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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2008年7月，全球媒體競相報導「全球頭號通緝戰犯」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裔領袖拉多萬·卡拉季奇落網的消息。海牙聯合國戰爭罪行法庭起訴他關涉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殺」了約8000名穆斯林男人和男孩之後，他已逃亡13年。這些事件後來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最惡劣的屠殺平民事件」。58年前另一個殘酷的7月，當朝鮮人民軍進逼位於漢城南方的大田時，韓國警察當局從當地監獄轉移出政治犯（有大人、小孩，也有婦女），屠殺他們，把屍身丟進大坑，再覆上泥土。大約4000至7000人喪生，而他們的故事也被埋葬了達半個世紀之久。
*文章節選自《韓戰》（[美]布魯斯·卡明斯 著 三聯書店2017-5）。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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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卡索作品：《朝鮮大屠殺》
什麼是真相？我們的斯雷布雷尼察
2008年7月，全球媒體競相報導「全球頭號通緝戰犯」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裔領袖拉多萬·卡拉季奇落網的消息。海牙聯合國戰爭罪行法庭起訴他關涉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殺」了約8000名穆斯林男人和男孩之後，他已逃亡13年。這些事件後來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最惡劣的屠殺平民事件」。58年前另一個殘酷的7月，當朝鮮人民軍進逼位於漢城南方的大田時，韓國警察當局從當地監獄轉移出政治犯（有大人、小孩，也有婦女），屠殺他們，把屍身丟進大坑，再覆上泥土。大約4000至7000人喪生，而他們的故事也被埋葬了達半個世紀之久。屠殺進行時，美國軍官袖手旁觀，拍照做紀錄，但絲毫未予阻止。幾個月之後，參謀長聯席會議下令把這些照片列為機密，要到1999年才解密。隨後，美國官方的歷史把屠殺統統怪罪到共產黨身上。
韓國的事實已經說明，敵人之間如果要相互了解和修好，就需要先有「真相與和解」的過程，也就是審慎、深入地檢驗過去的調查，並承認已被埋藏、壓制的歷史。美國人民或新聞界大多不了解，韓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已挖掘並證實李承晚政府屠殺了數萬名自己的公民（包括比大田屠殺案更大規模的昌原市屠殺案）以及許多韓國村莊被美國汽油彈燒毀的事實。它也重新調查了朝鮮及地方共產党進行的殺伐（這是戰爭停止以來，不斷宣傳的案例）。
朝鮮半島從南非的真相與和解進程中找到了重要的模板。南非對「真相」這個難有定論的詞至少有4種定義：法醫學真相（挖出、檢驗屍體；法醫證據是「物化的記憶」：暴力會書寫、刻印甚至展演在活人或死者的身體上）；目擊者真相（讓受害人說話）；學術真相（歷史學者和檔案的文件）；以及加暴者真相——讓他們也現身說話，再由別人回應。這種方法讓相關各方都說話，達成社會的或「對話」的真相，這是療愈或復原的真相，是以和解而非報復或自我辯解為出發點，分配正義，評估懲處。南非於1995年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進行公開討論，真相依此程序確立，官方調查採用公正程序，證詞來自謀劃者、施暴者和受害人，而且公開所有事實、承認共謀的人獲得赦免。美國人涉及的屠殺，如老根裡事件、無情地火燒朝鮮半島北部以及戰後美國史上最令人驚愕地掩飾、顛倒事實的大田事件，也需要同樣的調查。
1950年8月初，艾倫·溫寧頓（AlanWinnington）在倫敦《工人日報》（Daily Worker）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令人震動：《美國在韓國犯了貝爾森罪行》，文章稱大韓民國警察7月2日至6日，在駐韓美軍顧問團的監督下，於大田附近某村莊屠殺了7000人。溫寧頓當時以戰地記者的身份隨著朝鮮人民軍採訪，他找到的20個目擊者說，7月2日，卡車載來許多警察，命令村民挖了6個各近兩百米長的大坑。兩天後，卡車載來了政治犯，他們全部被處決，或腦袋挨槍，或以劍斬首，然後「像沙丁魚般」一層又一層丟進坑裡。屠殺進行了3天。目擊者說，有兩輛吉普車的美國軍官觀察殺戮。朝鮮方面的人士說，有4000人被殺（幾個月後改口說有7000人），他們大部分是從濟州島和長白山區抓來的遊擊隊員以及1948年麗水叛亂後關押的犯人。不過，他們講的殺戮地點和溫寧頓說的不一樣。
美國駐英大使館說，溫寧頓的故事是「嚴重捏造」，堅決否認。由羅伊·艾普曼撰寫的韓戰初期階段的美國官方歷史，沒提到大韓民國有任何暴行，反而聲稱朝鮮實施了此一屠殺——在大田犯下「戰時最大的一樁大殺戮」，殺了5000至7000人，埋在萬人冢裡。西方大多數歷史也是如此記載，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斯·黑斯廷斯只注意共產黨的「暴行」（他甚至沒有詳細分類或查證它們），因為它們讓聯合國在韓國「迄今一直保有道德正當性」。
有證據顯示，溫寧頓在1950年戰爭打得最激烈時說的話，比起艾普曼和黑斯廷斯憑藉機密文件和事後觀察所寫的東西，更符合事實。7月2日的美國陸軍情報中把有關韓國國家警察在大田「逮捕所有的共產黨，並於城郊處決他們」的一則報告，評為「可能屬實」。中央情報局說，第二天，「非官方的報告指出，韓國警察在水原和大田處決共產黨嫌疑分子，一則要剷除潛伏的第五縱隊，一則是就傳聞北朝鮮在漢城槍斃人一事進行報復」。不過，這兩項報告都沒有寫明處決的人數。駐東京的英國官員和盟軍最高統帥部官員談話時表示，「（溫寧頓的）報導或許有幾分真實」，但盟軍最高統帥部認為這件事應由倫敦和華盛頓去處理。英國派駐麥克阿瑟總部的代表阿爾瓦裡·加斯科因（Alvary Gascoigne）說，可靠的記者們已「一再」提到「韓國部隊屠殺俘虜」，但是美國戰俘代表團有位安德伍德（Underwood）先生告訴英方人士說，他懷疑大田能否集結7000名犯人，因為該市的監獄只能容留不到兩千人。安德伍德其實可以表現得更好，他可以承認這件事不只是殘忍地屠殺政治犯，而且是對在美國佔領期間因抗議美國人促成或製造的局勢而被逮捕的民眾的謀殺。美國人在1945年至1950年期間進行了好幾輪的彈壓，或支持韓國人去彈壓，然後在1950年7月對這場大屠殺袖手旁觀、拍照存證，但毫不制止。
一位中央情報局的前任特工1981年著書，提到他在1950年7月的第一周在漢城南方的水原附近，目擊了對政治犯的有系統的屠殺：
我無能為力地站在一邊，目睹整個事件。兩部挖土機不斷地工作。有一部挖出溝狀的墳穴。卡車載來那些倒黴鬼。他們的雙手已反綁在背後。他們被推到新挖好的墳穴前排成一排，很快腦袋上就挨一槍，再被一腳踢進墳穴。
紐約有位心理醫生李都永（Lee Do-young）終於爭取到解密這場悲劇的照片，它們是美國參與共謀的鮮明證據。由美聯社揭露的最駭人聽聞的事實是，1950年9月，美國政府的最高層（此處指的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壓下照片，直到1999年才解密。當年的五角大樓資助撰寫官方歷史，把此時所有殺害平民的暴行（包括大田事件）統統轉嫁到北朝鮮身上。五角大樓又聘請影星亨弗萊·鮑嘉替1950年的影片《朝鮮的罪行》配音。影片採用了極多大田屠殺事件的錄像片段——一層又一層的屍體布滿足球場長的壕溝：「大田：男人、女人、小孩遭到……共產黨惡徒……和野蠻的北朝鮮人……冷血的、刻意的謀殺，意在散布恐怖氣氛。」鮑嘉又說：「我們會得到一份詳盡的統計……由聯合國韓國委員會認證——對每個個案的文獻都會徹查。」
事實上，聯合國毫無動作，置之不理達數十年，直到五角大樓在1997年至1999年間宣稱，找不到任何信息可以證實老根裡倖存者的說法。他們說，被指控涉及本案的美軍第一騎兵師根本就不在當地。可是我只花了5分鐘就找到了克萊·布萊爾（ClayBlair）在《被遺忘的戰爭》中根據解密的紀錄指出，「第一騎兵師將在7月22日於永同郡接防，換下被打慘的第24師」。五角大樓當時必須搪塞，拒絕賠償倖存者，因為戰時類似的枉死案實在不勝枚舉，誰曉得會有多少人出來求償。
韓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對大田屠殺事件的調查還未完成，但迄今已肯定的是至少有4000人死於大韓民國當局之手，後來北朝鮮又殺了一些人（但沒有幾千人之多），可能也把他們埋在同一個坑裡。當年是監獄警衛的李允永（Lee Yoon-young）以85歲的高齡勇敢地站出來，作證說出數十年前的往事：「每次帶10個犯人到壕溝前，要他們跪在邊上。警官走到他們背後，對準後腦就開槍。」
戰時在韓國西南部採取的措施
漢城岌岌可危、即將淪陷之際，政治屠殺即告開始。澳大利亞的官方人士指出，「李承晚政府（在1950年6月）撤出漢城前，下達了一道愚蠢的命令，在漢城處決了約100名共產黨人。」合眾國際社說，包括朝鮮共產黨「美麗的瑪塔·哈莉」金秀琳（Kim Su-in）在內，有90至100人在這時被處決。同時，有更多的人在仁川遭到殺害。美國的內部文件指出，在各城市即將淪陷於朝鮮人民軍之際，韓國當局把大多數知名左派人士抓起來：「我們的情報是這些犯人被當做韓國的敵人抓起來，並於北朝鮮部隊抵達之前受到處置。」東京的美國佔領當局（即盟軍最高統帥部）說，6月30日仁川發生了「遊擊隊暴動」，有300人被捕。朝鮮方面後來聲稱有目擊者看到6月29日至7月1日，有1000名政治犯和共產黨嫌疑人在仁川被殺害（他們聲稱這是駐韓美軍顧問團一位美國軍官下達的命令）。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處注意到了朝鮮的這些指控，但駁斥說：「這只是有些暴亂者得到了一些異議分子的協助，企圖越獄，而大韓民國警察有所行動而已。」戰爭爆發才一個星期，北朝鮮部隊已開進了西南部左翼勢力強大的全羅道，這時的情況也愈趨惡化了。
李應俊（Yi Ung-jun）將軍宣布戒嚴，準許對從事顛覆及破壞活動的人以及「經司令官確認系政治罪犯的人」，處以極刑。他是怎麼樣一號人物？在向日本天皇宣誓效忠之後，他於1943年從日本軍校畢業，大戰結束時官拜大佐；後來他在1945年11月協助美國佔領當局發展韓國的軍事力量，1948年出任大韓民國陸軍第一任參謀長。某位美國官員的太太說他「參與日本部隊，在中國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喜穿長筒馬靴、留短髮的他，「保持著幾分日本軍人的傲氣」。朝鮮軍隊南進時，他是韓國陸軍第二師師長，負責守「議政府走廊」的東邊。接奉上級全師出擊的命令，他卻不從，連只出幾個營的兵也不肯。不久，第二師即潰不成軍。
水原和大田大屠殺發生於美軍節節敗退之際。美軍在大田嘗到了最清楚、甚至最慘痛的敗績，對手方的朝鮮司令官則自開戰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美軍第24步兵師在大田慘敗，「是陸軍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美軍從大田往南撤退，很快就到達永同郡。朝鮮人士說，在美軍抵達之前，永同郡已由地方遊擊隊「解放」；這個說法和蘇利文的說法相同。他報導說，永同郡及其附近約300名遊擊隊騷擾撤退的美軍，一旦北朝鮮部隊通過，他們就接管地方治安。蘇利文寫道：「美國大兵現在對於在城裡、在鄉下碰到的每個朝鮮人都滿懷疑慮。在前線經常可以聽到美軍大呼小叫：『注意穿白衣的人』——這是朝鮮農民一向的穿著。」有位戰死的士兵崔成煥——北朝鮮士兵或本地遊擊隊——在7月26日的日記上寫道，美國轟炸機橫掃永同郡，使它「陷入一片火海」。
同時，稍往西方，7月的同一個星期，朝鮮人民軍第6師橫掃西南部的全羅道，48小時之內就底定全境——基本上有3個原因：第一，第6師是一支驍勇善戰的部隊，師長方虎山一年前率領同一支部隊（幾乎全由朝鮮族裔組成），以中國人民解放軍166師的番號參與中國內戰。他們在中國內戰結束後回到朝鮮，1950年5月，朝鮮指派這支部隊進駐甕津半島三八線北方的海州之北。這支部隊及其他有中國淵源的部隊支撐起了朝鮮1950年的戰爭計劃。如果這些部隊在1949年夏天可以派得上用場的話，韓戰或許早已開打了。第二，第6師能夠如此迅速地肅清全羅道，是因為李承晚政府撤退得太快。第三，朝鮮部隊所及之地，受到數千名地方遊擊隊的迎接，奪村佔城（他們是1948年和1949年全羅道遊擊隊的殘部）。朝鮮部隊旋即轉向東邊，於8月1日佔領晉州，直接威脅釜山。
第6師向南、向東迅速進軍，差點就在7月26日（老根裡事件發生時）之前席捲整個朝鮮半島；此時，沃克將軍命令軍隊撤出大邱。同一天，大韓民國政府宣布，任何平民「有類似敵人的行動」的，將被槍決；全體人民現在必須搭專門的火車旅行，住在作戰地區的人民每天只準出門兩小時。「違反上述規定者將被視為敵人，立即處決。」基本上，這就代表前線周邊是自由開火區。不過，實質上，他們只是服從美國人在全羅道下達的命令：遊擊隊的滲透導致迪恩將軍決定，「強迫每個朝鮮人離開本師責任區，理由是，他們一離開，任何還留在責任區的朝鮮人就是敵人的特務。」這道命令下達給了韓國陸軍及國家警察。
次日，麥克阿瑟飛到韓國，要求停止撤退。不久之後，美軍第2步兵師在釜山登陸，急馳晉州前線。有位美國軍官說：（北朝鮮）第6師「剛在那裡把我們打慘了」；次日，朝鮮人民軍佔領馬山，美軍退到洛東江，採用「焦土政策」，燒光了許多庇護遊擊隊的村莊：「從黃澗到金川郡前線濃煙滿天」。然而，不久，作戰前線在釜山環形防禦圈上穩定了下來。
自從這個早期的決定性的時點之後，韓國政治中即出現了一股被壓制的「第三勢力」，它在西南地區根深蒂固，但也遍及全國各城。如果我們把這些勢力擺在「左翼」一邊，我們可就把他們貶抑到兩極化的、漫畫化的冷戰構架中去了；在這種冷戰構架下，右派實施的任何故意的戕害都不足以使美國人不支持他們，只要他們繼續堅定反共就行。數十年來，這些政治、社會力量不可避免地存在於參與地方委員會、工會、農會及1940年代末期暴動的人士的記憶當中，壓抑住了許多無法講出來的個人和地方真相。此後50年，在韓國可被接受的政治光譜，一方是李承晚、樸正熙、全鬥煥、盧泰愚和金泳三的執政勢力和政黨，另一方是源自1945年9月成立的韓國民主黨的反對勢力，其領導人有金性洙、張澤相和張勉。大韓民國政權一直要到1998年金大中當選總統，才真正過渡到反對派手中。而且要到2003年2月，大韓民國才真正有位總統不屬於美國人在佔領時期劃下的政治分野（和政治制度）。（金大中初入政壇時，以參加在西南地區木浦港附近冒出來的人民自治委員會起家；右派一直用這一點打擊他，聲稱他是共產黨或親北者，但事實上他在1940年代末期就已接受既有制度，此後一直是既有體制的政客，不過軍閥一直不放過他。）已故的盧武鉉總統是第一個和1940年代沒有明白連結的大韓民國領袖。他的政治傳承比較接近當代，和1980年代的動蕩有關。當時他冒著生命和事業的危險，替勞工領袖和人權分子辯護，但是透過婚姻關係，他也和數十年前被列入政治黑名單的家庭有關——盧武鉉的嶽父是美國佔領時期遭到取締的韓國工人黨黨員，因在戰時涉嫌協助北朝鮮而被捕，死於獄中。
大屠殺先生
金清原（KimChong-won）是在日本陸軍服役時得到「老虎」的綽號的；1945年之後，他喜歡記者稱他為「白頭山之虎」（譯按：白頭山即中國的長白山）。他在1940年志願入伍，加入日本皇軍，在紐幾內亞和菲律賓作戰，晉升為班長：依美國大使穆喬的說法，「這個層級是集日軍最殘酷之大成者」。1946年，他擔任韓國國家警察系統東門派出所的警察，1947年有8個月擔任張澤相的隨扈保鏢（張澤相是漢城首都警察廳廳長）。隨後，金參軍，在剿匪平亂作戰中積功，竄升很快；美國人對他在剿匪平亂中的殘暴（穆喬形容是「殘忍、有效率」），以及不肯聽從美國人命令，印象深刻。有位美國人1948年目睹金及手下「用鋼管、竹棍、拳頭」「無情地」痛毆在麗水抓來的叛黨（包含婦孺）之後，覺得他是「相當殘暴的人」。他和金白一（Kim Paek- il）、丁一權配合密切，並在1949年8月官拜團長。
據穆喬說，韓戰開始後，有位駐韓美軍顧問團成員顧問「暴跳如雷，氣得要殺金」。這位顧問羅林斯·艾默裡奇（Rollins Emmerich）中校並沒有暴跳如雷，他說，「如果沒有人要幹掉他的話」，他就必須動手殺掉金。金本人倒是怒氣衝衝，他殺了自己手下的一些軍官，因為他們不服從命令、逃避上戰場；他又親自斬首，殺了50名戰俘和遊擊隊員（據說只是同樣被處斬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在美方的壓力下，金被暫時調職。後來，李承晚派他為釜山戒嚴司令。他在徵兵工作上以玩卑鄙手段出名，「從街上拉夫，脅迫足夠數量的年輕人入伍」。金親口告訴艾默裡奇，他打算用機關槍幹掉釜山監獄中的3500名政治犯。艾默裡奇不準——除非釜山即將失陷：「金上校被告知，如果敵軍的確抵達（釜山）近郊，他才可以打開監獄大門，用機關槍射殺犯人。」艾默裡奇後來說服韓方不要處決大邱的4500名政治犯，但幾個星期之內，他們大多還是遭到殺害。李承晚旋即晉升金為憲兵副司令，並於1950年秋天佔領平壤時，派他協助管理平壤。雖然證據確鑿，他在韓國是個戰爭罪犯，但金老虎仍是李承晚的親信、打手。
佔領北方時採取的措施
聯合國部隊依據美國的一項政策文件（NSC 81/1）佔領北方，文件指示麥克阿瑟，「除非依據國際法」，禁止針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官員及人民進行報復。9月30日，即大韓民國陸軍跨境北上前一天，艾奇遜宣布不再承認三八線：「朝鮮將作為舞臺，以證明西方民主國家可以怎樣協助世界弱國。」大韓民國從當時到今天，一直認為它是朝鮮唯一合法的正統政府；它在1950年試圖以1948年制訂的憲法把北方納入自己的領土範圍。然而，聯合國並沒有承諾讓大韓民國的統治延伸到北方（1948年，1950年，都沒有），英國和法國也非常反對這個構想——甚至說大韓民國既弱又貪腐，且它「頗有可能引發全面的恐怖」，令人懷疑應否允許它重新佔領南方。
美國國務院制訂的佔領北方之計劃，建議以聯合國為「最高當局」，而非大韓民國；如果不行，退而求其次是建立託管機構或是美國軍政廳。美國國務院明確否定了大韓民國宣稱由自己管轄北方的主張，反而主張在聯合國監督下重新舉行選舉。（韓國希望北方只選出100位議員出席大韓民國國民大會。）美國可能也有排除李承晚的秘密計劃：古德菲勒10月3日拍發電報給李承晚說：「有股很強大的力量正在運作，試圖找出方法讓別人取代閣下擔任總統。」 10月12日，聯合國決議把大韓民國權力暫時限制在南方。同時，將利用已經存在的北方政府，不報復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政黨或軍隊服務的中、低級官員。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將予以尊重；將以廣泛的「再教育新生計劃」向北方的朝鮮人展示民主生活方式的長處。
可是，這個名義上的北方政府卻與聯合國託管或美國國務院的民政計劃毫不相干：它是把南方的制度套在國家的另一半之上。大韓民國的《國家安全法》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界定為「反國家之實體」，其公民若有同情或支持朝鮮之任何跡象，將嚴懲不貸。這套《國家安全法》為管制朝鮮的公民提供了法律架構——是在國際監督之下，但絕不是依據法治精神。朝鮮是「二戰」以來唯一一個領土受到反共軍隊佔領的共產黨國家，這件事仍然鮮明地深鑄在好幾個世代的朝鮮人民的腦海中，直到今天仍然主宰著朝鮮對韓國意圖的解釋。
這時候，李承晚在回漢城途中，向一位美國記者吐露了他的打算：
我可以對付共產黨。赤黨可以埋了武器、燒了制服，但我們知道怎麼找出他們來。有了推土機，我們就挖個大洞，把共產黨塞進去，再蓋起來。他們這樣就真正進入地下了。
美國國務院官員設法尋求一套監管佔領區域內政治方面的機制，以「確保不會發生大流血。換句話說……（韓國）軍隊應該受到控制」。事實上，佔領軍到了北方，根本不受任何人節制。真正當家的是國家警察和跟隨他們的右翼青年團體；大韓民國佔領軍在10月、11月大多自行其是，沒有人管他們。德魯威特10月中旬向國務院的上級報告，華盛頓原先希望大韓民國在北方的人員愈少愈好，但「已經跟不上狀況」。大約兩千名警察已經越過三八線，不過他認為若能善加利用原本出身北方的警察，或許可建立某些地方秩序。（數以千計曾在北方為日本人效勞的警察，在解放時逃往南方。李承晚一直把他們當做「北伐」的前鋒。）10月20日，李承晚的第一任教育部長安浩相（An Ho-sang）已派出青年團北上進行「政治教育」。戰爭爆發時的大韓民國陸軍第一師師長白善燁，下令部隊急行軍，要搶在友軍之前第一個攻佔老家平壤；湯普生說，他「僅以數分鐘的優勢得逞」，「棕色的圓臉因喜悅、勝利而發光」。
英國政府很快就取得證據，證明大韓民國的官方政策是「追緝、摧毀共產黨及通敵者」；事實證明「現在已經惡名昭彰、重新建立的韓國民事政府必將成為國際醜聞」。英國外交部力促儘速與華盛頓交涉，因為這是「一場爭取民心的戰爭」，政治的重要性絕不亞於軍事。英國駐美大使奧利弗·弗蘭克斯（Oliver Franks）於10月30日向臘斯克提出了這個問題，得到的答覆是：「臘斯克同意，很遺憾，（大韓民國當局幹下）多起暴行」，答應請美國軍事官員設法控制住局勢。朝鮮政府的社會基礎相當廣泛，召募了許多貧窮農民，因此有一種可能：幾乎每個北方人都會是報復的對象。而且，南方對「通敵」的定義又無限上綱，從敵人士兵到平民都適用，甚至替朝鮮士兵洗衣的老嫗也可列入——有人就看到一群「神情憔悴、渾身汙穢、衣著襤褸的人」，被繩子綁在一起，走過街頭。美方的內部文件顯示，美國人完全知道大韓民國的暴行：駐韓美軍顧問團軍官說，如果韓國人繼續他們的暴行，整個北方可能應不準大韓民國當局進入；有件事見諸文件：在順天市，美方決定以美軍第一騎兵師換下動輒殺人的韓國部隊。
中國一參戰，聯合國軍開始撤出北方時，全世界媒體紛紛報導他們目睹了大韓民國處決被拘押的人。合眾國際社估計從12月11日至16日，有800人被處決，埋在萬人冢；這裡頭「有許多婦女和一些孩子」，只因為他們是赤黨的家屬。美、英士兵目睹了「一卡車又一卡車的老人、婦女、青年和若干孩童在墳前排隊，被開槍打死」。12月20日，一位英國士兵看到約40個「憔悴、非常順服的朝鮮人」被大韓民國憲兵槍決，他們雙手反剪，稍有不從就被槍託敲頭。他說，這一幕對他的士氣是一大打擊，因為有3位同袍剛從朝鮮俘虜群中逃出，聲稱受到了善待。英國士兵目睹男女老少「被拉出漢城監獄，押到田間……無情地射殺，推進壕溝裡去」。
李承晚替殺人做辯護。他說：「我們必須採取措施。」他又聲稱：「所有的死刑都經過了正當的法律程序。」穆喬大使也替他講話。他最晚在10月20日就知道了大韓民國的意圖，他在電文中說，大韓民國官員將把「重新加入敵人組織的人，或以任何方式與敵人合作的人」，均處以死刑；法律依據是大韓民國的《國家安全法》，以及1950年在日本頒布的、為緊急狀況制訂的、未詳加說明的「特別法令」。這道命令顯示聯合國軍最高統帥部和處決行動脫離不了干係；無論怎麼說，美國人明明白白地與發生在北方的政治謀殺有關。
美方下達給配屬在第10兵團中的政治事務官和反情報人員的指令，命令他們「清算北朝鮮勞動黨和北朝鮮情報機關」，並要禁止可能「對第10兵團構成安全威脅」的任何政治組織。「摧毀北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的工作可藉由逮捕及集中管束下列人士而完成：所有警察、所有情報機構人員、所有政府官員、南北兩個勞動黨所有現任及前任黨員。接下來還要編制一份「黑名單」，不過指令未說明為什麼要編制黑名單。這些命令也出現在第10兵團其他的文件中，另外又準許特務人員可以取締所有形態的民間通訊，沒收所有的電晶體收音機，甚至可以搗毀「信鴿鴿房」。朝鮮勞動黨是個群眾政黨，全國人民中有高達14%的人為黨員；這樣的指令意味高達三分之一的朝鮮成年人要被逮捕或關進集中營。或許是出於這個原因，美國人發現，部隊所到之處，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官員，甚至是地方政府小吏，全已逃走。
1950年10月和遊擊隊交戰時，美陸軍情報官麥卡弗裡（McCaffrey）向克拉克·拉夫納（ClarkRuffner）少將呈上備忘錄，建議必要時，美方可組織「暗殺隊，執行大韓民國政府對遊擊隊領導人缺席審判所裁定的死刑」；他又說：「必要時可將平民清出遊擊隊活動的地區」，並「以一切可能的宣傳工具鼓動地方人士反對遊擊隊」。中國參戰之後，有一次參謀會議，李奇微、阿蒙德和柯爾特等將軍也在場，會中有人提起「穿便服的敵人」這個問題。有人說：「我們不能處決他們，但可以在他們成為俘虜前槍斃他們。」就這一點，柯爾特將軍答說：「我們把他們交給大韓民國，他們自然會去處理。」美國反間諜團人員和韓國警察、青年團合作抓人，找到了一份朝鮮勞動黨黨員的名單。反間諜團441大隊的戰時日記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積極追查朝鮮勞動黨黨員的，相信後來也把他們交給韓國當局處理了。平壤方面，許多暴行發生在12月初平壤易手之時。有個美國人在平壤目擊，日後回憶說：
我們的車子開進學校操場。1000多名北朝鮮戰俘坐在地上。他們雙手扶在頭部後，每50人一排。眾人前方，韓國官員坐在大桌後方。看來像是在開庭審判……一邊有幾個北朝鮮人像布娃娃一樣吊在木柱上。這些人已被處決，但吊掛在太陽下示眾。傳遞給坐在地上的戰俘的信息，十分清楚。
韓國軍隊撤退時，從平壤及鄰近城鎮遷走了數萬名堪可服役的年輕人，把他們編組成「民防團」。在1950至1951年的寒冬中，其中50000至90000人在大韓民國手中因被漠視而死亡。同時，美國人也大約在此時實施政治謀殺：有個士兵承認在平壤附近割了8個平民的喉嚨，可是沒受到任何懲處。後來終於有人受到懲處，那是漢城第二次失守之後，有兩名美軍因強暴一名韓國婦女並殺害一個和她相關的人——韓國警察，被判服勞役20年。不幸的是，這件事並未給日後的軍紀建立典範，同樣的事情在戰爭後期仍迭有發生，直到今天，許多韓國女性仍遭駐韓美軍強暴，還是沒人受到懲處；各部隊仍經常對韓國人充滿種族歧視。
朝鮮政府一向大力抨擊的重大暴行，據說發生在（北朝鮮）西南方的信川郡。數百名婦人、孩童被關在一棟房子裡，好幾天不給吃喝，美軍和韓國人向他們逼問已躲起來的男性親屬的下落。他們哭求喝水時，就當頭潑下尿水。後來他們全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1987年11月，我和泰晤士電視臺的一組人員來到這棟陰森森的房子和墳墓處，檢視原始的照片和報紙記載，花了一整天和一名倖存者深談。我們的結論是，鐵定發生了恐怖的暴行，不過不可能有書面證據證實是誰幹的。
韓國異議作家黃皙暎此時根據他本人的調查和對倖存者與目擊者的訪談，創作並發表了小說《客人》。小說重述逃難到南方的基督教難民在聯合國佔領北方時回到信川，並主持了這場恐怖屠殺。他們和一些右翼青年團體殺了本縣高達35000人，約佔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包括真正的共產黨、疑似的共產黨及涉嫌與北朝鮮這一敵人有關係的人）。他們把信川的良將裡村的「所有男性村民」全殺了。朝鮮政府根據他們的核心假設——在韓國，沒有一件事不是奉美國人之命而執行的——傾向於把這一獸行怪到美國人身上。黃皙暎也提到共產黨在相同地區幹了「無法形容的暴行」，但他只提到軍事型的處決，以及到處劫掠的遊擊隊「擋我者死」式的強悍。
朝鮮幾乎不可能再佔領南方，而今愈來愈有可能的倒是大韓民國當局有一天會延伸到朝鮮。如果這種事情發生，1950年的這些經驗將是一大警告——對這場劇烈的、手足相殘的內戰最糟會是什麼結果的警告。這一慘痛的歷史依然鮮明地留在朝鮮人的記憶中，因為套用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的比喻，頭上落下過歷史的鐵棒的人們，永遠不會遺忘。這種暴力是最持久的記憶。朝鮮人的文化因為敬重祖先和猶未誕生者，有特別長久的記憶：承先與啟後，連結起過去和現在。因此，我們可以預料，朝鮮人將竭盡全力避免崩潰和被併入大韓民國。
戰爭的幽靈
過去暴行及不公不義的受害人長久藏著記憶，無法逃避、補救，或向別人解釋——甚至和有相同苦難命運的人都無法相互傾訴。他們反倒會遭遇夢境、魂靈和幽靈。我們姑且以樸東設的回憶為例。他1950年7月目睹家人在羅州（光州附近）遇害時，年僅8歲：
當時，天剛破曉，我們一家人被警察抓了……他們把我們帶到河谷，命令所有的男子蹲下。經過一番簡短訓話後，警察把他們全都槍斃了，包括我的父親和伯父。後來，警察命令婦女和小孩離開，可是大家哭成一團，不走。警察把他們也全殺了。一顆子彈穿過我肩膀，從腋窩穿出……我的母親被殺之後，3歲的妹妹號啕大哭，警察一刀把她斬首。
權憲益在他的《越戰幽靈》中對這個現象作了生動的探討。住在村子裡的鬼魂互相對話，大談道德和政治議題。他們交往於家族及與祖先相關的各種宗教活動中，構成村子裡的軼聞、集體記憶及歷史意義。這些鬼魂也把村民從定義了越戰和韓戰的左與右、善與惡等嚴重的政治斷裂中拯救了出來。
韓國和越南的文化絕不相同，也不能互換，但它們已相當接近。權憲益的作品可以提供數百萬韓國百姓經驗的摹本：親人被屠殺，或被空襲集體殺死，或有家人因南北僵局而離散，因此終其一生和在非軍事區另一側的親屬斷絕音訊。戰時的集體苦難不只反映在親屬死亡上，還有一種「儀式危機」使社會破碎。和安提戈涅一樣，韓國人必須在國家設定的真相和深鑄在他們的骨骼上顯然更為重要的真相之間做出選擇。通過祖先，過去和現在在朝鮮得到最深刻的連結，圍繞著祖先，各個家庭都有一套傳承了數千年的儀式，歷史和記憶因此和失去的親人交織在一起。對大多數人而言，歷史、經驗、損失、家庭和遵守儀式輻湊在一起，創造出社會記憶。韓國是世俗國家，人民對宗教態度折中，即使近數十年來改信基督教者也不拘泥一格；他們既與遠祖、祖父母乃至親友相連結，又相信來世。
集體暴行殺害了親人，沒給死者留下任何東西。沒有實體的屍首，就無法進行適當的葬禮儀式；沒有埋在神聖的地方（如家族墓園），死者就無法被吸納進記憶，儀式即不可能完成；目前仍有6000名左右的美國人在韓戰中下落不明，毫無疑問，他們大部分是在大騷亂中蒸發了——有多少韓國人也遭逢了同樣的命運呢？消失的死者無法受到禮敬，他們的鬼魂只好四處流浪，無法安頓（在韓戰的屠殺現場，地方人士說，地上經常起「鬼火」。）最令人難過的是孩童的死亡，因為依照儒家的說法，白髮人不應送黑髮人。生命的意義受到戕害，對死者、對生者皆然，社會記憶必須在大災禍之後重新編組。韓國有些村莊在同一天全村聯合祭祖，因為這是大屠殺的日子，或是全城被空襲夷平的日子。這時，分離的意識形態向真實的人性需求做出了讓步。在南北方之間漫長的和解進程之中，實現對立雙方令人唏噓的再度統一，當不是意外之事。
法醫學真相和政治謊言
「韓國平民屠殺真相委員會」成立於2000年9月，其職責是調查每一方在韓戰之前或期間的屠殺平民事件。2005年12月1日又成立了「韓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繼續調查屠殺事件，想要找出因被認為是左派而不能入祀國家忠烈祠的反對獨立運動者，也要查明人權受侵侮、恐怖活動和羅織政治罪名審判及處決的案件（它發現樸正熙執政時仍有幾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受理了近11000件不當處死或屠殺案件；其中9461件是平民遭屠殺。到了2008年底，有3269件受到調查。對154處墳場的挖掘，在多處找到了數以百計的屍體（南楊州市有460具，求禮郡有400具，慶山市的鈷礦場有240具，蔚珍也有256具……）。同時又找到數十具童屍，許多人不到10歲，想必是抄家滅門的受害人。最後的情況似乎是，戰爭在1950年6月開始後，韓國當局及附屬的右翼青年團行刑隊處決了約10萬人，把屍身丟進壕溝、礦坑，或乾脆丟到海裡。
委員會同樣審慎地調查了朝鮮人或韓國左翼分子所執行的處決。例如，在金堤（Kimjae），朝鮮人和本地左翼分子殺掉了23名被控從事右翼活動的基督徒、一個名叫鄭坂錫（Chong Pan-sok）的地主及其家人以及這個地主當警察的女婿。美軍仁川登陸之後，朝鮮人及其盟友在漢城、大田、定州及其他城市殺了數百人，總共有1100多名被捕的警察和右翼青年團團員被殺。然而，紀錄顯示其總數約是整體案件的1/6，往往也比較有分寸——這裡處決了8個地主、那裡槍斃了14個警察。不論是哪一方的殺戮，委員會一裁定有人枉死，即進行「和解」，就是發表完整的調查報告，然後「國家正式道歉、更正戶口登記資料……辦追悼會、更正歷史紀錄……對損害進行賠償以及進行和平及人權教育。」
韓戰的倖存者及尚在人世的受害人能說出復原的真相，這是韓國全民爭取民主的成果；這種公民社會的波濤，也是被壓制的信息之波濤，它在長達數十年的獨裁專政下是不可能出現的。壓抑記憶乃是歷史藉以保存、收藏過去的一種方法；情況一有變化，被壓抑的歷史立即傾瀉而出。因此，過去20年間，韓國人產生了數以百計的歷史書、回憶錄、口述歷史、紀錄片及小說，探究光復之後那幾年的真相。
然而，韓國人如此傾吐，有如畢爾斯等作家在南北戰爭後替美國人做的事，寫出了關於手足相殘的戰爭之可怕真相的活生生的故事。像鄭春子這樣的倖存者也為亨特做了一樁好事：她站出來講述自己的遭遇，使亨特可以開始洗滌自身可怕的罪愆。受害人和倖存者個人的真相應該成為一種復原的真相，作為「被遺忘的戰爭」之安靈彌撒，這樣或許最後能達成朝鮮南北方的和解——這是臘斯克1945年8月在北緯三八線上信手一畫以來，即已失去的東西。
韓戰
[美] 布魯斯·卡明斯 林添貴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5
視差：美國與東亞的關係
[美] 布魯斯·卡明斯 李茂增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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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什麼是真相？韓戰期間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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