展促進會發布了《北京市社會企業認證辦法（試行）》，對社會企業實行分級認證，使得北京市社會企業發展有了可參照的規範標準。社會組織及地方政府做出的努力在客觀上對促進立法產生了積極作用。佛山市順德區、成都、北京以及中國慈展會社會企業認證辦法對比如表2 所示。
（四）融資渠道中國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論壇與南都公益基金會於2019年4月聯合發布《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行業掃描調研報告》，調研結果顯示我國社會企業融資渠道呈現多元化態勢，但來源於商業創投機構、社會投資機構的投資所佔比重不大，融資主要依靠社會組織、個人、企業及政府部門（圖1），由於缺乏官方統一的認定標準以及法律制度的保障，社會企業在商業貸款方面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來源於國內商業銀行的投資佔比僅為3.7%。就我國社會企業總體融資狀況而言，已申請並成功獲得外部投資的社會企業佔比僅為34.8%，已申請但未獲得外部投資的社會企業佔比15.6%，接近50%的社會企業從未申請過外部投資。多種因素導致社會企業難以進行外部融資，調查發現缺乏適合企業自身的融資渠道是主要原因之一。我國已有社會企業上市的先例，殘友集團旗下子公司殘友軟體於2015年成功上市，能通過資本市場籌集到更大規模的資金，但這畢竟是個例，目前國內很少有社會企業符合上市的條件。就融資規模而言，超過50%的社會企業融資規模在100 萬元以下，究其原因，近半數社會企業成立於2015 及以後年份，其成立時間最長不超過5年，尚處於發展的起步階段，因此難以在短期內獲得規模可觀的融資。但融資規模達1000 萬元的社會企業僅佔10%，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社會企業目前的融資情況並不樂觀。倘若缺乏充裕的資金，不僅社會企業的業務活動難以開展，維持其日常運營也是一大難題，因此融資難是目前我國社會企業發展普遍面臨的現實問題。
圖1：社會企業的主要融資來源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行業掃描調研報告2019（簡版）》整理。
表2：國內地方性社會企業認證辦法對比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五）政策支持和公眾認知工商部門註冊企業是目前我國社會企業主要的存在形式，對於致力於促進就業、保護環境及養老等行業領域的社會企業，可以享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對於民政部門註冊的社會企業，政府提供購買服務、稅收優惠、補貼等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策並不是針對社會企業制定的，而是社會企業符合相關條件，即可獲得相應的支持。近年來部分地方政府出臺系列政策扶持社會企業的發展，對其他地區的政策制定具有借鑑意義。如廣東省部分市縣將社會企業納入社會創新範疇，培育發展社會企業。佛山市南海區設立200 萬元的社會創新基金，鼓勵南海社會組織、社會企業、村居基層勇敢創新，符合條件的社會企業可以申請獲得創新經費獎勵。政府將通過引入香港等地的專業指導甚至商業資源，幫助社會企業提升經營能力，並致力於探索總結一套基於實踐的社會企業發展模式，助力社會企業公益回饋社會目標的實現。政府雖積極採取措施為社會企業的發展保駕護航，但對社會企業的宣傳力度不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公眾對社會企業認知程度較低。公眾大多望文生義，認為社會企業是純公益性的組織，將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混淆。此外，無論是曾經轟動一時的「郭美美事件」還是近期9958 兒童緊急救助中心涉嫌詐捐的醜聞，都極大地削弱了公眾對慈善機構的信任度，部分公眾質疑社會企業將公益與商業結合的模式，認為社會企業「借公益之名行商業之實」。總體而言，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程度仍有待提升。
四、中外社會企業發展狀況對比總體而言，我國社會企業仍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面臨諸多問題。對國外及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狀況進行梳理，有助於在對比中發現差距，以更有效地指導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
驅動因素維度方面，我國政府、市場與學界的多元驅動促成了社會企業的出現與發展，這與日本社會企業發展的驅動因素有相似之處。無論是英國社會企業工作小組的成立、國家層面社會企業發展計劃的出臺，還是韓國社會企業振興院的創辦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社會企業發展推動模式，均體現出政府的強驅動作用。從驅動因素的作用力角度進行分析，我國政府對社會企業發展的驅動力較弱，但地方政府在扶持社會企業發展中的積極探索與實踐表明其對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視。反觀美國聯邦政府削弱對非營利組織的支持力度，迫使其自謀出路，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社會企業這一新型組織形態，然而聯邦政府並沒有給予社會企業相應的政策支持，而是私人基金會為美國社會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助推力，同時受崇尚探索與創新的商業文化的影響，社會企業逐漸成為企業家與創業者關注的焦點。社會企業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之中，在政府失效、市場失靈之外，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法律制度維度方面，中外社會企業差距最大，英國與韓國均制定了與社會企業相關的法律制度，且韓國針對現行法律中存在的問題對立法進行了修正和補充，意圖保障社會企業的可持續成長。美國雖未在國家層面針對社會企業立法，但各州出臺的法案充分考慮了本地區社會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能夠有效地保障社會企業的合法地位，維護其合法權益。同樣作為亞洲國家的日本雖然沒有為社會企業制定專門的法律，但其特有的法人制度促進了社會企業組織合法性的提升，有助於企業運行效率的提高。相比之下，我國關於社會企業的立法仍舊空白，僅有扶持社會企業發展的地方性政策出臺。法律制度的缺位一方面使得社會企業自身的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使得社會企業缺乏統一的認定標準，不利於企業自身業務的開展。
融資渠道維度方面，中國和英國社會企業的差距非常明顯，英國社會企業不僅能夠向商業銀行貸款以獲取資金，亦可面向資本市場公開募集資本，後者極大地拓寬了社會企業的融資渠道，為其實現社會價值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而我國目前尚無向社會企業開放的資本市場，且社會企業資金來源中商業銀行的貸款佔比仍不足5%。誠然，成熟且發達的資本市場的建立需要政府、企業、投資者等市場參與者的共同努力，在短期內難以解決我國社會企業融資難的燃眉之急。相較而言，商業銀行的資金支持是更為現實且可行的路徑。然而由於缺少合法的組織身份，社會企業在申請貸款時往往容易陷入尷尬的境地。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英國社會企業的融資體系愈發完善，我國社會企業的組織合法性是亟待解決的一個重點問題，組織合法性得不到認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會企業融資渠道的拓寬，影響社會企業的資金來源，更加劇了社會企業長期發展的不確定性。
政策支持維度方面，我國與英日韓三國的差距較為明顯，英國政府不僅出臺專項政策支持社會企業的發展，而且積極促成地方政府與社會企業的合作，在政府採購、資源供給等方面適度向社會企業傾斜。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政府注重對社會企業家的培訓與指導，以提升其創業能力，真正做到了既「授之以魚」，又「授之以漁」。日本與韓國政府著重為社會企業提供財政支持，儘管財政撥款量受財政收支以及國家發展規劃的影響而呈現一定程度的波動，但對社會企業的初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我國社會企業起步較晚，部分地方政府雖然針對社會企業的政策制定展開了積極的嘗試與探索，但就政策受益範圍及推廣力度而言，仍舊任重道遠。在政策支持以外，近年來以億方公益基金會、南都公益基金會為代表的基金會對社會企業的關注與支持力度顯著增強，通過為社會企業研究項目提供費用資助、入股社會企業、調研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行業發展狀況等途徑，為社會企業的發展保駕護航。
表3：中外社會企業發展狀況對比
註：：作用較強或程度較高；·：具有一定的作用；：作用較弱或程度較低。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公眾認知維度方面，我國與英美兩國存在一定的差距。經過長期的探索與實踐，英美兩國社會企業的運作模式愈發清晰，逐漸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受益群體，其經營理念與使命為公眾所熟知，其社會價值為公眾所肯定，公眾普遍對社會企業保持較高的認可度與關注度。因此英美兩國社會企業如魚得水，形成「社企服務公眾、公眾支持社企」的良性循環。我國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程度較低，公眾普遍難以察覺到社會企業的存在，對社會企業的商業模式存在懷疑。公眾的低認知程度阻礙了社會企業與其受眾的有益互動，使得社會企業難以對相關群體提供有針對性的幫扶，不利於社會企業業務活動的推廣，對處於初創期社會企業的影響尤為顯著。（中外社會企業發展狀況對比如表3 所示）
五、促進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的實踐啟示從2004年社會企業概念傳入我國，到近年佛山、成都、北京等地出臺社會企業相關政策，以及以中國慈展會為代表的民間組織對社會企業認證的積極推進，十餘年間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有目共睹，也暴露出了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社會企業缺乏法律保障、外部融資不易、公眾認知程度低等。因此，結合中外社會企業發展狀況對比，從我國社會企業現狀出發，可以從政府和社會企業自身角度助力社會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一）政府角度1.加強社會企業法律制度建設，為社會企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穩定的制度環境能促進社會企業的發展。相較於英美日韓四國，我國在社會企業立法方面進程緩慢。就目前狀況而言，佛山市順德區出臺了社會企業認定標準和扶持辦法，成都市出臺了地方性指導意見，北京市發布了社會企業認證辦法，但實現立法仍舊任重道遠。韓國和美國在立法方面的實踐可以為我國社會企業的法制建設提供可行的思路和方式。韓國與我國有著相近的文化傳統，也面臨著相似的社會問題，因此可以依照韓國的立法模式，在國家層面出臺社會企業相關法律，明晰社會企業的概念，明確社會企業的權利與義務，改變國內社會企業概念不清、眾說紛紜的現狀。美國各州出臺法案，可以充分考慮到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針對自身存在的社會問題有針對性地解決。在此基礎上，我國政府亦可參考美國的模式，由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標準並實施，將社會企業由明顯發展地區的實踐思路和模式向全國範圍內推廣，從而提高整體發展水平。
2.逐步建立完善的融資體系，為社會企業的發展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
正如前文所言，雖然我國社會企業融資渠道並不單一，但來自商業創投機構、社會投資機構以及商業銀行的投資佔比偏低，社會企業的融資市場不夠活躍。英國社會企業發達的融資市場為我國提供了很好的借鑑，我國政府可以出臺統一的社會企業認定標準，鼓勵商業銀行為滿足認定標準的社會企業提供低息貸款。積極引導市場對社會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為社會企業搭建專門的融資平臺，引入商業創投機構和社會投資機構，以「供需見面、雙向選擇」的模式提高社會企業融資效率、擴大融資規模。我國政府亦可成立相關職能部門作為聯繫社會企業和投資機構的紐帶，提高投資機構對社會企業的認知程度，鼓勵投資機構以股權投資的方式為社會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在此過程中政府需要加強對社會企業的監督，確保資金的安全性，保障投資機構的合法權益。
3.提高公眾的認知程度，為社會企業的發展構建堅實的社會基礎
與英美日韓相比，我國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程度較低，具體表現為公眾普遍不了解社會企業的概念，容易將社會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混淆，且對社會企業的運作模式存在質疑。誠然，公眾認知水平的提高並非一日之功，需要政府和社會力量的宣傳與推廣。在這一方面我國可以借鑑日本和韓國的經驗，由政府牽頭成立相關職能部門，負責為社會企業提供制度、資金等方面的幫助，處理社會企業在日常運營中遇到的問題。目前國內的學術研究大多從國外社會企業的發展狀況入手，力圖通過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借鑑其發展經驗來指導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國外社會企業的成功案例的確能為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提供參考，但若一味模仿，則無異於「邯鄲學步」。因此我們不應生搬硬套西方社會企業發展的模式，而是要結合實際，因地制宜地發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社會企業。因此政府應促成社會企業研究平臺的建立，立足於本國國情開展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企業理論研究體系，這也能為社會企業立法提供理論依據和支撐。同時，社會企業研究平臺擔負重要任務：一方面將研究理論與研究成果應用於實際，為社會企業家和社會創業者答疑解惑，指導社會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及時向社會公眾宣傳最新的研究成果，促進公眾對社會企業的了解，以期提高公眾的認知水平，為社會企業的發展構建堅實的社會基礎。
（二）社會企業自身角度1.「開源」——積極吸引外部投資
所謂「開源」，即積極吸引外部投資，提高社會企業的融資效率、擴大融資規模。社會企業融資不能僅憑政府單方面的努力，企業自身也需要積極探索與實踐。一方面，社會企業可以通過舉辦公益活動、開展公益講座等方式讓企業的價值理念與商業模式為社會公眾所熟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有利於吸引外部投資。另一方面，社會企業應逐步建立完善的組織結構，設立股東會、董事會，制定企業行為準則與規範，並嚴格執行，以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同時社會企業應建立績效考核機制，參照商業企業編制財務報表的形式記錄資產負債變動、資金收支等財務信息，定期向社會公開，積極接受媒體、公眾以及其他社會組織的監督，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從而更易獲得外部投資、得到社會的認可與支持。
2.「節流」——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所謂「節流」，即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讓有限的資源最大程度地發揮價值。社會企業與傳統商業企業的相似之處，在於通過提供產品或服務獲取收入，實現自身的發展需要。目前社會企業除營業收入外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補助及社會捐贈。在資金來源有限的情況下，社會企業必須通過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實現更多的資本積累，從而滿足社會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部分社會企業是由非營利組織轉型而來，因此其成本核算與控制能力弱於傳統商業企業。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價廉質優的產品或服務往往更易得到消費者的青睞，而成本是在定價過程中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社會企業應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強成本控制，從而避免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此外，社會企業需要分析生產經營中的各個環節，發現其中存在的瑕疵或缺陷並及時處理，在必要時可尋求外部專業機構的幫助，如會計師事務所、諮詢公司等。
3.「因地制宜」——從社會需求出發尋找業務增長點
社會企業以完成社會使命為任務，通過商業運作創造經濟價值是社會企業完成社會使命的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社會企業需要結合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現實問題，有針對性地提供產品或服務。社會企業應通過實地調研發現所在社區或地方在發展過程中凸顯的、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如在教育保障、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從社會需求的角度出發尋找業務的增長點。只有在明晰現階段存在的社會「痛點」後，社會企業才能精準地提供產品或服務，切實解決社會問題。這樣既有利於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又有助於社會使命的實現，體現社會企業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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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its Enlighten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IAN Xueying ZHAO Chunyang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background, driving factors, legal systems, financing channels, policy support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our country on this basis.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ideaology of " the unific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 social enterprises are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academic drivers;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by introducing relevant policies and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financing is the most serious practical problem faced by social enterprises;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social enterprises still needs to be raised. Finally, the ga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overseas is identified through a comparison, and enlightenments are draw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enterprises themselv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research not only enriches the policy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social enterprises, bu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us to formulate social enterprise policies.
Keywords: Social enterprise, Comparative analysis, Development, Enlightenment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社會企業成長的多元演化路徑及政策供給體系研究》（編號：20BGL102）研究成果；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社會企業成長的路徑選擇與績效轉化機制研究》（編號：19YJAZH082）研究成果。
《社會政策研究》（國內統一連續出版物號：CN10-1428/D）是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准公開出版發行，由民政部主管、中國社會治理研究會和中國民政雜誌社聯合主辦的國內第一本以社會政策為研究對象的專業學術期刊。旨在探討社會政策理論與實踐問題，推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政策體系，增進社會福祉，促進社會進步。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本刊約有20餘篇文章被《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轉載，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在2018年度人大報刊複印資料的轉載情況排名中，本刊在「公共管理學科期刊」全文轉載量排名第10，轉載率位列第5，綜合指數排名第12；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建設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公布的期刊關注度指數顯示，《社會政策研究》2018年在206種政治學類期刊中排名第13，2019年排名第7，引起學術界、相關政府部門廣泛關注，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
請將稿件通過電子郵件發至zgshzlyjh@126.com。010-65123357 010-65279414 龐老師、妙老師中國社會治理研究會（英文名稱：China Society for Social Governance，英文縮寫：CSSG）是經國務院同意於2015年2月由民政部批覆成立並主管的全國性社會團體，也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重點聯繫的全國性學術團體，以「助力中國之治、貢獻中國智慧」為使命，以「理論研究陣地、專業培訓基地、學術交流平臺、國際合作窗口、諮政建言重鎮、諮詢服務中心」為職能定位，在社會治理領域具有廣泛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