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宮城縣氣仙沼市，我碰到的年輕人分兩類：一類本地長大、外地上學又回到家鄉的年輕人；另一類則是外地人，2011年大地震後來此定居。
加藤航就屬於後者。2015年，他從公司辭職，從東京郊區搬到氣仙沼市定居，開始了一份地方公務員的工作，現在是氣仙沼市「移住中心」的職員。一開始我以為，加藤來到氣仙沼市定居的理由是為災區重建奉獻愛，但聊過之後，我才發現他的想法並非如此單一。
加藤是典型的「平成一代」，社交媒體的自我介紹一欄列著他的喜好：神奇寶貝、海賊王、三月的獅子、夏威夷男孩、東京事變、吉卜力……
加藤出生在福井縣福井市——用他的話來說是個「沒什麼意思、不大不小的城市」，高中畢業後在大阪上大學。
2011年，加藤第一次來到氣仙沼市，他的身份是大學生志願者。不過，當時來到受海嘯重創的災區做志願者是出於公益心，並沒有扭轉他求職的方向。畢業後，加藤在東京市郊的一家大公司做了4年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那麼，一個小城市出身、在大城市過上了「中產生活」的年輕人，為什麼會放棄東京的生活搬到這個只有六萬多人的小鎮來呢？
最基本的當然是經濟因素。
雖然東京的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達到了月薪20萬日元，但每個月房租的支出就要6萬到8萬日元，佔到了總收入的1/3。
而地處日本東北的氣仙沼市，雖然平均收入只有東京的六至七成，也就是12萬至14萬日元，但花銷就要比東京低很多。
就拿加藤本人來說，他在氣仙沼市的月收入雖然比在東京做上班族時有所減少，但還是略高於氣仙沼市當地的平均水平。而且現在，加藤與兩位朋友合住在月租3萬日元的小別墅裡，每月住房支出只有1萬日元，相當於在東京時的幾分之一。
工作也是年輕人選擇逃離大城市的原因。
雖然東京這樣的大城市機會多，但是日本企業的工作高度模式化，規則至上、程序為先，辦事守則規定得事無巨細，不給人多少發揮創造力的餘地，普通上班族的工作就是按部就班。
而且，時至今天，日企依然講究「年功序列」、論資排輩，薪資上漲，主要由入職年頭決定，職位晉升對於20出頭的年輕人來說顯得遙遙無期。日本勞務行政研究所的數字顯示，日本企業內升任「課長」的平均年齡為32.7歲，「部長」為39.4歲。
應酬也是職場生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包括泡沫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周末高爾夫」文化。做一個工薪族，等於將包括私人時間在內的全部奉獻給公司，而交換來的無非是一份獨自在城市生活的薪水而已。
來到氣仙沼市之後，加藤逃離了按部就班的工作。他現在工作的「移住中心」就是幫助有意願搬到這個漁港小鎮的人在此長期定居。雖然屬於公務員，但日常工作內容是舉辦活動、演講、販賣創意，經常出差、加班。合作對象從本地中學生到外國企業家，工作自由度大，狀態接近於創業公司，個人能力有很大的施展空間。
另外，大城市與小城市的生活也是截然不同的，就拿出行和吃飯這兩件事情來說：
在東京，養車、停車成本巨高，基本不在單身者的考慮範圍之內，平時只能依靠電車出行；而上班族解決吃飯問題，就像我們在日劇中看到的那樣，很多時候都依靠便利店來解決。
而來到了氣仙沼市，出行就可以自己開車了，當地最多的就是一百多萬日元左右的「K-Car」。氣仙沼市人口雖然只有6.3萬，但乘用車數達到4.8萬輛，基本達到「一張駕照一輛車」，也不用為停車位犯愁。
商業肯定不如東京發達，但新鮮食材隨手可得。當地人說：「本地人往往是去東京上大學，才頭一回見識到白色的烏賊。鮮度高的烏賊刺身是透明的，這是理所當然的。秋刀魚、鰹魚根本不用買，都是打撈上來免費分給大家吃。」
回歸地方的不止加藤航一個。我還見到了另一位95後女孩熊谷未祐。她就是氣仙沼市本地人，從仙臺的大學畢業後回到氣仙沼本地企業就職。
她原本打算在仙臺找一份媒體廣告業的工作，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無非是想像中這個行業比較光鮮。找工作的過程中，個人價值的危機感凸顯——茫然地在大城市工作，月薪勉強購付房租及日常支出，然而幸福感缺失，仿佛「漂浮」於社會，漫無目的。
而如今交通便捷、信息通暢，鄉下足以提供與城市水準相當的現代生活。回到地方對於日本的年輕人來說不是一個需要艱難掙扎的決定。
東京與鄉下，將兩種生活描繪出來就不難發現，對於日本「平成一代」而言，回歸鄉下是一次以改變生活方式為目的主動選擇。離開城市不是逃跑，選擇鄉下也並非純粹在暢想田園牧歌。與「在城市討生活艱難只能退回鄉下」的假設相反，新一波下鄉潮是「進」而非「退」，拒絕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城市螺絲釘」生活，來鄉下追求個性化價值。
其實，在近些年，「地方消滅」一直是讓日本人恐慌的詞彙。東京一強集中，地方人口銳減，早已是顯而易見的趨勢。
2014年「增田報告」及其後《地方消滅》一書的出版，將恐慌推向了高點。前巖手縣知事、前內閣官僚增田寬也在報告中指出：日本必須面對「人口減少社會」的現實，並預言到2040年日本全國896個市村町會因人口減少而瀕臨消失。
同年，日本國土交通省發表的2050年國土計劃報告得出類似結論：到2050年，日本全國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數量將從94個減少至69個，「無居住化」地區大幅增加，人口集中於東京、關西、名古屋三大都市圈。
對日本而言，鄉村人口減少不是新問題。早在經濟騰飛的上世紀60、70年代，城市化發展就引起了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移動。農業人口成了老婆婆老爺爺、小鎮的商店街空空蕩蕩、空置的房屋、廢棄的鐵路和無人車站……
所以，安倍內閣成立「城市、人口、工作創生本部」，並通過《地方創生法案》，設立支援基金，建立「地方創生特區」，將「地方創生」定位為主要的人口、經濟政策之一。推動人口向地方回流，背後有著中央的強勢政策引導。
但當下的大都市已經不能為年輕人提供可與經濟騰飛時代相提並論的「無限可能性」。堅守大城市的意義不再，地方的魅力提升。根據2017年「故鄉納稅機構」對東京居民的「地方移居意向調查」，48.5%的受訪者表示對移居鄉下有所關心。考慮移住理由的包括「自然環境好」、「旅行時留下了好印象」、「自己的故鄉或曾經居住過」、「食物美味」、「生活成本低」等。
在「地方創生」政策的下，中央及地方政府、民間NPO提供移住諮詢、短期試住體驗，甚至免費分配空房子。
「地方活性化Project」社長望月孝告訴我，即便是短期的實習也可能給人帶來價值觀的轉變。參加農業體驗後，決定攜全家移居鄉村，這樣的例子不少見。
在大城市打零工為生不知不覺過了30歲，難以找到長期穩定的職位，來到鄉下30歲依然被視為非常年輕，尋找紮根土地的新生活為時不晚。
「地方振興協力隊」便是近十年來日本政府重點推行的項目之一。以地方自治體定期僱傭的形式，提供免費住宅、15~18萬日元的月薪，幫助從外地來的移住者融入當地，從事農業、環保、教育、地方振興活動。國家與地方自治體不惜投重金投入，吸引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來到鄉村，希望三年期滿後他們仍能留在當地。
2012年的日劇《遲開的向日葵》中的生田鬥真就是一名地域協力隊員。在東京做了七年派遣員工，29歲時移居高知縣四萬十市，在風景秀美的小鎮重啟人生，找到了城市裡體會不到的近距離的人情關懷。結果是工作穩定了、住房解決了、女朋友找到了，也就樂意留下了。
從前，回鄉下被認為是城市生活失敗者的迫不得已之舉。而現在的鄉下並不是城市失敗者的收容所。移住專題雜誌《TURNS》上，不單純介紹移居事例或描繪地方生活的魅力，「移居」和手工藝、藝術設計、創業聯繫在一起，被當做一種時尚生活方式販賣。「積極的移住」成了新下鄉潮的關鍵詞。
過去多見老年人退休後搬到鄉下度過晚年，現在則是年輕人對移居的關心明顯提升。客觀上，收入差距仍然存在，是選擇收入絕對值高的大城市，還是選擇生活方式更加柔軟多樣的小地方？日本年輕人選擇後者的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