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學文獻,是古代蒙古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經過長期廣泛的、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元朝秘史》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領域,形成了專門的學科「《秘史》學」。目前,關乎《元朝秘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不計其數,涉及歷史、語言、文學、宗教、社會學等諸多領域。其中,文獻學方面的研究開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績較大,受關注的程度也較高。但一方面,由於《元朝秘史》本身形式的特殊性以及相關記載的複雜性,給文獻學方面的研究帶來了較大的難度。儘管一些問題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趨向明朗,但是還沒有達到徹底解決的地步,有些問題因資料情況所限可能會長期處於推測的狀態。例如對原書作者、成書確切年份等問題的探討。另一方面,隨著客觀環境的逐步改善,在研究的某些方面已經有條件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前進和完善。例如在《元朝秘史》版本流傳的考訂方面,就有必要對以往的研究做些修正和補充。因此,相關的研究仍然存在繼續擴展和深入的空間。那珂通世的《元朝秘史》日文譯註本《成吉思汗實錄》序論、陳垣的《元秘史譯音用字考》、洪煨蓮(William Hung)的《〈蒙古秘史〉源流考》、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研究》、柯立夫(F. W. Cleaves)的英譯本《蒙古秘史》導論、亦鄰真(Y. Irinchin)的《〈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緒論《〈元朝秘史〉及其復原》、甄金(Jinggin)的《蒙古秘史學概論》、白·特木爾巴根(B. Temürbaγana)的《〈蒙古秘史〉文獻版本研究》、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蒙古秘史,13世紀蒙古的史詩編年史》導論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這個問題,為相關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
《元朝秘史》是一部「特殊形式的漢字史籍」。所謂「特殊形式」,指的是這部書的完整形式由正文、傍譯、總譯三部分組成,其中正文是用漢字音寫的蒙古語,正文右側逐詞注有漢譯即傍譯,每隔一段長短不一的內容後附有漢文縮譯即總譯。全書共分為282個這樣稱為「節」的段。《元朝秘史》之所以採用這樣一種特殊形式,一般認為是出於為漢人編譯蒙古語教材的目的。明初,明廷為了培養漢蒙翻譯人員,令翰林院編寫《華夷譯語》,「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情」。《元朝秘史》的完成時間亦在明初,形式也與《華夷譯語》相近,其編譯目的和性質當與《華夷譯語》同。《元朝秘史》的內容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成吉思汗先人的世系譜、成吉思汗的生平史、窩闊臺的簡史。第一部分(§§1~58):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世祖孛兒帖·赤那至其父也速該·把阿禿兒以來的世系譜(摻有個別史事的簡述);第二部分(§§59~268):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跡;第三部分(§§269~281):窩闊臺即位後的簡史(未提及他的去世);跋文(§282)。目前流行的諸版本,分為十二卷本、十五卷本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的本子,總的內容一樣,節的劃分亦同,只是分卷不同。十二卷是最初的劃分,十五卷劃分是後來流傳過程中出現的。
《元朝秘史》原文所使用的文字,目前學術界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是畏吾體蒙古文。畏吾體蒙古文的原文已經散佚,流傳下來的只是根據原文用漢文做成的教材,即這部題名為《元朝秘史》的書。把蒙古語原文作為正文,採用漢字音寫,是為了漢人學習蒙古語的發音。旁邊加注漢譯,是為了學習者掌握蒙古語的詞義,傍譯當中還以特定用字表示蒙古語數、格、時制、語態、人稱變位等特徵,是為了便於學習者正確理解文中的語法現象。總譯採用通順的漢語翻譯,是為了方便人們對該段原文的內容有一個總的了解。
《元朝秘史》的原文,本為蒙元時期宮廷用畏吾體蒙古文所修「脫卜赤顏」即「國史」的一部分。脫卜赤顏從蒙古汗國時期開始修纂,中間可能一度輟修,不過還是至少修到了元文宗朝。脫卜赤顏是皇家秘籍,深藏宮中,外人不得窺見。元朝在中原的統治結束後,脫卜赤顏落入明人手中。依目前的一般看法是,明朝為了在漢人中培養蒙古語的翻譯人才(通事、譯字生),將元代脫卜赤顏中成吉思汗和窩闊臺的事跡部分選作教材進行加工,製成了一部特殊形式的漢籍,即經過漢字音寫原文、加注傍譯和總譯、題寫書名,形成了現在的《元朝秘史》。
該書除「元朝秘史」外,還有「元秘史」、「蒙古秘史」兩種名稱。有線索顯示「元秘史」是明初漢字加工本最初的書名。前引《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條提到的書名為「元秘史」,而出現在明洪武年間刻本殘葉版心的書名也是「元秘史」。目前所見多數十五卷本卷首(包括各卷卷首)均題「元朝秘史」,十五卷本出自《永樂大典》所收抄本,而《永樂大典》本又抄自洪武刻本。因此一般推測該特殊形式的漢籍起初定名為「元秘史」,抄入《永樂大典》時改為「元朝秘史」。因目前的通行本四部叢刊三編本是據顧廣圻校本影印的,書名乃據其卷首題名題為「元朝秘史」,十五卷本又多題「元朝秘史」,「元朝秘史」遂成為該書的一般用名。顧廣圻校本流傳較廣,影響較大。其卷首題名「元朝秘史」下方以小字所寫「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幾個字,也較早受到人們的注意。據顧廣圻的跋文,底本即張祥雲藏「影元槧舊鈔本」中已有這幾個字,但是他誤以為這幾個字「必是所署撰書人名銜」。那珂通世在1907年出版的《成吉思汗實錄》的序論中,正確地將「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解釋為蒙古語「蒙古秘史」的音譯。「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是蒙古語Mongqol-un ni』uča to[b] ča』an的漢字音譯,直譯即「蒙古的秘密國史」。後來的人據此譯為「蒙古秘史」,另一書名「蒙古秘史」由此而來。根據各方面情況分析,明初節選元代「脫卜赤顏」中前兩汗的事跡部分製作漢字本時,考慮到新成之書已是漢籍,故正式書名題漢字書名「元秘史」,大字題寫,然後又返譯成蒙古名,因為漢字本的製作者清楚原文來自「脫卜赤顏」,遂返譯為「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並以漢字音寫,標註於正式書名下方。
二
蒙元時代的皇家史乘「脫卜赤顏」在元廷退出中原遷回蒙古高原後,以某種傳抄本或異本的形式在草原上留存下來。雖然今天已經看不到這類本子的全貌,但幸運的是17世紀的羅桑丹津《黃金史》中保留了大量的移錄。與《元朝秘史》的量相比較,羅桑丹津《黃金史》大概收錄了相當於其三分之二的內容。可以說,羅桑丹津《黃金史》和《元朝秘史》是「脫卜赤顏」的兩個主要流傳方向,羅桑丹津《黃金史》在內容上相對間接,但是保留了蒙古文的形式,有助於後人了解蒙古文的特徵及變化;《元朝秘史》在內容上相對直接,又經過加工,有助於後人確認其讀音和語義。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比較研究,必不可少。
(一)畏吾體蒙古文原文的流傳元代「脫卜赤顏」今已不存,但是其某種傳抄本在蒙古地區長期流傳。1926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經籍館館長札姆揚(O. Jamyang)在舊喀爾喀車臣汗部桑貝子旗的永謝布臺吉達裡(Dari)家發現了一部藏式貝葉裝手抄本,書名有Altan Tobči(黃金史)之語,跋文中提到Blobsang bstan gjin(羅桑丹津)之名,故通稱羅桑丹津《黃金史》。經學者核查,在這部17世紀後半葉的手抄本中保留了《元朝秘史》大約三分之二的內容。札姆揚意識到這部手抄本的重要性,很快親自抄寫一份,於1927年寄給了伯希和(P. Pelliot)。1932至1935年間,符拉基米爾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借用原抄本,其間為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製成一份照片本。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經籍館根據原抄本出版了鉛印本,分上、下兩冊。1952年,哈佛燕京學社影印了這個鉛印本。1990年,蒙古國出版了原抄本的影印本,仍用藏式貝葉裝。
(二)《元朝秘史》即漢字本的流傳
明初完成《元秘史》後,洪武年間已經有刻本問世。至永樂初年修《永樂大典》,又有抄本從刻本抄出,收入《永樂大典》的本子由十二卷改分為十五卷,題名亦改為《元朝秘史》。洪武刻本已基本無存,僅於1933年在故宮內閣大庫發現了40多個殘葉。另據報導,故宮內閣大庫還曾發現一種屬於十二卷本的抄本。
1805年,顧廣圻在張祥雲家見其藏有「影元槧舊鈔本」,「通體完善」,就讓張古餘借來「覆影」一部,他再進行校勘。新成的本子一般稱為「顧校本」或「顧氏監抄本」等。顧校本屬十二卷本,其底本「影元槧舊鈔本」之「元槧」即原槧之義,當指洪武刻本。由於洪武刻本、張祥雲藏本均已失傳,而十五卷本諸本都出自《永樂大典》從洪武刻本轉抄的本子,所以經過顧廣圻校勘的影抄本就成為現存《元朝秘史》的最佳抄本,受到學界的重視。
顧校本後來輾轉為清宗室盛昱所得,19世紀80年代中期,文廷式、李文田據盛昱藏本各自轉抄一部。文廷式於20世紀初再請人復抄一部送給了日本友人內藤湖南。1908年,葉德輝據文廷式的轉抄本刻版發行,一般稱「觀古堂本」或「葉德輝本」。日本學者那珂通世從內藤湖南處得到文廷式募人所抄之本的影抄本,不久即開始著手翻譯、注釋,於1907年出版了影響學界的《成吉思汗實錄》。盛昱去世後,藏書四散,顧校本後為上海涵芬樓所收。商務印書館於1936年將顧校本影印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當時以故宮內閣大庫所發現的明刻本的41枚殘葉替換了抄本中的相應部分。四部叢刊三編本因此成為學界最受歡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
伯希和提到他曾從中國獲得一部《元朝秘史》的「良好的古代抄本」,韓百詩(A. Hambis)介紹說伯希和對《元朝秘史》的還原與翻譯除了利用葉德輝刻本外,「還特別利用了一部明代的手抄本,這部手抄本看來最好,他有這部手抄本」。羅依果說這個本子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手抄本部(藏書號Ms. Chinois 11003),其系譜還不好確定,但似乎是顧校本的一個抄本,經過了與《永樂大典》十五卷本或其某一抄本的對勘,6冊,版式同葉德輝刻本和四部叢刊三編本,但無葉碼和版心書名,卷首鈐蓋的兩方印記,暫可推測出自汪士鐸和閔國勳的藏書印。
目前已知諸抄本中,屬於十二卷本的,除了顧校本(包括其轉抄本等)、永樂二年抄本外,還有喀喇沁王府藏本。喀喇沁王府藏本為殘本,僅保留大約兩卷的內容(卷7、卷8)。
明、清兩代見於著錄的十二卷本還有幾種,但是現在已無法看到。例如,楊士奇《文淵閣書目》、葉盛《菉竹堂書目》都提到《元朝秘史》一部五冊、續集一部一冊。從劃分正集、續集的特徵來看,當為十二卷本。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直接記「《元朝秘史》十二卷」。孫承澤《元朝典故編年考》也提到「元人有《秘史》十卷、《續秘史》二卷……偶從故家見之」。據萬光泰《元秘史略》序文,他利用的原本為「《元秘史》十卷,續二卷」。這些本子都未交代是刻本還是抄本。顧廣圻的跋文中提到他曾在金德輿處見到一個「殘元槧本」,分卷與十五卷本不同,但是「卒卒未得寫錄」,錢大昕曾「據以著錄其《元史藝文志》」。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則著錄「《元秘史》十卷、《續秘史》二卷」,沒有交代版本。據顧廣圻的跋文,當為刻本。錢大昕在他處提到一部首尾殘缺的「鮑氏知不足齋刻本」,分卷與十五卷本不同。鮑廷博處這個首尾殘缺的刻本與金德輿處的「殘元槧本」特徵相合,很可能是同一個本子。鮑廷博藏刻本後來為黃丕烈購得。馬玉堂舊藏本的識語中提到「黃蕘翁影元鈔本」,當即黃丕烈購得的鮑廷博藏刻本。莫伯驥也著錄一部十二卷本的鈔本。
抄入《永樂大典》的十五卷本,原載十二先元字韻中,為第5179-5193卷。今已不存。目前可以看到的十五卷本有近十種。
韓泰華舊藏本。該本現藏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圖書館。1872年俄國傳教士巴拉第(П. И. Кафаров)在北京購得一部《元朝秘史》的十五卷抄本,後於1878年贈送給了波茲得涅耶夫(А. М. Позднеев)。伯希和有此抄本的照片,曾於1933年贈送一份給北平圖書館。1962年,蘇聯學者潘克福(В. Панкратов)將該抄本在莫斯科影印出版。1975年其影印本又被收入《元朝秘史三種》。究其來源,據抄本所鈐印記和其他一些特徵,可知它曾先後為韓文綺、韓泰華祖孫所收藏,鮑廷博、黃丕烈曾利用,後輾轉歸巴拉第。有人推測該本出自錢大昕所收藏的本子。學界一般稱為「潘克福本」、「東方文獻出版社本」或「蘇聯本」等。此本抄寫質量較差,訛誤較多。卷首附錢大昕「跋元秘史」。卷一題名下有「忙中豁侖組察脫察安」八個字,「組」為「紐」之形訛。卷七結尾處有題記「嘉慶乙丑元宵從刻本補寫迄,通介叟記」,卷九結尾處有題記「嘉慶乙丑二月十一日從刻本補寫,七十八叟識」。卷八開始處葉眉書「刻本第七捲起」、結尾處葉眉書「刻本七卷止」,卷九開始處葉眉書「刻本第八捲起」,卷十三開始處葉眉書「元朝秘史續集卷一」,卷十五結尾處葉眉書「元朝秘史續集卷二終」。卷十三至卷尾,葉眉共有六處題記,分別見於第247、258、263、264、282節。卷尾有一附葉,正面寫有幾行文字,提到「即請淥飲丈正」,文末署「復翁」。各種題記及附文等,筆跡與正文同。
陸心源舊藏本。該本現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原為勞格(字季言)舊藏,清末曾一度歸陸心源所有,1907年被陸氏後人出售給了日本人巖崎彌之助,入藏靜嘉堂文庫。學界有稱「陸氏本」或「陸心源藏本」的。此本分兩冊,缺損卷首之葉(相當於第1、2節和第3節的音譯正文部分),其他部分保存良好。抄寫工整,訛誤明顯少於韓泰華舊藏本。卷五結尾處有題記「嘉慶甲子十二月十一日從刻本補寫」,卷六結尾處有題記「嘉慶乙丑正月初三日從刻本補寫迄,七十八叟記」,卷七結尾處有題記「嘉慶乙丑元宵從刻本補寫迄,通介叟記」。卷六結尾處葉眉書「刻本五卷止」,卷七開始處葉眉書「刻本六捲起」,卷八開始處葉眉書「刻本第七捲起」、結尾處葉眉書「刻本七卷止」,卷九開始處葉眉書「刻本第八捲起」,卷十三開始處葉眉書「元朝秘史續集卷一」,卷十五結尾處葉眉書「元朝秘史續集卷二終」。卷十三至卷尾,葉眉共有六處題記,分別見於第247、258、263、264、282節。卷尾附錢大昕「跋元秘史」,最後也有黃丕烈致鮑廷博短簡。各種題記及附文等,筆跡與正文同。
丁丙舊藏本。現藏南京圖書館古籍部。之前曾先後為王宗炎、丁丙所收藏。字跡工整,保存完好,訛誤較少。卷十三至卷尾,葉眉共有八處題記,其中六條與韓泰華舊藏本、陸心源舊藏本的相同,另外兩條分別見於第265、272節。
孫星衍舊藏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該抄本不見其他著錄。分二冊,卷首附錢大昕的「跋元秘史」。卷一題名下有「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八個字。卷四結尾處有題記「嘉慶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從刻本補寫迄」。字跡工整,保存完好。正文中有紅筆修改之處,似為後人所為。
韓泰華舊藏本、陸心源舊藏本、丁丙舊藏本和孫星衍舊藏本這4種抄本,較其他本子共同點更多一些,淵源關係當更近。
瞿鏞舊藏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分四冊,卷首和卷尾各鈐蓋一處「鐵琴銅劍樓」之印記。卷首附錢大昕「跋元秘史」。
翁同書舊藏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這個抄本不見於其他著錄,共分為四冊,卷首有翁同書手抄的阮元的「元秘史提要」,卷尾附錢大昕的「跋元秘史」。字跡工整,保存完好。
馬玉堂舊藏本。現藏內蒙古師範大學蒙古學學院信息資料室。他處未見著錄。據介紹,該抄本分六冊,卷首有七行識語,其後附錢大昕的「跋元秘史」,卷一題名下有「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八個字,每冊首葉題名下鈐蓋「馬玉堂」、「笏齋」印記,訛誤較少。
可以確認直接從《永樂大典》抄出的本子有張穆抄本,但只抄了總譯部分,後來被刻入《連筠簃叢書》,而張穆抄本卻遺憾地不知下落了。
還有一些十五卷抄本見於著錄,但是現在還無法看到。例如:盧沚《抱經樓藏書目錄》記:「《元朝秘史》,十五卷,四本,抄本,不著撰人名氏。」其《四明盧氏藏書目錄》著錄為:「《元朝秘史》,十五卷,鈔本,缺首數頁,不著撰人名氏。」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為一部十五卷本作有提要,這個本子是他在19世紀初任浙江巡撫和學政期間徵集到的,本準備進獻朝廷,但是最終沒有進獻,後散失。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提到一部十五卷抄本。陳樹杓《帶經堂書目》、周星詒《傳忠堂書目》分別著錄一部十五卷抄本,均說明為「張蓉鏡鈔本」。二人所藏為同一個本子,只是時間有先後。《嘉業堂藏書志》著錄一部十五卷抄本:「《元秘史》,十五卷,舊鈔本,不著撰人名氏。……此鈔本尚舊。收藏有『泰峰所藏善本』朱文方印。」另據張穆所獲信息,程同文曾抄寫了一部十五卷本,但是後來文稿遭竊,《元朝秘史》抄本也不知所終。
以上就目前所知《元朝秘史》諸版本的情況做了重新梳理,對前人的工作有所修正和補充。相信隨著學術的不斷進步,相關方面的研究還會不斷出現新的進展。
來源:《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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