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真相」（post-truth）這一詞彙自從2016年被《牛津英語詞典》評為了「年度詞彙」之後，就一躍成為了新傳考研出題老師的「寵兒」。
僅在2018年的名詞解釋這一考題類型裡，「後真相」就出現了很多很多次：
後真相（2018年清華史論862）
後真相（2018年四川大學學碩636）
後真相（2018年復旦大學專碩440）
後真相（2018年湖南大學學碩714）
後真相（2018年復旦大學專碩440）
後真相（2018年暨南大學專碩440）
後真相（2018年湖南大學學碩史論）
直到最新的2020年考研題目裡，北師大還在對此進行了考察——也是名詞解釋的形式，可見這一考點的「生命力」的旺盛。
分析題：
後真相所體現的新媒體傳播的特點，路徑，給傳播學研究的啟示。（2018年武漢大學學碩809）
論述題：
後真相的特徵和對傳播的影響與挑戰。（2018年北大學碩專一）
1 「後真相」的定義及來源
正如大家都已經知道的，「後真相」一詞真正進入大家的視野是2016年的「牛津詞典年度詞彙」。
但是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牛津詞典》還給出了「後真相」的定義：
從這一定義裡可以看出，所謂的「後真相」，並不是說「真相」本身發生了什麼變化，而是輿論對於「真相」的態度發生了轉變。正如《經濟學人》在其發布的「Art of the lie」一文中對後真相進行解讀——「真相沒有被篡改，也沒有被質疑，只是變得次要了。」
其實「後真相」一詞由來已久：
1992年，美國《國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海灣戰爭的文章《後真相及其後果》（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首次使用了「後真相」一詞，並賦予其「情緒的影響力超越事實」的含義，但在當時並未引起注意。
2004年，美國傳播學者拉爾夫·凱伊斯（Ralph Keyes）闡釋了「後真相」的哲學內涵，認為後真相時代是「模糊的陳述，模稜兩可將成為未來一種新的真實觀。
2012年，英德拉吉·帕瑪爾（Inderjeet Parmar）提出了「後真相政治」的概念，揭示了總統競選中的謊言、公共輿論與政策討論相背離的事實。
而《牛津詞典》之所以在2016年將「後真相」列為年度詞彙，是因為根據他們的統計，post-truth在2016年的使用率比前一年增長了2000%左右。
這同2016年發生的兩件政治事件有著緊密的關係：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
在英國，儘管眾多事實核查證明「英國每年向歐盟支付3.5億英鎊」的說法存在問題，但是它仍舊被印在大巴上，吸引了大量的投票。
而在美國，與不同於傳統政客的唐納·川普的「爆冷」當選，並且利用推特同媒體展開「純情舌戰」，使得「後真相政治」被廣泛的關注。
「後真相」一詞正是如此從政治領域中發軔而來。在「後真相政治」，或被稱為「後事實政治」中，政治家的辯論與宣傳將事實放置在「次要」的位置上，也逐步與政策細節脫離，而是被情感訴求所掌握。
傳統政治中雖然有著「何為事實」的爭論，甚至有著歪曲事實的作為，但是至少都將「真相」擺在極重要的位置上。而在2016年的政治事件中,「真相」無疑走向了貶值。
2「後真相」的具體表現
南京大學教授胡翼青解釋後真相事件的特徵是：一方面，被原有社會秩序規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眾前所未有的質疑；另一方面，公眾與真相提供者之間原本較為穩定的契約關係變得飄乎不定。
在信息大爆炸的全媒體時代，博取「眼球效應」成為各類媒體平臺爭奪受眾的不二法門，它們愈來愈嫻熟地去迎合大眾心理吸引點閱、引導輿論、以求商業價值的最大化，對事實的核對、對客觀的追求、對理性的崇尚等傳統媒體一直引以為傲的「社會把關人」角色，早已在「注意力經濟」的強大作用面前消弭為無形。
在當下國內外各種矛盾突出的世代，人們在乎的其實並不是嚴肅的事實，而是在尋求一種情緒上的爆發、情感的共鳴。對於受眾而言，當他們看到這些帶有激烈觀念或情感的言論時，內心若有共鳴那定是深信不疑，不會理會這些觀點或情感實際上是相矛盾的，更不管論證推理的邏輯是否經得住推敲。這些單純而強烈情感的力量當然比現象背後複雜多維的社會現實更富有傳播的魔力。是為「我們看到的只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在國內，最為常見的「後真相」表現，便是「不斷反轉」的新聞。2017年，有「榆林產婦墜樓案」，2018年，有「泳池衝突醫生自殺案」、「網紅毆打孕婦案」，這些案例都是在激起了極大的輿情憤慨後，出現了新的事實補充，從而使得輿情在短期內快速的反轉。
在2020年的疫情之中，「硬核封路」的作為又再次經歷了類似的反轉。一開始出於對於疫情的恐慌，紛紛為「挖斷道路」「大石堵路」的措施點讚。但是在其後，發現這種措施影響了正常的生活後，又開始對其紛紛指責。
但需要明確是，後真相併非指真相缺席，而是指真相被認知的過程更為崎嶇，人們能接受謊言（虛假信息）而對待真相的態度也更為平淡。受眾不在意信息是否為真，他們更為在意的是信息背後的主張所包含的情感因素，當受眾將自身想表達、宣洩的情緒發出後，便不再顧及輿論事件的後續發展便紛紛離開輿論廣場。
3 「後真相」的成因
後真相的歷史並不短暫，但它的擴大和發酵則是在網絡技術時代背景下發生的，因此，首先應該進行技術角度分析。其次，媒體作為其運作中的重要一環，也是重要的角度。最後正如一系列帶有「post-」的詞彙一樣，「post-truth」顯然同後現代的相關文化有關。展開來說，「後真相」現象不斷擴大的原因有如下幾個：
01. 網絡中的事實數目「大到不可知」
戴維·溫伯格在其著作《知識的邊界》中，根據歷史的發展，為事實劃出了三個不同的階段。三個階段的演進，基本上就是事實在人類身邊不斷豐富和精確的過程，而她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網絡化事實」階段。
網絡化事實的一大特點，就是「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太多互相關聯的事實和知識組成了網絡，沒有人能夠全部知道。
這樣的特點就導致了三種後果：
是可用的事實數目大增，並且幾乎「隨手可得」，並且總是有各種事實支持這各種觀點，這紛繁複雜的事實使得我們失去了「得出結論」的能力。
是多樣的事實強化了人們本身的立場，畢竟我們總能找到「事實」去支撐我們的觀點，駁回他人的觀點，從這一點上說，事實和觀點的區隔開始變得不明晰。
是基於上述兩點，通過事實獲得普遍同意的難度極度增大，除非是關於一些極其簡單和無趣的事實。
由技術革新所帶來的海量事實、便利獲取，導致大眾對真相開始變得「憤世嫉俗」，情感由此代替事實成為首要的需求。
02. 大眾化媒體向「社群化」媒體的轉變為後真相「助力」
不同於原先的信息接收方式，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了許多人的主要新聞來源。追求大眾的媒體向追求部分人的「社群媒體」轉變。這導致無意間人就會進入觀點和意見相似的「回音室」中，只追求能讓自己感覺心情舒暢的東西，而不在意這到底是不是「真相」。
由於「流量經濟」的崛起，算法推薦和搜索排序已經被相當多的網際網路公司採用。所謂的「個性化」算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每次的推薦和搜索中「確認」受眾本身就具有的偏見，並且試圖通過技術去預測這種偏見，滿足用戶的情感需求。
確實，「事實核查」能夠部分抵抗這種趨勢，但是事實核查只為那些想要它的人而運作，這些能夠主動積極尋求信息和真相的人往往本身就已經擁有了較多的信息，而閉塞的、擁有較少信息的人又不願去尋求事實核查——這類人會隨著媒體在流量經濟上的追求而越來越多。
03. 後現代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全面深入」
近20年來，後現代思想從各個領域潛移默化的進入人們的視野，從藝術界、學術界再到媒體和文化產品。
這一思想流派主要踐行了尼採的格言：「沒有事實，只有詮釋。」不同的事件只意味著不同的敘事版本，謊言可以巧辯為「另一種觀點」或「意見」，因為「一切都是相對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進一步地，後現代主義認為「文本之外並無其他」，我們所有的現實，都是由我們所擁有的的知識所構建的，知識又是有權力所掌控的。由此推理可得，我們的現實是由權力所構建的，這使得現實本身就是「可塑」的，同時又是值得被抵抗的。
在後現代主義的觀點中，這一抵抗所仰賴的不可能是被權力掌控的「知識」和「理性」，而是應該從「情感」和「身體」角度出發，尋求一種具有革命性的解放。這就為「後真相」的發生提供了理論上的合理性支持。
從現實的角度講，由於全球化和網際網路帶來的全球普遍連結，社會和經濟的「不可控」越發強烈的被大眾所感知，而政府和專家在其中仿佛沒有時間和能力對這種風險予以控制，這就使得原先的權威機構失去了其權威。這為「後真相」中輿論中對於原先事實來源的普遍拋棄提供了現實基礎。
4 「後真相」對新聞業帶來的影響及挑戰
後真相顛覆了原先新聞業以「真相」為核心的客觀性原則，使得情緒走到了事實的前面，模糊了觀點和事實的界限，從而使得傳統新聞業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影響和挑戰
01. 傳受一體生態逐步形成，傳統媒體影響力下降
後真相時代下的受眾同傳統的受眾有著需求上的轉變，由於巨大而龐雜的信息環境，他們很難再如同傳統媒體時代對某一媒介品牌形成穩定的「粘性」。他們往往在不同的平臺和渠道中不停的切換，以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如同「遊獵「一般。
同時，開放的平臺使得信息生產的權力也不再被傳統媒體所「壟斷」，在沒有相關訓練和道德建立的情況下，大量「吸睛」「獵奇」消息被批量產出，滿足「新聞遊獵者」的需要。
在此情況下，需要大量調查成本和理性表達的傳統媒體的存在空間自然遭到極大的擠壓，使得傳統客觀表達的，基於事實的新聞信息的影響力不斷降低。
02. 市場壓力之下內容準確性的犧牲
作為企業的媒體，在用戶不斷向新的平臺遷移的關口，受到了極大的來自市場的盈利壓力。這一壓力使得媒體不得不參與到網際網路平臺所引發的話題及其討論中去。甚至很多傳統媒體開始從社交媒體之中尋找「新聞」。
而這樣的作為，在為傳統媒體重新獲得流量的同時，犧牲了它原先由嚴肅、客觀、中立報導所建立起來的權威性。傳播者需要盡力獲取影響力來到達經濟上和權力上的滿足，而這就需要其生產符合受眾喜好的內容，導致內容不再依據客觀事實，而是受眾的情緒。
03. 傳統渠道失靈，算法技術把控新的分發權力
如今的信息生產生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媒體的分發渠道被掌握技術的網際網路企業所佔據，這就導致了媒體通過對於內容付費的盈利模式變得不可行。把控渠道的企業需要內容和廣告的良好連結，才能為廣告打開通路。
廣告逐步地完全取代了對於內容的付費。而後真相時代對於廣告所要求的精準到達、衝擊人心的要求就越來越多的侵入了內容生產的要求之中。這就使得原先基於事實的內容生產模式由於渠道的轉變而被迫轉向了對受眾情緒的照顧。
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受眾沉浸在輕鬆愉悅的氛圍之中，享受著心靈共鳴，導致受眾意見同質化程度加大，一旦出現重大事件很大程度上會導致「群體極化」現象的發生。大多情況下，群體會根據不同的平臺和渠道進行劃分，這使得某一渠道內的內容生產者只能按照其上的群體「偏見」進行生產。
5 「後真相」中的新聞業應對
「後真相」時代帶來的對於新聞業的衝擊，不代表新聞業將要放棄自己一貫的原則，放棄對於「真相」和客觀性的追求。但是面對如此的挑戰，新聞業勢必要進行相應的改革嘗試的。
因為「後真相」起源於西方20世紀末以來的政治和新聞實踐，因此西方的一些經驗值得借鑑：
首先，西方新聞界建立了較為完善的事實核查原則。在一系列的觀念和規則的支持下，將事實核查新聞（Fact-checking news）發展成為新的一種新聞形式，並且通過網際網路進行廣泛合作，致力於核實公眾人物的言論和相關報導。
谷歌也開始自己的事實核查工作
其次，西方新聞界更加貫徹了「透明性原則」。不僅將新聞的製作過程向公眾公開，展示新聞的信源和利益相關方；同時也熱切的希望公眾能夠參與到新聞的製作中來，從而對抗編輯者本身偏見的方法。這一原則在新媒體環境下，有力地對於原先的客觀性原則進行了演進。
原先「及時、準確、真實」的要求，基於新聞的主要功能是向公眾「再現」新近發生的事實。而在後真相時代，這種時空關係被大幅壓縮，因此，原先的產業方式應該做出改變。
原先對於「新」和「快」的追求，在新媒體時代應該讓位於「深度」和「角度」。專業媒體應該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生產有溫度的、有人情味的內容，才能在時空無法接近的時代，從心理上接近受眾。
原先對於「大眾」的追求，要向「社群」遷移。面對越發分裂的受眾群體，再去追求一個統一的「大眾」化的受眾是不顯示的。新聞生產者要更多的了解自己的目標受眾，走向分眾化的內容創作方式。
當然，在變革之外，同樣需要堅守：
媒體的公共性需要堅守。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是社會信息網絡中的中介節點，媒體的使用要服務於公眾的利益。這就要求媒體堅持在運作和報導中的公正，將媒介作為「公器」來進行使用。
媒體的開放性需要堅守。在後真相時代，各類信息各類觀點層出不窮，媒體不應該成為某一群體或某一觀點的表述工具，它應該致力於「讓意見相左的各類認識和平相處。」作為平臺的媒體，應致力於建立一種平等的、多元的協商關係，為各個群體搭建橋梁。
當然，這更多的要寄希望於受眾媒介素養的提高。受眾應該尋求多方信息源，而不只是滿足接受一方提供的消息，對不確定的消息保持懷疑的態度，並且輕易不傳播。
6 對於「後真相」的延伸問題
「後真相」是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越來越多的人都在基於情感去評論新聞，卻很少有人對於事實作出考據。正如知名媒體人白巖松所說，如今新聞界的一大隱憂是「炒菜的人越來越多，而種地產好糧食的卻在減少」。
由此可見，後真相緊密的關聯於「假新聞」「輿情反轉」「回音室效應」等多種在新媒體時代被關注的問題。因此可能在考題中會被結合考察。
更進一步的，從媒介哲學和媒介倫理的角度，有如下問題在後真相時代不得不被思考：
社交網絡具體是怎麼導致人們對原本具有公信力的機構喪失信任的？
什麼時候人類最容易被虛假信息騙到，我們是否有可能對此作出預防？
要怎麼教育下一代人獲得應對 truth decay 的批判性思維？
怎樣才能提高人們對於有事實依據的信息的需求？
「後真相」的影響在不斷泛化，真實性的缺失足以動搖現代社會的信任根基。而社會信任的重建，則需要每一個社會主體的合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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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可·舒德森,周巖.新聞的真實面孔——如何在「後真相」時代尋找「真新聞」[J].新聞記者,2017(05):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