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梅貽琦：大概或者也許是，恐怕仿佛不見得
生 平：(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歸國後，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臺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
師 承：張伯苓。
高 徒：沈從文、黃昆、楊振寧、汪曾祺、鄧稼先……
教育理念：「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教育實績：他是清華大學(含北京、新竹)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梅貽琦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體系，其代表作是《大學一解》。
十九世紀末，大清帝國的潰敗剛剛開始。1895年，甲午海戰，還是北洋水師學堂學生的張伯苓隨軍艦出徵，看第一艘兵船剛剛出海，立刻被日艦擊沉，年輕的沸騰的熱血第一次遭受沉重打擊。
甲午海戰戰敗，張伯苓目睹威海衛在兩天之內從日本旗換成英國米字旗。山河屈辱地更弦易幟，使他深受刺激，意識到自己之前期待以強大的軍力與外國周旋的想法是錯誤的，改變國民的方法，只有新式教育。
如同魯迅棄醫從文，張伯苓從海軍退役，在天津名紳嚴範孫所辦的學堂裡教課。這在當時看起來還很新奇的學塾，就是南開學堂。梅貽琦是南開學堂的第一班學生。巧的是，他後來的妻子韓詠華也穿袍戴帽，打扮成男孩的樣子在這學塾讀書。
男塾女塾各佔院子的一邊，輪流使用一個操場。女生上體育課時，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門關上，因為她年紀最小，每次都派去關門，也就因此認識了梅貽琦。
這不是一個梁祝故事的開端，兩人甚至沒有交談過。幾年之後，韓詠華像大部分大戶人家的女孩子一樣，上了幼師。而梅貽琦則成了用「庚子賠款」赴美留學的首批中國學生。他們二十年後，才再次第一次相識，那次相識便是抱著相親、相攜、走完一生的默契。
1909年，梅貽琦抵美攻讀電機系，當時的大學室友楊錫仁對他的印象是：成績優良，性極溫良、從無怨怒，永遠輕聲細語，篤信基督教。
梅貽琦的二弟回憶他留洋幾年，時常把節省下來的五塊十塊寄回家，還把自己的長辮子剪了寄回家。他寄回來的美國風景明信片，使弟弟們都心嚮往之。
由於家庭貧困，梅貽琦在美獲得學士學位後，放棄了繼續攻讀研究生的機會，回到中國，任清華學堂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數學。當時的他只有二十六歲，比很多學生都年輕。
任教半年後，他回天津見張伯苓先生，表示對教書沒什麼興趣，想換個工作，張伯苓說：「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願意幹了，怎麼知道沒有興趣?年輕人要忍耐，回去教書。」梅貽琦便老老實實回京繼續教書。這一忍耐，便是幾十年，一輩子。
1927年，蔣介石提出要實施「黨化教育」。在「以黨治國」、「以三民主義治國」的方針下，政治開始入侵教育，要把孩子變成「黨的孩子」和「國家的孩子」。
國民黨政府頒布法令，硬性規定要上「黨義課」，接受軍訓，還開始監督管制學生的思想和行動。在《誥誡全國學生書》裡，蔣介石要求對「破壞法紀之學潮，自與反革命無異，政府自當嚴厲制止，如法懲處」。
學者早早預見到如果學術思想變成政治工具，整個綱領變成學術綱領會是多麼可怕的事。
教育家任鴻雋先生1932年寫道：「黨化教育是什麼?切實說來，不外下列兩個意義∶一、把黨的主義或主張，融合在教課中間，使他漸漸地浸灌到學生的腦筋裡去；二、教育的事業，由黨的機關或個人去主持，使他完全受黨的指揮。有了『黨化』，就沒了『教育』。」
當時，清華大學的校長羅家倫積極配合國民政府對學生的馴化，在清華實行嚴格的軍事化管理，甚至成立政治訓育部對學生言論嚴加監視。
清華很快自發形成大規模抵制和抗逆，學生冒著被開除的危險拒絕出席軍訓的早晚點名。「黨義」課聽課者寥寥，教師不願意與「黨義」課的老師同桌吃飯。當羅家倫提出辭職時，學生表示「本校無人挽留」。
政治馴化和學術自由的博弈，政客和教授對象牙塔的爭奪，這些戰役都漫長而重複。奇怪的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這些戰役雖然艱苦，可對政府的抗逆卻往往能夠成功。例如幾年後，西南聯大時期，國民政府通過削減財政撥款的方式企圖逼教授們就範，可知識分子雖然幾乎由於缺乏政府支援而走向絕境，可他們仍苦苦支撐著，在捉襟見肘和貧瘠飢餓中，守住獨立思想的堡壘，使之成為反對政權的存在。
此已是後話。在羅家倫被驅逐出清華大學後，校長職位空置將近一年，學生會發表的「清華人選標準」有五條：1.無黨派色彩；2.學識淵博；3.人格高尚；4.確實能發展清華；5.聲望素著。
再三物色，終於找到了當時在美國的梅貽琦。
學生自治會向學校要求緩考，理由並不是抗日救亡的緊急，而是懦弱犬儒的種種。這是寬厚謹慎的梅貽琦對學生最強硬的一次拒絕，他並不是反對學生參與政治活動，而是不喜歡學生在大時代面前的自私和畏葸。
梅貽琦回國任職，就職演說非常樸素務實，無激昂號召，也不露山水，他說：「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墜落。我希望清華在學術方面應該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
另外，梅貽琦再三強調勤儉，一則希望學生保持儉樸學風，無紈絝習氣。二則也是說學校使用經費應節約。
其實庚子賠款相當豐厚，可梅貽琦分文不取，辭去司機，自己學開車；辭去廚師，讓夫人韓詠華下廚，甚至連學校供應的兩噸煤也不要。西南聯大時期去外地考察工作，當地政府款待，他在日記中寫道：「菜頗好，但饢肉餡者太多，未免太糜費耳。」
朱自清這樣評價梅貽琦治校：「清華的民主制度，可以說誕生於十八年(1929年)。但是，這個制度究竟還是很脆弱的，若是沒有一位同情的校長的話。梅月涵先生是難得的這樣一位校長……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裡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
所謂健全的民主組織，大概不過是協調各方，使得人人滿意。政府暴虐，教授個性，學生乖張，尤其是在「平津告急!華北告急!中華民族告急!」的特殊時刻，人或惶惑不安，或摩拳擦掌，哪裡有心思安心在學校。此時的清華維持已經不易，梅貽琦竟讓這樣一所學校良性循環地壯大起來，所花費的功夫可以想見。
民主並不意味著沒有衝突。梅貽琦曾經和學生就「緩考」的事情發生過一次衝突。
1933年1月6日，學生自治會向學校要求緩考，理由並不是抗日救亡的緊急，反而是懦弱犬儒的「平津動搖、人心騷動，日方態度未明，時局瞬息萬變，同學愛國有心，避危乏術，憂心忡忡，不可終日……」
梅貽琦斷然拒絕了這種要求，回應道：「今國勢危迫，不能以躬執幹以衛國家民族者，必須於可能範圍內努力進行其應作之工作。若以赤手空拳為儘先避難之口實，則平津數百萬之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聞風先避，則魚爛土崩，人不亡我，我先自亡矣。」
梅貽琦：大概或者也許是，恐怕仿佛不見得
學校發出《告同學書》：「當我們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頃，我們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們真去拼命，我們極端贊成你們不讀書。假如你們擔任了後方的切實工作，我們決不反對你們告假。且平心靜氣的、忠實的想一想：有，不必說；沒有，你們就該做你們每天做的事，絕對不應該少做，不做……我們不忍看你們的行動趨於極端，更不忍社會對於清華學生失了期望，所以我們用最陳懇的態度進一忠言，而且這忠言也許就是最後。」
這幾乎是寬厚謹慎的梅貽琦對學生最強硬的一次，他並不是反對學生參與政治活動，而是不喜歡學生在大時代面前的自私和畏葸。
何兆武先生回憶說：「在西南聯大時，梅先生不幹涉學生活動，從來沒有不許學生開什麼會，或者組織什麼活動。特別是聯大後期，民主運動高潮時，有幾次在學校的廣場上集會，聞一多教授在臺上什麼都敢講，但梅先生從來沒有幹涉過。」
在那時，校長和教授保護參與學潮的學生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1936年2月，「一二 九」運動餘波，軍車開進學校，軍警來清華抓人。那一夜，全校熄燈，憲警摸黑走遍各個宿舍，卻發現全是人去樓空，只好在天亮前胡亂抓了二十多位學生。
第二天，梅貽琦發表演說，說：「昨天晚上來勢太大。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可不能退縮。人家逼著要住宿學生的名單，我能不給麼……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大準確的……你們還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和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
比起另一位校長，寫下「華北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蔣南翔，梅貽琦的政治姿態是曖昧不明的，他的原則不是忠貞於某國某黨，而是學術獨立。他始終是一個權衡者，而不是一個領袖。
學生曾做打油詩來模仿梅貽琦說話的語氣：「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仿佛不見得。」可事後很多很多年再回看，才發現他的每一個踟躕與斟酌背後，是多麼堅定。
同住臺大醫院的胡適與梅貽琦
他為什麼要出走?他並不是貪生怕死，也不是由於什麼利益權位的利誘承諾，更不是「缺乏歷史覺悟」。最重要的一條原因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
1937年，炮火轟至北平。北大清華被佔領，南開幾乎被夷為平地。為了保存中國教育最後奄奄一息的希望，三所大學決定南遷，於是有了中國教育史上如幻境般的短暫奇蹟——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有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三位常委。張伯苓在日本人的轟炸中失去了長子，幾乎崩潰，蔣夢麟深受財政的壓力和日本人的恐嚇，精力不濟，於是實際領導工作幾乎落到了梅貽琦一個人的身上。
許淵衝這樣比較三位老師：「有一次，這三位常委到長沙臨時大學看房子，當時條件差，房子很不好。蔣夢麟說，他的兒子如果上學就不希望住這樣的房子。張伯苓卻說，如果他兒子上學，就可以住這種宿舍，鍛鍊鍛鍊。梅貽琦說，如果條件允許，就住房子，如果條件不允許，那就不妨住差點。這樣看來，蔣夢麟比較右，張伯苓比較左——他同時也是周恩來的老師，梅貽琦比較折中。」
清華嚴謹，北大自由，南開活潑，三所學校風格各異。其中清華大學的人數比另外兩所大學的總和還要多，且擁有庚子賠款來支援聯大的日常支出，因此在某種層面上佔了上風。梅貽琦溫文爾雅，公正無私的辦事風格則獲得了全聯大的尊重和信服，因此三所高校雖有競爭，但卻奇妙地融合，而不像同時期的西北聯大，學生們總是打得頭破血流。
梅貽琦：大概或者也許是，恐怕仿佛不見得
1953年，梅貽琦夫婦和兒子梅祖彥於美國費城。
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回憶父親當時為了籌措資金，協調與中央政府和當地領導的關係，每年必須奔走重慶幾次。「那時由昆明到重慶乘飛機是件難事，飛機說不定什麼時候起飛，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來。」梅貽琦有一次返途中遭遇敵機轟炸和陰雨天氣，在旅途中耽擱了近3個月才回到昆明。
1948年，國共矛盾激化。國民黨和中共都意識到搶奪知識分子、「意見領袖」的重要性。
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策劃，制定了「強求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計劃，成立了陳雪屏、蔣經國、傅斯年組成的三人小組具體執行。而共產黨方面，則是利用自己的學生、積極分子和名師的得意門生去做老師的工作。
一面是維持尚可生存的現狀，一面是不知明暗的「新世界」。此時知識分子心中如何決斷，心思肯定各不相同。胡適是第一批被國民黨「搶救」的學者，錢穆也走了。清華教授馮友蘭沒有走，留在了北平，他說：「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於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並不是由於對共產黨的歡迎。」沈從文也沒有走，他並不是對新時代抱有幻想，而而是認定舊時代是一艘沉船，遲早要淹沒在時代大潮裡，陪沉船殉葬是自己這一代知識分子要付出的代價。
梅貽琦也走了，是第二批被「搶救」的學者。1980年10月，清華大學召開了「回憶梅貽琦先生座談會」。與會者談到這個敏感話題時，張其鈞教授回憶道：
「12月14日，有飛機來接胡適之，有人打電話給梅先生，凡是那時在圍城中的人，都焦急地渴望離開，預料梅先生問詢後一定大喜若狂，立刻行動，哪知道梅先生聽到此事，並弄清這架飛機並不是接他之後，他竟無動於衷，一如平日緩和低沉的聲調，說是他並不預備去，雖然被一再告以時局的危機，錯過這架飛機，可能不會有機會；但他始終若無其事地謝絕了這建議，後來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飛機來了，他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後，從容不迫地提著一架打字機，拿著兩本書走了。」
這便是古人的風範吧。何兆武先生也曾回憶在西南聯大時期，「我多次看到梅先生和我們一起跑警報，梅先生當時快60歲，他從來不跑，神態非常平靜和安詳，不失儀容，總是安步當車，手持拐杖，神態穩重，毫不慌張，而且幫學生疏散，囑咐大家不要擁擠，我覺得他那安詳的神態，等於給同學們一付鎮定劑：你看老校長都不慌不忙。我們還慌什麼?」
由於出走，使梅貽琦在很長時間內的歷史評價都被曖昧對待，對清華，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常常被語焉不詳地一筆帶過。
他為什麼要出走?他並不是貪生怕死，也不是由於什麼利益權位的利誘承諾，更不是「缺乏歷史覺悟」。最重要的一條原因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當時的清華庚賠全部在美國「華美協進社」保管，如果梅貽琦不走，這筆賠款也會流失。
梅貽琦在臺灣籌辦了「清華原子研究所」，繼續勤勉謹慎地組織和恢復著教學。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說：「他始終不同意把『研究所』升格成『大學』，他說『真正的大學仍應該在北平清華園』。」
他一生再沒有回大陸，即使北京解放後不久，周恩來總理曾經說過：「梅貽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
《梅貽琦傳稿》中記錄梅貽琦曾經對友人說：「我若留在大陸，只能有兩個結局：一是做『反革命』，一是做傀儡。這兩者都是我不願意，所以只能離開。」
1962年，梅貽琦在臺大醫院病榻上。
有兩個清華。兩種精神都貫穿著這所大學，讓它在歷史與現實中經常處於矛盾的姿態，時而是時代的弄潮兒與掌舵者，時而又抗拒著變革的來臨，試圖以不變應萬變。
有兩個清華。梅貽琦的清華，和蔣南翔的清華。
兩人都曾長時間擔任清華校長，都在大時代的風雨飄搖中保護著這所高校。可兩個人的風格如此不同。
梅的清華是「全面通才」的清華，蔣的清華是「又紅又專」的清華。兩種精神都貫穿著這所大學，讓它在歷史與現實中經常處於矛盾的姿態，時而是時代的弄潮兒與掌舵者，時而又抗拒著變革的來臨，試圖以不變應萬變。
梅貽琦生前選定把墓穴修在了新竹校園的「十八尖山」，這樣在過世之後仍然能日夜守望著北京的清華園。他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保護住這所大學，願今日的它，沒有讓他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