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依據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與權力理論，分析文化生產者是如何通過微信朋友圈實現文化資本向權力的轉化的。
在網際網路時代，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文化內容的生產者，並通過社交媒體公開傳播。文化生產者通過傳播自己的文化內容，以實現自身所擁有的潛伏文化資本向權力的轉變，這個過程是通過塑造文化偏好而獲取文化權力實現的。
在網際網路時代，微信已經成為大部分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社交工具，在微信中存在著我們的「聯繫人」，既有強關係也有弱關係。可以說：微信已經把我們的社會關係編織成了一張網，我們在微信中完成了一定社會資本的積累。
而在微信朋友圈中，潛伏的文化資本之所以能夠轉化為權力，是建立在這一社會關係網所營造的權力場域基礎上的。
在布爾迪厄看來，文化資本以三種不同的狀態存在：
在微信朋友圈中，身體化的理解使人們能夠輕易地實現文化產品的傳播，客觀化和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決定了誰可以在朋友圈中生產有效的文化產品，從而使得朋友圈中的關係在文化層面存在不平等性，進而使文化資本轉變為權力成為可能。
在微信朋友圈這個權力場域中，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文化內容的生產者，但是文化內容所蘊藏的權力資本是有差異的——文化內容必須轉化為文化產品，才能再轉化為權力。文化內容只有具有可理解性和擁有一定量的受眾，才能實現向文化產品的轉變。這一批受眾對生產者所生產的內容進行「消費」，對此內容表示認同則形成支配性權力，反對則形成反支配性權力。
文化資本的佔有量決定了文化生產者的可以獲得權力的最大限度，事實上在微信朋友圈進行了文化階級劃分。在這一權力場域裡，由經濟決定的社會階級不一定與文化階級完全重合，文化客體資源和教育文憑是劃分的主要依據。
正如布爾迪厄所觀察到的情況：擴大的英才教育的受益者不再是資本家，而是具有文化資本的專業人員家庭的孩子。文化客體資源佔有量大和具備高教育文憑的人往往處於統治階級地位，文化客體佔有量小和低教育水平的人則處於被統治階級的地位。
在朋友圈中，文化資本的不平等佔有會導致那些在文化資本方面具有優勢的階級、集團或個人往往能夠通過生產文化產品的方式操縱與誘導被支配者，改變那些處於從屬地位的階級、集團或個人的精神世界，使從屬者自願服從支配者。
在微信朋友圈中，雖然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機會發布文化內容，但是由於文化資本佔有量的差異，這種生產出來的文化產品具有「質量」上的差異——這種「質量」上的差異導致塑造偏好的可能性不同，高「質量」的文化產品往往能吸引更多受眾，以塑造他們的偏好；而「質量」低劣的文化產品吸引的受眾數量太少甚至為零，這樣它所能轉化的權力則極大地受限。
在權力競爭中，吸引受眾多的一方佔有更多的權力，成為這一權力場域的統治階級。又根據文化統治階級各行為體參與微信朋友圈權力分配方式的不同，劃分為直觀的統治階級與潛在的統治階級。各行為體參與微信朋友圈的方式有三種：發布文化內容、評論與點讚。
直觀的統治階級最顯著轉化文化資本的方式是發布文化內容，他們也喜歡評論和點讚他人的文化內容，用自己具有傾向性的文化語言塑造被統治階級的文化偏好；這一統治階級是暴露的，最易識別，具有極強的表現欲與控制欲。
而潛在的統治階級雖然佔有大量的文化資本，但是他們並不直接展示，在朋友圈並不生產任何文化內容，但是他們可能依舊保持著刷朋友圈的習慣，查看其他行為體在朋友圈的活動，這種力量存在並且能為其他行為體所感知，同樣能夠轉化為權力，只是這種權力是被動的，是其他行為體由於微信朋友圈以外的了解而生成的。
比如：你的微信好友裡面存在學者專家類型的關係，他們在朋友圈從來不發布任何文化內容，也不評論和點讚，但是偶爾會在生活中提及你在朋友圈發布的文化內容，這樣就形成了對你的文化支配，時刻提醒著你朋友圈有一雙「眼睛」在盯著你。
朋友圈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可以對你的好友進行分組，通過分組可以實現哪些人可以看見你發布的文化內容，哪些人不可以看見。這樣實則上是建構了多個權力場域，在不同的場域中，文化生產者所佔據的文化資本比例不同，所處的文化地位也不同。
文化生產者往往通過靈活運用這一功能，實現自身權力轉化的最大化。明智的選擇是在文化資本佔有比例低的場域充當潛在的行為體，而在文化資本佔有比例高的場域充當直觀的行為體。
比如，在高中同學分組中，一方為「985」高校學生，而另一方為普通二本學校學生，那麼「985」高校學生在文化秩序中則佔據著支配性的地位。
在這一案例中，教育文憑制度對文化資本的建構發揮著重要作用，這種作用有效的基點在於社會承認。
微信朋友圈文化資本是建立在社會資本基礎之上的，一種文化成為資本是因為這個社會關係網對這種文化的認可。
當前朋友圈承認的文化主流依然是高雅文化，比如具有思辨性的哲理、具有特殊美感的音樂與舞蹈等，當下文化統治階級也多是這一類型文化產品的生產者，他們運用文化資本以獲得支配性權力。
但是，隨著被支配者主觀能動性的增強與覺醒，這種文化日益受到挑戰，反支配的權力與思潮興起。
《新周刊》公眾號2017年8月14日的一篇文章就反映了這一現象：
在這篇名為《你在別人朋友圈裡看傻子，裝傻的人在人生巔峰笑著看你》中，作者拋出一個觀點，「曾經的秀炫曬其實是自以為是的小聰明，裝傻才是深藏功與名的大智慧」。
在這裡，「秀炫曬」可以理解為高雅文化的展示，「裝傻」則是對高雅文化的反支配。
作者舉例說：在兩年前發一句「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會收穫很多評論和點讚，但是現在可能會被批評為「作」。
現在朋友圈的支配性文化產品已經被插科打諢、裝傻充愣的動態佔據，「朋友圈從裝文藝的做作變成了傻乎乎的日常」。這說明微信朋友圈的文化被統治階級已經不滿於被支配的地位，他們企圖通過重新建構一種非高雅的文化秩序，打破文化統治階級對文化資本的壟斷。
布爾迪厄的文化與權力理論是實用主義的，他試圖用文化資本的概念解釋權力運行的過程；他認為「所有的行為本質上都追逐自我利益」。
在微信朋友圈的權力場域中，文化生產者努力生產文化產品，其目的在於獲取更多的關注和受眾，通過展示自身的文化資本以得到支配性的權力。
發布朋友圈動態、評論或點讚這些朋友圈的互動方式屬於布爾迪厄建構的「策略」概念範疇，文化統治階級採取這些策略形成對被統治階級的精神支配。
但是，始終要明了一個基本點：文化資本的存在以社會資本為基礎。在微信朋友圈中，社會關係與社會認可是文化產品能夠為受眾所接受的先決條件。
群體中的社會認可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為標準的，一個權力場域中只能有一種佔統治地位的權力與意識形態，多樣化意味著鬥爭，也就是支配性權力與反支配性權力的鬥爭。
研究微信朋友圈的文化資本存在形式與轉化為權力的流程，是在微觀上洞察整個大社會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關係以及文化資本對權力構造的作用。
作者：漢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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