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訓機構監管力度再度加碼，福建省將探索建立風險基金制度，以防範培訓機構捲款跑路。
日前，福建省教育廳等二十一部門發布《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根據通知要求，福建省各地將探索通過建立學雜費專用帳戶、嚴控帳戶最低餘額和大額資金流動等措施，加強對培訓機構資金的監管。
界面新聞注意到，這是地方性規定首次明確提出「探索建立風險基金制度，對校外培訓機構按學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根據規定，提取費用將主要用於出現風險時退還學生學費、補發老師工資、償還債務等支出，防止機構捲款逃跑引發群體性事件。
此次福建提出探索風險基金制度，與國家層面的支持不無關係。但這背後，有更為嚴峻的現實。
2019年4月，一家名為「帕皮科技」的機構突然在京關閉6家門店，導致多名家長維權；2019年3月，深圳一家名為莎翁少兒家庭英語的機構疑似「跑路」，拖欠了北上廣深多個城市1500多名家長以及多位加盟商的費用超千萬……
而這些，只是近年來校外培訓機構「跑路」事件頻發的一個縮影。
根據中國教育學會於2016年發布的《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現狀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中小學輔導機構市場規模已經超過人民幣8000億元，參與學員規模超過1.37億人次，輔導機構教師規模達700萬到850萬人次。
然而，中國消費者協會發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全國消協組織受理投訴情況分析》報告稱，社會類培訓投訴在各類投訴中增幅明顯，達到3579種。
「出事之後，培訓機構之所以能『順利大逃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預付費制度。教育培訓有一個過程，付收費一次性交付，但開支是逐步實現的，這中間的時間差代表著巨大的不當得利空間。」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顧駿表示。
中國消費者協會發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全國消協組織受理投訴情況分析》曾指出，培訓行業普遍採用預付的方式收費，消費者接受培訓前購買充值卡、會員或者預付全款，但我國預付式消費整體監管有限，培訓機構經常以破產、轉讓為藉口一走了之，損害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大多數消費者都是事後「維權無果」或「自認倒黴」。
「建立嚴格的保證金制度，要求培訓機構必須先行存入第三方機構一筆相應比例的資金，作為信用擔保，萬一發生倒閉或者「跑路」，則可以用此資金彌補相關利益受損方。」顧駿認為，這樣的約束之下，即使預付費再誘人，機構所有人也不敢隨便動「跑路」的腦筋。
事實上，近年來國家監管部門也曾多次聚焦校外培訓機構管理。2018年8月，《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出臺，對校外培訓機構設置的具體標準、審批登記、培訓行為、監督管理等多方面作出專門規定，這也是第一個國家層面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系統性文件。
隨著問題暴露增多，規範校外線上培訓機構的呼聲也越來越高。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門發布《關於規範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重點從過程監管方面，對校外線上培訓活動進行規範。
在對該《實施意見》進行解讀的發布會上，針對有些培訓機構退費難，且有機構卷錢跑路的現象，教育部基礎司副司長馬嘉賓指出，「這個問題是目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一個突出問題。《實施意見》也給予了高度關注。」
為了應對和破解這一問題，《實施意見》做出了明確規定，其中就包括，「還要探索創新，鼓勵建立第三方帳戶監管機制，通過綜合施策，降低學生和家長的消費風險，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朱曉進建議，建立校外培訓機構風險防範預警機制，同時建立注重各類風險防範，防止出現各類群體性事件，落實培訓費繳費時限，減少機構關門捲款「跑路」風險，確保社會和諧穩定。
「教育培訓行業自身並不是一個發展成熟的市場，要想改變現狀，仍需加快頂層制度設計。」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曼認為，各部門聯合監管已經成為培訓機構治理的趨勢，但仍需從法律上釐清工商、稅務、教育等各部門的監管責任，明確責任分工，建立責任追究機制。
此外，「還可引導行業自律，由行業協會牽頭制定民辦教育培訓行業購買服務合同，明確服務內容、時間、收費標準、違反規定所稱單的法律責任等。」李曼稱。
顧駿同樣建議建議，要解決培訓機構「跑路」的問題，必須徹底釐清到底誰來管，或者如何協同管理。只有責任落實到位，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果。
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看來，「防範或規避培訓機構捲走客戶的培訓費『跑路』的事件發生，第一道關口還是政府，政府要發揮穩定和規範兩方面作用，在相關培訓機構的登記、管理、稅收及相關政策上保持穩定，需要監管的要監管到位，不能時有時無，時緊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