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中國語言文字學家。他從49歲起半路出家，投身於中國漢字改革。1958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一個採用國際性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方案》，就是他主要負責制訂的。
當今天用漢語拼音拼寫人名和地名，已經在全世界推廣使用時，當人們讀書、識字、上電腦、打手機都離不開漢語拼音時，人們給予周有光的讚譽是「漢語拼音之父」。但他自己總結人生卻說：「原來，生活就是一朵浪花。」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的文盲數在80%以上，為了加速掃盲，中央考慮要加強漢字的教學，要推廣普通話。1949年10月10日，吳玉章、黎錦熙等人倡導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當時，制定漢語拼音方案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這一天，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了幾年來的研究成果——《漢語拼音方案》。當時參與制定方案的，都是中國頂級的語言學家，而在這些語言學家中，有一位經濟學家，見證了漢語拼音誕生的始末，他就是周有光。
周有光，江蘇常州人，17歲順利考進享有「東方哈佛」之稱的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學。這所教會大學始建於1879年，是中國最早的西式院校。第一天報到的時候，周有光領到了一張卡片，上面的一句話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
卡片上要求他用「上海拼音」把名字寫在上面，這樣便於建造檔案。
這種方法叫字母管理法。周有光報導第一天就受到教育，就被字母影響了。
憑藉著這種字母管理法，聖約翰大學的總務部只需要幾個人，就可以對學校師生進行高效的管理。這讓周有光看到了字母順序的科學管理，這種便捷的方法，讓他第一次感受到，原來可以用一種字母來幫助漢字。
聖約翰大學的教學語言是英語，26個英文字母看起來簡簡單單，但是卻有著無數種排列的可能，這使得周有光對於語言的看法更為理性和科學，這也為他日後研究語言做了很好的鋪墊。
大學期間，周有光不僅收穫了對字母的興趣，也收穫了愛情。在他生命中出現的一個人，讓他怦然心動。她就是張允和。
周有光的才華讓張允和欣賞不已，張允和的聰穎也讓周有光怦然心動。兩個年輕人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張允和在後來的文章中回憶了他們同遊西湖的經歷：
重重疊疊山，曲曲彎彎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樹，良辰美景，伴隨我們的戀情由朦朧走向成熟。從此，不再是一個人寂寞地走路，而是兩個人共同探索前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國人民終於迎來抗戰的勝利。周有光也迎來了他人生的曙光。1946年，周有光由於工作出色，被派往美國工作。在美國工作期間，中國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也在美國任教，張允和常常去旁聽他的課。下課後，周有光就如饑似渴地閱讀妻子的課堂筆記。
趙元任的思想對周有光的影響很大，20世紀50年代重新設計拼音方案時，漢語拼音方案就參考了趙元任倡導的羅馬字母漢語拼音方案。
假期結束時，周有光得到了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的消息。本該返回美國工作的周有光，做了一個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的決定——調轉方向，回中國去！他說：中國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來為國家做點事情，這是當時青年的一種思潮。
就在周有光回到祖國的時候，中國的文字改革也在悄然拉開序幕。由於陝甘寧邊區的掃盲運動開展的不理想，毛澤東主席提出了採用民族形式的拼音。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培成回憶，民族形式的字母就是像1913年的注音字母那樣，說通俗了，就是筆畫簡單的古漢字。而且毛主席要求，這個方案設計出來，一定要簡明好學。
毛主席提出的用民族形式的拼音方式拼寫漢字的研究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全國各地熱心語言學的群眾紛紛來信，從1952年到1954年為止，有600多種來自民間的拼音方案湧向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專家們根據各界提出的字母形式，擬定了6種拼音方案，準備提交給文字改革會議討論。
但是，一個又一個方案被專家們放棄了，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陷入了困局。
這時，一位經濟學家的名字，躍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副主任胡愈之的視野。他就是正在上海復旦大學研究所、上海財經學院任教，教授經濟學的周有光。
1955年秋，周有光應邀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議一結束，吳玉章和胡愈之就找到了周有光，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就留在北京吧。」
吳玉章和胡愈之的邀請看似突然，實則早有基礎。1949年回國後，周有光就收集整理自己寫的有關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1952年出版了《中國拼音文字研究》，這本書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興趣，也得到了語言文字專家們的關注。
一方面是自己熱衷的語言文字研究，一方面是繁重的本職工作，這個邀請，讓周有光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周有光回憶當時情形，說：「我來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參加完了我趕快要回去，我在上課的呀。中央告訴我你不要回去了，我說不行，我上課要交代的，他們說周總理已經給上海打了電話，叫他們給你辦交代，你就不要回去了。這樣子我就到了文改會了。」
工作的調動，成為周有光人生的分水嶺。從此，中國少了一位經濟學家，卻多了一位語言學家。周有光對漢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讓專家們格外重視。而周有光遊歷歐美，對西方語言文字的研究，更是中國的漢語拼音方案制定工作不可多得的財富。
當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還不盡人意，包括周有光在內的一些專家提出不妨採用拉丁字母的想法。用拉丁字母編制漢語拼音方案，能否得到毛澤東的認同呢？
周有光曾經出版的《字母的故事》一書，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通過《字母的故事》這本書，毛澤東看到了周有光的才華，也看到了拼音方案的曙光。經過反覆商議，1956年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改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方案。
1958年2月11日，全國人大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漢語拼音方案》採用世界上最通用的拉丁字母，筆畫簡單，構形清楚，利於連寫，閱讀和書寫都非常方便，使用26個字母的組合併標註聲調，就能夠對漢語語音作準確的注音。
《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以後，當時全國的掃盲工作都上了一個新臺階。一個文盲通過學習15到20個小時就能夠掌握漢語拼音，而且100個小時就能夠識字1500個。中國的漢語拼音方案在實踐當中可以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後，又經過多年的國際推廣和不斷改進，《漢語拼音方案》逐漸成為國際通用的漢語拼音規範。在2015年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會議上，《漢語拼音方案》獲得了全票通過。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參與制定拼音方案的語言學家們逐漸離去，可是漢語拼音方案卻永遠地留了下來。26個漢語拼音字母，成為幫助人們認識漢字的重要工具。在學校，漢語拼音成為我國小學生學習漢語的必修課。
今天，漢語拼音已經成為中國和世界溝通的橋梁，它早已融入我們的生活，和我們一路同行。
來源：CCTV國家記憶