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
由教授到校長，連續為清華服務近半個世紀，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見的。他出任清華校長後創造了清華的黃金期，全面提升了清華的素質和聲譽，厥功至偉，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愛家愛國 儒雅謙衝
「他的確是蔡孑民先生而後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一位教育家。」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如是說。
「他」是誰?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
世人知道梅貽琦的已不多了，也難怪，1949年6月梅貽琦代表國民黨政府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科學會議後，如泥牛入海。他先在美國管理「清華基金」，1955年赴臺，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和新竹清華大學，至1962年病歿臺北。
「梅貽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周恩來的這句話，可視為共產黨對梅貽琦的政治定位。
梅貽琦(1889—1962)，字月涵，祖籍江蘇武進(今常州)，生於天津，遠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駙馬，受命駐防天津，梅家從此成為津門望族。詩書傳家，梅貽琦的父親梅臣中過秀才。清末，家道中落。梅貽琦1904年入南開學堂，因品學兼優，頗得張伯苓賞識。1908年被保送保定高等學堂。次年，以第六名優秀成績被錄取為第一批庚款留學生，放洋，赴美國吳士脫工業大學攻讀電機專業，1914年畢業後回國，不久應清華邀約回母校執教。此後，由教授到校長，連續為清華服務近半個世紀，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見的。他出任清華校長後創造了清華的黃金期，全面提升了清華的素質和聲譽，厥功至偉，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一位西哲說：「教育的出發點就是愛。」
梅貽琦愛家。
梅貽琦有姐弟多人，兒時每人都有一個奶媽。可是等到么弟貽寶出世時，家已日暮途窮，奶媽都辭了。10歲的梅貽琦當了嬰兒貽寶的「奶媽」，每日必做的功課是餵弟弟奶糕，照料弟弟。放洋期間，梅貽琦從牙縫中摳出十元五元，不時寄回家中濟窮，助弟弟們上學。回國後他供職清華，說媒提親者踏破門檻，面對三個弟弟讀中學，特別是見到二弟貽瑞因無錢中斷學業，他很難過，為贍養父母，幫助弟弟們上學，他決計不考慮自己的婚姻。直到30歲時才與韓詠華結婚。弟弟們上中學、大學的費用全部由他一人負擔。即是婚後，他還把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贍養父母，助弟弟們上學，自己的小家僅留三分之一。梅貽琦逝世後，么弟梅貽寶(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含淚回憶說：「五哥長我11歲，生為長兄，業為尊師，兼代嚴父。」
梅貽琦愛國。
早在1927年，他對清華遊美預備部畢業班作臨別贈言時，意味深長地說：「贈別的話，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後只要勸諸君在外國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1931年，他在出任清華校長的就職演說中強調：「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凡是國民一分子，不能不關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當然，他認為「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 。次年，在紀念「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的紀念會上，他沉痛地說，那是「國難追悼會」。面對東北地圖變色的悲劇，他堅信「不甘淪為奴隸的民眾，將群起而圖之」，他信心十足：「東北三省雖亡，東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則東北將不致終亡。」在西南聯大時，到梅貽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會捧出一盤自製的叫「定勝糕」的點心招待大家，即米糕上嵌有「定勝糕」三個字，表達他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
梅貽琦向以訥於言而敏於行稱著，更以言必行，行必果而名世。由於他身居清華校長的特殊位置，對學生運動是十分敏感的。20世紀40年代末的清華中共地下黨幹部白祖誠回憶說：「……在那兩年中，以梅貽琦校長和諸士荃訓導長等主持的校務當局，始終基本上沒有幹涉、限制過學運和學生的活動。」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清華地下黨負責人之一陶瀛孫回憶說：「梅貽琦比較明智，捐十元大洋做活動經費(指中共地下黨活動)。」西南聯大時期，梅貽琦「曾積極提倡師生為抗戰工作而努力」。在清華校友通訊上，他發表過兩篇《抗戰期中的清華》，在報告校務的字裡行間充滿愛國激情。1938年春，國民黨政府發動訓練機械化部隊，梅貽琦倡導機械系二、三、四年級學生參加交輜學校受訓，畢業後分赴各地工作。1939年，抗戰部隊急需電訊人才，他就在電機系專設電訊專修科，為抗戰服務。1943年盟軍來華徵集譯員，隨軍上前線，那是很危險的。梅率先垂範，支持正在二年級(本不屬應徵對象)就讀的兒子梅祖彥棄筆從戎參加遠徵軍，二女兒梅祖彤也參加了戰地醫療隊。
受梅貽琦的影響、薰陶，兒子梅祖彥在部隊服務三年後，赴美留學。1949年畢業於梅貽琦的母校吳士脫工業大學並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彥毅然回到大陸，為新中國服務。此舉是得到梅貽琦的默許而成行的。梅貽琦聽說兒子「回到清華母校任教感到快慰」。梅貽琦故去後，夫人韓詠華於1977年也落葉歸根回到大陸安度晚年。政府給予優厚待遇，安排她為全國政協第四屆特邀委員。
梅貽琦儒雅、謙和。他雖工科出身，但喜愛音樂、書畫和詩詞，又通曉四書五經、史地和社會科學，洞悉人性的隱微。人稱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溫，對人和顏悅色。如遇工作中問題，他總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得到回答後，如果他同意，便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不同意，則說我看還是怎樣怎樣辦為好，或說我看如果那樣辦會如何如何，或者說「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從無疾言厲色。
1940年9月，西南聯大的清華師生為他舉行公祝會，紀念他為清華服務25周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塊「育材興邦」匾額，他的美國母校吳士脫工業大學授他名譽工程博士學位。面對朋友、同仁道賀，他在答辭中說：「方才聽了幾位先生以個人為題目，說了不少誇獎的話，自己不敢說他們的話是錯的，因為無論哪個人總有一些長處，但也必有他的短處，只是諸位不肯說這個人的短處罷了。仔細想來，或許諸位因為愛清華的緣故，愛屋及烏，所以對於這個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稱揚的話語;就是吳士脫工業大學贈給個人的名譽學位，也是因為他們敬重清華，所以對於這個學校的校長，做一種獎勵的表示。」他在「教育部」任內，一所新大廈落成，僚屬請他立碑紀念，並舉行儀式。可梅貽琦只在籤呈上畫了個圖，標明尺寸，要求在新廈牆上加一碑石記上興工、竣工日期即可，其他都不要。晚年有人要為他設立「梅月涵獎學金」，他執意不肯。這些，都顯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生斯長斯 吾愛吾廬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梅貽琦用這八個字概述了他與清華的血緣之親，也表達了他對清華的摯愛。他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遊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華校長，可稱得上受命於危難之時。自羅家倫於1930年離職(當屬被逐)後，清華長時期沒有合適的校長人選，連續空缺了11個月，不斷易人，反覆被逐。國民黨政府只好令在任「留美學生監督」的梅貽琦出山。梅貽琦感到榮幸、快慰，但又擔心自己不能勝任，雖一再請辭，終未獲準，遂赴任。他在《就職演說》中有極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過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稱儘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發展，將來可告無罪於清華足矣。」他藉此提出一句關於大學教育的經典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不拘一格攬人才，被「三破格」的華羅庚即是典型一例。
在治校方面，梅貽琦倡導「吾從眾」的民主作風。他以京劇中的「王帽」自喻，把主戲讓別人唱，並說「那是自己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裡，……『與有榮焉』而已。」大家都說他是個只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博採眾議，無為而治。但又擇善固執。他在主張學術獨立、自由教育的同時，審時度勢，極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認為在抗戰的特殊背景下，大學重心「應在通而不在專」，以滿足社會、國家的需要為宗旨。顯然，他的這一辦學方針是與國民政府頒布的《抗戰建國綱領》相悖的，但他一意堅持唯實，不唯上。他還強調對學生的操行的培養，要求教授在指導學生讀書、做學問時，「必須指導學生如何做人。」
八年的西南聯大主要校務工作是由梅貽琦負責的(另有南開的張伯苓和北大的蔣夢麟)。從《梅貽琦日記》(1941—1946)中，可以看到在國難當頭、校務繁重、生活艱苦的環境下，梅貽琦嘔心瀝血，才創造出聯大「篳路藍縷，弦歌不輟」的局面。
1940年9月，梅貽琦的美國母校邀請他參加校慶，並頒他榮譽博士學位，他丟不下艱難竭蹶中的聯大，沒有前往。他的胸懷是寬廣的。為渡危艱，當時清華的教師組織「清華服務社」，通過為社會服務取得一些報酬，以改善教職員生活。梅貽琦將該社所獲的利潤，讓西南聯大全體同仁分享，每人多發一個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擁戴。
1948年時局發生變化，是年底梅貽琦與一些名教授被當局接到南京。12月22日國民政府要梅貽琦出任教育部長，梅堅辭。據當時一起同行的張起鈞教授回憶，梅貽琦在清華同學會上沉痛地表示：他身為清華校長，把清華棄置「危城」，隻身南來，深感慚愧，怎好跑出來做官?這「表現了學人的風格，樹立了師德的典範。」「不愧是個『人物』。」
身為校長的梅貽琦，對清華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對「清華基金」，他更視為命根子。1949年後他在美負責管理這筆基金。葉公超每到紐約都去看他，勸他回臺，把清華的這筆錢用到臺灣。他每次都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因他不願用這筆錢拿到臺灣蓋大樓、裝潢門面，他想用在科學研究上。因此，臺灣有人罵他「守財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終於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臺後，把這筆款子用在籌建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和新竹清華大學上。
晚年的梅貽琦患病住院，無力支付醫藥費。而在他病桌旁始終有隻從不離身的手提包。在梅貽琦去世後，夫人韓詠華打開包一看，竟是清華基金的歷年帳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在場者無不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