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的榮與辱（下）
智效民
1947年1月，美國加利福尼亞一所大學又授予張伯苓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第二年，《另一個中國》在美國出版，胡適撰文介紹了南開的誕生經過。
文章結束時，胡適引用了張伯苓的一段話：「我對未來充滿希望。南開事業是無止境的，發展是無限的。讓我們拿出以往的勇氣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同心協力，使南開在建設祖國的事業中，成為重要的一員」。
這時，國內戰爭已經十分激烈，蔣介石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他不好拒絕，隨即就任。但是，他在南京呆了不到半年時間，就飛往重慶養病。一年以後，南京國民政府遷至重慶，蔣介石多次動員張伯苓前往臺灣或美國，他以衰老多病謝絕蔣的好意。
北平易手以後，傅作義向周恩來反映張伯苓的情況，周便託人捎話勸張留下。
1950年5月，張伯苓從重慶返回天津時路過北京，在傅作義家逗留好幾個月。「之所以如此，是周恩來考慮到張伯苓即時返津，可能會遭到激進學生的鬥爭。」
事實果然如此，當張伯苓於9月中旬返回南開時，南開大學的「進步師生」對他並不歡迎。許多人認為他是戰犯，沒有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記就已經是寬大處理了。
這時，張伯苓提出想到校園裡暫住一段時間，想見見自己的學生，但當局沒有任何反應。
這一年10月17日是南開46周年校慶，張伯苓很早就做好了參加校慶活動的準備。但是到了那一天，南開中學不允許他進校，南開大學也只是給了他一個普通觀眾的待遇。
從此以後，他變得沉默寡言、神情頹喪，經常呆坐在室內以手擊頭、嘆息不已。顯而易見，他的精神世界已經遭到毀滅性打擊。
經過一個悽涼而漫長的冬天，到了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與世長辭，享年75歲。他在前幾年立下的「為國家，為南開，當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歲再退休」的誓言，也就成了泡影。
張伯苓去世以後，有幾件事非常蹊蹺：一是國內媒體的反應特別冷淡，即使是周恩來親臨弔唁，也沒有公開報導；二是直到張伯苓逝世之後44天，追悼會才正式舉行；三是在張伯苓身後，居然出現兩份遺囑。
據黃鈺生介紹，張校長是1951年2月14日中風的，當時已經「口角歪斜，不能說話了，但神智還清楚」。有人提議應該為校長寫一個遺囑，「比較起來，我和張校長最接近，在南開的時間也較久，所以大家推我起草。」
黃還說：「在伯苓先生逝世前三四天，我拿了遺囑草稿，讀給他聽，那時他雖然不能說話，但聽力還好，心裡也很清楚。我一段一段地念，他一段一段地表示同意；念完全篇之後，他挑大姆指，表示讚賞。」
黃鈺生在遺囑中以張伯苓的口吻對新政權予以高度評價，其中有「今日之人民政府為中國前所未有之廉潔的政府，其發展生產，友好蘇聯之政策，實為高瞻遠矚之政策。凡我同學，允宜竭盡所能，合群團結，為公為國，擁護人民政府，以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無限光明遠景，餘將含笑九泉以待之」等話。
對於這份遺囑，周恩來在審讀時很不滿意。他說：「可惜少了兩句話，即張伯苓應表示悔過，向人民低頭。」這或許是追悼會遲遲不能召開的原因，也是悼詞中反覆強調的內容。
在上述遺囑之外，據說還有一個臺灣版遺囑。其落款日期是「中華民國四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即張伯苓逝世的前一天。
黃鈺生認為這份遺囑是偽造的。他舉例說，其中有些駢體排比的句子，比如「惟始皇陰狠，秦廷終於覆亡；巢闖跳梁，沐猴寧能成事」云云，「不是張伯苓先生的口吻和筆調」。
當然，臺灣方面也不相信大陸版的遺囑是張的意願。有人說，當時張伯苓已經是「身為楚囚，失去個人行動與說話自由」了。
張伯苓走了，連同造就他的那個時代。後來，儘管南開的名字還在，校園還在，但是張伯苓對私立大學的理解，以及他創辦私立大學的精神，卻再也沒有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