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
回望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2003年的SARS疫情，今天的新冠疫情，有何不一樣？
從最初的預警到武漢封城，從火神山醫院動工到各路人力、物資馳援湖北，從全社會的居家隔離防控到在家辦公……這一切都已在線的方式發生，5G、雲計算等數位技術也成為疫情期間的關鍵角色。
數位技術在新冠疫情時期嶄露頭角，人類的抗疫史也從之前的線性進化，走向社會化大協同……
作為對疫情時期數位技術應用實踐的反饋和延伸，近日全球開放型研究機構羅漢堂與中國科學院大學合辦的一場研討會，其主題就聚焦在「技術應用於社會治理」。
「控制疫情為主，保證經濟為輔。如果疫情控制不了，經濟也無法保證」，中科院教授、國務院參事、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石勇在研討會上做此表態，實際上隱含著一個更加艱澀的問題——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的兩難，如何變成兩全。
事實上，無論是高效防疫本身，還是儘快實現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的主輔切換和兼容，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技術賦能之下社會治理提升的可能性。
01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但這次確實不一樣。
相似的是疫情本身，不一樣的，是抗擊疫情的方式。
數位化系統與控制領域的中科院專家曾大軍提出，與以往的公共衛生事件相比，此次抗擊新冠疫情，數位技術的全面介入是最大的不同，「全生命周期的、全鏈條，從垂直的角度、從時間軸的角度都全面介入，是第一次。」
不止是曾大軍，與會的專家對此次新冠疫情，多數都有類似的看法，只不過表述有所不同。而羅漢堂秘書長陳龍則進一步提出，由於數位技術的介入，抗擊新冠疫情成了「一個全員參與、全鏈路全周期和全方位的過程」，「政府主導下的多元參與的社會治理和應對危機的過程。」
數位技術本身是無形的，可見的是抗擊疫情的整個過程，這個過程是在線的、動態的、線上融合線下的，這使得從政、企到全民，都參與到了疫情防控之中。而作為一次社會大協同，數位技術支持的網際網路，在其中扮演著大腦、中樞神經的角色。
數位技術的上述角色，可以溯源到網際網路企業這些承載數位技術的實體。1月25日，阿里宣布9項措施馳援武漢，重點保障醫療物資、百姓生活物資的供給，以及援助通道的暢通，阿里旗下菜鳥、盒馬等都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隨著疫情的發展，釘釘的協同辦公支持、淘寶的商家支持，繼續在統籌、協同的意義上，為抗擊疫情創造時間和空間。
如果我們把目光聚焦在BAT，這三家技術、人才實力最為深厚的頭部網際網路科技公司，恰恰也為疫情防控提供了最核心的技術支持。在疫情期間，阿里雲宣布向全球公共科研機構免費開放一切AI算力，以加速新藥和疫苗研發；百度研究院宣布向專業機構免費開放線性時間算法 LinearFold 以及世界上現有最快的 RNA 結構預測網站，以提升新型冠狀病毒 RNA 空間結構預測速度；騰訊則從內部招募30多名專業的研發、設計和產品技術人員。
不難看到，數位技術不僅是此輪抗疫大協同的關鍵，而且在疫情響應速度、支援效率，在提供關鍵技術支持的維度和深度上，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離開數位化的調度，可能我們社會應對突發事件就顯得會有一些混亂。」研究工商管理數位化轉型的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教授孫毅認為，數位化在抗疫過程中，已經不單單是工具或者產品的角色，而是社會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現在的物流、在線辦公，「還具備了公共物品的屬性。」
02
在全球範圍內，網際網路、數位化已經是我國社會、經濟領域的一塊長板，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常態化的社會治理，而在新冠疫情防控這次危機管理中，數位技術之於社會治理的重要性，也包括短板和未來的方向，則進一步凸顯出來。
數位技術之於危機管理和常態化的社會治理有何價值，如何落地，可以從本次疫情危機中找到啟示和方向。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漢堂學術委員王能就提出，「這次疫情是一次危機，或者說是一次災難。成本很高，但是我們不應該浪費這次危機或者災難情況。」
大數據專家石勇參與的團隊，2月初已經在用異構數據驅動模型，精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進行研究，他認為數據的準確性和融合、貫通都是挑戰，「數據一定要準確……各個專業、特別是各個部委，包括通訊、支付、交通等等，他們在這麼短時間內能不能把數據融合到一塊。」
顯然，來自各個領域的有效數據的融合，不僅對於疫情研判、防控整個危機管理過程有價值，對於復工安排、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有價值，也應成為常態化的社會治理致力於解決的一個源頭性問題。
好消息是，疫情時期湧現的各種數位化專業平臺，不僅成為抗擊疫情和提升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也在擴充數據池，甚至為未來的數據融合提供了更好的基礎和更多的可能。疫情期間，全國28省市與阿里巴巴合作上線「數字防疫系統」，美團上線實名乘車系統，可做疫情防控時追溯依據，高德上線「新冠肺炎疫情地圖」，可查看附近疫情案例場所信息……諸如此類的案例，不僅是科技防疫的典型，其中一些，也顯示了政企合作為協同防疫、協同化社會治理帶來的新的可能性。
事實上，疫情時期的一些數位化工具，完全無縫過渡到常態化的社會治理。阿里釘釘、騰訊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在疫情時期加速推動雲辦公服務，浙江圍繞網上政務服務，上線了「浙裡辦公安專區」，發改委支持鼓勵勞動者參與線上職業技能培訓，AI診療在一些地區得到應用……所有這些，對於社會治理來說，都有其特定的技術價值和數據價值。
由於數位化的發展，社會治理正在不可逆地迎來多元化參與的時代，這可能是本次疫情的核心啟示。如孫毅所指出的，「數位化的普及，已經從產品、工具層面、消費層面、產業層面拓展到了我們的社會文化層面。」
對於社會治理和數位技術的融合，孫毅持樂觀態度，因為「非常符合技術擴散的客觀規律」。不過，關於未來兩者的融合，孫毅認為重點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技術和組織的融合，我們「需要從關注技術，轉移到關注技術和組織的融合，包括知識的共享，包括組織我們決策體系的變革。」
顯然，社會治理和數位技術的融合，是全面的融合，而無論在數據融合、組織融合上，目前都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
有著金融學背景的王能教授，提醒我們改變對危機的傳統認知，他指出，危機發生的頻率遠遠超過我們一般人想像的頻率，黑天鵝事件的頻率，實際上是非常之高的。這等於在另一角度上，說明了數位技術深入常態化社會治理的必要性。
03
單純看新冠疫情危機，可能是非常態的，但社會、經濟的各種擾動和挑戰，確實是高頻的，甚至是無限近似於常態化的。
而數位技術之於疫情防控，之於社會治理，其大協同的一面，同樣具有普遍性意義：數字基礎設施和商業基礎設施的持續演進，才是數字時代未來的大協同進化圖景，也才是社會治理系統化升級的最優解。
通過疫情的新舊對照，石勇教授指出了當前數字基礎設施的必要性，輿情系統在上次SARS以後，就已經開始建立了，但是數據沒有融合、打通，拿不到全面、真實的數據。他進一步指出，未來數字基礎設施的升級，需要的是大數據層面的三方融合，「一個是政府的數據，第二個是企業的數據，第三個是開源的數據。」
數據「開源」融合之下，曾大軍關注的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另一個關鍵問題——隱私保護，並且提出了非常態時期的解決方案：在危機管理時期，可以一事一議，前提是為應急狀態下的數位化協同，單獨提供頂層設計、平臺管理制度和隱私保護的方案。
顯然，如今，網際網路企業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上走在前面。一方面，他們對於上述問題有更加清晰的認知，另一方面，網際網路企業還有種種優勢，如孫毅所指出的，社會治理體系和數位技術的匹配，特別需要網際網路行業普遍採用的扁平化的組織結構，「現在網際網路企業講很多所謂的中臺戰略，其實就是讓組織更扁平、更敏捷，讓信息的傳遞更有效率。」
事實上，在孫毅指出的另一個問題上——數字基礎設施面臨著地區不均衡、人員數位化素質不均衡的問題，網際網路行業同樣走在前面，未來，網際網路行業對下沉市場的開拓、數位技術的下沉，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這一問題。
由此也不難看出，商業基礎設施的持續數位化升級，對於社會治理意義上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未來仍會起到關鍵作用。如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所指出的，5G和雲計算作為這幾年高速發展的兩個領域，在火神山醫院全民「監工」、阿里雲和百度雲的開放、協同辦公等領域，均體現出了作為數字基礎設施的價值。而在商業基礎設施領域，阿里則率先意識到，在數位技術的基礎設施之上，要有一個新的商業作業系統，從社交、商業、金融、物流、雲計算各個方面去推動數字經濟。由此看來，商業基礎設施，未來很可能繼續扮演數位技術進步的加速器，並且反饋到數位技術設施或社會治理領域。
本次疫情危機的應對——政府主導下的多元參與的社會治理和應對危機的整個過程，數位技術顯然是作為另一個隱形的主角而存在的。從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SARS到本次疫情，智慧型手機、5G、雲計算作為有別以往的全新事物，陳龍認為，這是對信息革命作為人類協同革命的本質的反映。疫情壓力測試之下的人類大協同，則展示了一個全新的命題——陳龍稱為「數位化生存」。
顯然，大協同之下的「數位化生存」，不僅體現在危機時期，也將成為定義人類經濟、社會未來命運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