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會潮連鄉陳昭常家族，從疍民、買辦、進士以至一省最高長官，只用了三代人時間，這個個案似乎有些特殊，但近代珠三角底層（主要是被視作賤民的「疍民」）實現階層躍遷的案例並非鮮見，而是具有一定量的分布。筆者前已發現，民族英雄鄧世昌的祖父是珠江口的引水員，而當時的引水員多是疍民出身。（
陳曉平：《鄧世昌遺事再探》，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7年9月29日）
明代以來，在人口增長、商品經濟發展以及對外貿易推動下，珠三角「市場和運輸網絡的發展成熟，將水上人口劃入一個越來越有機的農業生產、貿易和工業的體系。在這些擴張了的空間，轉換職業和身份的機會也與日俱增」（蕭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珠三角國內外貿易繁榮所帶來的空間擴張，為遭受文化排斥的底層提供了上升階梯。
文化排斥（cultural exclusion）是得勢者的天堂，也是失勢者的地獄。邊緣群體受到主流社會的文化排斥，諸多權利遭到剝奪。經君健《清代社會的賤民等級》列舉了清代的種種「賤民」：奴婢、墮民、丐戶、九姓漁戶、疍戶、樂戶、佃僕等。其中的「疍戶」「疍民」，主要分布在閩粵沿江沿海地帶，尤以珠江三角洲為多，在粵語中叫做「疍家」。疍家人被剝奪了開墾沙田合法擁有土地的權利，以水為田、以船為屋的生活方式，使得他們普遍缺乏讀書識字的條件，沒有族譜，沒有祠堂，也喪失了參加科舉的資格。明初曾經收編疍戶進入「編戶齊民」，但這種「大赦」並非經常發生。雍正帝曾發布上諭，允許疍民編入甲戶，不得歧視，但朝廷的政策遭到地方強宗大族的抵制而未能實施。
從1950年代起，這個族群已陸續登岸居住，但他們的後代對「疍民」「疍家」這個歧視性的身份標籤仍十分反感，不少名人後代會掩飾他們祖先的水上居民出身，隨之也遮蔽了階層躍遷的事實。
日前筆者追隨廣州慈善史研究團隊一眾學術才俊，前往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道（原新會縣潮連鄉）做田野調查，頗有收穫。對照吉林巡撫陳昭常家族一些文獻資料，此次近距離觀察潮連鄉地理環境、祠堂、家廟，輔以訪談，筆者終將資料碎片串成完整的故事，並加深了其他類似個案的認識。
陳家祠廣場上陳昭常旗杆夾石從疍民到翰林：陳昭常與盧維慶位於廣州中山七路的陳氏書院（俗稱「陳家祠」），為嶺南建築藝術與工藝美術瑰寶，被評為「廣州文化名片」，吸引了眾多遊人。遊客很少會注意到，陳家祠廣場兩側豎立的旗杆夾石，是光緒年間兩位陳姓進士所立，外側陳昭常，內側陳伯陶。原籍新會縣潮連鄉的陳昭常，1889年中舉人，1894年成進士點翰林，1905年出任京張鐵路總辦，1907年署吉林巡撫，次年實授，為清末通曉洋務的重要封疆大吏。
族譜與祠堂，是珠三角地區確立定居權、沙田開發權的文化象徵，絕非可有可無之物。沒有族譜與祠堂，或者建立祠堂很晚，族譜世系有空白，大都可以理解為原本並非陸居，而是水上居民。翻開潮連《陳氏族譜》，查到陳昭常所屬的世系，陳昭常為第十八世，中間的第十一至十七世完全空白，往前直接跳到第十世，這絕非正常現象。
潮連《陳氏族譜》族譜的空白處，正是通向新發現的起點。近年來，學界對珠江三角洲沙田地區的研究表明，族譜世系空白、中斷，沒有祠堂或祠堂建立很晚，那麼該家族屬於水上居民的概率很大，這也是人類學視角有助於社會史研究的範例之一。潮連是位於西江下遊江心的一個沙洲（江心島），所見到的「老沙」「白鶴沙」「海田」正是沙田地區常有的地名。陳昭常家族的老家，在坦邊村巷頭，「坦邊」意謂沙坦的邊緣。明清時期，強宗大族有能力組織墾殖隊伍，壟斷沙田開發權，並通過文化排斥策略，將「疍民」排除在沙田開發之外，也一定程度上阻塞了他們的向上流動之路。
潮連地圖「疍民」以舟楫為家和謀生工具，在固化的社會格局中處在最底層。所幸，珠三角地區處在中外貿易要衝，疍民可以在承接貨物運輸、充當洋船引水員、給洋船供應給養過程中積累財富，部分人進而充當外商買辦，改善經濟地位。一些特別出色的人物從買辦轉型為獨立商人，投身慈善事業以提升社會地位，通過捐輸獲取候補官銜，躋身「紳士」行列。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則是陳昭常以疍家後代、買辦之子身份考中進士，進而成為執掌一省最高軍政大權的封疆大吏，實現了最大限度的階層躍遷。
陳昭常（1867-1914），字簡持，新會縣潮連鄉人，「世居省城」西關光雅裡，父陳朝忠（字定之）、伯父陳桂士（字瑞南），「俱以洋務起家」（盧子駿：《潮連鄉志》，第160頁）。所謂「洋務」乃是同鄉文人的諱飾之言，實際就是當買辦。香港東華醫院同治十三年徵信錄所載創始人名錄，首總理陳桂士名下註明「瑞記洋行」，這是晚清省港地區最大的洋行之一，其弟陳朝忠名下注「同福棧」，似已脫離洋行獨立經商。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一書，指出東華醫院13名倡建總理中有5名買辦，實即認定陳朝忠也屬於買辦。
吉林巡撫陳昭常民國《潮連鄉志》稱陳昭常「世居省城」，意味著陳桂士、陳朝忠兄弟離開潮連已久，主要在廣州居住。從李鴻章奏摺來看，陳桂士還曾往上海經商。著名學者陳澧應陳桂士之請，寫成《新會潮連鄉陳氏祠堂碑銘》，敘述陳桂士捐助軍餉，李鴻章在克服蘇州之後為他請功，「奉旨即選同知，加知府銜」（陳澧：《新會潮連鄉陳氏祠堂碑銘》，《東塾續集》，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31頁）；據陳桂士所述，他們家族「二百餘年，祠堂缺焉」，如今得到即選同知職銜，準備回鄉建立祠堂，時在同治四年（1865）。200多年沒有祠堂這一事實，足可認定他們這一支脈原先屬於「疍戶」，其祖輩很早移居廣州，在十三行從事外貿工作，充當買辦，由此發家。陳桂士走通李鴻章路子，通過捐助軍餉，以軍功名義獲得朝廷封賞，衣錦回鄉興建祠堂。建祠之後，他們消除了「疍戶」身份，獲得同鄉大族的認可，使其侄子陳昭良、陳昭常取得參加科舉的資格。陳昭良考中舉人，陳昭常則於甲午年（1894）中進士入翰林，將進士旗杆高高樹立於省城陳氏書院門前。陳昭常中進士後，在潮連坦邊村巷頭街65號再建陳氏家廟，奉祀其父陳朝忠。
陳昭常家族的陳氏家廟陳昭常家族從疍戶到進士，只用了三代時間。這一階層躍遷，有賴於其伯父陳桂士的出色運籌，但晚清珠三角的社會控制的鬆懈也給他們家族提供了機會。
1869年，陳朝忠參與創辦香港第一個華人慈善機構東華醫院，後來發展為東華三院，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社會服務機構；1871年，陳朝忠又參與創辦廣州第一個近代慈善機構愛育善堂，這個善堂在80年裡一直向貧苦家庭提供免費醫療與免費教育，也是近代廣州慈善事業的標杆。其兄陳桂士兼任愛育善堂董事，多年裡一直奮戰在珠三角救災賑災的第一線，兩廣總督劉坤一專門為他向朝廷請獎。在珠三角地區，買辦長期被主流社會所歧視，他們巧妙利用了國家意識形態對恤貧救災的肯定，積極投身慈善事業，累積文化資本，由此提升了社會地位。
在陳昭常之外，晚清珠三角由疍民考中進士的，還有番禺瑞寶鄉（今廣州海珠區瑞寶鄉）的盧維慶。盧維慶（1859-？），老家在番禺水口堡，即今廣州海珠區瑞寶鄉。《廣州市海珠區志》直稱：「瑞寶村開鄉時取名『水口堡』，這片土地是一片爛泥地，四周皆為河湧環繞。先輩村民盧維慶曾是翰林，將水口堡改為瑞寶，兩名是諧音，取其吉祥寶地之意。」歷代《番禺縣誌》只是到了同治版才出現「水口堡」地名，證明開發甚遲。瑞寶村這樣的環境，又是一處典型的疍家人聚居地。由於爛泥地價值不高，強宗大族沒有興趣進佔，疍家人得以逐漸從船居變為陸居。
盧維慶中進士的旗杆石夾瑞寶村如今僅剩下一間盧氏宗祠，興建於鹹豐九年（1859），盧維慶剛好出生在這一年。可以想見，瑞寶村開發為定居村落，估計只在1859年前二三十年間。跟他同時代的文人羅功武，在《粵故求野記》中明確寫道：「番禺盧維慶，本疍戶也。」
瑞寶村盧氏為提升地位，獲取周邊村落認可，千方百計與番禺神山（今廣州白雲區神山）的大宗族盧氏聯宗，以獲得參加科舉的資格。這一行動，事後證明是非常聰明的策略。1876年，盧維慶得中舉人，1892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盧維慶點翰林之後，分別在本村祠堂、神山盧氏大宗祠樹立進士旗杆，這個舉動意味著對神山大族當年慷慨接納的回報。
或許正因為出身底層，盧維慶在子女婚姻方面，不死守門第之見，兩個兒子，一個娶的是南洋僑商黃陸佑之女，另一個娶了廖仲愷堂妹廖冰筠。廖家不屬於傳統士大夫階層，廖仲愷祖父是個香港商人。
1930年珠江上的疍家艇香港第一個華人領袖盧亞景對香港早期史的研究，不能忽略來自廣州黃埔村的疍民。黃埔村屬於今廣州市海珠區，並非黃埔區。鴉片戰爭前，圍繞著十三行貿易，珠三角存在著三個與西方人接觸最多的地點：廣州西關十三行及附屬的廣州河南、廣州黃埔村、香山澳門及伶仃洋洋面。長期以來，黃埔村是粵海關主要掛號口，也是外國商船抵達廣州的停泊地，除洋行大班及重要職員換乘舢板前往十三行進行貿易外，外國商船的低級職員、海員在黃埔村停留，在此維修船隻、補充給養，黃埔村疍家人為洋船提供各種服務，供應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學會了一些Pidgin English（廣州英語，後在上海發展為洋涇浜英語）。
Pidgin English是一種簡單的混合貿易語言，採用英語單詞及少數來自印度、葡萄牙的單詞，發音上粵語化，語法則更接近粵語。儘管Pidgin English跟通行的英語差別甚大，常被人嘲笑為不正宗，事實上這是鴉片戰爭前後中外交流的口頭語言，隨著粵籍買辦的足跡擴散到其他通商口岸。黃埔村這些文化不高的疍家人，只因掌握了Pidgin English，能跟外國人作簡單的交流，在當時來說就是一種有用的技能。鴉片戰爭一爆發，部分黃埔村疍民遷到香港，既是謀生所需，也是逃避清廷對於他們勾結外人的指控。
餘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稱：「黃埔疍戶（船戶）出身的盧亞貴（亦稱盧亞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充當英國兵船買辦，替英軍籌措給養，戰後定居香港，獲得港英當局給予的優惠（如批給地皮），1844年在維多利亞街市濱海處已擁有大幅土地及屋宇近50幢；至1850年，前後不足十年，其名下的屋宇和店鋪已逾100間，成為當時香港華人首富。」盧亞景出身「微賤」，在充當英國兵船買辦時表現出很強的能力，得港英當局垂青，搖身變成香港第一個華人精英，充當英國「以華制華」的工具。1847年，盧亞景與另一華人富商譚亞財一起，在荷里活道興建香港第一個廟宇文武廟，此廟擔負起華人社區中心職能。在廣州被人看不起的盧亞景，高踞於香港文武廟寶座之上，調解糾紛，裁判華人治安案件。1844年，馬克思的朋友、港英政府華人秘書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報告說：「自從我們佔領香港以來，來此定居人數最多的族類（class）是黃埔村人。」（Rev. Carl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p.110）筆者猜測，香港以廣州白話為華人通用語言，跟黃埔村人在早年香港華人社會中的人數優勢有一定關係，後來港英的語言政策只是將既成事實加以固化。
盧亞景領銜設立的香港文武廟盧亞景是充滿爭議的人物。他是疍家人、買辦，據說曾經當過海盜，也是珠三角一帶的天地會領袖，又是維持香港早期社會秩序的華人領袖，多種身份集於一身。他依附於英國人，被清廷罵作「漢奸」，《英夷入粵紀略》站在官方立場，對他大張撻伐。對盧亞景的「評價」，視乎評論者站在什麼立場，原不必強求統一。標籤化無助於我們認識歷史人物。
作為疍民，盧亞景文化不高，但十分聰明，極善辭令，可從一件事窺見一斑。1841年底，英國軍隊洗劫黃埔村隔壁的長洲渡，掠去一千二百兩銀子及貨物。渡主託盧亞景跟英方說情。次年正月，英方翻譯馬禮遜到澳門，問盧亞景中國官員近期有什麼議論，盧亞景說：其他的不知道，只聽到清朝官員說，英國很窮，只靠搶掠民間船隻銀兩來供應軍需，這場仗恐怕打不下去，不久就會撤兵。馬禮遜聽到後，馬上叫軍官把搶掠的船隻放回，交還銀兩。（《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鴉片戰爭》第三冊，第22頁）
黃埔村羅氏宗祠滙豐買辦羅伯常父子黃埔村人在香港最為知名的，莫過於滙豐銀行第一任買辦羅伯常（羅振綱）父子。羅氏家族自稱在黃埔村定居多年，卻沒有族譜保存下來（
饒原生：《黃埔村故事：羅氏宗祠患了「健忘症」？》），這在高度重視宗族的珠三角地區來說，幾近不可思議。友人康志斌惠賜黃埔村羅氏宗祠《重建祠碑記》照片，可大體解決之前的疑問。立於道光戊戌年（1838）的碑記稱：「我族清之祖祠，……煙銷雨蝕，日久傾頹，乾隆年間已成白地。數十年來子孫財弱，兼乏蒸嘗，雖欲重建而無力。」所謂羅氏宗祠到乾隆年間成為「白地」，這是羅氏族人的一面之詞；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羅氏在1838年以前本來沒有祠堂，只是到了這一代，因參與外貿致富，方才有條件購地建祠。
黃埔村羅氏宗祠碑記（康志斌 攝）羅振綱之子羅壽嵩（羅鶴朋），子承父業，為第二代滙豐銀行買辦。1883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向滙豐銀行借款200萬兩，滙豐方面的經手人就是羅壽嵩。從被人歧視的疍民到聲勢煊赫的滙豐銀行買辦，與兩廣總督平起平坐商談借款合同，羅家極速的身份轉變，具有十足的傳奇色彩。
羅氏父子發家之後，對公益慈善事業十分熱心。1869年，香港東華醫院創建時，羅伯常為13個倡建總理之一，捐資不少。據黃埔村老輩回憶，當年黃埔村人到香港，如果找不到工作，只要去找羅鶴朋，填飽兩餐肯定是沒問題的。羅鶴朋過分參與金融投機，於1892年破產。
滙豐銀行第一任買辦羅伯常省港慈善領袖梁雲漢與盧亞景搭檔擔任香港文武廟值理的，還有一位慈善家梁雲漢，又名梁安，字鶴巢，祖籍廣東順德，鄭觀應說他「世居粵省龍津橋」，龍津橋在廣州西關，那麼這個家庭離開祖籍順德已經是好幾代前的事。從各種碎片史料，筆者整理出梁雲漢的簡單履歷：鴉片戰爭前後在廣州從事「洋務」工作，擔任仁記洋行買辦；1852年，向專為華人提供免費診治的賀旭柏醫院捐款；1859年，為香港學童捐獻一批漢語教科書，稍後又陸續向灣仔倫敦會華童學校捐輸巨資；1869年，領銜創辦香港第一個華人慈善機構東華醫院並連續三年擔任主席，後再次當選主席；1871年，參與創辦廣州愛育善堂；1873年，與陳桂士聯手創辦第一張華人自主經營的報紙《循環日報》，聘請王韜為主筆；1876年，發起創立旅港順德綿遠堂，設立義冢斂葬客死他鄉的順德同鄉；1880年，創辦拯救被拐賣婦女的慈善機構保良局並擔任主席；1890年在廣州去世。
梁雲漢在公益慈善方面的突出貢獻，奠定了他在省港慈善界的領袖地位。但他的出身及早年經歷缺乏資料，他的祖籍究竟在順德哪個鎮哪個村，一直未見提及。十九世紀中國買辦的共同特點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同一洋行買辦幾乎都由同一家族的成員擔任，由此可以合理推斷，梁雲漢至少從他父親一代已經當買辦，時間則在鴉片戰爭以前，那個時候很少有體面人家的子弟願意出來當買辦。我查閱過兩部順德梁氏族譜，以及廣府梁氏合族祠所編《千乘侯祠全書》，未能找到有關梁雲漢的片言隻語。筆者不敢遽爾妄斷梁雲漢出身疍家，說梁家出身寒微則有九成把握。
1869-1871年間，珠三角湧現了香港東華醫院、廣州愛育善堂、澳門鏡湖醫院3家近代色彩的慈善機構，並在隨後的漫長歲月裡擔任所在城市慈善事業的領頭羊。它們的發起人群體均由工商業者（含買辦）所組成，幾乎沒有見到一個正式科舉出身的人員。目前所知，清代其他地區「民間」善堂大體都有士大夫參與的痕跡。珠三角的社會結構鬆動和「權力轉移」，實際上在同治年間已經開始，這個過程當中，底層出身的買辦曾經實際上擔任了領導角色。
省港慈善家梁雲漢清代以至民國，珠三角的主流社會在談論「疍民」的時候，是跟「漢人」作為對立的概念來使用的，這一點，與主流社會談論浙江「墮民」、臺灣「生番」是一樣的。在這裡，「漢人」與「疍民」「墮民」「生番」之間的差別不是按當代「民族」的概念來作區分，而是按「化內」「化外」來劃分。「化外之民」既然喪失了作為編戶齊民的很多基本權利，意味著一旦出現階層上升的機會，他們可以選擇進入王化之內，也可以選擇繼續留在「化外」。士大夫對盧亞景作「妖魔化」的描述，實則是從王朝國家意識形態出發的教化語言。珠三角宗族制度，更多是地方宗族主動利用國家意識形態，建立「文化排斥」機制，壓制潛在競爭對手，壟斷土地資源及科舉仕進之路。在弘揚儒家倫理與國家正統背後，宗族制度掩藏著嚴酷的利益算計和族群壓迫。
同樣是「疍家」出身，盧亞景、羅伯常選擇繼續留在「化外」，鄧世昌、陳昭常、盧維慶則走上帝國仕途，顯示相同族群背景的具體人當中，仍存在著巨大的個體差異。珠三角強宗大族的文化排斥策略，曾經限制了「疍民」的發展空間。對外貿易、商品經濟的發展，西方列強的東來，為他們打開了狹窄的通道，得以進入「上升階梯」。上述階層躍遷個案，均發生於鴉片戰爭後數十年間，這些人物都是通商口岸、城市化、商品經濟的得益者，與之相對照，以農村為基礎的強宗大族正步入削弱過程之中。人群地位的一升一降，預示著一場社會巨變行將到來。
1950年代以來，「疍民」名稱被具有平等色彩的「水上居民」所取代，長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仍讓多數「水上居民」後代諱言其出身。人類學視角賦予歷史學者一種新的穿透力，穿過地方志、族譜、家傳、友朋詩文的重重諱飾，觸摸到階層躍遷的脈搏。輕易相信過分建構的正統文獻資料，有疑處不敢疑，容易落入前人預設的陷阱。個人感覺，傳統史學與「歷史人類學」之間或許並無鴻溝，兩者若能有機結合，或將有利於重建真正的「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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