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部分學者圍繞司母戊鼎的稱謂再次展開討論，由於自己從事夏商周考古研究，故對這一問題比較關注，雖未刻意搜集和深讀所有文章，但也瀏覽了其中的一部分。由相關文章得知，引起這次討論的原因是該鼎收藏單位國家博物館在新的展陳說明中，將以往習稱的「司母戊」鼎改稱為「后母戊」鼎。
無論稱「司母戊」，還是稱「后母戊」，都是舊話重提，雖然各自又補充一些新的理由，但仍是公婆之爭，難成定論。由於司母戊鼎知名度甚高，故社會反響很大。李維明先生作為國家博物館的科研人員，而且專門研究夏商周考古，他的朋友與同行，少不了有人會詢問他的意見。面對大家的提問和學界的討論，他有責任，也有必要探明究竟，參與其中，發表自己的看法。《司母戊鼎還有多少待解之謎》一書便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下產生的。
維明先生以往的論著，絕大部分我都拜讀過，其對任何學術問題的探討，不參與則已，一旦參與便會究其所有，在廣泛佔有資料的基礎上，予以全面考察，甚至對一些細枝末節也不肯放過。《司母戊鼎還有多少待解之謎》亦體現了這一風格。
本書並不限於對司母戊鼎銘文的探究，更多的內容是梳理和研討與該鼎密切相關的各方面問題，既有微觀的分析，也有宏觀的考察。
微觀方面，比如，關於該鼎的具體出土地點，目前學術界多信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隊的說法，即位於武官村北，屬殷墟王陵東區一座單墓道大墓——M260。依據是當年（1939 年） 參加過挖掘該鼎的老農的指認，按常理應該說比較可靠。然而，維明先生對此並未盲從，經查更早的有關該鼎出土的文獻資料，發現早在1946 年，有學者專門到殷墟去調查了解過該鼎出土情況，獲悉該鼎的出土位置是武官村南，調查者還專門繪製了具體出土位置草圖（《申報》1946 年10 月27 日，本書第017 頁圖二）。這恰與上述說法——出於武官村北相反。究竟是村北？還是村南？顯然難以裁斷，或將成為永久的難解之謎。但經過維明先生的梳理，使我們明白，今後再談司母戊鼎具體出土地點時，要知道出於王陵東區M260 僅是傳說之一，還有其他說法不能忽略。類似的細微之處，書中還有不少，如該鼎的出土年份和日期、準確尺度與重量等，過去都有不同說法，對此，書中列表逐一說明。這些不同說法，哪個合理科學？看來，今後在比較研究時，若引用這方面內容，就需要自我判斷，並註明材料來源。
宏觀方面的考察主要是對司母戊鼎鑄造場景的探討與對西北崗商王陵區大墓的分析。
司母戊鼎作為現知商代體量最大的王室重器，其鑄造工藝一直倍受學界重視，不少學者進行過研究。本書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殷墟鑄銅遺存的相關發現，除探討鑄造該鼎的工藝流程外，還探討了鑄造該鼎的場景。而後者是以往研究甚少涉及的，內容包括鑄造場地、所屬作坊、作坊內的配套設施、生產者的相關遺存及其身份等等。以鑄造場所而言，現知商代晚期規模較大的青銅鑄造作坊均發現於殷墟遺址（不包括洹北商城），共有三處，面積都在一萬平方米以上，即小屯東北地、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一帶。根據考古學文化分期，可知三處的使用時間不完全相同。而司母戊鼎的所屬期別，雖學界認識不一，但不出殷墟第二、三兩期。經過對比可知，小屯東北地鑄銅作坊雖屬宮殿區，但其使用年代超出這一時間段，而後兩處的使用時間都包括了殷墟二、三期。據此判斷，司母戊鼎應鑄造於苗圃北地或孝民屯鑄銅作坊。結合這兩處作坊內相關遺存的發現，推測鑄造於孝民屯作坊的可能性較大。司母戊鼎既為王室重器，又出在王陵區或其近旁，所以作者專列一節，對西北崗商王陵區大墓進行了分析。夏商周三代王陵，已發現並經發掘者只有殷墟西北崗商王陵，雖然所有陵墓屢遭盜掘，破壞甚重，葬品無幾，但仍有很多信息展現了商王陵墓的實況，不僅成為了解商王陵制與葬俗的唯一材料，也是研究先秦，乃至漢代陵墓制度必不可少的參照，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學者們對西北崗商王陵的研究一直持續不斷。本書在對墓葬和出土遺物（主要出自「翻葬坑」） 進行類型劃分之後，再比對期別比較明確的器物，進而確定了各墓的所屬期別。我們知道，目前的商文化分期已相當成熟，儘管在期別判定上「翻葬坑」的遺物與原位的葬品有所不同，但畢竟是重要參考，所得結論值得重視。同時，作者還對以往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進行了全面梳理、概括，為今後學者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線索。
雖然《司母戊鼎還有多少待解之謎》一書圍繞司母戊鼎展開了多方面討論，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傾向性意見，但有關難解之謎仍然存在，有待解決。相信以後解謎的參與者，或有意了解司母戊鼎相關內容者，本書肯定是必讀的著作。
（《司母戊鼎還有多少待解之謎》，李維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定價36元）
《中國文物報》2017年11月28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