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今晚報》2020年11月27日副刊·津沽）
1931年至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被清華校友譽為「永遠的校長」。外交家葉公超說他「慢、穩、剛」；經濟學家陳岱孫說他平易近人、性格謙遜；歷史學家陳寅恪說他說話謹嚴；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航空局長的張靜愚則說他不發言是沉默寡言，一發言就能風趣橫生。因為話少，他被稱為「寡言君子」。這位「寡言君子」，是沐中國近代新式教育之風，在天津成長起來的一位學人。
「窮念書」梅家的長子
1889年12月29日，梅貽琦出生於天津一戶古老而清貧的書香門第。關於其家族來歷，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遺孀避難說，大意是梅家祖上是明朝初年將軍、朱元璋的二女婿梅殷。燕王朱棣南下奪嫡時，梅殷曾派兵攔阻，朱棣稱帝後，梅殷被故意擠下橋溺死。朱元璋的二女兒寧國公主，便帶著梅殷的兩個兒子北上，來到天津。
這段家族史據說曾得到過梅貽琦的親口證實。歷史學者劉崇鋐曾在清華學堂就讀，1925年開始在清華大學任教，他和梅貽琦既是師生關係，又是同事關係。20世紀50年代末期，梅貽琦根據幼年所見的《梅氏家乘》，向劉崇鋐口述了一段家史，稱：「家乘載：明初一將軍梅殷，原籍武進，尚太祖之公主，燕王奪位，將軍旋卒，公主攜二子北上後移居天津。」
另一種是北上駐防說，大意是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為加強都城周邊的防衛，調遣包括安徽在內的長江流域數省軍人和家屬，北上前往天津開展重兵軍事駐防工作。梅貽琦的祖上也加入了這個承擔重大政治使命的隊伍。對此，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在回憶中有所提及，稱「據家譜上說，是明成祖時代由江蘇武進北遷，來負責駐防天津衛」。
隨著歷史的更迭，梅家也逐漸從軍人家庭變成了書香家庭，開始以詩文傳家。梅貽琦的曾祖父、祖父都中過舉人。到了清朝末年，梅家沒落了。梅貽琦的父親在二十多歲時考中了秀才，後屢試不第，到一家天津鹽行當了職員，從事鹽務。根據劉崇鋐對梅貽琦口述所做的筆錄，天津梅家人口不多，多以教書或鹽務為業，很少有經商致富的，梅家因而有「窮念書」的雅號。
梅貽琦的母親張氏，沒上過學，是天津鼓樓北開設義生堂藥店的商人後代。庚子事變後，梅貽琦的父親攜全家逃往保定，回到天津後便丟了工作。據韓詠華回憶，家道中落、鬱郁不得志的公公，失意之下，一度吸食鴉片煙。梅家兄弟姐妹多，家境越發清苦，「每餐玉米面都得限量，孩子們經常半飢半飽」。當時天津有句俗語，「寒梅，瘦謝」，梅家、謝家曾是天津的大家，後來都變得貧寒了。這裡的梅家，指的就是梅貽琦的家族。
梅貽琦正好出生在家族貧寒的年代。梅家有五男五女，梅貽琦是家中的長子。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他自幼老成，讀書之外，會幫助父母做家務事，踩著小板凳幫助父親記帳，協助母親照顧弟弟妹妹。而恰恰是幼年這段苦中作樂的日子，使得梅貽琦形成了內斂、負責任、審慎的性格。與梅貽琦有深交的葉公超在和梅長期接觸的過程中，就得出過這樣的結論：「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凡是寡言而審慎的人，多半都是因為早年家境不好，中年受過顛沛的人。梅先生家裡雖然早年清寒，但是據我所知，並沒有受過很大的挫折，不過他是長子，早年負著家計和教養弟妹的重擔，因此也就形成了他一生的令朋友最欽佩的性格，就是他沉默的責任感。」從梅貽琦後來的人生軌跡來看，這個分析是非常恰切的。
梅氏五兄弟（前排正中為梅貽琦，攝於1932年）
嚴氏家館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這是一個沒落，卻用文化竭力保持著尊嚴的家族。梅貽琦的父親生活苦悶，思想上卻是開明的。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又從自身經歷中感受到舊學已與時代脫節，便在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上傾注心力，將重心放在培育有出息的下一代上。梅貽琦很懂事，他體諒父親的難處，並不抱怨父親在生活面前有過的消極讓這個家族經歷了低谷，晚年的他非常感念父親的恩情，說父親「對子女之教育，必盡力成全，師兄弟五人，學有成就，先人之賜也」。梅貽琦對父母的體諒之情也感染了家中的晚輩，這從侄女梅祖成對祖父的評價中也能看出端倪。她說：「祖父崇尚教育，但他深感自己那套舊學已不合時宜，因而雖家境十分困難，仍盡其所能供養子女上學讀書，接受新式教育。」
當時的天津，開風氣之先，是國內廢除科舉、提倡新學呼聲最力的城市。戊戌變法失敗後，辭職返鄉的教育家嚴修積極聯合本地開明士紳，在天津實踐他的新式教育救國理想。1898年11月，嚴範孫為解決家族子女入學問題，在自家位於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宮以西的嚴家老宅偏院酒坊院內，創辦了初具學堂性質的嚴氏家館。韓詠華說：「嚴範孫為清末翰林，曾在貴州為官，後回天津做寓公，因族中子弟眾多，辦了一個家塾，同時還有一位王義孫（即王奎章）老先生與嚴氏合辦這個家塾，當時人稱『嚴、王二館』。」1901年袁世凱受命署理直隸總督，試圖以天津為基地大幹一場，為其以後的升遷積累資本，其中就包括對學制方面的改革。1902年，袁世凱奏請設立直隸大學堂，隨後，中小學堂在天津漸漸普及。
嚴範孫和王奎章出資，聘請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的張伯苓擔任嚴氏家塾的學監，管理家館。1904年，張伯苓和嚴範孫、王奎章商定，在嚴、王兩館的基礎上創辦私立中學堂，該學堂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南開中學的前身。學堂招收自己家中和親友的子弟入學，梅家和嚴家是故交，十五歲的梅貽琦便成為這個學堂的首批學員。他的同學有張伯苓的弟弟、戲劇家張彭春；《科學》月刊的創刊人、1920年出任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校長的金邦正；1935年至1941年任天津中央銀行經理的卞肇新（卞俶成）；天津元興茶莊經理卞銘新；20世紀20年代任中法大學校長的學者李麟玉等。
南開私立中學堂是一所新型學校，部分採用西方教育方式教學，開設的課程有英文、算學、理化、史地、體育等科目。對於在這所學校所接受的新式教育，梅貽琦的同學張彭春曾回憶說：「一班的年齡懸殊。許多人比我受過更長期的舊教育，他們在古典文學方面確有研究，但是他們不得不置身於這個新型體系中來學習其他的必修課程。」
梅貽琦與韓詠華
在這所為中國發展培養出許多現代人才的學堂，梅貽琦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學生。他性格內向，不愛說話，只知一心埋頭苦學。因為成績優異，也受到了當時就讀於同一所學校女同學的格外關注。當時，嚴氏女塾的女生和男同學同用一個操場，梅貽琦後來的妻子韓詠華就是這些女生中的一員。1908年7月10日，在南開私立中學堂新校舍禮堂舉行的畢業儀式上，梅貽琦和其他三十餘名畢業生一起，接受了直隸提學使盧木齋頒發的文憑以及學校贈送的「勸善要言」一冊。作為優秀畢業生之一，梅貽琦還得到了嚴修親書扇面一幅的獎勵。這一年，19歲的梅貽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績被保送保定高等學堂讀書。
赴美留學
梅貽琦留學期間與中國同學合影（中間坐著的人為梅貽琦，約攝於1912年）
1909年，梅貽琦以第六名的成績成為首批庚款留美生，和金邦正、李麟玉、張子高、王世傑、凌其峻、程義法等一起赴美留學，就讀於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
梅貽琦在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的專業是電機工程，當時的許多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都選擇文史哲專業，電機工程不太吃香，選擇這個專業的學生多具有憂國憂民的情懷和想要用先進科技服務社會的前瞻眼光。在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期間，梅貽琦和首屆庚款留美狀元楊錫仁同班，兩人在同一個小組，並同住一間宿舍很長時間。據楊錫仁回憶，梅貽琦在校期間學習成績優良，熱心參加該校「世界會組織」，性情溫良。1914年夏，梅貽琦從伍斯特理工學院畢業，獲得工學學士學位。
在美國留學期間的梅貽琦（約攝於1914年）
梅貽琦在美國讀書的幾年中，父親一直失業，梅家的生活越發拮据，只好以賣衣物、書籍為生。梅貽琦節衣縮食，把本來就很少的生活費節省下來，寄給家中補貼日用。從伍斯特理工學院畢業後，因為家庭條件實在困難，梅貽琦沒有繼續深造，而是選擇回國。對於這一段無奈的過往，韓詠華回憶：「1914年，月涵（梅貽琦字月涵）於伍斯特理工學院畢業，本應繼續在美進研究院，但因家中生活困難，父母命他回國就業贍養家庭。」韓詠華的回憶和其他資料的記載稍有偏差，還有一種說法是，梅貽琦返抵天津的時間是1915年春。
從青年會幹事到清華校長
在美國留學期間，梅貽琦的弟弟梅貽瑞為了分擔家務，不得已退學參加工作。梅貽琦回國後，看到家中的困苦境況，心中不忍，毅然挑起了家庭重擔。他讓梅貽瑞重返校園，把出國前家長做主給自己訂的親退了。他奮力工作，贍養父母，資助弟弟妹妹們完成學業。在梅貽琦的幫助和影響下，二弟梅貽瑞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並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留校任講師；三弟梅貽琳先後進入南開、清華就讀，後留學美國芝加哥魯希大學醫學院，以優異的成績獲醫學碩士學位，然後進入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院，獲醫學博士學位；五弟梅貽寶則先由梅貽琦親自送到南開中學，1915年夏季在天津舉行的清華入學考試中，他和後來的散文家梁實秋、中國現代會計創始人安紹芸、製糖專家吳卓一起，順利通關，從清華大學畢業後，梅貽寶赴美留學，於192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燕京大學任教，一度擔任代理校長。
當年，雖然歸國留學生很搶手，但找工作也很難一步到位。回國之初，梅貽琦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擔任幹事。據原始資料記載，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聘任梅貽琦擔任幹事的時間是1914年10月，同時受聘的還有另一位叫劉鑑堂的留學生。從這個時間到1915年赴清華任教，梅貽琦在青年會工作將近一年，工作職責主要是組織、開展活動。梅貽琦在青年會期間的生活是十分豐富多彩的。他的任期內，青年會出現了天津的第一張桌球臺桌（當時稱「桌球」），美國人艾迪受邀來天津演講，與北京基督教青年會聯合舉辦第二屆華北運動會，組織了有北洋法政、高等工業、新學書院、南開等學校參加的天津學校第二次辯論會，創辦了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會刊《會務雜誌》，組織了由嚴範孫、張子安、孫子文、陳芝琴等名流參加的北戴河夏令息遊會。歷時一年的鍛鍊，讓梅貽琦積累了許多服務社會的經驗。
在青年會工作時，他與時在嚴氏蒙養院教書，同時又在青年會當學生幹事的老同學韓詠華熟悉起來。一起工作的經歷為他們後來的結合培養了感情基礎。
梅貽琦、韓詠華與長女梅祖彬（攝於1920年）
1915年秋，26歲的梅貽琦受清華學堂副校長周詒春之聘，赴北京擔任清華學堂物理系教師，教授物理和數學。同時受聘的還有比梅貽琦小三歲的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化學碩士楊光弼。1926年，清華大學設立化學系，楊光弼成了首任化學系主任。37歲的梅貽琦則在這一年的春天，由清華教授會推舉，成了清華大學的教務長。按照韓詠華的說法，當時清華大學博士畢業的人才比比皆是，之所以選擇梅貽琦，一是「出於大家對他的人品的信任」，二是梅貽琦話少，「總是傾聽大家的意見」，很有民主作風。
1931年冬，42歲的梅貽琦受教育部長、原中法大學校長李書華之託，繼翁文灝之後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直到1948年12月。上任伊始，不愛說話的梅貽琦卻出口即是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反覆強調「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當年，清華經常出現學生和教師驅趕校長和教授的事件，清華的校長換了十幾任，梅貽琦是擔任清華校長時間最長的一位。曾有人問過梅貽琦：「怎麼你做了這麼些年？」梅貽琦的回答是：「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黴）。」他不說話則已，一說話倒很幽默。
與天津的感情
去清華後，梅貽琦和故鄉天津的交集不斷，歲月也不斷見證著他對天津的感情。
梅貽琦是張伯苓的得意門生，梅家和張伯苓是世交，梅家兄弟姐妹都曾在張伯苓主持的嚴氏私塾或南開學校讀過書。在長期的交往中，張伯苓和梅貽琦亦師亦友。梅貽琦送梅貽寶到南開上學時，當時學費每月三元。因為梅家經濟條件不好，暫時無法交付，張伯苓並不催促。
梅貽琦初入清華教書時，只有26歲，許多學生都比他年長。可能是覺得教這些學生比較費勁，也可能是覺得教書滿足不了他賺錢養大家庭的願望，1916年放暑假時，梅貽琦回到天津去拜見張伯苓，表示對教書沒什麼興趣，想請老師幫忙換個工作。張伯苓訓斥道：「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願意幹了，怎麼知道沒興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梅貽琦在老師那裡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照著老師教導，老老實實地回到清華繼續教書。晚年，梅貽琦將這件往事告訴了妻子韓詠華，韓詠華打趣道：「這可倒好，這一忍耐，幾十年、一輩子下來了。」
主持西南聯大時期的梅貽琦（左二）與張伯苓（左四）等人合影
梅貽琦也用實際行動回報著老師的恩情。梅貽琦是張伯苓的驕傲，張伯苓主持南開校務期間，多次請梅貽琦回到南開，或者演講，或者為學校發展出謀劃策。抗戰期間，北大、清華、南開在西南大後方組建西南聯大，梅貽琦是校務工作的實際主持者。張伯苓對梅貽琦很信任，非常放心地把管理南開學生的重任加在了他的肩上。1939年，在昆明舉行的一次南開校友茶話會上，張伯苓發言稱：「本人因身體關係到校時少。校務多由蔣夢麟、梅月涵兩先生偏勞，夢麟先生系我的老朋友，月涵與南開關係密切，所以我非常放心。」為了讓南開學子聽話，給梅貽琦的管理工作解除後顧之憂，張伯苓一併表示：「各位同學今天在這裡有繼續求學的機會，但願努力以赴，勿搗亂！我今天是這樣向大家宣布了，如果你們有些人不聽我的話，我怎麼辦呢？我打你！」從這些話中既能感受到張伯苓對南開學子的殷切希望，也能感受到他和梅貽琦濃濃的師生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