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張伯苓赴美國考察教育期間，與時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的梅貽琦在一起。
【館主曰】今天是梅貽琦校長誕辰131周年紀念日。館主特發此文，以資紀念。
本文系南開大學校史權威梁吉生教授給館主的命題作文，也是館主應張伯苓研究會會刊之約而寫。原計劃5000字內完稿，沒有想到拉拉雜雜寫下了2萬字。當然，即便再多的文字，再好的文筆，也無法表達清楚館主對張伯苓和梅貽琦兩位先賢的敬仰，無法描述完整他們的勳業和德風。因文章較長，本文分上下篇，館主今日刊發上篇《大師遇見大師》，下篇《雙星閃耀》留待年後，免得友人們一次讀得太辛苦。憶往思今，百感交集。飲水思源，我們深切緬懷以張伯苓、梅貽琦為代表的先賢，以天下為己任，作思想之先驅，以教育為平臺，為天地立極，為人民服務，感謝他們在中國黑暗的時期，用生命點亮真理之燈，指引著我們走到今天。這盞燈還將繼續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
2012年我應邀去臺灣清華大學參加梅貽琦校長逝世50周年研討會。我在會上所做的主題演講中，根據胡適的三W主義，我將梅貽琦列入近代中國三不朽人物。今天，我們是否也可以放心地將張伯苓一起列入近代中國三不朽人物殿堂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張伯苓豪爽外向，梅貽琦寡言內斂。個性上，兩人大相異趣。這並不影響他們成為現代三不朽人物。內心中，他們高度一致，一輩子用教育來醫治中國痼疾，一輩子涵養修己功夫，他們得真理而自由。蔣介石給張伯苓的身後敬辭：「守正不屈，多士所宗」，給梅貽琦親書誄語：「勳昭作育」。
歌德說，一切眩人耳目的，都只不過是一片過眼雲煙，惟有真正的精金美玉才為後世所寶。張伯苓、梅貽琦諸位先賢們沉澱出的教育思想，是真正的精金美玉，必將為後世所寶。
再過三天，令人難忘難扼的2020年，終將走進歷史。一輪嶄新的2021年太陽即將升起，光輝普照大地，黑暗的地方也不例外。這就是希望！
館主自去年底因《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修訂版未能及時出版，而開通本公號，以便陸刊些文章與同道讀者一起紀念梅校長。遺憾的是，這本書至今還未出版。目前已轉到第三家出版社待出，估計新年的陽光照到不久之後，這本書應該會與熱愛梅校長的讀者們見面了。這也是新年一小小的佳音。到今天為止，本號總共發出45篇文章，其中7篇「陣亡」，成績還算不錯。在此，館主衷心感謝各位友人的一整年來的關注和陪伴，祝大家新年快樂！吉祥如意！
引子
整部中國近代史大劇，天子之津是一個重要的舞臺。直隸總督府、北洋水師、洋務運動、招商局、義和團、洋租界和《天津條約》《北京條約》《辛丑條約》《馬關條約》等影響近代中國走勢的重要事件，都是這一舞臺上不同時期的重要劇本。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愛新覺羅•溥儀、張勳、盛宣懷、徐世昌、馮國璋、段祺瑞等晚清民初的時代強人，曾是這些劇本中的主角。這些主角窮盡半生甚至一生，致力於改變中國、改變時代。可遺憾的是，他們沒有找到門徑，最終都以悲劇落下大幕，一生心血付諸東流。
的確，在長夜難明的悠久歲月裡，絕大多數人住在誠如魯迅先生所言的「鐵屋子」裡，或醉生夢死，或悽慘熬日。只有極少數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真正強者，伺機奮力捅開「鐵屋子」，為久居暗室的人們，點亮希望之光。以教育為利器捅開「鐵屋子」，為民族和時代帶來希望之光的教育家們，既是我們民族的強者，也是時代的智者，他們找到面向現代中國的道路。
生於晚清時代的容閎（1828，出生年份，下同）、張之洞（1837）、馬相伯（1840）、張百熙（1847）、康有為（1848）、嚴復（1854）、嚴修（1860）、蔡元培（1868）、梁啓超（1873）、範源濂（1875）、張伯苓（1876）、黃炎培（1878）、郭秉文（1880）、周詒春（1883）、茅以升（1886）、蔣夢麟（1886）、梅貽琦（1889）、竺可楨（1890）、陳寅恪（1890）、晏陽初（1890）、胡適（1890）、陶行知（1891）、梁漱溟（1893）、吳貽芳（1893）等，這些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發出了璀璨的光芒，基本構成了中國現代教育發展脈絡的群星譜系圖。他們發現了歷史進步的密碼，翻開了教育救國的現代篇章。
在這些閃耀的群星中，嚴修、張伯苓、梅貽琦三位先哲來自津門。從輩分上看，他們屬於三代人，但師承關係則一脈相傳，三人亦師亦友，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勳昭日月，彪炳史冊。嚴、張兩位戮力同心，在一座城市、創一所學校，使天津成為20世紀中國重要的教育重鎮。張、梅二人剛毅堅卓，先後掌校南開、清華和西南聯大，鑄就20世紀中國教育的珠穆朗瑪峰。
中國現代教育的傳奇，張伯苓、梅貽琦兩位先賢是重要的書寫者。現在讓我們來慢慢走進他們的世界……
1908年，私立南開中學堂第一屆33名畢業生合影。其中，梅貽琦、金邦正先後任教清華，出任清華校長，張伯苓胞弟張彭春則為清華教務長上篇 大師遇見大師
南開新學：師生緣起
張伯苓、梅貽琦出生在19世紀晚期，成長於20世紀初期。這一時期，大清帝國內亂不已，民不聊生；外辱不斷，列強環顧。大清王朝風雨飄零，搖搖欲墜，傳承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國奄奄一息。在這樣的環境裡，湧現出一批傑出的中華兒女。尤其是知識分子，他們心懷蒼生，心憂天下，孜孜不倦地為國為民尋找出路，前赴後繼，最終找到現代社會的文明之光——科學與民主。科學救國、教育興國，成為這一時期知識分子們的偉大追求。這些領風氣之先的民族精英們，在當時社會基本上屬於離經叛道之輩，不僅僅承受著巨大的俗世壓力，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正是這些人的堅忍不拔與不懈努力，為在黑暗中掙扎的中國帶來了真理和希望。
張伯苓自幼聰穎異人，受過幾年私塾教育。因家道中落，1889年年僅13歲的張伯苓，考入由北洋大臣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第五期駕駛班。這所學校為了招到好學生，不僅不收學費，還管學員吃住穿，每月還發津貼4.5兩白銀。這所學校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校長，那就是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先生。嚴復是最早留學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的六名中國學生之一。1880年應李鴻章之邀，從福建來天津，參與創辦北洋水師學堂，先任洋文正教習，後任會辦（副校長，1890年）、總辦（校長，1893年）。學堂學制5年，其中堂課4年、練船1年，設有駕駛和管輪兩個專業。駕駛專業分為內堂（理論課）和外場（實踐課）兩部分。內堂課程有國文、英文、數學、代數、幾何、三角、立體幾何、天文、駕駛、海上測繪、丈量學、物理學、化學等，外場課程設有陸軍兵操、槍炮法理、彈藥及引信法理、信號、開槍操練等。駕駛班一共招了6期120名學員，管輪班也招了6期85名學員。
張伯苓在校期間學業成績優異，每次考試名列前茅。1894年10月，他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時年18歲。然而，在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的中日甲午海戰中，中國海軍大敗，幾乎全軍覆沒，最後連供海軍學校畢業生實習的艦艇也打沒了。剛出校門的「學神」，正當「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青春年華，而「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的冷酷現實，卻讓他「拔劍四顧心茫然」。張伯苓不得不回家靜候一年，之後才得入海軍實習艦通濟號任見習軍官三年。
正是在威海衛軍港，張伯苓在艦上遭遇了令他終身不忘的國恥，從而決心脫離海軍，從事教育救國事業。原來，自中國戰敗之後，歐洲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競相爭奪勢力範圍。中日大敗後，威海衛即被日軍佔領，旋由三國幹涉交還中國，轉租於英。通濟號即奉命開往威海衛，代表中國政府自日軍手裡接收威海衛，然又於翌日移交給英軍。據胡適《張伯苓傳》記載，張伯苓目擊心傷，喟然嘆曰：「我在那裡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次，我又看見取下了黃龍旗，掛起了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絕計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張伯苓這種覺悟和決心，與當時全國知識界呼喚的革新運動是一致的。1898年的戊戌變法就是這種運動的高潮。遺憾的是，革新運動操之過急，被慈禧太后強大的保守勢力給掐滅了。1898年，曾以廢科舉、辦新學而聞名的學界領袖嚴修先生，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辭官回家，特設嚴氏私塾，名「嚴館」。時年22歲的張伯苓，欣然應嚴修之聘，在嚴館教授西學。學童為嚴修之子等5人。張伯苓一生的教育事業肇始於此。
嚴修是北方學術界大家，竭誠提倡新思潮新學說，德高望重，素受津人景仰。胡適評價，「張伯苓得其臂助，為南開新學奠定根基」。在嚴館期間，張伯苓教法新穎，堪稱現代教育，毫不遜色。所授課程有英文、數學和自然的基本學識，尤注重學生的體育。他與學生在一起共同做戶外運動，如騎腳踏車、跳高、跳遠和足球等。科學、體育並重，師生共同學習、共同遊戲。
1904年，張伯苓和嚴修赴日考察大中學校教育制度，帶回許多教具和科學儀器。日本教育的發達程度深深觸動了他倆。回國後，即以嚴氏一部分房屋為基礎，將私塾改為中學，初名第一私立中學堂。1904年改名為敬業中學堂，開學時學生73人，每月經費白銀200兩，由嚴、王（張伯苓曾於1901年春受天津八大家之一、津紳「益得王」王奎章之請，兼教於王家私塾，即王館）兩家平均負擔。1906年，鄭菊如先生捐贈一地名「南開」的空地，徐世昌、盧木齋、嚴子均等人捐資，共襄義舉，1907年建立新校舍，命名為南開中學堂。從此，南開與張伯苓名字，在中國教育史上永佔光榮的一頁。
問道南開：師生情篤
受業南開
1904年，15歲的梅貽琦因世家淵源，進入第一私立中學堂，成為張伯苓的首期門生，此時學堂共有73名學子。張伯苓任監督（校長）兼教授數、理、化及英文等科目。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也曾在此校學習，對此有清晰的回憶：1904年，梅貽琦以世交關係進入嚴範孫家塾（南開中學堂的前身），和嚴氏子弟一同讀書。張先生教理科，又聘請了其他幾位教師教別的學科，教學方式不同於一般私塾，已初具學堂的性質。學校改名南開中學堂後，張伯苓被正式任命為校長。梅貽琦與金邦正（仲藩）、卞肇新、張彭春、李麟玉等人均為南開中學堂第一期學生，成績優秀。
1908年7月，梅貽琦、張彭春、喻傳鑑等南開中學堂首屆33名學生畢業，畢業典禮在新校舍禮堂舉行，直隸提學使盧木齋為他們頒發文憑。學校為每位畢業生贈送《勸善要言》一冊。據《嚴修日記》記載，嚴修為11名優秀畢業生梅貽琦、金邦正、卞肇新、張彭春、張書珊、高兆夔、魏有萬、李麟玉、羅凌瀛、喻傳鑑、顧壽頤等親書扇面各一，以資獎勵。梅貽琦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名字被刻在南開校門前紀念牌的第一名上。嚴修先生特為這屆畢業生們撰寫的畢業訓詞強調，勿志為達官貴人，而志為愛國志士，表達了南開這所百年老校一以貫之的「允公允能」之愛國精神。訓詞內容如下：
事無難易，故立志者，入德之門也。諸生畢業後，或進專門，或學實業，或改營生計，人各有志，奚能相強。雖然此特立志之一端，至其本源，則在歸本於道德。諸生志於道德，則無論專門、實業以至改營生計，無害為君子，否則雖在通儒院畢業，特小人儒耳，何足取呼！諸生素講習人倫道德一科，即知即行無俟過慮，而鄙人所尤注意者，則在國民道德。今者，內政外交事變日亟，國勢不振身家詎能獨存？年長之英雄雖有匡時之志，而無其才；未來之英雄，無論有無其人，而時已不待，今日所賴以轉移國勢者，舍有志之少年，其又奚屬？諸生今日中國少年之一部分也，勉之勉之，勿志為達官貴人，而志為愛國志士。鄙人所期望諸生者在此，本堂設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
南開四年，梅貽琦在思想和學業上獲益匪淺。1908年畢業時，梅貽琦因成績優秀，保送保定高等學堂深造（張伯苓曾在該校任教務長）。1909年參加清華首屆庚款留美考試，從全國各地選送的630名考生中，以第6名成績脫穎而出，成功獲得赴美留學機會，秋季和同榜47名學子啟程赴美留學。梅貽琦不像其他學子紛紛選擇哈佛、哥倫比亞、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而是選擇了學校名氣不大，而專業水準高的伍斯特理工學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簡稱WPI），專攻電機工程。其實，這一選擇已經充分凸顯了梅貽琦的獨特眼光，他的選擇顯然與20世紀初世界工業電汽化發展大潮相吻合，他早就預見到中國的發展必然需要趕上這一潮流。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南開對於梅貽琦還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張伯苓與他亦師亦友的師生私誼、南開超高質量的同學朋友圈，對於他一生所從事的教育事業，舉足輕重。
首屆畢業生畢業十周年（1918年）紀念合影。前排左一金邦正、二排右一張彭春、三排右二梅貽琦。
南開師友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張伯苓對梅貽琦有著重要而且全面的影響。在梅貽琦去清華任教之前，他在天津時與恩師張伯苓的接觸密切，與嚴修也頗多互動，嚴修還是梅貽琦夫婦的婚姻介紹人。
1914年秋，梅貽琦學成歸國，第一份工作就選擇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服務（1912年梅貽琦在WPI求學時加入基督教），在這裡與韓詠華相識而相愛。而張伯苓正是時任該會的董事長（張1908年受洗入教時，即任該會董事，1911年3月當選為董事長）。
1914年10月，南開中學舉行建校10周年紀念會，梅貽琦作為畢業生代表，在會上發表演講祝賀母校校慶。同年12月23日，南開中學舉行學生畢業典禮，嚴修先生給畢業生頒發畢業文憑，給優秀生頒發獎品。在校長張伯苓講話之後，梅貽琦作為老畢業生代表發表演講，並和幾位老畢業生們一起設酒席宴請新畢業生和職教員，嚴修、張伯苓一併出席。兩天後的聖誕節，張伯苓邀嚴修與陶孟和、梅貽琦、嚴智崇一起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共進午餐。飯後眾人玩拋球及撞球娛樂。1915年3月11日，張伯苓、嚴修和梅貽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共進午餐，餐後，三人同往朝陽觀蒙養園參觀。
1915年9月梅貽琦受聘到清華任教，講授物理、數學等課程。10月24日，南開北京同學會在琉璃廠附屬中學（即北師大附中前身）召開成立大會，張伯苓從天津趕來參會並演講祝賀，梅貽琦當選為南開北京同學會首任會長。
梅貽琦晚年曾多次跟韓詠華談起，他在清華教了半年書後，因性格內向，寡言少語，自認為不適應教書生活。就跑回到天津去找老師張伯苓說，因為不愛說話，對教書沒有什麼興趣，想換個工作。張伯苓說：「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願幹了，怎麼知道沒有興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梅貽琦聽話回京，繼續在清華教書。韓詠華曾幽默地說，「他這一忍耐可不得了，忍了幾十年一輩子。」
梅貽琦在北京成家之前，逢年過節，或是南開學校的校慶等重要活動，他都會回天津。每次回津，必去母校南開，拜訪張伯苓或者嚴修。1916年8月16日，嚴修陪徐世昌來南開學校參觀，當時回津度暑假的梅貽琦就和張伯苓、陶孟和、張彭春迎接，一起共餐。同年11月18日，敬業樂群會講演部召開特別講演大會，張伯苓講演《東遊見聞》，內容涉及東北及朝鮮見聞等；張彭春報告明年改組大學的計劃；周恩來講演《謙》。嚴修在日記中記述：「到南開學校訪月涵（梅貽琦）並晤校長（張伯苓）。」
張伯苓喜歡聽京戲，尤其欣賞梅蘭芳和郝壽臣的藝術。他與郝壽臣是道義之交。據郝回憶，張伯苓不在天津看戲，以防給學生造成不良影響。郝在北京演出時，張有暇即來京看戲，每次總要與郝晤面。或到郝的家中拜訪，或邀請郝到飯莊去吃飯。在陪客中，一定會有梅貽琦。
1919年6月16日，梅貽琦與韓詠華在北京東城基督教男青年會舉辦婚禮。張伯苓與弟弟張彭春赴北京祝賀梅韓大婚。張伯苓送了一對花碗和十雙筷子，張彭春送兩隻小花瓶，媒人嚴修送了10塊大洋。
此後數十年間，兩人雖然事業發展和社會地位不斷變化，時代跌宕起伏，但是梅貽琦與張伯苓的師生之誼，歷久彌堅。1919年張伯苓創辦南開大學，1923年建成南開女中，1928年成立南開小學。至此，張伯苓在嚴修先生的鼎力支持下，南開系列事業，蔚為大觀。與此同時，梅貽琦在清華的事業也蒸蒸日上。1926年4月，梅貽琦擔任清華學校教務長。1928-1931年，梅貽琦赴美擔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張伯苓1929年赴美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教育學期間，與梅貽琦等南開同學在紐約有多次歡聚。1931年12月，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筆者曾看到一篇文獻談到，1930年代，梅貽琦掌校清華期間，曾邀請張伯苓到清華演講。演講結束，梅貽琦上前為張伯苓遞衣系扣。當時曾有人注意到這一細節，暗譏梅做作。梅貽琦說，我對伯苓師一向如此。
1932年3月22日張伯苓致梅貽琦函
南開學友
南開對於梅貽琦的清華事業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只需舉數例小事即可理解，南開與清華原本淵源至深。
在清華創辦之初1911年，範源濂曾數度來天津，與嚴修、張伯苓商量，邀請張伯苓赴清華學堂任教務長，張當了清華半年教務長後，重回南開掌校。梅貽琦南開同班同學金邦正（字仲藩），與他同期考取首屆庚款留美，赴康乃爾大學攻林學，回國後曾於1920-1921年擔任清華學校校長。南開同班同學張彭春（字仲述，張伯苓胞弟），晚梅貽琦一年留美哥倫比亞大學，1923年-1926年擔任清華學校教務長。
1934年10月17日南開學校創辦30年校慶，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前來母校致賀。他作為學生代表在演講中說：「清華、南開關係極為密切。清華有南開同學百餘人，同學會託我帶來微禮，此外更代表清華師生表示祝賀，兩校一向感情甚佳，清華成立多受張先生之贊助。」此言非虛，清華學校早期的生源，出身南開中學的學生比重頗大，每年有20人之多，為當時全國中學之冠。這些學生在清華畢業後，多數赴美留學。學成回國後成長為各個領域的棟梁，在學術教育界尤多。而回母校南開或清華服務，更是首選。
南開中學學弟孟治博士，1916年考入清華學校，曾為梅貽琦學生。1920年留美，192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1929年當選為華美協進社[1]第二任主席，連任37年至退休，終身致力推進中美文化交流和進步。他曾就入職華美協進社，還是回南開任教一事，向時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的梅貽琦請教。梅說：「兩樣事的比較上，我沒有意見，全靠你的志願與準備。可是近來的潮流留學生做事沒長性，教書的想做官，做官的想發財，所以很少人有成績。你到南開去也好，到華美社也不錯，我勸你三思而後決定；但是，拿定主意後，我希望你Stick to it，做出成績來！」梅貽琦1933年派孟治代理清華留美學生監督16年。
1949年梅貽琦赴美管理清華庚款基金，頗得孟治協助，曾將清華大學美國辦事處設立在紐約華美協進社的樓上。在孟治邀請下，梅出任華美協進社常務董事達13年之久，進而出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榮譽秘書，該基金會對清華庚基金具有永久的監護權。這些活動，對於梅貽琦晚年在美保管清華庚款基金安全、資助華人學者、創辦臺灣清華大學、建設核反應堆等勳業，至關重要。因此，孟治與梅貽琦晚年事業的交集可謂至深。
梅貽琦晚年在臺灣創辦新竹清華大學時，也常常參加南開同學會活動，紀念南開校慶。
1945年西南聯大時期，張伯苓（左四）與梅貽琦（左二）、張彭春（左三）、何廉（右三）等人在一起執掌聯大：同事行誼
歷史無法預知。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1937年至1946年，清華、北大和南開合併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繼而合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梅貽琦與張伯苓、蔣夢麟同心同德，書寫了中外教育史上的永恆傳奇。張伯苓和梅貽琦這對師生，基於相互認同的君子默契，在西南聯大成為合作掌校的切近同事，共同度過了艱苦卓絕卻又輝煌燦爛的九年。
同甘共苦
盧溝橋事變爆發之時，清華、北大、南開等校正值暑假。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胡適等數十位知識界要人，正赴廬山參加7月9日國民政府召開的國是談話會[2]。事變發生後，一份份加急電報，如雪片般地從平津發往廬山。
7月28日，北平陷落，學校師生紛紛向城內逃亡。29日，日軍開始侵擾清華園。至8月中，敵寇駐校達3000人，清華園完全淪入敵手。三校當中，南開最慘。7月28-30日，南開大學、南開中學連遭日軍野蠻轟炸，大部分校舍被毀，張伯苓和同仁們苦心經營34年的南開校園頓成廢墟。
7月31日，蔣介石發表著名的《告抗戰全軍將士書》，表明決心，抗戰到底。當日中午，蔣介石邀見張伯苓、胡適、梅貽琦等人談話，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抗日戰爭爆發，津滬鐵路被切斷。國是談話會後，梅貽琦、張伯苓、蔣夢麟等人已經無法回到北平，或在南京或在上海。
8月下旬，國民政府命令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南遷湖南長沙，合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下文簡稱長沙臨大），清華、北大、南開三校校長任常務委員，負責校址勘定、經費支配、院系設置、招聘師資、收受學生及建築設備等事宜。
8月底，梅貽琦由南京抵長沙負責籌備，張伯苓和蔣夢麟因另有事務未能在第一時間趕到，但均派出幹將前往長沙助力。梅貽琦到達長沙後，即開展長沙臨大籌建工作。9月13日主持召開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張伯苓、蔣夢麟因事未到，分別委派代表黃鈺生（南開秘書長）、樊逵羽（北大教務長）參加，決議：一、經費由三校提供原有經費七成（此時各校經費，教育部按七成撥給）之三成五；二、電令三校重要職員，克日南下；三、通知三校師生在長沙復學；四、斟酌三校過去情形，分配院系課程。這四項決議奠定了日後西南聯大的校務基礎。
10月25日開學， 11月1日上課。長沙臨大共設文、理、工、法商四個學院17個系。全校共有學生1452人，包括北大、清華聯合招收的新生及南開中學升班新生114人，借讀生218人。三校教師共有148人。
12月13日南京淪陷，戰火逼近長沙。立足未穩的長沙臨大師生再次被迫轉移。經國民政府教育部批准，長沙臨大遷往昆明，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下文簡稱西南聯大）。
1942年，西南聯大已發展為擁有文、理、法商、工和師範5個學院，包括26個系，2個專修科，1個先修班的規模。全校學生約3000人，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大學。
戰時的西南聯大，教育經費嚴重不足，校務經營捉襟見肘，戰時如猛獸出籠的通漲，使這一狀況雪上加霜，師生的生活待遇每況愈下。1940年上半年起，物價暴漲，戰前每月實支350元的教授，按當時生活指數折合，實值13.6元。同年11月，西南聯大54位教授聯名呼籲改善待遇：「始以積蓄貼補，繼以典質接濟，今典質已盡，而物價仍有加無已……若不積極設法，則前途何堪設想…… 」到1943年下半年，戰前月薪350元，僅值8.3元了。當時窘況，陳寅恪教授有詩記載：「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念昔傷時無可說，剩將詩句記飄蓬。」朱自清教授在感嘆「米鹽價逐春潮漲」的同時，「剩看稚子色寒飢」。
教師困苦，學生艱難。工學院學生住草頂泥牆的宿舍，在不避風雨的草房裡，撐著傘睡覺……在破廟裡伴著泥菩薩聽講。統艙式的寢室，每間擠40人。很多學生在走廊裡畫圖，在微弱的燈光下讀書。當時昆明市的一些茶館，甚至成了學生的自修室。然而，比物資匱乏更可怕的是，1941年前後，昆明屢遭日寇飛機轟炸，常因空襲警報而中斷上課，有時甚至使實驗半途而廢。八九月間，聯大校區遭大轟炸，校舍損壞，天雨無處不漏，學生在圖書館看書也要打傘。
西南聯大在強敵壓境、物資匱乏的艱難困苦中，奮發圖強，師生發揚剛毅堅卓的聯大精神，堅信抗戰必勝。在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上，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寫道：「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
以研究西南聯大著稱的美國學者易社強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中，給出這樣的評價：「聯大的許多遺產已經奉獻給了世界。在艱苦的環境下，保持著最尊貴的思想和精神；在戰爭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適應力，聯大為自己在人類的奮鬥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
西南聯大的輝煌，主要表現為大師雲集和英才輩出。一方面，師資強大，教授陣容基本與世界一流名校看齊。據統計，1939年西南聯大教授177人(含少數副教授)，佔全校教職工總數的22.3% ，1940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這一比例為22%。1948年中央研究院遴選產生81名院士，其中西南聯大教授27人，一所大學佔比33%。
另一方面，學生成才率超高。西南聯大校友中，兩院院士172人，其中學生90人。西南聯大校友、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申泮文教授曾統計過，聯大畢業生出院士率最低的系也達8%，最高的系達16%。其中，地質學系有22名學生當選院士（統計至1993年）。
共和國23位「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趙九章、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楊嘉墀、王希季、朱光亞、鄧稼先等8位西南聯大學生赫然在列。
兩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楊振寧，世界數理邏輯大師王浩，都曾是西南聯大的學生。自2000年起設立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5位西南聯大人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徵鎰、鄭哲敏先後奪魁。
西南聯大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也培養了數不勝數的傑出人才：作家汪曾祺，詩人穆旦，語言學家朱德熙，哲學家汪子嵩、黃枬森、任繼愈、何兆武，經濟學家劉國光，英語教育家王佐良、李賦寧、許國璋，大翻譯家許淵衝……還有宋平、王漢斌、彭佩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校友。
當然，西南聯大留給後世的精神財富，遠比人們可以看見的更多更深遠。
同心同德
西南聯大沒有大樓，卻有大師，人才濟濟，群賢畢至，碩果纍纍。南開大學秘書長黃子堅教授曾說「南開堅定如山，北大寬廣如海，清華智慧如雲」。如雲，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這正是西南聯大的精神。
許多人在探究西南聯大創造的奇蹟，難免會產生疑問：三所歷史不同、背景各異、特色獨具的大學，那麼多一流和超一流學術大牛，為什麼「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而沒有落入「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傳統俗套裡？
關於這個謎團，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最關鍵的答案還在西南聯大的三位掌門人——梅貽琦、張伯苓、蔣夢麟的身上。
1937年，梅貽琦48歲正當盛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僅僅6年，成績卓然，聲望隆重，開創出清華的黃金盛世，短短數年將「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清華帶進國內第一流大學行列。蔣夢麟51歲，出道早，執掌老牌北大已經多年，在教育界久負盛名。張伯苓63歲最年長，創辦出南開系列事業，社會影響巨大，南開大學是中國最好的私立大學。梅貽琦1937年8月最早介入，而1946年9月最晚撤出西南聯大校務，他與西南聯大共進退，九年時間全身心撲在西南聯大上。
在梅貽琦看來，西南聯大的成功，在於三校人熟，價值觀相近。他在西南聯大校慶九周年紀念會上，這樣解釋：「想起九年的工夫，在長沙，在昆明，三校聯合的結果很好，同仁都認為滿意。今後三校聯合精神還要保持並繼續。前幾年，教育當局說抗戰中好多學校聯而不合，只有聯大是唯一聯合到底的。這不是偶然的，原因是由於抗戰前，三校對事情的看法與做法，大同小異；人的方面多是熟人。譬如：胡適先生即為清華；馮友蘭先生是清華文學院長，是北大校友。他如南開之黃子堅是清華校友；張伯苓先生曾為清華教務長，我本人亦為南開校友，已為『通家』。間或有遠近，但是很好。」被譽為「寡言君子」的梅貽琦，這段話也是字字珠璣。
而蔣夢麟經常說的則是，「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早在1937年8月，蔣夢麟就委託胡適，致函張伯苓、梅貽琦：「孟鄰兄有信與枚蓀兄和我。他說，臨時大學實行時，『雖職務各有分配，而運用應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經驗毅力為吾人所欽佩，應請主持一切』。孟鄰兄此意出於十分誠意，我所深知。我們也都贊成此意。所以我把此意轉達兩公，伏乞兩公以大事為重，體恤孟鄰兄此意，不要客氣，決定推伯苓先生為對內對外負責的領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親到長沙時，則由月涵兄代表。如此則責任有歸，組織較易推行。千萬請兩公考慮。我此時因政府頗有意把我充軍到海外去，所以不能來，只好在此為兩公及孟鄰兄做一個駐京代理人。」
在這封信裡，蔣夢麟很老到地提出，三校聯合運行時需有一人為主持，所以誠意推舉張伯苓為首。他深知張與梅的私誼，推舉張為首，實際上就是將此重任委婉地交給梅。有趣的是，在聯大成立之初，張曾對蔣說，「我的表你戴著」，這是天津俗語「你作我代表」的意思，完全信任。蔣對梅也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至於在張伯苓和梅貽琦之間，似乎完全不需要更多的話語和客套，他們之間的信任和默契，有30多年的師生深誼為基礎。
屬相為牛的梅貽琦，相較年輕力盛，「俯首甘為孺子牛」，行事作風符合清華校風——行勝於言，做事任勞任怨，從不會討價還價，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公正剛毅，深孚眾望。有時教務長或總務長缺員，他就兼任，認真負責，備受尊敬。
從這些看來，西南聯大的成功關鍵就在於三校之長精誠團結、坦誠互信、勇於任事、不爭功不諉過。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由三校校長和秘書長組成，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按教育部命令，常委會主席由三位校長每年輪流擔任。但因蔣夢麟、張伯苓均在重慶另有任職，經常不在昆明，因此，常委會主席自始自終一直由梅貽琦擔任。由於得到張伯苓、蔣夢麟的充分信任和授權，常駐昆明的梅貽琦實際掌管校務，在西南聯大就有了廣闊的施展空間。
首先，在人事上相互支持。北大派出老成持重的鄭天挺出任總務長，南開安排經驗豐富的黃子堅擔綱建設長，清華請出才華橫溢的潘光旦執掌教務長，新設的訓導長則由南開出身的查良釗肩負。各個學院院長分別由三校教授骨幹中優中選優，胡適、馮友蘭、雷海宗、湯用彤先後出任文學院院長，吳有訓、葉企孫先後擔當理學院院長，法商學院院長則由方顯廷、陳序經、周炳琳、陳岱孫輪值，顧毓琇、施嘉暘先後做工學院院長，師範學院院長則由黃子堅兼任。這些學者不僅在學術上獨當一面，而且在領導力上也同樣出色。他們在三位常委的引領下，與全校師生建立起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憑著對國家救亡和民族復興的高度責任感，九年來不屈不撓，鍥而不捨，終克大成。
其次，清華在實際人力、物力投入所佔比重較大。經費方面，清華因有庚款，除了應負擔的部分外，往往還額外給西南聯大補助。師資方面，工學院實際上是清華工學院的延續，北大原無工學院，南開僅有化工系。理學院百餘教師中，清華教師佔一半以上。因此，西南聯大的規章制度，多以清華為藍本，如教務通則、教授會組織法和一些行政管理制度等，基本上是沿用戰前清華的章程。因此，梅貽琦在執掌西南聯大時，在校政組織和運行上，相對比較順暢。
第三，三人謙遜如水的君子德風、忠誠不二的教育理想和堅定不移的救國信念，使他們能夠將各自的資源，融合在一起，共同服務西南聯大。
其實，張伯苓的放手和蔣夢麟的不管，並非置身於西南聯大之外。以當時兩人在政界、軍界、商界和社會的影響力，在主觀上、客觀上都為西南聯大在昆明的順利發展，拓展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後期，西南聯大師生頻繁湧起的學潮巨浪，如無張、蔣二人在外的巧妙斡旋，恐怕今天就未必有人們津津樂道的「民主堡壘」了。西南聯大校友在回憶母校時，較少提到與他們始終在一起的梅貽琦校長，而張、蔣二校長就更被「忽略」了。不過，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校友們年輕時接觸比較多的，是那些學富五車而又個性迥異的有趣教授們。他們自然不會注意到，為他們提供這樣平臺的幕後人。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們可以得出西南聯大不同的成功之道。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三人精誠團結，合作共事的態度和精神，無疑是永恆的西南聯大與其他速朽的聯合大學之間的最大區別吧？！而這其中，最重要、最堅實的基礎是張伯苓和梅貽琦的師生友誼，他們惺惺相惜，鼎力支持，默契共事。
尾聲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這所書寫傳奇的大學，「在黑暗的戰爭年代，完成了保持知識之燈常明的使命。」西南聯大給雲南留下了一份重禮——師範學院成建制留下，由西南聯大訓導長查良釗組建昆明師範學院，即雲南師範大學前身。三校北返，各自復校，張伯苓和梅貽琦兩位大校長各自忙於平津兩地的校務。此後，二人往來雖未斷，但因復校事忙，學潮蜂擁，校政繁雜，他們已不能像當年一樣往來頻密了。
1949年鼎革之際，張伯苓和梅貽琦二位在去留的問題上作出了不同選擇。風雲變幻之後，二位先後都離開了他們各自一生中最為珍視的南開和清華。張伯苓1951年在天津逝世，梅貽琦1962年在臺北病逝。他們1949年之後的情誼，各種回憶錄、紀念文集、日記記錄中幾不可見，知曉內情的人事也凋零殆盡。如今，敢於對此揣測的人也不多。兩位現代教育大師，在歷史的星空中持續交匯綻放出耀眼星芒之後，似乎倏然沉寂，且各自參商、不再相見，甚至不必相念。
[1]華美協進社（ChinaInstitute in America）,1926年5月由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育學家約翰·杜威、孟祿和中國知名學者胡適、郭秉文等共同發起在美國紐約創辦，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非營利性民間中美文化交流機構。章程規定該社宗旨：一、交換中美教育文化信息；二、增進中美教育機關之間關係，如交換教授之類；三、輔導在美的中國學生，為謀教育上的便利，並對於美國人士研究中國問題者予以相當贊助；四、鼓勵中美人士研究國際文化的興趣。成立初期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每年提供2.5萬美元經費，1930年後由該社自籌經費。該社通過教育、文化、商務及藝術項目，向美國公眾介紹中國文化與文明，促進跨文化交流，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相互了解，推動世界和平。該社常年資助中國留美學人，為中國文化教育進步貢獻卓著。
[2]該會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發起，會議秘書長張群，邀請全國社會各界知名人士、 大學教授、各黨派領袖至廬山舉行談話會，彼此交換意見、討論國家外交及國內政治、經濟、教育諸問題。所有談話會人員分為政治、外交、財政經濟、教育四個組，國民 政府中央及各部要員也相應分至各組，聽取意見，答覆疑難，時間定於1937年7月15 日至8月15日，共分三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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