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憲政講究三權分立，作為行政權的代表，總統是怎麼產生的？
王希：為什麼會產生總統，總統是怎麼產生的，這就得追溯到獨立戰爭後的邦聯時代。1781年生效的《邦聯條例》只設立了國會，沒有建立一個中央執法機構。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法律沒有人去執行的問題。邦聯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所通過的法律得不到有效的實施，州遇到內亂，邦聯政府也無法予以幫助。
比如說，1786年麻薩諸塞州發生了謝斯反叛（西部農場主的武裝抗議活動），該州要求邦聯政府動員軍隊來鎮壓內亂，但國會沒有這樣的權威，即使有權威，它的命令也沒有一個總執法官來執行，這種情形對當時邦聯政府的有效運作形成了很大的威脅。
參加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的「建國者們」意識到，如果邦聯要想成為一個有力、有效的聯盟，它的法律一定要得到實施；而法律要得到實施，必然要設立一個總執法官，也就是總統的職位。總統由人民選舉，不受國會的幹預，是一種獨立於州和國會而產生的權力，因此他可以鉗制國會（甚至州）的權力。可以說，總統的權力是因為現實的需要而產生的。
美國聯邦憲法（1787）第一頁（原版） 澎湃新聞：美國的「建國者們」也被稱作「國父」，他們至少包括喬治
·華盛頓、約翰
·亞當斯、託馬斯
·傑斐遜、詹姆斯
·麥迪遜等幾位總統。在「有效和有限的聯邦政府」下，他們對塑造美國初期的憲政（即書中序言所提的「第一憲政」）起了什麼作用？
王希：我還真的沒有從這個角度想過這些總統的作用。當然，
美國確實有「Founding Fathers」這個說法，但「國父」這個概念是一個集合名詞，指革命和立憲時期那些對美國的建國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一批人，他們參加了至少三個標誌性的建國文件的制定，一個是《獨立宣言》，第二是《邦聯條例》，第三個就是聯邦憲法。在這三個文件的任意一份上簽署過名字的人，似乎都可以被稱為Founding Father，而不僅限於最早的四位總統。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如何界定「國父」，值得討論。如果擴展一點，很多人都可以被包括在內，包括州制憲會議的代表，因為後來的聯邦憲法需要各州的批准，不批准就沒有後來的憲法，而在批准過程中還有很多的爭論，譬如關於權利的憲法規定，後來通過《權利法案》來補充，那這些提反對意見的人算不算「建國者」或「國父」呢？
你提到的華盛頓、亞當斯、傑斐遜、麥迪遜，除了麥迪遜稍微年輕一點以外，其餘幾位在革命時代就已經是全國性的顯赫人物。華盛頓是獨立戰爭時期殖民地軍隊的總司令，亞當斯和傑斐遜都曾參與起草《獨立宣言》，而且在建國初期代表美國分別前往英國和法國擔任使節。最關鍵的是他們的思想很有影響力，尤其是亞當斯和傑斐遜，再加上他們分別擔任了前幾屆的總統。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他們既是制憲者、建國者，又是第一憲政秩序的實踐者。
就華盛頓而言，他擔任第一屆總統在當時是眾望所歸。從思想的原創性來講，華盛頓不如傑斐遜等人，他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家；但他作為領袖的威望和風格，非他人所能及。他在制憲會議上講話不多，但制憲會議由他來主持，代表了革命和制憲之間的連續性，所以他成為兩個建國進程的最有力的聯接者，能夠穩定政局。如果不是他當第一任總統，如果他的執政風格是另外一種形式，很難預料之後的時局會如何發展。
作為總統，華盛頓的最為關鍵的舉措是，他能夠平衡「建國者」內部的不同利益。比如說他擔任第一任總統期間，任命傑斐遜為國務卿，任命漢密爾頓為財政部長，這是當時最重要的兩個職位；但這兩個人在政見上是非常不同的，時常為早期的經濟發展方略發生爭執，雖然華盛頓更傾向於漢密爾頓的觀點，但他的威望能夠「壓」住傑斐遜，不至於導致第一屆政府失敗。
喬治·華盛頓而亞當斯擔任第二任總統的時候，傑斐遜是副總統，兩人的政見也是極其不和，造成許多衝突和矛盾。亞當斯也是「國父」之一，資歷與傑斐遜相當，但兩個人基本沒有合作（總統體制也不要求合作，在當時副總統是個備用的閒職）。在這種情況下，所謂黨派分歧就暴露得很充分，而且政治分野也就遏制不住了。這也就產生了1800年總統選舉的聯邦黨人和民主共和黨人「兩黨」對峙的局面。
從總統選舉的角度來看，早期憲政的最大危機之一是在1800年的總統選舉。但經過漢密爾頓的斡旋，傑斐遜作為民主共和黨人最終得以當選，總統職位從聯邦黨人亞當斯手中轉移到傑斐遜手中，兩人或「兩黨」之間有一個「權力過渡」，這個過程是一個「和平」的過程，因此這被稱為「1800年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創造這個先例對後來的總統選舉很重要。
他們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我覺得，亞當斯、傑斐遜、漢密爾頓等人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即他們都屬於Founding Fathers，這一共同身份（或者說「分享的身份」）使他們之間的「權力過渡」比較順利、平穩。這裡面的原因恐怕不僅僅是制度或規則，更多的可能是他們的政治共識與政治風格。在一個政治充滿「任意性」的時代，精英分子內部的「共享的」(shared)政治風格和行為會發揮穩健的作用。
麥迪遜的出現主要在聯邦制憲時，他當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聯邦政府的權限方面，他的立場前後有一個轉變。在制憲的時候，他是漢密爾頓的同志，力主強大的中央政府，後來在華盛頓任職期間，他是國會的領袖，因政見不同而與漢密爾頓分道揚鑣，與同樣來自維吉尼亞、政治上的導師傑斐遜站在一起。他後來接替傑斐遜，成為第四任美國總統。
美國2007年新版壹圓硬幣，左為詹姆斯•麥迪遜像，右為反面的自由女神像。這四位總統在政見上可以說都有差異，對如何構建未來的美國有不同的設想，
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就是要維繫美國的生存。在這種意義上，他們有一個共享的責任感（shared responsibility）或共享的信仰（shared faith）。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都是patriots (愛國者)。patriot這個詞在當時美國的語境下有特殊的意義。說你是patriot，意味著你應該為了這個國家的創造和生存而奮鬥。我覺得這是他們共同的思想基礎。
第一憲政秩序實施的時候，遇到很多此前未曾碰到過的、棘手的問題，如果是其他人來執政，後果是很難想像的。比如說1794年的「威士忌反叛」（Whisky Rebellion），即賓夕法尼亞州的一些人拒絕繳納聯邦政府徵收的稅，進行武裝反抗，與謝斯反叛的情形相似。當時華盛頓是總統，漢密爾頓擔任財政部長，他們就堅決主張派兵鎮壓「內亂」。聯邦軍隊由華盛頓帶隊，因為他有威望，領導了這個國家反抗英國的稅收，他出面擁有說服力，可以達到維持新的聯邦國家權威、維護國家秩序的效果。
又如，亞當斯執政期間，聯邦黨人與民主共和黨人在對待法國革命的問題上產生了衝突，亞當斯強調秩序，強調英美關係，而傑斐遜則是支持法國革命的。亞當斯對秩序的強調、對英美關係的強調，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美國「獨善其身」，繼承了華盛頓離任演講的忠告之一，不要捲入歐洲事務。
而傑斐遜的優點在於，他不是一個思想僵化的領導人。他反對亞當斯和聯邦黨人的許多政策，但他上任之後，改變了很多過去的看法，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實際上繼承了聯邦黨人的做法，包括運用聯邦的權力購買新的領土，為未來美國發展奠定了強大的地理基礎。
所以，
這些「國父」的第一個特點是shared responsibility或shared faith；第二個特點就是他們都很現實（practical），能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政策。這幾位總統可以被稱為是美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對於穩定憲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國歷史學家伍德（Gordon S. Wood）曾經寫過一本書，叫Revolutionary Characters（《革命氣質》），裡面討論了幾位建國者的政治性格和素質，提到他們的個性不同，風格不同，但都是
18世紀後期歐洲和美洲啟蒙時代的產物。他們是「共和政治」的信仰者，強調秩序、規範、理性，強調美德、個人的節操與奉獻，強調「紳士政治」，對「暴民政治」和「大民主」始終抱有警惕性和恐懼感。
他們是18世紀的「共和主義者」，在他們的身上，有兩種價值觀在博弈，一種是自由主義式的，強調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強調對個人權利的重視和保護，但另一方面又強調政治的「公共性」，強調政治參與者必須要擁有「美德」（virtue）。像華盛頓，他非常注意自己作為領袖人物的公眾形象。在那個時代，作為一個gentleman（紳士），他應該超脫自己的利益，在必要時為公眾利益做出奉獻，完成之後就應該解甲歸田——他擔任殖民地軍隊總司令，不索取報酬，總統任期兩屆之後，辭職回家，經營自己的種植園——政治似乎是一種副業，一種不得已而擔任的「公眾服務」。做這一切也是為了樹立、維護一種「紳士政治」（gentlemen politics）的風格。伍德教授寫到，華盛頓在寫信、發言和做事方面十分慎重，顧忌自己的公眾形象，不希望留下任何汙點。亞當斯則比較坦率。傑斐遜也是有心人，他留下的檔案都是經過篩選的，一些最隱秘的信件都沒有得到保留。
因為他們是同一代人，分享同質的政治文化，優缺點也可以互補，構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執政群體，政策是不同的，但精神上和原則上卻有某種潛在的連續性。後面的總統，尤其是安德魯
·傑克遜當政之後，就缺乏這種可被稱為「同代性」的東西。
安德魯·傑克遜 澎湃新聞：安德魯
·傑克遜就是跟上面幾位很不一樣的平民總統，有人說他是美國現代總統職權的奠基人，您怎麼看？
王希：「平民總統」並不準確，因為傑克遜也是奴隸主，當總統之前，也做過州的官員。但安德魯
·傑克遜在美國總統歷史上的確是一個新式的總統。前面提到的四位總統，都是「建國者」一代人。他們之後是詹姆斯
·門羅和約翰
·昆西
·亞當斯。門羅也是革命的參加者，與傑斐遜關係很好。昆西
·亞當斯是約翰
·亞當斯的兒子。他們和第一代領導人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密，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既可以算作第一代領導人——至少門羅可以列入，也可以算作是第二代領導人。
接下來的是第七任總統安德魯
·傑克遜，他也參加過美國革命，不過當時他非常年輕，作為士兵，曾被英軍俘虜。
為什麼說他是一個新型的政治家呢？首先，傑克遜是從當時的西部即現在的中西部田納西州當選的，此前的幾任總統都來自東部，更準確地說，來自維吉尼亞和麻薩諸塞這兩個最古老的州，也是政治上最有影響的州。而傑克遜沒有什麼家族政治的淵源，他是一個Self-made Man，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參加圍剿土著印度安人的戰爭而建立功勳，從聯邦議員、田納西州的官員做起，一步一步走上來。所以，他代表了傳統的家族政治或裙帶政治之外的新興勢力。
第二，傑克遜的當選是一種新政治（即組織化的政黨政治）運作的結果。1824年總統競選，他就是昆西·亞當斯的競爭對手，但他輸了。當時有四五個人參加總統競選，來自同一個黨，沒有一個人得到民選票的多數，最後由眾議院投票選舉總統，結果昆西·亞當斯得到眾議院的多數票而當選，傑克遜非常懊惱，感到這種做法不公平。這時適逢民主黨在經歷重組和改造。1828年的總統競選，民主党進行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維護州權的口號，搭建了競選班子，而且做了大量基層動員工作。這是現代政黨政治參加競選的最早表現，也是最為成功的一次操作。所以傑克遜的當選是政黨政治有效運作的結果，而此刻的以動員基層民眾參與為核心的政黨政治，與早期的以大佬名望意志為主導的政黨政治有了很大、很關鍵的區別。
傑克遜也自認為代表了新型的總統，是一個代表普通人（commoners）的總統，這是不是「平民總統」說法的來歷？他認為美國政治不需要貴族傳統，也不應該由精英來掌控，如果國家政治的核心是關於普通人的生活與權利，普通人只要有基本的判斷力，就可以去擔任官員和評判是非，不需要有高貴的血統或淵博的知識，政治應該開放給大眾。在這一點上，傑克遜與「國父」那一代人不同，他通過實踐把「民主」的理念帶入到競選政治中。
他走得更遠，大張旗鼓地開闢了另一個先例，即「分贓制」或「分肥制」（spoil system），就是一個在政黨和黨工的輔助下競選成功的總統或官員，應該把公職的職位首先分配給為他的成功當選出力的人。這在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一種政治腐敗或任人唯親的做法，然而從另一方面看，總統不能選認同自己政治觀念的人做助手，那麼他如何保證有效地執法呢？
「分贓制」違背了民主的本意，也否定了我們剛才討論「國父」時談到的共和政治人物的virtue（美德）。你可以說，從政治風格和政治行為學來講，安德魯•傑克遜代表了美國政治的一種斷裂，一種轉型。在這一點上，他是一個「新型總統」，直到今天，「分贓制」在美國各級政治中都留有很深的痕跡。1883年的《文官改革法》是對「分贓制」的改正，主要針對中層和低層的非政治性任命，是構建職能型國家官僚隊伍的開始，而主要的部門首長、聯邦法官等重要職位的提名仍然掌握在總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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